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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中国 一~思想史和历史学的双重维度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1
第一节问题的由来
若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那么这个于1845至 1846年诞生的文本已经有了将近169年的历史。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个时间 或许不算长，因为自古希腊苏格拉底始，数千年的哲学史上，写成多年之后方才 为人所知的哲学著作所在多有，而湮没在尘埃之中，“留给老鼠批判”的哲学著 作更是无法计数。
然而，如果考虑到这169年勾连了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为剧烈三个世纪，其 中包含着无数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考虑到这169年中，马克思在书斋 中的工作成果已经冲出欧洲，席卷全球；如果考虑到这169年中，人类见证了被 称为“红色帝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起和覆亡，那么这169年对于唯物史 观来说就不能等闲视之。
那么，对于唯物史观而言，这种剧烈的变化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意 味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为直接的回答，也许是所谓的“过时论”，即认为在过去 百余年的风起云涌、沧海桑田之后，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人们当下 的现实生活“脱节” 了，其中的某些具体主张更是显得非常遥远。“过时论”在 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事实，那就是在过去的百余年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观的反应在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变化上，最近的 三个世纪，人类的主要语言均诞生了大量新词汇，与此同时，许多旧有词汇的含 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干脆消亡了。由此观之，马克思本人与过往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经典著作在语汇或修辞上已经不可避免的显得有些陈旧，与当 下的日常话语(discourse)越来越远。
对于“过时论”的直接回应，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这一课题事实上承认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缺乏时代化表述的现状。就唯物 史观而言，这一现状首先体现在唯物史观缺少对时代性社会问题的回应。诚然，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随着时代兴起，因而也必将 随着时代消亡的问题做出回应，然而，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 唯物史观不可能始终保持一成不变。更为重要的是，当传统的唯物史观表述面对 后起的思潮的反复冲击时，无论是简单的驳斥抑或是单纯的沉默，都将导致唯物 史观无法形成与新思潮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良性互动，更谈不上吸收
新思潮长处，长此以往势必有损于唯物史观实践与开放的理论特点。
其次，这一现状体现在唯物史观缺少对时代性传播渠道的掌握。虽然在互联 网带来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到来之后，以互联网为平台，建立与改变信息传播渠道 的成本即便对于个人而言，似乎也已经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以至于对于传统传播 渠道——报纸、广播、电视一一的掌握，不仅不能为把握话语权提供帮助，甚至 很难像以往那样，为所传播的信息提供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保证。在这样一个时代 背景下，人们对于传播渠道的态度出现了典型的两极分化，一种看法是，要实现 传播的效果，需要对传播渠道进行更为彻底的掌握；另一种看法则是，既然传播 渠道已经足够廉价，不再具有因稀缺性带来的边际效应，那么在资源有限的大前 提下，应该彻底放弃对传播渠道的掌握，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提升质量、创新形 式等与传播内容直接相关的方面上去。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看法已经说明了一个 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传播渠道的掌握必然面临思路和方 法上的转变。遗憾的是，就唯物史观而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传播渠道似乎 尚未出现。
唯物史观缺乏时代性表述的根源，在于唯物史观研究者缺少时代意识。唯物 史观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时代特色极为鲜明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 著作反映着他们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重大事件的持续关注，对当时重大的社会 问题与社会思潮的高度敏感，毫无疑问，他们是理论家，但更是革命家。马克思 与恩格斯之后，很多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 和普列汉诺夫，他们往往也同时是理论家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虽然他们身上的 理论家气质更为明显。而在他们之后，新生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列宁、托洛 茨基、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则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中国共产党人 身上，也同样明显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与革命家的身份重叠的重要特征。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些革命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理论针对的是 当时最具时代性的矛盾，他们的著作面向的是当时最具时代性的人群。大量经典 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事实上并不是岀自书斋斗室，相反却出自运动与战争的间隙， 并不是岀自穷经皓首，相反却出自激情与热血的争鸣。很多人一一如列宁、卢森 堡、托洛茨基、布哈林、鲍威尔、希法亭等一一的第一部基本的理论著作甚至均 在他们不满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写成，从这个角度看，正是最具时代性的青年理 论家们为后来的唯物史观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传统，却在二战结束后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后来被 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开始转移唯 物史观的重心。似乎自此之后，对于唯物史观的表述就出现了理论化，专业化甚 至是有意晦涩其词的倾向。不仅如此，由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尤 其是斯大林模式逐渐僵化的前苏联，常常充当关于历史与哲学的争论的仲裁者手 中的权杖，使得唯物史观逐渐在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权力斗争中逐渐神秘化。冷战 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研究工作终于走上了学院化与专业化的道路, 这大概有违革命家们的意愿，但不得不承认，对唯物史观真正严肃的学术性思考 也许正是从这种转向开始的。
只不过，这种转向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将唯物史观的研究重新带回到哲 学家们的书桌上。许多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拥有大学教授头衔的学 者，而他们所担任的学科也大多都是哲学。这些学者们虽然也不乏文艺界的重要 人物，能够以流畅明快的文字写作，但在写作理论著作的时候，却不约而同的晦 涩起来，这在修辞上甚至是向费尔巴哈的美文学之前的倒退。这种倒退的直接后 果，就是有些专职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者开始对那种表现得千变万化，甚至有些群 魔乱舞的当代语言表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漠不关心。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高校理 论教师一方面在对高校学生所讨论的日常话题、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一无所知，一 方面又在抱怨自己讲授的课程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颇有几分可怜可笑。
唯物史观缺乏时代性表述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的兴趣，也正是这种兴趣引 导着笔者对于唯物史观本身进行研究和思考，由于笔者一直认为对于学问而言, 最好的动力便是自身的好奇与兴趣，于是便萌生了这样一个论文选题。
第二节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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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研究视角之前，笔者认为需要首先明确讨论唯物史观这个问题本身的 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唯物史观一方面是马克思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 而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也已然被最为广泛的应用于历史叙述与 历史学本身的研究。换言之，对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自身的历史的讨论都不可能 回避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唯物史观同时具备着哲学与历史学，确切的说 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两个侧面或双重意义。
唯物史观勾连着世界观与历字观，这种看法事实上也许算不上“创新”，因 为这不过是对马克思己经指出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另一种表述。但笔者认为需 要强调的是，“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本身也许存在另外一个值得发掘的侧面，即 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世界，在流逝的时间上建立起动态的世界观。这个工作看起来 并不复杂，甚至并不必要，因为马克思已经通过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的“颠 倒”，然后又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建立起了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的唯物主 义世界观，尽管这一世界观并未被马克斯本人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図另外一 种相反的看法是，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出自马克思之手，而是由后来的前 苏联哲学家米丁归纳完成，那么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是否合理就值得商榷，甚至“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也许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历 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就能够完备的指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⑷
笔者无意介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争议，只是想借 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勾连着哲学与历史学， 勾连着世界观与历史观，那么在试图对唯物史观的时代性表述时，就必须将唯物 史观本身放置于世界观与历史观，哲学与历史学的交互视野之中。而所谓的交互 视野，并非意味着要将唯物史观纳入哲学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之中，因为这种做 法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对唯物史观的割裂，形成所谓的唯物史观的哲学部分与历史 学部分，或哲学的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史观。与此相反，笔者试图以唯物史观 的中国化为基本材料，从其历史进程与哲学阐释之间寻找彼此的关联，即从其唯 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其哲学阐释的变化，从唯物史观 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哲学阐释中，寻找其历史进程的因由。
然而在此之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下中国讨论唯物史观的语境。所 谓语境问题，主要是需要探究唯物史观的现状如何，以及更为重要的，当下中国 社会对唯物史观理论存在怎样的基本预期。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社会 与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可谓别具一格，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灭人 之国，必先去其史”，对于国家而言，历史可算作是“祀”与“戎”之外，关系 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又及“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留取丹心照汗青”， 青史留名甚至可以被视为个人最为崇高的追求与成就。在笔者看来，历史对于传 统中国来说，甚至部分的充当着传统中国一一尤其是帝王将相与知识分子的“彼 岸世界”、“超现实世界”。历史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占有这种特殊到几乎有些超 然的地位，所谓的“传统中国历史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
概言之，“传统中国历史观”大概可以在以下三个问题中见其源流。第一， 历史规律问题；第二，王朝兴替问题；第三，历史正义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的 关切，常见于史学大家剖陈心迹的“夫子自道”，最为典型的也许是太史公司马 迁在《答任安书》的自矜自谦之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史家之雄心莫过于此。历史规律问题、王朝兴替问题与历史正义问题是 传统中国史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反映传统中国历史观的问题。传统 中国社会与史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仍然在影响当下中国，左右着当下中 国对于历史与历史观的态度与预期，构成了在当下中国讨论唯物史观的基本语境 的传统因素。除此之外，当下中国讨论唯物史观的基本语境还包括现实因素，即 现实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外部因素，即新时代的世界主题。
毫无疑问，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讨论与传播会对当下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因而也会改变这种基本语境，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基本语境也在无时不刻的影响 着人们对于唯物史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看法，从 而影响着唯物史观的最佳呈现方式。
正因为如此，笔者打算对本文章节做出如下安排。
第一章.唯物史观的现状及当下中国基本语境。拟对当下中国基本语境中对 唯物史观的基本含义进行讨论与分析。所谓基本语境，在本文中指在当下中国讨 论与研究唯物史观时所面对的基本思维前提与语言环境。
第一节.当下中国基本语境
首先讨论传统历史观对当下中国的影响，即通过探究传统历史观在历史规律 问题、王朝兴替问题与历史正义问题的源流，讨论传统中国历史观在传统社会扮 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以及这种角色和作用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继承和变形， 讨论传统中国历史观如“循环论”、“复古论”等基本观点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 其次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即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出现的 “泛政治化”的历史叙述与生活话语，并讨论这种“泛政治化”的在改革开放进 一步深化的时代背景下的影响与转变；最后讨论新时代的世界主题J即和平与发 展的主题对于当下中国基本语境的影响。
第二节.当下中国基本语境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含义
主要做罗列和整理唯物史观在当下中国基本语境中可能的含义。从哲学视角 看，当下中国存在四种同源异相的唯物史观，分别是：第一、马克思本人的哲学 成果，来源于《费尔巴哈提纲》、《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文本；第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的哲学成 果，如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工作，以及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的四章二节；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果，如卢卡奇等人的工作；第四、 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这四种面相的“同源异相”现 象背后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原因，近代形而上学。
第三节.唯物史观的同源异相
所谓“同源”，指的是四种唯物史观均源自马克思的著作：所谓“异相”， 指的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领会和运用。一战 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具体地说也就是梅林、考茨基、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 诺夫，他们承继恩格斯的遗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进行整合梳理，以不同 的方式将马克思的学说系统化,使之成为工人运动领袖与参与者们易于掌握的广 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种“系统化”的做法，一方面使马克思的学说变得条理清 晰和易于传播，另一方面却也因其未能完整和准确的把握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 更重要的是未能领会马克思在存在论上的哲学革命,故而埋下了使得马克思主义 最终走向僵硬化与教条化的种子。
第二章.中国思想视野中的唯物史观。拟将唯物史观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下, 从思想交流、现实作用、理论发展和学术定位的角度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成 与发展的基本历程，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
第一节.中国中心与西方中心的纠葛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任何一种外来思想的传入，总是不免要遭遇本民族的传 统思想的抵制、渗透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自然也不例外。比较“教外 别传”与“西学东渐”的成败，可以发现对于思想交流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本民 族思想对于外来思想的抵制、渗透和重构，合理的选择并不是对抗、压制和批判， 而是需要在外来思想与本民族思想之间寻找合适的契合之处。寻找唯物史观与中 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首先需要明确唯物史观在中国传统学问光谱中的基本 定位。在笔者看来，唯物史观大约处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 前两大类，即“经学”与“史学”之间，其现实作用接近“经学”而其理论发展 接近“史学”，而为了使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不偏不倚，研究者需要在唯物史观的 现实作用与理论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第二节.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本人对历史主义的 三大流派，即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与历史经济学派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具体 到唯物史观而言，尽管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在形式上具备一定的共同点，但唯物 史观与历史主义在“历史性质”问题上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 的主宰是上帝，上帝的神力的彰显正是依赖于历史学者的“秉笔直书”；唯物史 观却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结果，历史学者笔下的历史，只有 将用于描述历史的近代形而上学范畴全部剥离之后，才能将被遮蔽的历史展现出 来。
第三节.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至少对于那些仍然将唯 物史观置于现代性之内，置于近代形而上学之中的做法而言，后现代主义批判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问题的主要著作，也许要数以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为副标题的海登•怀特的巨著《元史学》(Meta- history),而怀特所主张的“叙述式历史哲学”之兴起，也许也可以视为是后现 代主义在史学方面的首要成就。说来不知是哪一方的不幸，“叙述式历史哲学” 问世之际，正值科学派史学大行其道，与科学派史学拥有许多相近似的形式的唯 物史观自然也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锋摘所向。“叙述式历史哲学”提出了三 个针对唯物史观的哲学子题，这些哲学子题不但可以看作是“叙事式历史哲学” 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自身的发展所面临的不同维度上的反映与困境，同时也可以
看作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史学与“叙事式历史哲学”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这 些哲学子题能够成为探索唯物史观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之间的切入点，为探寻 唯物史观的时代性表述打开新的思路。
第三章.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拟从史学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唯物 史观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 角色和作用。
第一节.历史观改造的先声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标志性文献，当属梁启超的《新史学》。 但新史学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新史学诞生的契机，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 切相关。探究新史学在史学方面的根源，或许应当到明清两代的史学变化中去寻 找。明清两代史学的首要特征是官修正史，而正史压制学者的私史，受到压制的 私史逐渐走向小说家言，史学家试图以甄别考辨工作扭转这一学术风气，这一改 变成为清代朴学的方法论基础。明清之际的王朝破败使得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宋明 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顾炎武提倡理学即经学，以经世致用对抗空谈误国。经 世致用的学术定向和甄别考辨的治史方法，成为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前提。龚自珍 以经过改造的，带有朴素社会历史进化观色彩的公羊学分析当时的社会，得出了 “哀世”的结论，并认为挽救危局的方法只有改变现有制度，寻找富强之路。龚 自珍的思想和著作开创的一代风气，这种风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所起到了不可忽 视作用和影响。
第二节.新史学与新汉学 淤
1917年胡适回国，旋即兴起了“整理国故"运动，虽然这场以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考据学在学界往往同时也被称为“新汉学”，以区隔于梁启 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但从广义上说，“新汉学”与“新史学” 一样，都是对以 二十四史为核心的旧史学的扬弃和批判，也同样是中国学者对于传统历史观的改 造。不过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首先，“新汉学”与“新史学”相比，有着 更为深厚的传统基础。与'‘新史学”试图另起炉灶的表现相比，“新汉学”对于 中国传统学问的态度无疑更为尊敬也更为重视，这种态度使得“新汉学”无论是 在学术资源上还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理倾向上都占据着更为有利的资源。其次，“新 汉学”与“新史学”相比，与西学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与胡适相比，梁启超对于 西学的了解程度确实颇有不如，这种缺陷便实际上导致了“新史学”与西方史学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时间性错位。若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史 学、中国新史学、西方史学、西方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大概可以做 如下形象化的表述:传统学问在面对1840以来的社会现实的激变显得捉襟见肘, 中国史学因而抛弃了中国传统史学而追逐西方史学，西方史学却因新兴学科的 “瓜分豆剖”之势而不得不试图依附于西方社会学，却不知西方社会学也将因为 后现代主义之冲击而显得大厦将倾。因此“新史学”与“新汉学”都各自面临着 发展中的困境，因而也便各自产生了变通。
第三节•唯物史观的史学界限
20世纪中国史学若以学术派别而论，影响最大的当属两派，一为史料学派， 将围绕着史料进行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工作视为史学的中心任务；一为史 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如果以这种方法划 分，那么“新史学”以及后来的“唯物史观派”与“食货派”都属于史观学派， “唯物史观派”和“食货派”分别可以算作是史观学派的左翼和右翼，而两者都 可以被视为“新史学”的后裔，所以从史学的角度看，唯物史观学派同样面对着 史观学派的学术困境。史学学派的学术困境，在于史观学派因为完全从现实政治 的要求出发，最后必然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界线，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 观性，⑷亦即“今古不分”（余英时）或“强史就我”（梁启超）。而面对这种学术 困境，最重要的是需要明确唯物史观的“学术边界”，明确唯物史观本身的界限。
第四章.中共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学术上研究唯 物史观，还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中国共产党 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与一般的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相提并论，而 应该单列一章进行讨论和分析。
第一节.战火与硝烟中诞生
1899年到1949年的第一阶段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19年五 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南昌起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四 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标志着唯 物史观从被一般性的介绍到被主动的传播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意味着唯物史 观成为了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将会受到有组织的整理、宣传和辩护，诉诸语言 和文字的论战无论如何不可能驳倒唯物史观，反而会成为唯物史观扩大自身影响 的契机；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之路, 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新中国成立则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实践自己的理论，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首次在革命战争领域以外获得全面展开的可能。
第二节.成就与挫折中成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结束了所谓“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1899年到1949年相比，从1949 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的改革开放的将近三十年间，也 同样存在着四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966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49年到 1957年，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整合新政权亟 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1957-1966这十年之中，唯物史观已经事实上清除了文化 保守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这两大类基本论敌,开始在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的过程 中开始自我展开。1966-1976的文革十年虽然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的讨论甚至论战，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则并无多少值得一提的进展。 1976-1978之间，解放思想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相关的《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讲话和理论文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 史观在中国的发展重新走上正途，意味着唯物史观从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向执政党 的意识形态的转变的开始，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即将出现。
第三节.和平与发展中升华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 与1978年之前相比，总体上还是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获得了相对顺利的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加深，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也进一歩的深化。唯 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与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 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超越了史学或哲学的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再使用晦涩思辨的哲学语言，不再聚焦 于过去，而是沿着“社会主义” 一一 “党的建设” 一一 “发展方式” 一一 “价值 体系” 一路向前。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以通过改变 中国的方式来改变世界，与此相比，解释世界的任务反而变得不那会重要了。
第五章.结论。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伴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唯物史观的 彻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述体系尚未完全成型。笔者试图以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存 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制度入手来讨论中国的社会存在。并在此基 础上尝试丰富对唯物史观的叙述，增强唯物史观叙述体系的中国特色。
唯物史观的哲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维度，实际上由这样两个基本命题构成：即 世界的历史与历史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全人类首次作 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中。而唯物史观，则对历史的世界则进行了第一次 以哲学语言描述包含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四维世界的尝试。
时至今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已经为人所熟知，然而如果希望这些基本 原理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最为根本的解决方式不是将这些基本原理视为 “瓶子”，用一些新鲜的例证与包袱去灌装，而是应该将这些基本原理本身视为 “酒水％通过这些“酒水”去钻研酿造的过程，模仿甚至改进酿造的工艺，只 有当我们能够以同样或类似的方式酿出相似的“酒水”时，我们才能够自认为了 解和掌握了唯物史观。
第三节研究的意义
坦白说，在当初拟定这个题目的时候，笔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题目究竟会有 什么“意义”，因为对于笔者而言，“研究的意义”远不及“心中的疑团”有吸引 力。但当笔者真正投入对唯物史观的阅读与思索之后，却发现唯物史观能够给予 笔者的远远超过笔者自己的想象。
最为直接的收获，是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在现行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教科书中存在的未能尽善尽美之处，因而彻底改变了笔者自己对于唯物史观 的原有印象。虽然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教科书的叙述体系与叙述内容都难免滞后 于时代，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这种滞后就使得教科书在面对当今社 会的种种思潮的冲击时，显得无力应对。故而在笔者看来，本文的意义也许首先 在于试图为唯物史观的教科书叙述体系寻找更为丰富多元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 提供一种可能的回应冲击的思路。
其次，historical materialism本来就存在着两个中文译名，一是历史唯 物主义，一是唯物史观。这两种译名本身已经说明historical materialism存 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与唯物史观的史学视角，但这两个译名在各自使用 时往往容易因其字面意义而使得另外一个视角被忽略，这种现象在唯物史观这个 译名出现在史学著作中时表现的尤为突出。笔者试图通过本文，为已经约定俗成 的唯物史观这一译名的准确使用与理解做出一些尝试性的努力。
最后，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解决笔者心中对唯物史观存在的一些疑团， 无论本文是否最终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己经自觉获益 良多。至少就目前看来，本文的写作过程使得笔者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而本文也将为笔者今后进一步的钻研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对于笔者自己 而言，这就是本文最大的意义所在。
第四节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就一直经久不衰，高水平的论文 和著作一直层出不穷。对本文写作较有帮助的著作和论文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相关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
吴晓明的《卢卡奇与现代性批判一一〈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分析定向及存在论 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和《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复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4）；吴晓明对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革命的论述颇为精妙， 对笔者本人影响较大。张奎良的《哲学革命变革的源头和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纪念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0周年》（现代哲学，2004）；张奎 良对《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看法与吴晓明不甚相同，但也提出了较为可贵的 参考。安启念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 究，2006）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厘清了苏联 共产党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刘福森的《从实践唯物 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并论证 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提法的缺憾和不足。王德峰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祛 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8）从唯物史观对观念本身的批判出发，论证了唯 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可能起到的深远影响。
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1989）的六七两卷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叶汝贤主编的《唯 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吕希晨、何敬文主编的《中国现代唯 物史观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陶德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岀版社，2007）等著作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演变、 发展和运用也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金雁的《倒转红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和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学林出版社，1999）则深入讨 论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近代历史的看法，为研究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件系提供了 另一面的视角。
第二类是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糜海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论争辨析》（学术探索，2010）、 袁久红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哈维的理论范式及个 案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和宋德孝，闫方洁的《历史 唯物主义语境中历史主义矛盾的解决一一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述评》（宁 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与个案出发介绍 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发展。夏中义的《王元化文论方法演化释 证——以“与日丹诺夫主义的关系”为纲》（文艺理论研究，2012）讨论了 “日 丹诺夫主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党的批判和反感提供了另一条值得 重视的思路。
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简明扼要的 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演变的原因，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之 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 马克思主义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的论证极为详细和清晰。哈贝马斯 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 物史观研究的重要作品，以重建的姿态对唯物史观涉及的所有概念都进行了再解 释。沈志华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以档案和史 实为苏联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提供了旁证。
第三类是相关的史学的研究。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与创新一一重读瞿秋白》（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2009）和田子渝的《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 一一以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中共党史 研究，2012）两篇文章重点介绍了瞿秋白对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贡 献，较有提示和启发意义。赵友林的《公羊学的历史哲学观》（管子学刊，2007） 和徐立望的《清中期公羊学复兴与经世之检讨》（浙江学刊，2005）讨论了清代 学术，梳理了公羊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是笔者形成了公羊学的复兴是中国历史 观改造的先声的基本看法。王学典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一 一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论述了二十世纪史学思想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史学学术史的叙述的变化。
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则从 史学本身的角度，论述了近代史学的演变过程和前因后果，为笔者讨论中国史学 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和历史事实。余英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 联书店，2008）简明的梳理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流派，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各自 的优劣所在，文中提出的对历史学发展的期望如今看来仍然有其积极意义。中国 史学会秘书处的《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对中国史学的发展 给出了翔实的论证。黄进兴的《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深 化了笔者对后现代主义与史学发展之间的联系的认识，改变了笔者原有的对后现 代主义的看法。
此外还有一些对本文的写作颇有贡献的著作，在此一并列出。
G •希尔贝克，N •伊耶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海译文 出版社，2012）对西方哲学的发展给出了清晰的论述。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 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和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讨论了中国宗教史的发展，为讨论佛学中国化和禅宗的 成就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Hl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
【2】安启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J].教学与研究，2006 （11） : 20- 27.
固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探讨，2001 （06） : 20-24.
⑷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A].见：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 三联书店,2008: 363-386.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与中国基本语境
第一节当下中国基本语境
所谓唯物史观在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在本文中指在当下中国讨论与研究唯 物史观时所面对的基本思维前提与语言环境。这种基本语境直接影响着唯物史观 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状，也深入的影响着当下中国社会对唯物史观的基本 预期。这种基本语境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即传统因素、现实因素以 及外部因素。
传统因素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可谓别具一格。中国传统 知识体系大致便由“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编纂而成，以历朝历代的官修纪 传体史书为主干形成的二十四史的“正史”"体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痂质生活与 精神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对于国家而言，历史可算作是“祀”与“戎”之外，关系到国家 存亡的头等大事：又及“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 名甚至可以被视为个人最为崇高的追求与成就。在缺少对于自身文明的自觉，在 缺少作为映照的“他者”的历史前提下，“正史”体系的编撰者们与簡门所叙述 的“历史”在精神上休戚与共，史学家们叙述对象的边界构成了他们认识历史的 边界。図虽然中国传统史家笔下的正史以王朝兴衰为主线，以帝王将相的故事为 主要内容，是典型的政治史，但是在笔者看来，历史对于传统中国来说，甚至部 分的充当着传统中国一一尤其是帝王将相与知识分子的“彼岸世界”、“超现实世 界”。历史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占有这种特殊到几乎有些超然的地位，所谓的“传 统中国历史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
传统中国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面目模糊却又影响深远，以至于在二 十世纪西风东渐之际，知识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历史学”都莫衷一是。 激进的变革者如梁启超，二十年前直呼“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 ⑷二十年后则转而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 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⑷虽然补上一行“二百年前可云如此”的小字，但已经可 以看出梁氏本人看法的转变。“传统中国历史观”的模糊面目与深远影响，于此 可见一斑。
概言之，所谓“传统中国历史观”大概可以在以下三个问题中见其源流。第 一，历史规律问题；第二，王朝兴替问题；第三，历史正义问题。对于这三个问 题的关切，常见于史学大家剖陈心迹的“夫子自道”，最为典型者，当属太史公 司马迁在《答任安书》的自矜自谦之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史家之雄心莫过于此。当然，这三个传统中国的“史学”热点问题 同时也就是“经学”热点问题，经学史学相互纠葛，此起彼伏，本就是传统中国 学界的常态。早在宋代，即有“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之 说（《玉海》卷四九），有清一代，更是时而“读史只为验经而已”（清初理学家 张履祥），时而“六经皆史”（龚自珍、章学诚），钱大昕干脆说“经与史岂有二 学哉？ ”（《廿二史劄記序》）。粗略的看，就上述三个问题而言，史学与经学不仅 关注程度无甚差异，甚至在重要观点上也没有太大的分别。
具体来说，传统中国史家最先意识到，也最为关注的问题，也许是所谓的“天 命”问题，说文解字中对“天”字的解释是“至高无上，从一大”，而对“命”字 的解释是“使也，从口令”，“天命”与其说是上帝的意旨，毋宁说是至高无上的 命令，对于有“敬鬼神而远之”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将某种至高无上、无可抗拒 的力量称为“天命”，未必就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哲学，甚至可以说对 于“天命”的思考就其史学意义而言，就是对历史规律思考的起点。
传统中国历史观中对于历史规律最广为人知的看法，大抵便是古文学派的 “循环史观”、“复古史观”与今文学派的朴素历史进化论。“循环史观”契合传 统社会“五行循环生克”的自然观，也基本上能够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传统 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做出尽管牵强但也能勉强自圆其说的解释，纯粹考察其字面 意义，诸如“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论断，因其无法找到 反例，甚至不能算是“错误”的；而“复古史观”本就可算是孔门的正宗心传， 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时也可以视为是对传统社会祖先崇拜的直观反 映，故而即便千疮百孔，也仍然可以若隐若现的流传后世，其影响直至今日仍未 断绝。
相比之下，今文派的朴素进化论就显得命途多舛。今文派的朴素进化论的源 头可以追溯到《春秋公羊传》，故而也被称为公羊历史观。《春秋公羊传》成书于 汉初，主张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东汉何休为《公羊传》 作注，将之发展成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一一升平一一太平”。东汉 之后，今文派沉默了一千多年，直到嘉道年间又重新崛起，直到“新史学”的开 山鼻祖梁启超宣称“《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 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 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即斯宾塞）氏等， 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 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 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为义，为《春 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 异，日日变异”，间以此将公羊学说与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之说”勾连贯通， 终于成功搭建了传统中国历史观向近代史学的指导理论历史进化论转变的思想 桥梁。
王朝兴替问题最初是“天命”问题的一个延伸，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 为传统中国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煌煌万卷二十四史，若以“一人一家之牒谱” 观之，至为重要的问题当然便是“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既然“知兴替”是帝 王的第一需求，那么“以史为镜”自然便是史官的第一要务。也无怪乎“自唐讫 清末，是为史学蜕变期，此期近于现代之正史，悉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偶有 纂述，辄以筆祸，后遂相戒而不为”。间不过王朝兴替问题终归有个先天不足，最 典型的例子便是著名的“受命放杀”之辩（史记•儒林列传）。人非圣贤，王朝 兴替之际更是不能以惯常标榜的“贤君圣主”的标准要求后来居上者，那么如何 让后来者在史书上冠冕堂皇一些，就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难题，最终只宿发明出一 套“谥号”和“庙号”，算是把这个问题敷衍过去。不过也正是这个“谥号”和 “庙号”，划定了传统中国历史在历史正义问题上臧否人物的极限。
历史正义问题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春秋》，所谓“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 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切对于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物的品评从来便是传 统中国史学与史家认定的分内之事，“谥号”和“庙号”的存在，使得这种品评 原则上甚至不受九五之尊的身份的限制。只不过，按照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的说法：“史，记事者也。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 以记事包之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疏士切。一部。 凡史之属皆从史”。既然"史”字本就有“记事者”之意，加之正史悉由官修， 使得这种品评的结果便具有官方认证的“最终效力”。于是史官修史不得不慎之 又慎，写下来的固然是千锤百炼，但是观点看法不免因袭前人，难以在传统社会 其他条件均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完成历史观的革新。而他们不能写或不便写之 处的留白，又使得野史小说甚至流言蜚语多了许多生存空间。加之传统知识分子 即便不担任史官的工作，也往往兼修经史子集，他们将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猜 测诉诸口头笔端，便演绎成戏剧、评书、话本、小说等等，其中不乏脍炙人口, 流传至今的精品佳作。
历史规律问题、王朝兴替问题与历史正义问题是传统中国史学中至关重要的 问题，也是最容易反映传统中国历史观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与史家对于这些问 题的看法实际上仍然在影响当下中国，左右着当下中国对于历史与历史观的态度 与预期，构成了在当下中国讨论唯物史观的基本语境的传统因素。
现实因素
基本语境的现实因素，也就是现实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也许很少有 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历了如此复杂的现实政治环境与社会环 境变化。1949前后，历史学者的工作成果与中国社会对历史学本身的基本预期 己经抛开了上半个世纪的种种颠覆与革命的冲动，大致实现了对于传统的回归。 这种回归最突出的表现在当时的史学“五朵金花”。閉
就以“五朵金花”中位列第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例，所谓“中国古代 史分期问题”，是对应该如何划分中国古代史中的“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 时期”与“封建社会时期”的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最初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末三十年代初，争论双方是国共双方的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 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可以说， 这个问题在诞生之初就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四十年代则是以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下限的具体划分问题为焦点的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 阶段。1949以后则是讨论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讨论涉及理论、政治、思想文 化、人物评论、风俗习惯等方面。闻
古史分期问题在“五朵金花”中位列第一，一方面原因是学术与理论的需求， 毫无疑问，在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统内不可能完成叙述中国古代史的任务，而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西方的各种理论对中国史的叙述加以改 造和重建。唯物史观是传入中国的西方理论中对史学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理论， 唯物史观学派也汇聚着当时最为活跃的一些史学家，对于唯物史观以及与之紧密 联系的社会形态理论而言，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划分当然是最为基本的学术需求。 而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的争论，则直接体现了当时学界试图以“社会形态理论”来 重新叙述中国史的冲动。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理论上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的实践中觉悟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正如前文所述， 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与中国历史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经济形态理论就必须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重建。
另一方面则是彻底的政治和现实需要，传统社会王朝更迭之后，往往天下初 定便要为前朝修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要建设新中国，自然就需要对旧中 国有一个交代，而社会主义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差异，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说明。 事实上“五朵金花”都肩负着类似的政治与现实任务，当时的史学家们也并不讳 言这种学术倾向，如陈垣、童书业等著名历史学家还积极投身于1958年的由唯 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兴趣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 务的“史学改造”，并主动将研究重点由注重古代史转向注重近代史，由注重汉 族史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由注重欧美转向注重亚洲，由注重“帝王将相”转向 注重劳动人民。何
陈垣曾自我剖析道：“过去我们有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 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 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并将这些算 作“资产阶级”与“个人主义”的坏风气，不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的风气。陈氏的这种自我剖析不仅反映了他自身以及当时许多历史学者的学术 态度，也大致说明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学术活动与学者心态的影响, 并进而影响到讨论唯物史观乃至任何问题的基本语境。
这种基本语境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一言以蔽之是“泛政治化”，亦即以政治 话语体系湮没学术话语体系。究其原因，大约在于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瘫与学术话 语体系都是由西方引进的，并且在政治的积极干预下，学术话语体系至动向政治 话语体系靠拢。更为关键的是，这套话语体系——后来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与革命的话语体系，原本就试图达到鼓舞与动员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效果，因而 充满了欧洲（主要是西欧）二十世纪的政治与文化逅求，如“剥削”与“剥削阶 级”、“地主”与“地主阶级”、“封建”与“封建社会”、“阶级”与“阶级社会” 这些基本语词。当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用这些基本语词对“农民战争史”、“清官"、 "中西文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历史问题药现实问 题、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很难分辨，故而很难把握。在这 样的话语体系与基本语境中，“历史问题”莫名其妙、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 “政 治问题”，最终只能不了了之的现象绝非少数也实非偶然。网
外部因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发生了人尽皆 知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也将在学术讨论的基本语境中得到反映。
为了方便对比，笔者仍然选择以史学为例。上世纪最后十年，史学界与学术 界矗重大的变动，恐怕当属"国学”复兴。“国学”复兴的背景并不单纯，上世 纪九十年代前后，国内外接连发生了两个对当时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件 是发生在国内的《河荡》与“批判《河荡》”事件，《河荡》认为中国与中华文明 己经衰亡，唯有通过西方文明才能获得拯救，而“批判《河荡》”的基调就是“反 西化”，具体的说，是将"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西 方”区别开来，网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西化”，此一事件的逻辑结果自然就是“向 东走，本土化”，直接影响是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也就是“国学”的再一次抬 头。
另一个事件则是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在进入了客观上的低潮期，由此产生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过时”、“共产主 义渺茫”之类的论调的出现几乎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包括文革在内 的数十年的批判与洗刷之后，意识形态色彩最轻，可谓“安全无害”的“国学” 自然成为填补精神空白的最佳选择。1994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 2545年的学术讨论会，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凶《孔子研究》全文刊登了谷牧的 大会致辞与李岚清的大会讲话。而1995年的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则几乎无声无 息。“国学”复兴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
“国学”复兴对于史学与史学界的影响看起来似乎不算大，无非是重新把一 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陈寅恪推到了前台，形成了与“国学”复兴联袂而至的“陈 寅恪热”。关于陈寅恪的著作，如《解读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 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史家陈寅恪评传》等等传记与专辑资料一时洛阳纸贵。这 种境遇也许连陈寅恪的前辈，如章太炎与王国维等人都未曾有过。
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作为历史学家， 他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以及陈寅恪本人的诗文都 隐藏着大量的与社会政治相关的现实信息，在这方面功夫做得最深的人恐怕当属 余英时，用余英时自己的话说，作为他“生命中一个有机部分”的《陈寅恪晚年 诗文释证》一书是一篇“惹祸长文”，当时国内也颇有与之观点向左的论著，打 过几场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但不论双方观点如何冲突，对于陈寅恪极有现实关 怀，绝不是个书呆子这一点却是毫无争议的。故而围绕着“陈寅恪热”也多多少 少发生了一些没有那么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论战。
撇开意识形态不谈，“陈寅恪热”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学界希望减少或消解 学术活动的政治性的倾向。陈寅恪本人最广为人知的掌故之一，便是他的《对科 学院的答复》。他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对于“中古史研究 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 牌”的坚持，大约都可以看作当时苦于政治运动，苦于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 体系之间的模糊边界的知识分子们一种不便宣之于口的“矫枉过正”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热”中的这些诉求虽然也不轻不重的受到了一些明 白的反对和批判，但显然还是赞同甚至追捧者更为众多，再联系到“国学”与陈 寅恪曾经受到的种种批判（其中不少是激烈且荒诞的），九十年代的基本语境的 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虽然这种改变也曾有过起伏，但基本上持续到了今天。
九十年代至今的基本语境的变化，同样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泛政治化”程 度的不断减退。虽然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交集， 但这两种话语体系各自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一方面，掌握政治话语体系的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政府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经验不断丰富的能力不断强化，在意识形态领 域显得更为自信。另一方面，学术话语体系较之以往更为丰富多元，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也积累了前所未 见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在这些新问题面前，原有的学术话语体系显然力不从心， 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增长点自然而然的不同于政治话语体系。总之，相较于九十 年代之前，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各自初步形成了相对互不干涉的作用范 围与使用习惯，“国学”也好，“西方”也罢，这些在数十年中饱受批判与攻讦的 话语重新登场亮相。
显然，促成九十年代基本话语体系转变的不仅只有内部因素，还有显而易见 的外部因素，即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主题的改变，这种改变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前 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的捕捉到了。早在1985年，在会见日本商工 会议所访华团的时候，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 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间这个著名的关 于世界主题的判断为后来的世界发展所验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直接影响 着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其中学术话语体系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这种影响一方面使得学界再一次向世界开放，展开与西方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 面也自然而然的使学界再一次检讨学术话语体系的西方化与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应该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都始 自1840以后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现代汉语中更是充满了舶来词。而九十年代 与1840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九十年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西 方化”，而是在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交流中走向现代化。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 与讨论而言，九十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敌视与批判的对象，可以说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交流与碰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锐 的增长点。此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而言，苏东剧变提供的经验 与问题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所以虽然苏联的解体取消了很多长期盘踞在中国 学界的重大问题，但却带来了对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任 务，即如何认识与评价苏联模式，而这种认识与评价，也毫无疑问的需要在和西 方世界更为深入与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中才有可能实现。
内生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经历了 “泛政治化”洗礼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环境加 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的中西交流与实践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研究唯物 史观的基本语境，这一基本语境的大致特征是，以中国传统历史观为根源，以现 实政治与社会环境为边界，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为取向。在这样的基本语境 下，当下中国社会形成了对于唯物史观的四种叙述或曰四种面相。
第二节唯物史观的基本含义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历来受到社会主义政党与国家的 重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唯物史观也作为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 而广为传播。然而在这种重视与传播的影响下，尽管源自相同的经典文本，唯物 史观却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相。
在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中，不同的人在使用唯物史观这个名词时，可能指涉 的对象至少有以下四种：第一、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成果，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 态》、《〈政治经济学《1判〉序言》等经典文本；第二、第二国际与前苏联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哲学成果，如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工作，当然，还有著名 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四章二节；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果， 如卢卡奇等人的工作；第四、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 以上这四种面相都在不同程度上源自马克思本人的经典文本，确属“同源”；而 这四种面相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可谓“异相”。研究唯物史观从“同源” 到“异相”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将会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深入理解唯物 史观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成果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学说，其根源只可能指向马克思本人。也就是 说，唯物史观的第一种面相只可能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手稿、笔记、通信等各 种文本中去寻找。关于唯物史观的最为简要也最为经典的表述，大约可以被认为 是出现在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和《〈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1859）之中。
在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唯物史观作出了几近定义式的表述：“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 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 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 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 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 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 用）。” [16]
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被更为简要的表述为：“人们 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 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
今天看来，任何初读马克思原著的人都很难立即读懂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 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就永远与各 式各样互相矛盾且互相批判的误解纠缠在一起。对于唯物史观而言，最常见的误 解就是著名的“经济决定论”。
第二国际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辞并不仅仅出于唯物史观论敌，也岀自马克思主义者， 乃至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记录的哲学家，很多人都没有逃脱将唯 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宿命。
在将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就有德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之一，第一部《马克思传》、《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的作者，被列宁誉〕 为“不仅是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弗兰茨•梅 林。以及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婿，《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 主义》的作者，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的保尔•拉法格。
弗兰茨•梅林和保尔•拉法格都是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和恩格碍 斯均有书信往来。他们对于唯物史观都曾做出“经济决定论”的解读的现象也许^ 不能被解释为巧合，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原因甚至不应该归结于他们个人 的学养或认知，而应该从更具有普遍性的角度寻找解释。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弗兰茨•梅林还是保尔•拉法格，他们在解释唯物史 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时都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
弗兰茨•梅林在《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一文的末尾写道：“机械 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 围里一样。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力， 那末他们应该也会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力，那等于是要把他们从科学思 维的领域中流放到迷信的领域中去，在迷舊的领域中统治者的正是澳洲黑人的魔 鬼、无意识哲学和新拉马克主义的'心灵论'。”财在《康德，狄慈根，马赫和 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又几乎是开门见山的写道：“首先必需稍稍谈一谈把历史唯 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尽可能远的隔离开来的企图，尤其是在它们之间制造 一种对立的企图。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已经是与此不相容的了，用人们爱用的 说法来说，它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代表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 就是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之后的费尔巴哈。”[19:
保尔•拉法格在1895年与让•饶勒斯的论战中提出：“人和动物之所以能思 想只因为有脑子，脑子把感觉变成观念，正像发电机把传给他的运动变成电一样; 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环境（这是为了不使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那种会把 自然理想化为形而上学的实体的说法）造出脑子和其他器官。”呦在1883年他发 表了一篇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论著，以马克思的“经济唯物 主义”来号召工人来“脱离唯灵论者的宿命论的麻木状态”，号召“文明国家的 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并在文中提出：“马克思把环境论引进人类的历史。但是请 你不要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是近年来那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达 尔文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庸俗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做法之一。 不是的，马克思是这个学说的始祖。” [2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创始人和领袖之一，《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普列 汉诺夫。
也许有人会认为普列汉诺夫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更不可能是一个“机 械唯物主义论者”，因为普列汉诺夫对于唯物史观的看法对于前两者相差甚远，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中就己经明确的 提出了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但是新的唯物主义已经 不能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简单的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以唯 心主义的一切成就丰富了自己。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是辩证的方法，是在现象的 发展中，在现象的产生于消灭中来观察现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的代表着是卡 尔•马克思。” [22]
其次，普列汉诺夫对于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也没有那么绝对，他 在为“经济唯物主义”辩护的时候写道：“当人们说,按照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 一切事情都只能自然而然的地发生，那就完全是在歪曲这个理论的实质。在经济 唯物主义理论看来，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就是人的关系，没有人的参加， 没有大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的历史要向前迈进一大步也是不可能的。群众 参加伟大历史事变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具有更高才能和更高人格的人物来推动群 众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个别人物从事有益的事业开辟了广阔的余地。”呦但他也 批判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的拉 孔布，甚至压根儿没想到人的智力有战胜经济必然性的盲目力量的可能性。正如 我们已经知道的，他的'经济’唯物主义不过归结为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人类的 经济需要较之它的其他一切需要更有发言权和威力。但是不管这个思想怎样正确, 从这个思想还完全不能得出结论说，人永远只能做自己的社会经济的奴隶。” M 普列汉诺夫对于唯物史观最具创造力的贡献，也是最能说明普列汉诺夫本人 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看法的观点，也许是他那著名的“五要素公式”：“一定程 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 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势；与这种社会形势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 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 学、艺术一一我们不愿意说，这个'公式'是无所不包的——还离得很远!一一， 但是我们觉得它有不可争辩的优点，觉得它更好地表现了存在于不同的'一系列 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人们惯常非难唯物史观的那种'狭隘性'和'片面 性'，在这里是找不到一点痕迹的。” [251
然而将普列汉诺夫与弗兰茨•梅林一同视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代表,将第二 国际的理论传统称为“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并非毫无根据,普林汉诺夫与 梅林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引导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的 基础直接归约为费尔巴哈的基础，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被直接理解为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不同之处在于普列汉诺夫对于这种倒退式的引导作出了相当明确的 规定。测
首先,普列汉诺夫以费尔巴哈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思维对存在的真实关系如下：存在是主体，思 维是课题。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存在是由它自己本身所决定” 的••••••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基础。这种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观点被马克思和恩？ 格斯当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这种观点是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重要结果； 而这种批评基本上是费尔巴哈所完成的”。如
进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费尔巴哈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时，实际上陈述的是斯 宾诺莎的观点，“'对我说来或者在主观上是纯粹精神的、非物质的、不可捉摸 的动作，则本身在客观上是物质的，可以捉摸的动作。'请注意，当费尔巴哈这 样讲的时候，他已经和斯宾诺莎接近了。当费尔巴哈刚想同唯心主义决裂的时候， 就是说，当他着手写新哲学史的时候，他就以极大的同情来阐明斯宾诺莎的哲学 了 ” [28]
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跟唯心 主义分裂以后，正是采取费尔巴哈从神学装饰品中解脱出来的这个斯宾诺莎主义 的观点的。但是把斯宾诺莎主义从它的神学装饰品中辱脱出来就等于暴露出它的 真实的唯物主义的内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嶄矍诺莎主义，也就是最新的 唯物主义”。网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正是因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思辨 哲学的批判才得以实现，“马克思阐唄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 权哲学开始的，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批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工作早己 为费尔巴哈所完成了”。昭
弗兰茨•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对于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定向的时候，费尔巴哈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 说明了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实际上还共享着一些比“机械唯物主义”更为深层次 因而也更难以察觉的假设或前提。正是在这样一种假设或前提的基础上，梅林和 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构建了对唯物史观的“梅林一一普列 汉诺夫”正统的叙述体系，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第二种面相。
无论后人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作何评价，都无法否认 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建立起来的叙述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拥有的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而且时至今日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的观念整体上还停留在这一叙述体系之中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所见，“梅林一一普列汉诺夫正统” •的唯物史观的叙述体 系的广泛传播实际上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然而，正如有洞察力 的旁观者能够看出当时看起来活跃高效的苏联模式的内在缺陷一样，这种唯物史 观的叙述体系的内在缺陷也很快就被指出，进而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其中最为杰 出也最为重要的批判者，当属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也正是在他们的工 作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第三种 面相。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 —词最早出现，是在1930年再版 的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一个新增补的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问题的现状 个反批评》材料中，最初指的是卢卡奇以及柯尔施本人所代表 的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梅林一 一普列汉诺夫正统”的理论冲突与争辩的导火索，是1932年出版的《1844经济 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手稿》孕育了西方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成就了《手稿》。如果不是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回到哲学”的转向，如果没有卢卡奇对《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辨识 与翻译，也不会有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时间线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 中成长壮大。十月革命后欧洲一系列失败的革命催生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 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三十年代的大萧 条与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以及法西斯的兴起，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带来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布洛赫的《这个时代的遗产》、
霍克海默尔的《独裁国家》以及弗罗姆的《逃避自由》。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相对稳定与苏共二十大的“大地震”，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井喷”， 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单面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弗罗 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著作纷纷 出版。悶
如果说“梅林一一普列汉诺夫”正统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解释马克思的时候重 视费尔巴哈，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要重视黑格尔。卢卡奇在他 1967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重新写的序言中自我批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 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 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地位对立起来。”
但他同时也强调“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以后思想界的影响中，这种方法 论上的谬误起了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 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并指出“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 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 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 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㉔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过江之 鲫，彼此之间也常有相互批判之词，但这种基本定向却一直未曾更改。如果说马 克斯本人的哲学事业是经过清算黑格尔及其继承和批评者一一特别是费尔巴哈 ——来指向黑格尔体系，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恰相反，是通过恢复黑格尔研 究来指向马克思的思想本身。
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史观的着力点也一直集中于社会 历史理论、物化与异化问题、历史辩证法问题以及实践问题，如果将马克思主义 学说按照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这三大类进行梳理，那么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们的关注点从始至终便在哲学上。即便如柯尔施、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有研究的博学多才之士，也要求在研 究与马克思相关的问题时，带着哲学的眼光。
例如柯尔施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的第二部分探讨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理论时就强调，“马克斯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 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 认识。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学的超越基本说来还具有哲学的形式。他把经济 学概念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相对照”圉，指出“马克思的批判使得政治经济学丧 失了它言过其实的有效性的要求，并且指明了它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政治经 济学便由无条祥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科学形式，被解释为由历史与社会条件限制
的形式”，这种转变被柯尔施誉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哥白尼式的转变”。冏 哈贝马斯在他的《重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了 “社会劳动”、“类的 历史”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种假说，并对这些概念一一进行修补或改造。他以 “交往规则”补充“社会劳动”概念，“因此，产品分配要求相互作用的规则， 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则在借助语言取得理解的水平上，在主体相互之间作为交往行 动的公认规范或规则，可以被个别情况所代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断 地被提出”。泗他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分工”范畴，引导出“社会复合性的增加” 这一概念作为辨认社会进化方向的标准，以社会的新进化系统来对抗“正统马克 思主义理论”，即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的“单线性”、“必然性”、 “连续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理解。并以“劳动者的生产力”、“技术上有价 值的知识”和“动员、培训和组织劳动力的组织知识”作为新的生产力三要素。 哈贝马斯以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作出了如此彻底的修正，可以理解他的努力 确实是在“重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复原”或“复兴”。
通常来说，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当时及后世的读者而言都远非通俗易懂， 但无论是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还是后期的经济学著作，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虽 然主要来自黑格尔和李嘉图，但马克思却力图在批判与超越他们的同时，也创造 出一批更加明确易懂的新概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们往往在写作他们的理论著作 时使用着似乎超出必要的复杂与深奥的语词。唯物史观的第三种面相，正是由这 种复杂而深奥的语词描绘而成。
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
然而，在唯物史观的四种面相中，最为怪异的当属第四种，即以马克思主义 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虽然从表面看，这种面相似乎最无学术价值 可言，但在笔者看来，这种面相其实最为模糊，故而也最堪玩味。
必须承认的是，直至今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的谋篇 布局仍然深受前苏联的影响。教材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与《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仍有相当的相似之处，当然，现行的《原理》教材已经明 确的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批 判与超越有了相关的论述。 ：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材仍然釆取“世界观一一辩证法一 一认识论——历史观——社会形态说”的叙述顺序,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描述也 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发 展”为基本线索。
但是，正如对任何一个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从事与数学无关的工作的人提问 什么是高等数学，也许他的第一反应是某些曾经熟悉的名词一样，对于非专业研 究人员而言，对“唯物史观”这个概念的第一反应，大概也是来自教科书上的某 些名词。这种现象实际上最直观的反映了唯物史观的第四种面相，即以马克思主 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可以说, 唯物史观的第四种面相之所以显得怪异，是因为教科书仍然采取深受前苏联影响 的布局谋篇，操持着带有二十世纪历史烙印的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叙述着相 对而言与时俱进的原理与内容。而唯物史观的第四种面相之所以显得模糊，其首 要原因，则大约在于与课堂教学这种传播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检验与回馈的方 式，即应试考核。
通过课堂教学完成知识的获取，并以应试考核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巩固，所得 的结果一般而言都是如此：学生对于公式化、教条化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总是 强于需要以实际操作加以强化才能真正掌握的其他内容。无须讳言，借助教科书 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几乎必然的出现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 不能例外，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传播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教育与传播的基础上。然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反复出现 的教条化倾向并不是简单的源自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上的偏差，因为在传播与考 核方式背后，是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的近代形而上学。
第三节唯物史观的同源异相
在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中存在的唯物史观的四种面相，都以马克思本人的哲 学成果为根源，但第二国际及苏联对唯物史观的叙述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 克思主义的叙述体系与中国现行教科书叙述体系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 差别，也就是存在笔者所说的“同源异相”的现象。要探究这种“同源异相”的 根由，就必须沿着这三种面相各自的脉络进行梳理。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当下中 国教科书的叙述体系虽然有内容上的变化，但在编排上仍然与第二国际及前苏联 的叙述体系大致相同，所以严格的说这四种“同源异相”的面相当中只有两大源 流，即第二国际与前苏联叙述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体系。
第二国际与前苏联叙述体系及其分析
从“梅林一一普列汉诺夫正统”萌生，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四 章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大成，第二国际及前苏联的理论工 作者们事实上一直处于不停的论战当中，这种论战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还伴随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期间还夹着两次世界大战，论战的主题和用词不可避 免的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其实是这一叙述体系最 终以如此这般的面目呈现在世人之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叙述体系，这一叙述体系最主要的特 征是清晰的逻辑脉络，严谨的叙述语言以及论战式的叙述风格。
自普列汉诺夫起，这一叙述体系就将唯物史观的基础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 之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他们的战友倍倍尔 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要建立哲学体系的念头”，但辩 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仍然由苏联理论工作者经过30年左右的酝酿，最终得以建 立。
1909年德波林发表了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1916年出版了由普列 汉诺夫作序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此外还有1922年的沃里弗松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1925年的萨拉比扬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这些著作内容非常不规范，十分复杂，这一时期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尚 未被分开，所以这些著作无论以什么为名，大都包括哲学史和某些社会学方面的 内容，也会包括苏联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有时甚至还包括对领袖的赞颂。昭
不过到了 1930年，德波林就有些“流年不利”，不但因为所处的学派遭到批 判，他本人在苏联哲学界的领袖地位，也被斯大林所看中的米丁所取代。在米丁 的主持下，一套由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通用教材出版了， 这套教材的第一卷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卷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用于全 苏联各级党校和普通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使用。正是在这本教材中，马 克思主义哲学被分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并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基础， 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这种看法到 了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之后，便成为了数十年中不容挑战 的权威理论与观点。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辩证关系为主体，以人民群众为历史动力，以“五形态理论”为最终依归，苏联 共产党完成了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叙述体系，并凭借这一叙述体系，苏联共产党的 理论工作者们对他们的论敌，如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 在内的空想派，“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展开了批判，并将他们纳入“机械唯物 主义”、“形而上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经济决定论”、“地 理决定论”、“人口决定论”等等的批判框架之内。
必须承认的是，从“梅林一一普列汉诺夫正统”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四章二节，这一叙述体系的转变有其现实合理性。
首先，从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活跃的年 代中，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正在从西欧向东欧和中亚转移。一战结束前，即马克 思恩格斯及其后一代的理论家大多出生或活跃于柏林以西，如梅林（1846-1919） 出生于波美拉尼亚，主要活跃于柏林和莱比锡；普列汉诺夫(1856-1918)出生 于沃罗涅什省，却长期流亡于巴黎(1880-1917),期间完成了他最主要的学术工 作。而一战后的理论家们则主要出生与活跃于柏林以东，列宁(1870-1924)出 生于辛比尔斯克，十月革命前也曹在流亡欧洲，但他最主要的学术与革命工作毫 无疑问发生在俄国；罗莎•卢森堡(1871-1919)出生于俄属波兰边界附近的扎 莫什奇，也曾流亡到瑞士苏黎世，但主要的学术与革命活动区域还是集中于波兰 境内，最终死于柏林；奥托•鲍威尔(1881-1938)与鲁道夫 唏法亭(1877-1941) 出生于维也纳，主要活跃在奥地利；更不用说布哈林(1888-1938)和普列奥布 拉任斯基(1886-1937)。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托洛茨基(1879-1940),但他的流亡 并非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转变是，几乎所有的一战后的新一代理论家们都在各自 国家的政党的领导中起了支配作用，从这一点上看，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一战后 的新一代理论家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更为重要。列宁、托洛茨基、布 哈林是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卢森堡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 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书记处的领导者，而希法亭则是魏玛共和国 国民会议中，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议员。与他们在革命中的支配地位相适 应的是，他们在理论方面往往“早熟”，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三十岁以前写出了基 本的理论著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东移的背景下，身兼理论家与政党领导人的马克+ 思主义者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毋庸置疑，他们首先需要的是能够领导共产主义广 运动的思想武器，而这种思想武器必须能让最广泛的革命潜在力量所接收，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追求理论的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同时又必须能够应付各式 各样的反驳和刁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 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jo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 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M
理论彻底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十月革命获得成功的俄国。二十世纪初， 由于面临的内忧外患，使得俄国的社会心态中，出现了以“革命崇拜”来处理事 务和以“复活节”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倾向。无论马克思主义是否传入，该发生 的革命也照样会在俄国发生。测别尔嘉耶夫也指出，对于俄国革命，“而俄国知 识分子生活中的一切是不能把账算在'费希纳和莫利索纳'、'马克思和恩格斯' 头上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费希纳，都没有深植于俄罗斯的灵魂中，他们填充 的只是浮表的意识。”泗
无论这些看法正确与否，无可置疑的是，布尔什维克将马克思主义动员民众 和鼓动革命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从“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到《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在第二国际与前苏联理论家们的笔下因为革命 的需求，一步步的走向了机械化、教条化、明确化。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 为十月革命提供了无可挑剔的必然性，因而也就提供了正当性。社会发展是有规 律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种规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单线性、连续性、 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又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集中领导乃至计划经济提供了理 论解释。此外，在解决了政治上的反对派，摧毁了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 时，苏共也通过他们的唯物史观叙述体系完成了对哲学领域的“大扫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体系及其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体系与第二国际及苏联对唯物史观的叙述体系一样， 其合理性因素首先需要是现实性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得以诞生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欧当时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边缘。今天看来，被认为是第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们大多出生并活 跃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缘地带：卢卡奇(1885- 1971),出生于布达佩斯，活跃于维也纳，柏林，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于 1923年结集出版。1930-1945之间在莫斯科潜心理论研究，这段时间卢卡奇除了 在学术上不断的靠近共产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几乎与政治绝缘，这 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长期脱离政治与具体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而这一时期往往被 特别的称为“斯大林主义时期”或“苏联时期”；柯尔施(1886-1961),出生于 德国土托斯推托，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他悲剧性命运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批判和敌 视。在被开除出党，并退出政治活动之后，柯尔施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 工作，于1929年发表长篇论文《唯物主义历史观》，1930年再版《马克思主义和 哲学》，并增加了长篇评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 个反批评》。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柯尔施移居丹麦，并与1936年移居美国，此后作为学术人物 主要活跃于美国的大学与研究所中；葛兰西(1891-1937),出生于阿列什，他的 一生可谓短暂而多舛，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创始人之一，1922 年以意共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 上台，1926年11月葛兰西被捕，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32本《狱 中札记》，这部著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同时也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 上的重镇。
在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这三个最重要的理论家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之外的首要特征就是在结构上越来越远 离政治实践。这种远离在一战后的德国得到了最早也是最明显的反应，即德国的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杂志发表柯尔施和卢卡奇的著作，也发表格 罗斯曼或梁赞诺夫的文章，成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东西流派的 汇合点，后来也正是在这个研究所中，诞生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深受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式的制约。毋庸置疑， 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掌握在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手中，但是 因为战争期间的发展，二战结束后欧洲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不容小视的共产党力量。 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和比利时这八个欧洲国家的共产 党员人数，由战前的10万增至战后的70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在战前就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活跃的中心，虽然战后西德没有了共产党力量，但 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1946年，法共党员人数为近100 万，71个在法国解放前就已经成立的各省的解放委员会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 就占半数以上，“法国内地军”这支由各种各样抵抗力量统一改编而来的武装力 量的人数达到50万，法共控制的义勇军游击队就达到了 25万。切1946年，意 共党员人数更是达到了 200万，北部各游击队组成的“自由义勇军”，他们的总 指挥部就设立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之下，据称兵力总计40万，其中由意共直接领 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就有25万。人民政权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 下，在各个解放区建立起来，各项民主改革措施也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屈
1944年10月23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并得到美 英苏三国的认可。在法国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和其附属党赢得了 26%的选票，而 共产党赢得了 25%。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准备回国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 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务必要与社会党合作，建立“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 斗争。而已经掌握的武装力量应该改组为政治组织，其政治纲领则为“首先应当 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因为斯大林认为“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 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阴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苏共中央对于意大利的政策始终处于犹豫不定的状 态，但1944年3月3至4日，将要回国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受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接见时，也得到了与法国共产党类似的合作指示。具体为： 国王可以暂时不退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可以参加巴多利奥政府；主要致力于在 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
事实上从战后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苏联周边保持 一个政治上亲苏的“势力范围”，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合作来实现和巩固 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同时借助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促进苏联的经济发展。所以 斯大林在苏联的周边的“势力范围”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地区，通过指挥和遥控各 国共产党，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的政策。莫斯科要求在美英控制区的欧洲各 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与本国政府合作而非对抗，而对在苏联控制范围内的欧洲 共产党，如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允许其他政党进入共 产党控制，对苏友好的联合政府，并未强行输出后来被称为“苏联模式”的政治 与经济制度。冊
然而，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首先是中国内战爆发, 斯大林关于亚洲的构想落空。在欧洲，比利时内阁中全部的4名共产党人因抗议 政府与煤矿相关的补贴政策和价格政策而辞职，导致了首相下野，政府重组，共 产党被排除在外。
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的是法国，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和工资政策两方面出现 问题而被右派蓄意赶出了政府。1947年3月22日，在法国政府要求议会对越南 战争拨款问题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部长们选择了 “赞成”而法共议员们选择了 “弃权”。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武装起义遭到政府军事镇压，4月16日内 阁会议，法共部长严厉谴责军队镇压起义的行为，并同时谴责了法属印度支那（即 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殖民战争，为表抗议，法共部长中途退出会议。1947 年4月25日，雷诺汽车工人面对工资冻结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局面举行罢工，法 共支持工人的要求，但未能在内阁会议中赢得胜利，此后法共部长们以既不辞职 也不出席会议，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最终在5月5日，5名法共内阁成 员被解职，5月9日成立的新政府中就没有了法共的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命运 也大同小异。在西欧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瓦解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各国共产 党擅自行动，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情况。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给法共 的信中明言：“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 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 全没有预料到的。”阴
甚至，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也摇摇欲坠。与西欧的共产党被排挤的 状况相反，除了已经完全由共产党掌握权力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苏联 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都在排挤各自的政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国共产党 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所谓的“非常措施”或“技术手段”，即修改或伪造选举 结果。1946年10月13 H,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在选举前莫洛托夫问及 “竞选运动获胜的机会如何”时，向他保证“罗马尼亚政府对未来是持乐观态度 的，因为它已经为了确保取得胜利而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而莫洛托夫仍然 提醒他“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事情放任自流。”爾1946年11月6日，时任罗 马尼亚军事监察和情报安全机构负责人的波德纳拉希在向雅科夫列夫谈及选举 时也直言不讳，“我们希望通过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来获得选票的55-65%, 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 性和某种'技术手段'。”泗
这种现象在共产党势力本就较弱的匈牙利更为明显，纳吉•费伦茨以默认共 产党人控制政府的关键部门为代价，通过自由选举上台，不久即遭架空。1947年 4月29日，拉科西在向莫洛托夫就匈牙利政治形势谈话时，将纳吉•费伦茨定 为反共和国阴谋的参加者，并希望被苏联控制的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能够 出面证明这一点。泗一个月后，在纳吉•费伦茨岀访瑞士的时候，拉科西突然召 开部长会议指控纳吉•费伦茨叛国.，并迫使费伦茨辞职而流亡国外。嗣等到波兰 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以共产党无法代替政府做出决定为理由，试图接受马歇尔 计划，违背苏联的旨意的时候，斯大林决定彻底改弦更张，终止“联合政府”计 划，并于波兰华沙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的身份和理论工作所需要 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微妙了起来。一方面，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需要在莫斯科的指 挥棒下行动，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为了本国和本党的利益又不可能对莫斯科惟 命是从。莫斯科为了控制各国共产党，开始在苏联所统辖的国际营垒内贯彻一种 被称为“日丹诺夫主义”的文化纲领。日丹诺夫主义可以简化为两个循环公式， 一个是“政治上革命或进步一一哲学上唯物主义一一艺术上现实主义”循环，另 一个是“政治上反动或没落——哲学上唯心主义——艺术上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 实主义”循环。⑻日丹诺夫主义的推行在各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而这种抵 制反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身上时，就表现为一种心照不宣，党组织不触 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他们就不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这种心照不宣的地隹的保障， 正是这些理论家们各自崇高的理论威望。阿尔都塞在法国，卢卡奇在$956年以 后的匈牙利都是如此。对于日丹诺夫主义抵制最为彻底的是意大利，因为葛兰西 的缘故，意大利有了成熟的本土马克思主义。然而遗憾的是，葛兰西在意大利共 产党内部称为正统思想的偶像时，他的著作却几乎无人问津。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定向和语言风格上的转变是很 容易理解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他们试图逆转“梅林一一普列汉诺 夫正统”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工作方向，即由“哲学一一政治经济学一一共产主义 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经济学——哲学”。理论工作者们的工作重 心由政治经济学“倒退”回哲学的领域。这一现象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专业哲学家，卢卡奇、列斐伏尔、戈 德曼、柯尔施、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阿尔都塞和萨特 全部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变化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习惯上，二十世纪大 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明明能够以清晰、直白而明确的语言从事写作, 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等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写作理论著作 时却往往使用晦涩的语言，这种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似乎让人 联想到葛兰西，但《狱中札记》的暧昧不明无可厚非，除了葛兰西本身思想还有 些游移不定之外，监狱的检查制度与困难条件使他不得不进行“加密处理”。而 萨特等人的理论著作的晦涩看起来似乎毫无必要。
然而吊诡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看起来似乎并非对理论的理解与传播难度毫 不介意，与“梅林一一普列汉诺夫正统”的理论家们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 无疑更注重革命阶级的意识。卢卡奇最为重要的著作的书名就是《历史与阶级意 识》，葛兰西更是反用马基雅维利对力量与权术的分析，系统阐述了与普列汉诺 夫截然不同的“领导权”概念，他借此以说明西欧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大与复杂， 以及十月革命在西欧的不可重现。这一点在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一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卢卡奇虽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 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这种科学方法并不是无条件适用的，历史唯物主 义有其“适用的社会前提”，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正是资本主 义社会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卢卡奇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宝 贵武器”，认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而 “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 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同样也是自杀”。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史观的叙述晦涩且并不一致，当代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对于唯物史观的态度更是彼此争鸣，或分析论证，或怀疑诘难，或重读重 建，莫衷一是，但就其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着在解释马克思主义 时的哲学定向，延续了复杂晦涩的语言风格。
总而言之，无论是第二国际及苏联的唯物史观叙述体系，还是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叙述体系，其形成都受到现实因素的深刻影响。第二国际理论家们 为了鼓动革命，选择了将理论清晰化、明确化，在语言风格上自然而然的选择了 “美文学”的费尔巴哈；苏联理论家们因袭前人，但由于现实需要，他们一方面 在理论上积极应战，一方面选择将理论在清晰明确的方向上进一步发展，甚至到 了教条化的地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正如萨特所说，在1924到1968之间一直 在离开所有政治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上无休无止的前进，整个西方马克思 主义在当时看来就是带着“失败”的隐蔽标志的产物，因此他们选择了哲学的定 向，选择了复杂晦涩的语言。
在现实因素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理论因素，这一理论因素，正是上文曾 经提到过的近代形而上学。
近代形而上学最为重要也最为棘手的特点，也许就在于近代形而上学与近代 科学，近代数学出于同源。创即便人们意识到了并非所有的学科都应该遵从自然 科学与数学的逻辑与形式，但却很难改变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将以学习自然科学 与数学的逻辑与方式，来学习所有的学科，并且习惯于用相同的逻辑与方式来考 核所有学科的掌握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形而上学不但难以被清算，甚至 很难被突破和察觉。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代形而上学对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影 响，也许贯穿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时至今日，对于唯物史观的讨论与研究，其意义已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局限，因为尼采以“上帝死了”的呐喊宣告了支撑西方文明前 进至今的超感性世界的腐烂与崩溃，宣告了虚无主义的降临。二十世纪人类文明 的精神世界已经面临着海德格尔指出的“无家可归”的境地，而对于这种境地， 唯一的选择是正视而非逃避。为了能够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那样直面历史与存在, 我们还需要在剥离近代形而上学的道路上付出艰苦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或许便 可以从异化，从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3
[1]正史：中国古代史书分类名目之一。被认为是史书中最重要、最正规的类别。其名称始见 于南朝梁人阮孝绪《正史削繁》。《隋书•经籍志•史部》始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居首位。 唐刘知几《史通》以《尚书》、《春秋》以及此后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为正史。《明史•艺 文志》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称正史。清《四库全书总目》以纪传体为正史，诏定《史记》至
《明史》二十四种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自此以后正史遂为二十四史之 专有名称。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参见：蒋大椿，陈启能. 史学理论大词典[M].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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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思想视野中的唯物史观
第一节从思想交流看唯物史观的基本定位
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思潮，分别是文化保 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任何一种外来思想的 传入，总是不免要遭遇本民族的传统思想的抵制、渗透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和唯 物史观自然也不例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具体实 践相结合，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流，前两次分别是佛教的传入与基 督教的传入。这三次重大的思想交流分别发生于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历 史条件，但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形成了后来的汉传佛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法 外别传”的禅宗；马克思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奇怪的是，基督教历史上几次传 入中国，虽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却并未形成中国化的基督教，这种差别以及形成这种差别的 原因，值得所有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深思。
“西学东渐”的教训
现代汉语中的西方思想，通常指的是以古希腊为源头的欧美文明的思想，或 者说是基督教世界的思想。自明朝后期开始，西方思想借助传教士之力，开始进 入中国，“西学东渐”正式拉开帷幕。一般而言，“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为典型 也最具影响的事件当属发生于民国初年的“科玄论战”，但笔者认为，开始于明 朝晚期的“西学东渐”最终走向没落的“命运”，实际上在它兴起的时候就已经 注定。从徐光启对自然科学技术的领悟之中，己经能够找到“西学东渐”最终走 向没落的深层次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个原因就是自轴心时代起就存在的中国传 统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在世界观上的区别，在于两种对于世界、自然和人类自身的 根本不同的理解和领会。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Paul,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为进士，名列三甲，与崇祯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 辅。《明史》上对他的评述是：“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 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
徐光启的一生可谓有明显的AB面，从上述的A面看，不过又是一个生不逢 时的读书人；而从B面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赴南京见恩师焦玆，结实
利玛窦(Matteo Ricci),三^一年(1603)在南京由罗如望(Jean de Rocha) 受洗入天主教会，三十四年(1606)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前六 卷，三十五年(1607)春完成并付梓，翻译完《几何原本》后，又根据利玛窦的 口述翻译《测量法义》。此后的三年，徐光启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守制，期间在 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的基础上，将《测量法义》整理定稿，并 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 法》和《代园种竹图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回京，撰写《简平仪说》、《平 浑图说》、《日畧图说》和《夜畧图说》，四十年(1612)向耶稣会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六卷。四十一年(1613) 撰写《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 础。天启三年(1624)编撰《农政全书》，与毕方济(P. Franciscus Sambiasi) 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将自己关于军事方面的合为《徐氏庖言》。崇祯四年(1631) 编著《崇祯历书》，六年(1633)病逝，《农政全书》遗稿经陈子龙修订，编成60 卷，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出版。“ ?
徐光启一生的A面，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虽说有些生不逢时，但也担 任过相当于第一副首相的职位，就“学而优则仕”的要求来说，他的成就也堪称 中规中矩。但徐光启一生的B面，是思想家、科学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就 这一方面的成就而言，徐光启墓前的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 一个臣奋武揆文”中的上联绝非什么过誉之词。
徐光启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活跃在被称为“天才的世纪”的十王世纪，徐 光启诞生于哥白尼去世后的十九年，而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科学家牛顿诞生，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和笛卡尔则与徐光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 段当时，包括利玛窦在内的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都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神学体 系中，而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却似乎并未受到这种神学体系的束缚。在《泰西水法 序》中，徐光启指出：“余偿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 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 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以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 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 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 [3]
从徐光启这一段对于数学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国传统思想和古 希腊哲学思想的深刻差别。
古希腊最早的数学家当属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⑷泰勒斯通过“万物是水” 的命题，引出了 “实体”和“变化”的基本问题，并宣告了万事万物都可以被人 类思想所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则相信，事物的实俸是数学结构。与巴门尼德一 样，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数学——确定知识一一实在(实存者)——永恒者” 和“感觉——不确定的知识一一非实在者一一可变者”的对应与区分，得出了一 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同而终极真理，毫无疑问在形而上的超感性世界之中。
而在徐光启看来，数学是“格物穷理”的产物，只不过徐光启所说的“格物 穷理”之“理”并不是朱熹所追求的“自身内心之理”，而更接近于尚未分化出 自然科学(Science)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订osophy)D徐光启也强调"世间 世外、万事万物之理”的“必然而不可以易”，不过这种“理”还是根源和作用 于现实。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徐光启写道：“《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 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 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圉，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 论矣。……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大，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 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同可 见，几何原本所体现的“理”，在徐光启看来是“众用所基”，是“万象之形圉， 百家之学海”，但终究还是为“修身事大”或“格物穷理”服务。
也许后人可以为了明朝中后期兴起的“西学东渐”的没落和复兴找到很多种 解释，例如清王朝的腐朽与自大，罗马教廷的顒预与无知，双方各自的传统和历 史局限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深层原因还是在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世界观上 的根本差别。西方文化认为世界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而终极真理存在于 超感性世界之中，存在于上帝；而中国思想虽然也有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 “器”的区别，但是“体用不分，道器不二”，终极真理“不离日用常行内”。 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始终未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有改变，而且按其本性永远不 会改变。它隐藏于中国和古希腊各自的历史的深处，根源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最初 能够选择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中。
这种根本差别也许是无法改变的，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却是可以回避和 跨越的，“西学东渐”没落的原因在于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汉传佛教，尤其是“教 外别传”的禅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做到了这一点。
“教外别传”的成功
与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相比，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早得多。但因为佛教的对 外传播基本上依赖于民间的和平传教，所以很难确定佛教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 加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崇古尚老的价值 倾向，所以在与道教的论战之中互相提前自己的创教时间，编造了许多神话故事， 这种做法直到明朝仍未停止，通俗小说《封神演义》中甚至安排燃灯古佛做了道 教的弟子。
比较可靠的史料有两条，一条是来自《三国志•魏志》卷三O《东夷传》裴 松之的注中引用的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文中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 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一作复豆） 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浦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 弟子号”。另一条则是《四十二章经》序中的记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 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 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这，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 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 国，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 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 也。” m
在两汉年间传入中国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道家和玄 学家的思想发生接触，经过碰撞与融合，使得佛教原有的理论不断变化发展。佛 教的哲学思想在经历了汉晋南北朝的传入阶段，隋唐的兴盛阶段和宋元明清的衰 落与转变阶段之后，实现了与理学的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佛教学说，•也就是今 天的汉传十宗。
中国传统文化与佛学思想的结合，孕育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概而言之，主要 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人生论，即关于人生主体的论述，包括人生本原、因果、价 值、形神、心性、佛性、道德伦理、理想境界等问题；第二类是宇宙论，即关于 人生所处环境的论述，涉及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第三类则是实践论，即根 据前两个问题的理论成果进行实践、修行成佛的问题，主要讨论修持的方法、方 式、步骤、时间、直觉思维、真理论等问题。⑻
汉传十宗之中，“教外别传”的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高，最具中国特色，也 最能说明佛教中国化的特点与成功的原因。
禅宗的“禅”字，源自梵文是Dhyana,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功化 丛林”等，也是十分具有古印度特色的一个语词。印度的禅学严格说来，只是一 种修行的方式，而中国的禅宗则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融会了印度佛教和老庄 玄学而成的宗教流派。禅宗重参禅，但禅法各有不同，有主张坐禅，有反对打坐， 但主要特征可以被概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 立文字”是指禅宗教义不依据经书文字，“教外别传”是强调禅宗的传承更依赖 于经文教义之外的“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则直接的说明禅宗探究心 性本原的主旨。
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禅宗致力于“了生死”,禅宗的禅法作为一种生命的 智慧和艺术，试图为人们提供突破生命的时间性或有限性，追求永恒性和无限性 的方法。禅宗对世界观和宇宙观大多不感兴趣，但对于人的“心”和“性”却十 分执着，并将“心”和“性”结合起来，发展出禅宗的“心性论”，作为禅宗哲 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禅修方法的理论基础。
禅宗的心性论是对印度佛教心性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
禅宗从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中继承了以心性说为解脱依据的思想、如来藏思 想、众生都有佛性思想以及内省修持的方法。但与印度佛教相比，禅宗的心性思 想在心性思想的重心、心和心性的内涵以及内省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同时，心性论也是禅宗与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中国儒道两家哲学 的根本宗旨，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热衷于入世的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道家 则热衷于出世的内心平静和自我超越。禅宗的根本宗旨，则是教人如何成佛，追 求对人生和宇宙的觉醒和体悟。
禅宗与儒道两家在心性论上形成共识既是思想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就思想发展而言，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激发了各种哲学问题，本体论、宇宙 论、人生理想和心性论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并获得百花齐放的发展。汉代的热点是 宇宙论，中心问题是宇宙万物的生成、结构和变化的问题。魏晋的学术思想围绕 着玄学展开，玄学的重心是本体论，对宇宙万物的有无、本末和体用关系进行宏 观的讨论。在玄学的推进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点自然就从宇宙论和本体论转 向人的内在世界，讨论人的本质和本性，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的深入讨论成 为了南北朝时代哲学的主题。而在这个问题上，继承印度佛教心性思想的中国佛 教便开了引领了时代的哲学风潮。
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以宗法制为基本组 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上的农业生产，交往上的熟人社会最需要的并不 是对于自然的了解和改造能力，而要求身处其中的个人保持与不同的社会地位的 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维持这种和谐关系。因此主要的社会 伦理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强调自我克制，强调内心修养。韩愈的《原道》一文中对 隋唐以前的社会伦理转变有这样的叙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 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 佛。”宋代大儒二程对于佛教因“性命道德”而兴起的过程也有过这样的叙述： “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儒都自觉地吸收佛家与禅宗的心性论，以重建心性之学 为己任，并建立了理学体系。可见，禅宗的心性论能够在中国盛行，取得巨大的 成就，实在不是偶然。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禅宗有四个重大成就。第一，禅宗在缺乏科举考试支持 的情况下，能在唐宋以后的中国风靡千余年，期间经历过“三武一宗”，但在士 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堪称稳固。第二，禅宗不立文字，不拜偶像，甚至可以呵 佛骂祖，追求的是个人的内心清净，理学的崛起有禅宗的功劳，理学的危机也有 禅宗的贡献。明代中期异端思想的离经叛道，生活方式的放任纵欲都可以从禅宗 中找到理论资源和精神动力，以至于王阳明的心学干脆就被刘宗周称为“阳明 禅”，禅宗的与时俱进也堪称一绝。第三，自禅宗传入中国，诗词书画都受到禅 宗的沉思冥想、妙解顿悟的思维方式和清净幽深、淡泊适意的审美情趣深深的影 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风格”。第四，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能够在向文 化层次较低的受众提供因果报应的纯粹迷信和苦行禁欲的宗教守则的同时，向文 化层次较高的受众提供自我解脱的心灵慰藉和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回
“教外别传”与“西学东渐"的对比与启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禅宗取得的成就显然在明清两代的“西学东渐”之上， 与借助强大的物质力量广为传播的现代西方思想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多少。讨 论中国传统文化、印度佛教与西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 理论是很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
所谓“轴心时代”理论，是指在被称为“轴心时代”的几个世纪中，中国、 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 限度；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通过反思，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 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人类在展开精神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精神冲突。
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的历史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1）轴心期以融化、吸 收或淹没的方式结束了古代文明；（2）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 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所有的飞跃或复兴都伴随着轴心期的潜力提供的精神 动力；（3）轴心期在一定的空间限度内开始，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轴心期 以外的民族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之一开始接触并被 拖进历史；（4）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相互理解。当然，雅斯贝斯也承认， 轴心时代三个文明相互接近的状况在以后的发展中出现变化，从相互理解相互接 近的平行同步走向了分道扬镇。问
雅斯贝斯的论断似乎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外来思想，即佛 学和西学在各自中国化过程中的不同遭遇。但笔者认为，雅斯贝斯的理论也许能 够解释西方文明在“西学东渐”中的挫折，却不能很好的说明禅宗在中国为何会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诚然，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很长，从接近“轴心时代”的两汉年间算起，总计 两千余年。但是佛教中国化的两千余年之中，并非没有其他宗教传入中国。
初唐时期，当时被称为“大秦景教”或“大秦教”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 中国，叙利亚教士阿罗本受到大唐帝国的礼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还有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的诏书，“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 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从贞观九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约有两百余年，但是 却仅仅停留在上层社会之中。
按照陈垣先生的见解，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伴随着大 食国前来长安朝贡的使节传入中国。3公允的说，至少有唐一代，伊斯兰教在中 国的传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压。虽然在天宝十年，大唐帝国和大食国有过一场 以大唐帝国大败为结局的怛罗斯之战，也没有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 在会昌五年灭佛之际，伊斯兰教也作为“大食殊俗”而没有遭到取缔。然而当时 伊斯兰教并不是由僧侣或教士传播，而是借助于行政使者与商人，行政使者和商 人一来缺少传教的野心，二来也没有受到贵族和上层社会的重视。绝大多数的信 徒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汉族没有多少影响力，而这些信 徒与汉族通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难不被同化。
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6-7世纪还有两个较大的宗教传入中国，一个是 被称为“袄教”、“拜火教”的琐罗亚斯德教，会昌五年被灭。另一个是在琐罗 亚斯德教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等教义而创，因创教人摩尼而得名的摩尼教（又 称明教），摩尼教在唐代曾两次获得合法传播的资格，但同样在会昌灭佛之时遭 受打击，虽然一直不曾被彻底禁绝，但在武侠小说之外，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太大 的影响可言。他
由此可见，禅宗的成就并不仅仅在于传入中国的时间更长，而是在于禅宗以 及佛教在其中国化进程中不断的吸收中国传统思想，反复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 最重要的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使禅宗彻底成为了中国的禅宗，佛教彻底成 为了中国的佛教。毫无疑问，禅宗在如何寻找纠葛之中的平衡点方面，为唯物史 观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比较“教外别传”与“西学东渐”的成败，可以发现对于思想交流的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本民族思想对于外来思想的抵制、渗透和重构，合理的选择并不是对 抗、压制和批判，而是需要在外来思想与本民族思想之间寻找合适的契合之处， 以此刺激本民族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探索新的思想和学术的增长点。
唯物史观在中国传统学问光谱中的定位
寻找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首先需要明确唯物史观在中国 传统学问光谱中的基本定位。在笔者看来，唯物史观大约处在中国传统学问中 “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前两大类，即“经学”与“史学”之间，其现实作用接 近“经学”而其理论发展接近“史学”，而为了使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不偏不倚， 研究者需要在唯物史观的现实作用与理论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就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现实作用而言，唯物史观的定位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学 问中的经学，而且主要被放在政治和哲学的领域内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唯物史观 就其现实作用而言，更接近经学中的“今文学”和“宋学”。毫无疑问，唯物史 观必然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提供“微言大义”的正当性解释和佐证； 同时，唯物史观又需要为现实的政治和伦理秩序的存续提供哲学依据，就如“宋 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 “诚意一一正心——修身一一齐家一 一治国一一平天下”的人生图景一样，唯物史观也需要结合当代的现实需求，为 当代社会提供相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O唯物史观这样的现实作用就使得研究 者可以吸收“今文学”和“宋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 展服务。
就唯物史观自身的理论发展而言，唯物史观的定位却更接近广义的史学。标 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有这样一句后来被删去的话：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君察，可以 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 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冋既然人类的所有学问都可以被视为是某一类型的 历史，唯物史观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注重历史方法， 所谓历史性并非单纯的指历史学的方法——更何况史学本无定法，而是指在存在 论意义上的接近本真的历史性，即按照现象学最为著名的口号，回到“事情本 身”。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一个历史事实永远之所以成为一项历史学意义上的史 料，背后一定存在一个既定的，也就是受到现实制约的基本立场，而唯物史观的 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祛除了 “观念遮蔽”，在“物质资料生产”之中接近本真的 历史性。网
为了避免在唯物史观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当下的现实作用之间的冲突和偏废， 对唯物史观的研究需要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理论发展方面看， 理论与现实的平衡点往往也正是理论本身的增长点,有这样一个平衡点有利于理 论本身的发展。从现实作用方面看，有这样一个平衡点会使唯物史观理论在分析 和解释现实问题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现实中，具体的 可操作的方法在具备一定的长处的同时，总会存在应用的界限和相应的缺陷，唯 物史观的研究和发展需要面对中国现实情况中无数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处理这些 问题时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简言之，唯物史观的原典中有许多是马克思未曾 正式发表的手稿，除了需要翻译为中文，还需要对手稿进行合理的编纂和组版; 许多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出现于一百多年前，其中的很多的观点已经被实践 所验证，但也有许多经典概念需要进行再一次的理解和阐释才能与当下的现实状 况相勾连。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章在后两节将从“经学”，即哲学的视角出发，集中讨 论容易在现实作用方面与唯物史观发生混淆和冲突的两种思潮，即容易发生混淆 的历史主义和容易发生冲突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唯物史 观可能存在的丰富和补充,讨论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第二节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而言，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自 觉或不自觉的朴素的历史主义者，所以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际，将唯物史观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历史主义相联系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当然，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历史主义大抵集中于历史认识论，指的是不能割断历史，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以时间线为理解历史进程的线索。这就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实 际上并不认为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之间存在差别，事实上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 就一直以历史主义来解释唯物史观。
但是，历史主义一词的含义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历史主义一词具有如此多 的含义，以至于正如伊格尔斯所说，若不对其作仔细界定，它将是一个毫无用处 的术语。“历史主义”这一术语在英语中可以对应两个单词，分别是historism 和historicismoHistorism被认为是一个"主要以德语'historismus'形式使 用”的术语，而1930年以后广泛使用的historicism则被认为是由意大利语 storicismo而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多的黑格尔哲学含义。悶
按照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的梳理，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历史主义一词 有五种含义：（1） 一种立足历史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式；（2） —种立足当下生活 审视历史的方式；（3） —种观念论哲学；（4）历史相关主义和相对主义；（5）波 普尔意义上的历史预言和历史决定论。曲
从历史主义出现的时间看，文本上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最初的出 处可能是施莱格尔在1797年记录的语言学笔记当中，即启蒙运动之后。在梅尼 克看来，历史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将世界历史从因阜然法、实用主义和启蒙运 动的理智主义而陷入的僵硬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历史主义不仅是历史学 家新的观察方式，而且是整个人类生命的新的观察方式。它使得这个个体化过程 意识到了自身，因为它教会人们把所有的历史生命看作某种个体的发展，虽然个 体化过程始终受限于类型化的事件和法则。” [17]
历史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四种主要的线索：（1）前浪漫派对远古或早期的人类 和民族的理想化叙述；（2）新教德国的神秘主义和虔敬运动；（3）温克尔曼开辟 的与古代艺术之间的新的精神关系，这种精神关系虽然有片面性的经典化倾向， 却增强了接受新事物的意愿；（4）柏拉图主义一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而这 四种线索在歌德的思想中汇聚起来，历史主义作为欧洲规模的思想过程，在德国 达到了成熟，在歌德的作品中登上了巅峰
当然，历史主义作为思潮在歌德的文学作品中汇聚，但作为最好的历史方法 的历史主义的基本观念，是将个体性和个体发展联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做的最 好的人应该是兰克。在梅尼克看来，兰克的历史思想浓缩于两条格言之中，一条 是“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生命普遍性和个体化的表达”，另一条是“每个时代都是 直接与神相系的，它的价值并不依赖于它所产生的东西，而依赖于它的存在本身 和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历史主义是一种表达个体自身的秩序和自然、宇宙的 格局完全一致的世界观，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历史主义是对启蒙的反动,采用个体化来回应启蒙的普遍理性主义的方法论 定向，选择以上帝的存在来证明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做法使得历史主义本身存在 着内在的理论缺陷。
首先，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定向使得历史主义始终存在着走向相对主义的倾向。 历史主义反对启蒙普遍理性主义，主张以历史理性实现差异性和对于个体相对性 的肯定，兰克的“如实直书”的哲学目的，是通过个体的有限经验去理解上帝的 无限存在。一方面，一种最高的神性将所有个体转化为“上帝之手”，世界历史 是在上帝存在基础上的彰显个体性的相对主义图景；另一方面，尽管兰克的“如 实直书”表现的具体而琐碎，但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兰克的相对主义的个体 与绝对存在的上帝紧密结合,兰克关于神的话语背后有深入的宗教烦念。
其次，是历史主义思想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政治后果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 历史主义无可避免的走向起源崇拜，对于历史主义而言，时间的线性逻辑几乎是 不言自明的思想前提，当历史主义被运用于描述国家，那么历史主义者的第一任 务就是探究国家的起源。起源崇拜的直接后果是过程崇拜，因为将“起源”与“现 在”相联系的“过程”是历史主义者真正的工作成果。
而历史主义的危机在认识论上的表现，则指向了历史主义在个体与整体，相 对与绝对之间实现统一的困难性所在。乔纳森•李对此的概括就是“形而上学的 绝对主义”与“反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之间的冲突。19世纪末期是德国历史 主义的顶峰，在这一时期，历史主义己经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或历史学，而成为了 为德国的国家和历史进行辩护的基本方式。历史主义思想的风行，历史主义在后 来被称作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之中都有所表现，许多学科都被称为 “历史学派”，但这些学派的历史主义的本体论依托，都在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和德国的新教传统。购
唯物史观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表现在马克思在创立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
中对于历史主义三大流派，即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与历史经济学派都进行的全 面的批判。
历史法学派批判
19世纪中期，德国人对于法的本质的理解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认为法的 本质合乎理性和自由，以黑格尔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法的本质在于社会和历 史的过程之中，代表人物为胡果、萨维尼等人。马克思通过《历史法学派的哲学 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章，对黑格尔的抽象法哲学和胡果、萨维尼 的历史法都进行了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唯一轻佻”的产物，它的口号是研 究历史的起源，主张是返回历史学派的起源，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作为“没有 接触到浪漫主义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胡果的“自然法的教科书就是历史学派 的旧约全书”。胡果自称是康德的学生，他的自然法是“康德哲学的支脉”。马克 思认为胡果在方法上是“坦率而天真的”，是“无所顾忌”的，而这种方法并非 胡果的偶然，而是历史法学派的必然。胡果推崇“实证的事物”，并以“实证的 事物是不合理性的”为由抨击启蒙理性，但胡果抨击启蒙理性的论据和原则却是 “实证的”，是“非批判的”。胡果将实证的事物与理性对立起来，将“神圣的 一切”加以破坏，但目的却是将“神圣的一切”变成“历史上的圣人遗物”来重 新用历史为名加以歌颂。泗
马克思认为胡果曲解了康德，康德认为“物自体”绝对存在但无法被认识， 胡果则将其理解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 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的承认它完全有效”。18世纪的怀疑主义否认了现存事物 的理性，胡果则否认理性的存在。马克思的概括是：“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他 不认为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但这只是为了把不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 事物”，“人们消除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为了承认没有理性假象的实证 的事物”。所以马克思认为胡果的怀疑主义是“庸俗的怀疑主义”。
马克思批判历史法学派的起源崇拜，是“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 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这种做法与伏尔泰批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和基础》一文是“反人类”，是“想让人爬在地上四足行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胡果没有接触过浪漫主义,历史法学派的起源崇拜还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浪 漫主义的冲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胡果会在《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 自然法的教科书》的导言中写道：“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
'历史主义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在胡果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同样是在他的自然法教科书中，胡果写道“不自由丝毫不会改变不自由的人和其 他人的动物本性和理性本性。一切道义上的责任仍然起作用。奴隶制不仅从肉体 方面来看是可行的，而且从理性方面来看也是可行的；任何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 和探讨，肯定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从动物的本性看，属于富人所有的人， 显然比穷人更有免受贫困的保证”，而从理性的本性看，“当奴隶也要比忍受贫 困优越，因为奴隶的所有者即使从精打细算的角度出发，也宁愿为教育有某种才 能的奴隶解囊，而不愿意在行乞的孩子身上花钱。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正是奴 隶才免除了种类奇多的压迫。”这些今天看来荒诞至极的论断，令马克思在引用 这些文字的时候愤怒的写道“请听这个老头说些什么！” [21]
历史法学派可以清楚的知道，历史上有过什么，可以明确的反击启蒙的普遍 理性冲动带来的否认实证的事物的合理性的主张，但是历史法学派不可能意识到 新精神要从“不配也不能容纳”它的旧形式下解放的需要，所以马克思认为，“如 果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 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因此，“胡果的继承者”，也就是历史法学 派“不能承担当代立法者的使命”。㉔即便是按照历史法学派自己的线性逻辑来 看，一个在19世纪无法承担当代立法者使命的18世纪的学派，是很难在历史不 开倒车的情况下再度复兴的。
历史主义经济学派批判
历史主义经济学派指的是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在当时的后发性国家准 备走上现代化道路时的在经济领域的理论。但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问题 首先在于对于历史时代的错误领会，“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 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 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 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 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 治。”呦马克思本人并未对“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这两个术语作出明 确的区分，但从这一论述来看，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这两个在当时和后来大 多被认为是同义词的术语，在马克思看来也许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英国和法国当时不仅在经济上比德国更为发达，也是经济学领域内也有相当 的贡献。英国形成了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从重商 主义发展而来的古典经济学，法国则形成了以魁奈、杜尔哥和西斯蒙第为代表的 重农学派。1
对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反对意见的国民经济学家中，曾担任德 国工商协会顾问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以及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值得 一提。作为后发性国家的经济学家，李斯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如何使德国的经济 实现崛起，这个任务在德国本身尚未统一，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已经统治欧洲的
情况下显得尤为困难。
李斯特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是世界主义构想，这一 构想以自由主义为基础，预设了全人类在自由主义基础上普遍交往；第二是个人 主义的利己机制，预设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是以个人私利为目标的理性人。
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是他提岀的复杂而繁琐生产力概 念。李斯认为生产力的概念应当包括：（1）个人的生产力，即劳动者的脑力体 力和身心状况；（2）自然而对生产力，包括自然资源的状况，土地肥沃条件等；
（3）社会的生产力，即社会的政治状况和制度，婚姻制度，王位继承制，陪审 制度等；（4）物的生产力，即设备力和机械力。図
在这样的生产力概念的基础上，李斯特的两个主张变得顺理成章。首先，李 斯特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的假设，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完全 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 和政治环境。”澗其次，反对空洞的世界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因为 “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 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对于像当时的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 而言，“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办 法。” 1263
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行文来看，这部经济学著作带有明显的历史 主义的色彩，它强调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历史，反对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个人主 义假设，以个别的国家为出发点，结合历史和现实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来追求某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这部著作的重大成就是促进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的 形成，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这部著作的另一个成就是引导了后来的国民经 济学的主题和范围，形成了以威廉•罗雪尔为首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德国的历史学 派，即本文讨论的历史经济学派。
威廉•罗雪尔是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汉诺威的高级法官之家。 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历史经济学派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 开篇即提出了 “关于国家科学”的两大类方法，其一为“哲学方法”，指无视时 间和空间规定，试图寻找普遍规律的方法；其二为“历史方法”，指结合现时的 时空条件，尽可能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方法。
罗雪尔.的历史方法有以下特点：第一，罗雪尔不认为国民经济学是致富术， 而是企图分新、判断和控制人类的政治科学，所以国民经济学必须和法律史、国 家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第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国民”，不是单纯的活着的 人的集合，其经济关系与文化阶段相关联。第三，国民经济学需要考察各方面紧 密联系的各个国家的国民，才有可能进行国民经济的比较研究，至于复杂现象的 本质性规律，则是十分困难的目标。第四，没有一种制度对一切文化阶段的一切 国家的国民都是有益或有害的，经济学的主要课题在于研究某一制度从有益到有 害的原因以及过程。国民经济学不应该试图指出事物的理想状态，而在于记录事 物发展的过程。
罗雪尔是德国的历史主义者，从他的思想渊源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兰克和李 斯特的痕迹。而罗雪尔本人和以后的历史经济学派也都在进一步推进从李斯特开 创的国民经济学的主题。概括的说，历史经济学派的经济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1）经济活动的第一目标是促进国家和民族权力的强大；（2）经济过程应 当有利于国家定义的“公益”，服从于国家指令性的经济主导权；（3）国家的财 政主权不应当受到贵金属和对外贸易的限制；（4）德国需要在欧洲大陆建立自给 自足的“大经济空间”，并向东欧和东南欧渗透和扩张；（5）在“大经济空间” 中保持农业的优先地位和乡村生活的田园化。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主张在不同程 度上被德国政府付诸实践，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使得历史经济学派的主张在一战后 的短暂低潮后重新激活，国家主义被极端化为法西斯主义，而民族釵则被极端 化为种族帝国主义。德国古典经济的历史学派在事实上成为了纳粹主义经济政策 的思想来源之一。㈤
早在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风靡德国之际，马克思 就已经提出了对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指出“李斯特体系的整个［……］理 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 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测
李斯特的“理想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他试图以民族性和个别性的话语来解 释财富增长的秘密，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李斯特先生大概 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个人唯灵主义，个人主 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 现。•…“o他抱怨国民经济学家在表现绝望的现实时没有加以美化。因此，他企 图原封不动地保持这个现实，只是在表现它的时候有所改变罢了。”泗在表面的 民族冲突，国家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之下，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和资本运动的秘密，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才可能显现。李斯特出于国家 利益的目的而抵制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却要以“阴谋论”的形式进行论证，马克 思对此的概括是，李斯特“因为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包藏有秘密目的，所以他 觉得处处都有秘密目的。”画李斯特试图以民族性来为当时弱小的德国资产阶级 提供回避普遍的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和买卖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尖锐的批评 道：“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 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 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 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31] 马克思对罗雪尔的批判，在文本上集中于《致拉萨尔（1862年6月6日）》 的信和《资本论》第1卷“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剩余价值率” 一章的脚 注部分。罗雪尔的历史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罗雪尔主张要——尽管只 是在“政治关系方面”——还原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机过程；另一方面，罗雪尔给 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文献资料，却又不希望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破坏性和 颠覆性的答案。
历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的症结，都是将法和经济活动建立在历史文献的 基础上而不是现实的社会条件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从个体的历史时间轴上而不是 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个体。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历史学来说，历 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都不过是历史主义思想在法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的应 用和结果而己。而马克思完成对德国历史学的批判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 态》正好也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
历史主义批判
历史主义史学的头号人物当然是兰克，但对历史主义史学的批判却不能不提 黑格尔。虽然世界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是世界精神的展开，“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一 一世界历史一一是属于'精神'的领域。……。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观察 '精神'一一'精神'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了它自身最具体的现实。”跑因此黑格 尔本人并非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专注于特殊性而黑格尔专注于普遍性。但是黑 格尔和兰克在世界历史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很有共通之处，黑格尔认为哲 学所要养成的善和理性最具体的形式是上帝，而“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 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计 划，因为只有从这计划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凡是不符合这 计划的，都是消极的、毫无价值的存在。” [33]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 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 从它与一切思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者、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际活动家） 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就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圉
而这些“独断的玄想和曲解”的全部戏法可以被归结为三个手段：第一，将 统治的思想和统治者区别开来，使思想获得独立性；第二，通过思想的“概念的 自我规定”，找到时间轴上前后两种思想之间的神秘联系；第三，将“概念的自 我规定”与具体的人相联系，并将这些人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针对这些戏法和 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破而后立，通过唯物史观对德国的旧意识形态完成了彻底
的清算。
如果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理论做一个总的归纳，大约可以将其视为两个大 的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变化的“外形”，另一方面是历史核心的“本质”。变化 的“外形”是指诸如“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这样的理论成果，核心的“本 质”则是将历史视为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实际结果，而非“精神力量”或“上帝的 启示”。然而，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理论存在着“外形”与“内核”两个方面，使 得唯物史观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重，关于“外形”的理论可以通 过外部的反复灌输和强化实现迅速的展开，而唯物史观的内核则必须经过反复的 思辨才可能真正的掌握。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遭遇了这一问题，60年 代史学界出现的“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论战虽然并非纯粹的学术争论， 却也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简也正是在传播的偏重现象的影响之下， 唯物史观遭遇到了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第三节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批判
正如前文所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理论可以被视为“外形”和“本质”两 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外形”先于“本质”的偏重。当唯物 史观从书斋走向现实世界时，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无力改变这一现象。
唯物史观诞生于19世纪中期，正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 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前夜。唯物史观询世之后虽 然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倾倒，进而广泛传播，然而也正如前文所述，这些 马克思主义者中有很多人都未能避免将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宿命。 唯物史观的被“规律”化，一方面是受到近代形而上学的引导，另一方面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
二战结束后，两强争霸的国际格局使得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意识形 态对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不可避免的与地缘政治和具体的一一尤其是社 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的国家利益纠结在一起。加上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 本主义世界纷纷出现了种种光怪陆离的反战思潮，而在这些反战思潮之中，有夹 杂着对于现代化进程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中的一部分，就是 后来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概述
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恐怕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定义，原因无 他，盖因其包罗万象且雅俗共赏，在学术上更跨越各个领域。从时序上看，后现 代主义发轲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六十年代则在思想 与哲学原地发荣滋长，七十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醐对后现代这个概念做 最简化，因而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描述，恐怕当属利奥塔在《后现代现状》一 书中的论断，“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⑸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忽视了元叙述(meta-narrative),亦即史学上的“大 叙述(grand narrative)w与"小叙述(little narrative)"之成立都依赖在 经验上的言之成理，也未曾深究“大叙述”与“小叙述”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伦 (individualism)"与"整体论(holism)"之冲突，利奥塔这一论断还是可以 用来描述后现代史学的特征。
而与唯物史观的后现代表述关系密切的，则是后现代史学的历史观与历史哲 学。
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曾经将历史哲学分为玄思式厉史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与批判式历史哲学(critical ph订osophy of history),尽管这种分野后来受到质疑，认为两者并非泾渭分明。 但是为了说明后现代史学的历史哲学，我们仍然需要借用这些概念。
论及后现代史学的历史哲学，怀特的“叙事式历史哲学”(narrative ph订osophy of history)之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哲学方面之首 要成就，其成名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 叶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被视为后现代史学的发源地，并 非幸致。
说来不知是哪一方的不幸，“叙述式历史哲学”问世之际，正值科学派史学 (scientific history)大行其道。从历史哲学的分野上看，科学派史学当属于 分析式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何分析式历史哲学与 批判式历史哲学对于盛行于十九世纪的玄思式历史哲学本就少有好感，克罗齐更 是将“远离历史哲学”的程度视为评估历史著作优劣的不证自明的原则，更何况， 科学派史学的标志性观点却是“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John Bagnell Bury), 本来就不见得欢迎历史哲学的存在。
怀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主张历史学者的历史与哲学学者的历史哲学，具 有相同的叙述模式，两者的区别无非程度，而无关内容，他甚至认为：每样历史 叙述均隐含完整的历史哲学所谓“在历史和历史哲学之间划清界限”的历史 学者，意指如克罗齐一般持批判式历史哲爭的历史学者，那么怀特此处所言之历 史哲学，指的自然便是被西方近代历史学者视为梦魇的玄思式历史哲学。可以想 见，近代历史学者，尤其是科学派史学中人，对于玄思式历史哲学这一梦魇的复 活会有怎样的心情。
怀特屡做诸如“历史若文学”的惊人之语，其学术上的根源在于他的“转义 (tropology)理论”，所谓转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譬喻(metaphor)”，更重
要的是，转义是论述的灵魂，没有转义，就根本不可能有论述。以怀特所见，历 史作品的伦理环节反映在意识形态蕴涵的模式中，这种模式能将一种审美感知
(情节化)与一种认知行为(论证)结合起来，以至于从可能看似纯粹描述性或 分析性的陈述中，衍生出说明性陈述。而情节化、论证与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 可以依据彼此之间的基于结构上的同质性的亲和关系，可以形成怀特所说的历史 编纂风格。泗
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基于亲和性组成的可能模式:
情节化模式 论证模式 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浪漫式(Romantic) 形式论(Formist) 无政府主义(Anarchist)
悲剧式(Tragic) 机械论(Mechanistic) 激进主义(Radical)
喜剧式(Comic) 有机论(Organicist)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讽刺式(Satiric) 情境论(Contextualist) 自由主义(Liberal)
而在历史编纂风格之下,可以找到四种对应着诗性语言的主要厳俞，即隐喻、 转喻、提喻和反讽。简言之，转义理论为人们在历史想像演进的特定时期内，提 供了一个对其深层结构的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职是之故，近代史家对玄思式历 史哲学冷漠或敌视，而对怀特之见虽然褒贬不一，却多有评述。
与同样以尼采为精神渊源的解构论者德里达等人一样,怀特鼓吹隐喻的优先 地位，视文本中的修辞优于逻辑，主张叙事的机制系于修辞运用，而非嚳辑推理。 此外，怀特至少还引出了三个哲学子题，分别为：“指涉的向度”、“爰述的限度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w 以及"历史相对论(relativism)"。
后现代史学的哲学子题
指涉的向度，指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与历史学者之间关于文本(text)性质的 争议。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指涉”情有独钟。所谓自我指涉，是指文 本不再自然的反映世界，而是在文本之间相互交叉，结合成了一个“文本社会”， 文本在于其他文本的联系中看到了自己的本质和功能。换言之，历史学家旨在建 构事实，而非发现事实。怀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晚年提出的“引喻实在论 (figural realism)”，意指“过去”确实曾存在，但受制于残存的文献，仅得 借助语言的引喻作用，而无法直探究竟。“历史若文学”的命题直指史学的虚构 性，而引喻则担负着完成从实在的“过去”到虚构的“史学”之间的勾连的责任， 严格的说，怀特的引喻，颇似康德之范畴(categories),既是先验(a priori), 同时又必然隐藏在认知的过程之中。怀特本人也坦承他受到康德的影响，期只是 他本人却并未如康德一般，给出关于“譬喻”的康德式的超越论证。
表述的限度，原本是反对者对“譬喻”之放任自流进行反击之时激发出来的
问题。反对者质问，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惨剧，是否可以因由“譬喻”之故而被随 意的叙述和解释？即便诚如怀特所言，历史若文学，历史著作乃是借由引喻而成 的虚构，所谓真实无非是后人因为文献之残缺，不得不采信的妥协之举，那么在 这个虚构的过程中间，引喻有多大的空间可以腾挪，而虚构的结果又有多少是不 得不信的自明（self-evident）之说？
考察史料的真实性，是历史学者在面对天真的史料处理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然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并非无视客观真实，只是认为所谓历史事件（events）,皆 是记录者笔下之叙述，即便今日之记录者可以借助科技之力，保留事件全程之图 片影像，但立场上不偏不倚，技术上无懈可击的“上帝视角”纵然不是没有，也 实属可遇不可求。既然史料本身已是叙述，记录者之立场观点在史家处理之前便 已深藏于史料之中，那么所谓表述的限度，无非只是历史学者精益求精或是求全 责备之追求。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表述的限度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追问表述本身究 竟为何物，麦金泰尔直言：“正是因为我们过着可叙述的生活，也因为我们依据 我们所过的叙述生活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叙述形式才是理解其他人的行为的适 当形式。故事在它被说出以前就存在一一除了虚构的以外”。血此处的虚构与怀 特所言之虚构不可混为一谈，怀特所言之虚构，意指史学著作皆由叙述而出，于 是必有因“譬喻”而生之转义，而麦金泰尔之虚构乃指对故事本身的虚假处理。
故而麦金泰尔这一论断至少有两重含义，首先，故事不是被叙述者制造或生 产出来，只要不涉及虚假处理；其次，叙述乃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 活之适当形式。所以历史学家不但不应该拒斥叙述一一事实上也不可能，反而应 该在如何叙述上下大工夫，因为这不但关切到读者是否可以由此而理解古人之生 活，也关切到历史学者的自存之道。
历史相对论，是前两个子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乃是论述过去，但绝不等 于过去，丽没有叙述的过去本无意义，被叙述的过去即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 为叙述者将自身的审美情感，认知行为甚至意识形态灌注其中。所以史学著作之 优劣，更为重要的标准应当是作者的历史编纂风格与当下的大众意识之间的切合 程度，而不是单纯的考察认知上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历史学者的历史编 纂风格主导着他/她所作出的叙述，那么比较历史著作，毋宁说是在比较历史学 者的审美情感、认知行为和意识形态，而这在怀特看来是不可互相比较的。怀特 本人也坦承，法国大革命在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Burke）看来是民族浩劫， 而在浪漫主义者米什莱（Michelet）看来，则是人神合一的典型故事。"勺
如果不同的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都可以诉诸于叙述者的历史编纂风格，从 而免于相互比较与质疑，那么验证历史事实的方法也许将只剩下考古一途（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福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问题在于考古的成果如若脱离叙述， 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一堆杂物与符号。历史相对论的发展必然导致将历史事实与 历史的合理性均置于虚无，这也正是后现代史学最受批判与诟病之处。
在笔者看来，上述这三个哲学子题，不但可以看作是“叙事式历史哲学”乃 至后现代主义史学自身的发展所面临的不同维度上的反映甚至困境，同时也可以 看作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史学与“叙事式历史哲学”的突破口。
（一）指涉的向度
将文本的本质理解为仅仅存在于自我指涉的联系之中，不但在历史学中受人 诟病，即便是在文学作品的处理上也容易举措失当。历史若文学一说，在许多历 史学家看来固然未足尽取，但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史 料，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意识到文本存在着自我指涉性，文本中可能存在文 字游戏，可能存在对应于其他文本的特定论述和判断，尤其是意识到涉及历史的 文本往往蕴含着完整而成熟的历史哲学，情节与论证之中可能蕴含着特定的意识 形态，对于经典著作的研读和分析便会提供更多思路上的突破。
（-）表述的限度
麦金泰尔的论断有两重含义，研究表述的限度同样也有两重用意。表述的限 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基于叙述者自身，历史学者对语言的掌握未必尽善尽 美，语言本身在面对千变万化的历史事实也时常显得苍白无力，更何况，如果将 引喻类比为范畴，那么历史事实则相当于物自体，本来超越认识的极限；另一种 则基于叙述的受众，史家之自信或曰自负，往往体现在对于某个或某些蒔定问题 上的一锤定音，但唯物史观并非历史，也不能算是一般的历史哲学，史家可以止 步于一锤定音，哲学家却不能如此。所以对于研究唯物史观的学者而言，探讨表 述的限度，目的不在于限制表述，相反是为了尽可能丰富多样的进行表述。
（三）历史相对论
对于历史相对论，论者往往习惯于不假辞色的批判，但事实上在历史相对论 走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之前，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唯物史观而言，也许向历史 相对论做一定的借鉴也不无裨益。众所周知，传统教科书式的唯物史观表述来自 前苏联，成型至今已有数十年，这样的表述倘若没有疏漏和缺憾，没有补充和改 进的余地，反倒是不可思议之事。而传统教科书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过于绝对 化。这种绝对化的表述及其表述风格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置于当时的时空 之下，未必不是一种最为合理的选择。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绝对化的表述已然脱 离了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对于这种绝对化的坚持，也显得有些抱残守缺。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安克施密特曾经在《历史与转义》中
指出，“我们可以有正当理由说，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激进化，是不再满足 于折中主义方法的连贯的历史主义，而传统的历史主义曾经满足于这种折中状 态。”阴但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简单的“激进化''的超 越，至少是在一定的共通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对于“折中主义”的突破。
历史主义期望以历史的理性代替启蒙的普遍理性，所以能够实现历史本体论 和历史认识论的综合，而后现代主义在历史相对论方面走得更远，与其说后现代 主义在瓦解历史本体，毋宁说历史本体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显得无足轻重。历史主 义与后现代主义只可能在历史认识论层面存在形式上的共识。
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上的最为明显的共同之处是，历史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都高度关注个体的特殊性。历史主义关注个体特殊性的原因是希望 以此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对于个体的关注，似乎更像 是“为了个体而个体”，因为后现代主义原则上不会承认“反对元叙述”以外的 任何预设的叙事前提。
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层面的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上帝的假设。就历 史主义内部而言，上帝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所有的个体都因为上帝的存 在而相互联系。在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上帝是历史本体的保证，而历史认识 论的工作则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存在，因而需要“消灭自我”和“如实直书”。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上并不需要上帝作为保证，因为 后现代主义无意于“宏观史”，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范围内的“微观史”、“日 常生活史”和“边缘文化”等区域。
在笔者看来，无论安克施密特的看法是否正确，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和 唯物史观的研究者都不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马克思可 以将历史主义者为了彰显上帝的存在而进行的“消灭自我”和“如实直书”视为 “独断和玄想”的戏法，但却不能对后现代主义无动于衷——尤其在唯物史观本 身也出现了 “规律化”的变化之后。
无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为唯物史观走出“规律化”，走出第二国际及苏 联理论家的叙述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线性逻辑的批判, 对于“碎片化”和“差异化”的强调；对于历史的本质或结构的“去中心化”和 “边缘化”的努力；对于相对主义的提倡等等，这些理论倾向都有助于唯物史观 从被''规律化”的叙述体系中解脱出来。
后现代主义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按照詹 明信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一一的批判和质疑都并非没有积极意义。陶哈 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一文中，罗列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四个发展领域：
1.“不把差异和“他者”当作某种附加于更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范畴 （如阶级和生产力）之上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当作试图把握社会变化
之辩证法时从一开始就应当无所不在的某种东西。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探究（及其对货币和资本流通之力的强调）与阶级政治（及其对解 放斗争的统一性的强调）的全面框架之内恢复种族、性别、宗教这些 方面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不能被估计得过高。”
2.“认识到了形象生产和话语生产,是必须当作任何象征秩序的再生 产和转变之组成部分来进行分析的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学实践 和文化实践有关系,它们的生产状况值得密切关注。"
3.“认识到了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有关系,存在着社会行动的现实的 地理学,存在着现实的与隐喻的权力领域和空间,它们在把资本主义 地理政治学的各种势力组织起来时变得至关重要,同时,由于它们是 无数差异和他者的场所,因而必须根据它们自身并在资本主义发展 的全面逻辑之内来进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将开始认真对待它 的地理学。"
4.“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史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术是 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元理论并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 述,而是与历史和地理真理达成协议的_种努力,那些真理在总体上 和在现阶段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特征。”的
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理论增 长点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哈维的判断。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唯 物史观所提岀的批判也并非无可回避。
首先，仅就哈维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第一部分是将差异和“他 者”引入唯物史观的视域，而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正是通过《1844经济 学哲学手稿》的“对象性的活动”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而第一方面的第二部分 则不过是强调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被严重忽视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第二部 分提出的“形象生产”、“话语生产”、“美学实践”和“文化实践”倒是对生 产活动的有益补充，但这恰恰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 交往理论的注脚，“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 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 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泗第三个方面和第四个方面所提出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倒是哈维自己的一大创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 学”是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和列斐伏尔之间的 断裂的修补。泗这一理论的亮点，就是哈维本人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坚持。
对整个后现代主义而言，唯物史观在形式上能够吸收后现代主义的长处，而 在本质方面却能够对后现代主义予以批判和超越。
从形式上看，后现代主义能够提供的最为卓越的帮助，是后现代主义在基本 视角方面的多元化。如果说唯物史观相对于历史主义而言拓展了历史学覆盖的范 围，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拓展了唯物史观旧有表述的覆盖范围。各种“微观史”、
“日常生活史”都拓展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材料，因而也就丰富了唯物史观所能探 究的内容。
从本质上看，虽然后现代主义和唯物史观虽然都从“边缘”着手，后现代主 义所选择的“边缘”则往往是对于现代性导致的“非人”的反动，因而也是“非 人”；但唯物史观选择的“边缘”，则是被当时的历史和哲学所忽视的“现实的 人”。从这一点上看，只要人类的生活还在继续，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人类交往 还在继续的发展和变化，当人们试图对历史展开讨论时，首先遇到的必然还是唯 物史观研究和讨论的内容，这一点无论历史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无法做到。
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目前虽然尚未真正实现全 面的现代化，但现代化的病症已然初具规模，故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以及 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批判早己谈不上是未雨绸缪，甚至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己是亡 羊补牢。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下一步，必然会与后现代主义发生 更深层次的接触，而这种接触，一定会从唯物史观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吸收与批判 开始。
至此，笔者将唯物史观置于思想史的视角之下，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重大的 思想交流事实岀发，探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统学问光谱中的定位，讨论了容易 与唯物史观发生混淆的历史主义以及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讨论了以冲击 和批判唯物史观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唯物史观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虽然限于水平不免挂一漏万，但对笔者心目中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史维度总算做出 了基本的总结和交代。下一章，笔者准备将唯物史观置于史学视角之下，着重讨 论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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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第一节历史观改造的先声
中国史家对于传统历史观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前已 经启动。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新史学》一文，此文后来被视为“新史学” 的开山之作，是近代中国史学宣告诞生的宣言，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奉为新史学 的鼻祖。同所有的理论创新一样，新史学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新史学诞生的契 机，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史，但被称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的发端的“鸦片战争 时期史学”却不限于1840到南京条约，如果要探究新史学在史学方面的根源， 或许应当到明清两代的史学变化中去寻找。
明清两代史学
明清两代的建立都伴随着文化冲突与民族战争，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日 而语的朝代，但因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相似之处，也往往被史家并称，通常被 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同时也是衰老期。
就史学而言，明清两代的首要特点是，大规模的修史工程在国家的组织下频 繁进行，许多耗工费时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明清两代官修史籍的时间主要集中 于皇朝的前期，除了社会政治经济能够为修史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之外，更为现 实的原因是皇朝新立之际，亟需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也亟需在通过修史进行思想 裁剪的同时完成对知识分子和文官集团的拉拢。
在控制社会意识形态、实行文化专制方面，明清两代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一 致性，即第一，以行政手段强化推崇程朱理学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将其与选官制 度结合；第二，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自由，以封建专制的淫威胁迫知识阶层就 范，企图“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达到统 一全国思想，净化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皿官修正史一方面控制思想，扼杀学术 自由，但无可否认的是，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发展学术和整理典籍的作用。
明清两代于史馆修正史之外，也常有由幕府出于修书、著书、校书的目的招 致幕僚修纂的幕史，以及学者自己所修的私家私史。虽然官方的史馆一直不曾放 松对私史的打压，但毕竟无论是正史、幕史还是私史都需要由学者修撰，所以直 到清代官修《明史》之前，私史仍然未曾禁绝。幕史和私史一直对史馆正史存在 着反作用，迫使其调整修史的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切明清两代的著名史家大 多都修私史，而明清两代的史学之嬉变，也最为明显的反映在名家私史中。
明代私史之风始于洪武之后，多是御用文人以元末明初风云诡谪的政治军事 事件为题材，歌颂大明天子的开国之功。土木堡之后私史陷入低潮，再度兴起是 正德嘉靖年间，龚自珍在《江左小辨序》中对于当时的状况做了分析，“有明中 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 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其故家巨族谱系多闻人，或剖一书,或刻一帖，其小小 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使径您拮据，朝野骚扰之世，闻其逸事而慕之，揽 其片楮而芬芳恻怖。”[3]
有明一代，正史之中颇多语焉不详的遮蔽之处，所以能够“动成掌故”的''异 同源流”也数不胜数，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建文逊国，此外还有明太祖的身世、 起兵开国之事、后来的夺门之变等等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都是疑点重重， 因而极富想象空间。于是，私家史书与小说家言之间的界限也变渐渐的模糊了起 来，“自野史毓善，家镂市镶，好奇之夫，购求百出，于是巷语街谈，山言海说 之流，一时充肆，非不纷然盛矣。”有了如此这般的市场，荒腔走板的打着“野 史”旗号的故事传说自然就兴盛起来，加之当时王阳明的心学风靡，以良知蔑视 知识传统的做法颇为时尚，以至于“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 疑的记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王世贞、焦迹为首的严肃的史学家就展开了一系列甄别 考辨的工作，这些工作使得明末史学的风气逐渐好转，并直接影响了明清之际的 史学发展。
明清之际的几位史学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面轟代更迭、 社会巨变的现实状况时，深入思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治 学思想和风格，同时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历史的批判。从史学思想的角度 看，明清之际的史家对于走到成熟期和衰老期的封建专制已经极富批判思想和批 判精神。他们批判君主专制政体，说明世袭制的危害，特别提出明代废除宰相制 度而使这种危害失去了制约和补救的可能;他们批判传统的“君为臣纲”的君臣 关系和“民贵君轻”的君民关系，提出了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路；他们强 烈的批判八股取士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已经在阻碍社会发展、限制人才出现、败 坏社会风气。
更重要的是，明清之际的批判全面的指向了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顾 炎武在《日知录》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文中，就认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 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 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 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段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 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产生明朝的覆亡陆王心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看法实在情理之中。陆 王心学在诞生之初本不是什么空谈误国的学问，至少王阳明本人不是空谈之辈, 相反还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集“立功、立言、立德”于一身的思想家、文学家、 哲学家和军事家。但是陆王心学在传承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的走上了流于空谈, 逐渐向禅学的路径。顾炎武甚至认为，“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 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 是也”，将王阳明与王衍、王安石并列，并认为“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 乎！”
顾炎武批判陆王心学的办法，是提出“理学即经学”的主张。顾炎武认为理 学本质上是经学，经学本质上是实学，通经就是为了致用。《日知录》中明言，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 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 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但程朱理学并不 认为“下学与上达”、“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如此不可分，不过顾炎武还是对朱 熹有颇高的评价，因为“有能由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 其硕果之犹存也”。同
理学即经学的主张，一方面打击了陆王心学，另一方面却也否定了理学本身 的独立性。理学与经学相比更为理论化，且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是儒 家思想体系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这一命题 就有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是，“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得一新生命。 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谈理学 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 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妇视群学。 自炎武此说出，而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一 大解放也。”另一方面是，“'经学即理论'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 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 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供别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 立学科。”
经世致用的学术定向，甄别考辨的治史方法以及明清之际的史学理论探讨中 己经萌生朴素的历史进化观。这一切都成为清代史学以及近代史学的基础。
清代史学与公羊学的复兴
清代史学的代表是广为人知的乾嘉朴学，又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乾嘉 朴学以考据著称，基本方法是以考订文字讹误，训诂语辞名物，考证历史事实， 辨析典章制度等方法为基础，以归纳演绎、比较会通、辩证溯源等方法为手段， 探究历史进程的动因，历史变化的法则，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乾嘉朴学在历史评 价方面，也并非毫无建筑，他们主张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具体的时代中评 价，避免用后世形成的标准衡定前人，特别强调“知人论世”的评价原则。
此外，还有一个对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不得不提的思潮，就是公羊学。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中极为特殊的一部，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理论色 彩，也在于其戏剧化的命运。就其理论而言，公羊学专讲“微言大义”，多有“非 常异义可怪之论”，然而却能凭借它“三世说”的历史哲学，随着时代变迁而不 断翻新。就其命运而言，公羊学在西汉时曾备受尊奉，但在东汉之后的一千多年 间却又寂寂无闻，到了清朝中后期再度复兴，戊戌维新之际风靡一时，《春秋公 羊传》历史命运的曲折离奇堪称一绝。
公羊学专攻“微言大义”，自然很难避免穿凿附会的嫌疑，公羊学的这一特 点也历来为学者所诟病。即便在公羊学大行其道的1903年，张之洞在他的《学 术》诗中仍然写道：“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 恨荆榛满路栽。”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 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诗中刘郎指的是清代 公羊学大家刘逢禄，大约在张之洞看来，刘逢禄也算是播下“葵麦”之种，收获 “荆榛”满路的悲剧性人物。
撇开这些诟病不谈，公羊学实际上提出了两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命题，即“张 三世”与“通三统”。“三世”起源于《公羊传》在隐公元年、桓公二珀、哀公 十四年三次提到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同字面所指不过是所 记录的事件因为与孔子所处的年代有距离，因而出现不同的叙述。后来董仲舒据 此将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等，有见三世（哀、定、昭），有闻四世（襄、成、宣、 文），有传闻五世（僖、闵、庄、桓、隐）。何休又发展出“据乱世、升平世、太 平世”的新三世说，在描述历史变易进化的观点时，却也显而易见的因为新三世 说将分裂混乱的时代（定、哀）称为“太平世”，故而被后人冠上了 “文致太平” 的帽子。切“三统” 一说大约初见于董仲舒，他将朝代的更替归于黑统、白统、 赤统这三个统的循环，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那时的礼乐制度就应照着相对应 的统的定制去办理。闾“三统”理论的本意，或许是为了进行礼乐制度改革而廓 清道路，但也为后世依据儒家理论进行改革种下了理论根源。
公羊学在东汉以后寂寂无闻的原因，从文本角度看发端于两汉年间的“古文 经”与“今文经”的冲突与合流，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两汉之间的政治更迭 和社会变化。
西汉初年，因为焚书坑儒的缘故，大量的经学典籍是由残卷口述整理眷抄而 成，文本以汉代隶书书写。景帝、武帝年间发现了以先秦古文书写的经学典籍, 由此区分了 “今文经”与“古文经”。虽然西汉时期也发生过“古文经”与“今 文经”的论战，但终究没有改变“今文经”的官学地位，而由“今文经”而形成 的官僚体系也己经成熟，不能容忍“古文经”的挑战。王莽建政期间，虽然也尝 试改变己然繁琐僵化的“今文经”，但终究宣告失败。东汉在反对王莽政权的过 程中建国，对于“古文经”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一方面是为了制衡“今文经” 的门阀，另一方面也是要以“古文经”来改变“今文经”的繁琐僵化。终于在东 汉末年，由“古文经”大师郑玄实现了古今合流，问自此之后，与西汉政权和制 度相联系的公羊学更是无人问津。
作为今文经的代表，公羊学再度复兴是在清代中叶。
乾隆年间，常州大族子弟，礼部侍郎庄存与在听闻朝中有人奏议要剔除伪书 时，重新编订《尚书》时，“闻之忽然起，道然思，郁然叹，馄然而寤谋……乃 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尙书既 见》如干卷”，因为他发觉汉学如果继续发展将可能危及原有统一的思想体系， 故而以“自污其学”的方式撰写出清代第一部公羊学的著作《春秋正辞》。书中 对“张三世”、“通三统”未做多少阐发，着力阐发的却是《春秋公羊传》的“大 一统”的话语。但是庄氏一番苦心最终化作泡影，他不可能改变因“经世致用” 和“甄别考辨”而来的学术风潮，而在这样的学术风潮中，公羊学的再度兴起只 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讽刺的是，复兴公羊学的中坚力量，就是以而庄存与、刘逢 禄、宋翔凤等人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何但是真正对后世形成巨大影响的是常州学 派的后起之秀，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
就生平境遇与学术特点而言，龚自珍与魏源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魏源与林则 徐来往甚密，又曾经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担任过知县知州等官职，虽然不 算官运亨通，但比起龚自珍来，显然更为熟悉官场，也接触过更多的实务工作。 作为晚清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魏源在史学之外有着更大的贡献， 但仅就史学而言，一部《圣武记》，一部《海国图志》也足以彪炳史册。龚自珍 虽然继承并发扬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在史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 但他最重要的成就也不在史学，而在于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开创的一代风气， 以及这种风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龚自珍的特殊意义
龚自珍生于1792年，是法国大革命的同龄人，于1841年离奇的暴毙于江苏 丹阳，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生卒年月都颇有些象征意义。龚自珍的父亲龚 丽正是著名汉学家，《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也工于书 法，能写诗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家学渊源加上个人的努力，使龚自珍对 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诗歌、散文、文字、音韵、天文、地理、金石、目 录、典制乃至释道典藏均有涉及且造诣不浅。龚自珍曾与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程 恩泽一起研究边疆地理，也曾与魏源一起在刘逢禄门下学习公羊学，然而龚自珍 却既没有走上传统士大夫们的封建仕途，也没有像段玉裁那样成为注释群经的汉 学家，而是走上了一条带着明显的叛逆倾向的道路，至死未改。
龚自珍究竟算不算公羊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并无定论。梁启超的看法 是：“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 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 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 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⑹但钱穆却认为“然则定 庵之为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 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 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 庵之学也。”冋周予同也认为龚自珍是古文家，“龚是汉学家段玉删外孙，富 有天才。他虽没有关于今文学之专门的著作，但喜引用《公羊》义例，以批朝政， 排诋专制。不过他终是才胜于学，喜博嗜奇，所以一方治《公羊》，一方又袭章 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以自陷于古文家言。” 3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反过来问，清代公羊学的框架是不是能够 容得下龚自珍？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假如没有浙江人龚自珍、湖南人魏源， 那末无论刘逢禄、宋翔凤怎样表彰公羊学，常州学派也只会止于汉輛异端，因 为他们沿用考据的方法反对考据的取向，在汉学家看来也无非属于同室操戈，正 如当年郑玄反对何休一样。”[14]
但无论龚自珍究竟算不算公羊学家，他发展或者说升华了公羊“三世说”却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道：“吾闻深于《春 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 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丽然而龚自珍的“治世”、“乱世”、
“衰世”却并不仅仅只是公羊三世的又一次变形，因为他在《五经大义终始问答 一》中就直截了当的指出：“三世，非徒春秋法也。”[16]
“三世说”既然不只是春秋法，那自然也能有其他用处，龚自珍首先借助“三 世说”来探究上古文明之起源，要从古代社会的三世演变之中，寻找与当代社会 三世演变存在的一致性，换言之，要以上古社会历史变易进化的规律，来加强对 现实社会的弊端以及可能出现的变化的认知。龚自珍对于上古社会文明起源阶段 的猜想或判断集中体现在他的《五经大义终始论》中，“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 始与卒之间也。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 乎闻性与天道。”也就是说上古文明起源之际，先有“饮食”这种最基本的生产 活动与经济活动；然后才会有“制作”，也就是各项制度;最后才会有对于“性 和天道”的领会，亦即哲学或者意识形态。
上古文明起源的具体环节，龚自珍以《尚书•洪范》中的八政作为材料进行 演绎。所谓“八政”，是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孔颖 达的《正义》认为这八政是政教施行之中并列的八个方面，龚自珍却认为：“食 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空、司徒、司寇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 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即 食货第一，祀、司空、司徒、司寇第二，宾师第三。虽然不能肯定龚自珍对于八 政的排序到底是发生的时间顺序还是逻辑的先后顺序，但能够将公羊三世说做如 此的改造和应用，龚自珍对于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社会历史进化观的领会已经相 当成熟。
借助被改造了的“三世说”，龚自珍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了“衰世”的判 断，“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无色可废，似 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镌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慕也，似治世 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 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 远矣。”⑼面对衰世，龚自珍除了寄望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外，也切实的发 出了改革以顺应历史规律的呼喊，“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 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
龚自珍在1841年去世，他所寄往的改革并未出现，相反他在《尊隐》一文 中以寓言的方式描述的“山中”与“京师”的冲突，在他去世十年以后，通过太 平天国的方式应验。而太平天国的肇因，竟然也部分的被龚自珍提前点破：“至 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病。生民瞧类，靡有孑遗， 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 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18]
龚自珍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原因在于近代史学从明 清两代继承而来的因素在他身上不但都有所体现，而且非常集中。受官修正史打 压的私史，由私史泛滥而来的考据，由考据而来的朴学；由王朝破败而来的经世 致用，由经世致用兴起的经学，以及由经学引起的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当这些因 素汇聚到龚自珍身上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若要挽救危局，便要寻找富强之路, 若要寻找富强之路，便要改变现有制度。改变现有制度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 他在《平均篇》中也如此自勉：“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 [19] 这与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几有异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龚自珍没有来得及见证旧制度的崩溃，当然也没有看到大革命的到来。参 与并见证这一改变的是后来的梁启超以及他的《新史学》。
第二节新史学与新汉学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国的近代史的开端在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但在当时，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认知或许并没有那么深刻。且不说远离前线消 息闭塞的普通民众，即便是身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线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节制广州水师的林则徐，在开战之前的1840年6月也丝毫没有发出战争警报的 觉悟。对于英国的种种战争准备，林则徐认为不过是“恫吓”，“谅亦无能施其 伎俩”；英国战舰抵达广州沿海，林则徐认为不过是武装走私，在奏章中报告道 光帝，英国人“诚如圣谕，'实无能为'。” [20]
真正引起晚清朝野震动的，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梁启超对此评论道：“吾 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皿□此论十分 精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速度急剧加速，戊戌变法、义和团运 动、辛丑条约、保路运动直至清帝退位，民国建立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 梁启超作为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剧烈变革的亲历者，所受到的震动与启发不 言而喻。
新民说与新史学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游日本，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了以“取 《大学》'新民'之义，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宗旨的《新民丛报》 （半月刊）。可见，由《大学》而来的“新民”思想，成为了当时梁启超关注与 论述的中心。梁启超要维新国民的想法，部分源自他东渡日本之后的深切感受, “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以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而他 认为这种历史巨变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是对于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的反动，而 反动的动力，则来自于“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促成这种“勃兴”的是“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维新国民 的方法则在于以办报的方式交流新思想，“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 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的，恒须借他社会之事 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 常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 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 [22]
在这份《新民丛报》上，梁启超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极为 重要的著作，即《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被誉为新史学开山 之作的《新史学》。
《新民说》通篇的主旨，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应该具有 强烈的上进心，热爱自由与民主，善于求强致富，遵守法律秩序，具有强健的体 魄和健康的心态。沏梁启超并没有将典型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作为心目中新民的典 范，他塑造新民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新民本身，而是为了国家摆脱内政外交的种 种困局。梁启超强调培养国家思想，“必人人焉知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 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在论述自由的章 节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必须确立发达的自由思想，彻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 的奴隶地位和奴隶心理，但他也反对滥用自由谋求私利，国民的自由和独立应该 是“有制裁之自由”，“有合群之独立”。
当然，梁启超显然不是什么国粹主义者，这一点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中有明显的体现，“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 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而 在维新失败，清廷风雨飘摇之际，显然“救时之言”更贴近当时中国国家社会的 需要。因此在与西方文化对比的时候，梁氏语长时少，语短时多。哪怕是在将堪 称“全盛时期”的春秋战国学术思想与古希腊学术思想进行比较时，梁氏也不忘 记在列出五项长处（国家思想发达、生计问题昌明、世界主义光大、家数繁多、 影响广远）之后，指出六项短处（论理思想缺乏、物理实学缺乏、无抗论别择之 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界太严）。
在对学术专制的批判之外，对文化交融的礼赞也成为贯穿《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的一条主线。梁启超认为“隋、唐之交，为先秦以后学术思想最盛 时代”，更进而以“隋、唐之学术思想，为并时举世界独一无二之光荣”，这一 评价甚至还在全盛时代的春秋战国之上，其原因在在于佛教的输入。不过，梁启 超并非对外来学术全面接受，而是主张外来学术应当“中国化”，主张“尽吸其 所长以自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就一种我国之新文明。”在梁启超看来， 佛学的中国化是很成功的：“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诸国 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 “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24]
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复兴的希望在于近代西方思想的导入，对于 这种看法，梁氏本人做出了这样比喻式的描述：“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 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 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简言之，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可以 看出他对于中国学术的基本看法：中国学术要复兴，则必须借助近代西方思想学 说的导入。而中国学术复兴之目的，则是为了塑造新国民的人格。在了解了这一 点之后，《薪史学》的基本用心也变已经呼之欲出。
《新史学》同样写于1902年，而它的准备之作是写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 论》，这两篇文章都对中国近代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史叙 论》是初步阐述新史学见解之作，在梁氏看来，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在性质与内容 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传统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 者兴亡隆替之事”，这种记述“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所以梁氏直 言，“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梁氏此论固然略显激进， 却并非毫无根由，因为在梁氏看来，近代史家与传统史家的差异在于：近代史家 不但要“记载事实”，还必须“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并要“探索 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新史学》则直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蔽”与“二病”，“四蔽”指的是“一 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也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 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指的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 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统史学没有国民意识：“盖从来 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之者也”；也没有梁 启超推崇的进化史观：“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 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 之心，油然生焉”而“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
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以进化论学说为指导，对新鋅的性质和 内容进行界定。
首先，“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这个基本的历史观界定直接将新史 学与尊奉循环史观与复古史观的传统史学区别开来，当然，梁启超不会认为历史 的进化是线性的，所以又针对性的进行解释：“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 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 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 ”
其次，“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这个规定强调了历史不应该仅 仅局限于传统史学纪传体通行的文体，同时也显示出新史学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 主义倾向，直接呼应下一章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再次，“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则是要 求史学家要有更为宽广的视野，要从人类活动的群体活动，在史学与各个学科的 联系中寻找研究的材料，不可以“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 史”，也不可以“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而“求得其公理公 例”，在梁启超看来就是要贯彻某一种历史哲学，“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 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 不能为良史”。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新史学还讨论了两个今天看来不甚重要，在当时却至为 关键的问题，一为“正统”问题，二为“书法”问题。
所谓“正统”问题，从文本上看也来源于《春秋公羊传》的“通三统”，当 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多个政权或异族的政权，即存在不同的“统”的时候，哪家为 “正统”就成了一个很值得争上一争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正统”问题 本身十分荒谬，但因为传统史家对于“正统”的判断又容易牵扯到现实的政治利 害，所以也在当时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而所谓“书法”问题，指的是“春秋笔法”，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以不同的 语词进行“辨正邪，别善恶”，也就是上文所述，传统史学中的历史正义问题。 梁启超当然不是认为“书法”不重要，而是认为传统史家的“书法”所关注的一 人一事的评价不值得将之神圣化，更不值得史家浪费太多的精力，因为史家真正 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激励国民的爱国心，激发民族主义，要“以悲壮淋漓之笔， 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 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 之后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
梁氏不但准备从历史观上彻底打开传统史学中王朝体系的垄断，而且准备建 立与“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的“君史”相对应的“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 所起”的“民史”。此外，在方法论上，梁氏推崇以社会学方法治史，所谓“故 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 名，实史裁之正轨也”。固与中国传统史家相比，梁启超的“新史学”实在无异 于一场大刀阔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重新撰写一部中华史，也 不限于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而在于使史学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因为在梁氏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 居其半焉”，梁启超希望自己的“新史学”能够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实现“国 民团结，群治进化”的目的。《饮冰室合集》之序作者林志钧称梁氏为“思想界 之陈涉”，就梁氏与1902年前后之著述而言，殆非言过其实。
新汉学的兴起
然而这位“陈涉”所引起的史学革命却似乎并未持续多久，即便改弦更张。 1917年胡适回国，旋即兴起了 “整理国故”运动，虽然这场以胡适、顾颉刚、傅 斯年为代表的民国考据学在学界往往同时也被称为“新汉学”，以区隔于梁启超 为代表的“新史学”。所谓“新汉学”，自然指的是这一学派因袭清代朴学的治 学路径。但从广义上说，“新汉学”与“新史学” 一样，都是对以二十四史为核 心的旧史学的扬弃和批判，也同样是中国学者对于传统历史观的改造。测
不过“新汉学”与“新史学”确实大不相同。“新汉学”的核心运动是“整 理国故”与“古史辨”，根本目的在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心理慰藉和动力资源； 视野范围不但包括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包括明清档案、野史、杂史、方志、 谱牒、笔记、金石、刻文、考古发掘、方言调查、民俗学、俗文学等广阔领域； 具体方法则是继承朴学，借鉴西学，试图融会贯通。
说来有趣，标志着新汉学诞生的著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是真正最能体现新汉学特点的应当是顾颉刚的《古 史辨》以及著名的“井田制”论战。
“井田制”论战爆发在1919-1920年，起因是1919年胡汉民在《建设》杂 志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之唯物主义的研究》，井田制作为 论据而出现。胡适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井田辨》的文章，认为“井田论是孟子 凭空捏造出来的；孟子自己并未曾说得明白，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其实 都是演述《孟子》的，不可用来证《孟子》。”呦后来又归纳出了一个井田论的 演进史：从《孟子》：“很不清楚，又不完全”；《公羊传》：“只有.'什一而籍' 一句”；《谷梁传》：“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韩诗外 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周礼》:“井田制 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 成一种调和的制度”；《公羊解诂》：“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 成一种井田制”。胡适从这一过程中抽象出了四个环节，作为古史研九的“根本 方法”：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记载，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件史 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记载；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 由陋野变为雅训，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 由寓言变为事实的过程；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画从“井田制”论 战中，可以发现胡适论点的中心是“井田论”而非“井田制”，换言之，胡适关 心的首要问题是文献上是否存在可信的证据，如果文献上没有可信的证据，那么 “井田制”的存在只能作为一种假说，而不能作为史实。
此后进一步发展“新汉学”的人是顾颉刚。
顾颉刚是少见的称得上“大破大立”的史学家，只不过后人时常只见其一面。 胡适对顾颉刚的“破”有过如下评价，“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 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己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 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一一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一一这是绝无可 谅的事实。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 '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 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 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 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禅台 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呦八十年代时，悼念顾颉刚的文章却又只 是盛赞他的尚书研究，对于顾颉刚古史学有特殊意义的民俗学取径，反而至于次 要位置。测
顾颉刚的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可谓后来居上，大致 是1928年以前重视疑古，三十年代崇尚辨伪，四十年代向考信过度，六十年代 以后则以考信为主。就其方法系统而言，一是得自胡适的“历史演进的方法”； 二是“历史演进”的变种——“故事的眼光”；三是源自康有为但经他发展的 “伪”史移用法。而他最大的贡献，当然是被称为“层累造成说”的“层累地造 成中国古史”这一中心观点。
当然，如果将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无限制的滥用，不要说上古史，古代 史，就是连当代史也容易造成一笔糊涂账，历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就在于历 史学者永远在研究己然“消失”的历史事实。史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甚至会是 相互矛盾的，无限制的追根溯源，除了把历史最终变成故事、小说、戏剧，恐怕 不会有别的结果。
新史学与新汉学的对比
概言之，与“新史学”相比，“新汉学”的不同之处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汉学”与“新史学”相比，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基础。与“新史 学”试图另起炉灶的表现相比，“新汉学”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态度无疑更为尊 敬也更为重视，这种态度使得“新汉学”无论是在学术资源上还是在知识分子的 心理倾向上都占据着更为有利的资源。1840以来，面临西方的物质和精神冲击， 中国知识分子应对的态度与日本维新变法时期知识分子的“始惊、次醉、终狂” 的“全盘西化”态度不甚相同，日本知识分子明确感受到了本国传统文化，以及 本国传统文化的来源一一清王朝，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面前的孱弱，故 而采取了 “全盘西化”的态度。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一直徘徊于"中体西用”和 “全盘西化”之间，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试图突破“中体西用”与''全盘 西化”的限制，但出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信心或依赖，终究不可能走“全盘西化” 这条路。更为重要的是，“整理国故”作为研究并萃取传统文化的活动，从激发 民族主义的角度看，也可以视为是“新史学”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在刺激民 族主义这一点上，“新汉学”似乎比“新史学”还要直接。
其次，“新汉学”与“新史学”相比，与西学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与胡适相 比，梁启超对于西学的了解程度确实颇有不如，这种缺陷便实际上导致了''新史 学”与西方史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时间性错位。当中国史学向西方史学靠拢的时 候，西方史学本身正面临着新兴的社会学科的冲击，而作为西方史学的精神支柱 的历史主义在当时更是深受怀疑，“历史主义危机”的说法此起彼伏，正当西方 史学在学术战场上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之际，由散兵游勇组成的中国志愿军却不 远万里的前来摇旗呐喊，加油助威。更为重要的是，冲击西方史学的社会科学也 将在不久之后因以福柯、德里达、巴特、怀特等后现代主义者为首的后现代主义 思潮之冲击而面临与西方史学类似的局面。若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20世纪以来 中国传统史学、中国新史学、西方史学、西方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大概可以做如下形象化的表述：传统学问在面对1840以来的社会现实的激变显 得捉襟见肘，中国史学因而抛弃了中国传统史学而追逐西方史学，西方史学却因 新兴学科的“瓜分豆剖”之势而不得不试图依附于西方社会学，却不知西方社会 学也将因为后现代主义之冲击而显得大厦将倾。问题在于当时中国新史学之众旗 手只看到了前两个阶段，而没有预见到后两个阶段。所以无论是“新史学”的倡 导者如梁启超，还是“新汉学”的代表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均摒弃固有史学， 却对传统史学的考证工夫赞赏有加，加之20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清代考据学 者被视为“饶有科学的精神”，梁氏晚年的诸多转变，甚至拥抱乾嘉考证之学， 貌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
这种时间性错位在梁启超自身的学术转变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并不讳言自己对于史学能够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期许， 而在20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氏则如此描述其治史的目的“吾侪今 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并批评道“我国人无论治侖种学问， 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 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 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己，其结果必然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 坠地”。与此同时，梁氏还扬弃了早年的“进化”、“公理公例”等核心概念，代 之以“庚续活动”、“因果关系”，甚至最后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 将“因果关系”也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圍只不过梁氏这一点明悟，在民国初年 “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的席卷之下，终究一闪而没。
梁氏的这种转变，二面乃是梁氏反省自问之功，另一面也可以视为梁氏受西 学影响日深之表现。终其一生，梁启超的史学转变总是缘西学而发，《新史学》 显然受到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中国历史研究法》背后则不难看到兰克史学的 影子，而对因果律的质疑，则源自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的哲学。図
相形之下，“新汉学”与西学的关联不但更为紧密，表现方式也可能显得更 为隐晦。“新汉学”推崇史考，排斥史释；推崇归纳，排斥演绎；这看起来仅仅 是兰克式的“秉笔直书”，然而更为根本的差异，恐怕在于“新史学”指向历史 本体，而“新汉学”则指向历史记录。如果将“新汉学”的这些特点与后来的“后 现代主义史学”进行比较，那么将会惊讶的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在学术指向上舍历史本体，而取历史记录——即后世所谓的文本(text)；在方 法论上重视考据而排斥史释 即后世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如果 考虑到胡适那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剧甚至可以认为“新汉学”与“后现代 主义史学”共享一部分的哲学渊源——尼采。
当然，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即便是完全不同的动因，也可能导致相 互类似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新汉学”问世之际，现代性尚未降临中国，后现 代性自然无从谈起。但笔者认为，即便“新汉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相似 之处仅仅停留于形式，也不应低估这种相似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因为这种相似表 明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接轨”：中国史学也正在或将要面临西方史学所要 面临的困境。而从“新史学”被“新汉学”几乎腰斩的变化，似乎也暗示着历史 与史学可能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唯物史观的史学界限
1900已降，中国史学若以学术派别而论，影响最大的当属两派，一为史料学 派，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任务；一为史观学派，以系 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図如果以这种方法划分，那么“新 史学”以及后来的“唯物史观派”与“食货派”都属于史观学派，“唯物史观派” 和“食货派”分别可以算作是史观学派的左翼和右翼，而两者都可以被视为“新 史学”的后裔：“新汉学”与其后的“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自然便属 于史料学派。
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消长关系
史料与史观，本来就都是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史料是其下层基础，而史 观则是其上层建构，没有史料的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史观的疏通，史学不 算完成。中国史学界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所以产生了泾渭分明，甚至颇为尖 锐的对立，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无论是史料学派还是史 观学派都在完成自身的“科学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双方 互相认为对方不够“科学”和“现代”。就1900以后中国大陆学界两派之间的对 比关系而言，1902到1919之间，史观学派独领风骚，1919到1949之间，史料 学派稍胜一筹，1949以后，则是史观学派，尤其是唯物史观派，成为了毫无疑问 的正统和主导。
通过研究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与分析史观学 派与史料学派各自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1925年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是最早对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进行回顾且有较大影响的文章。文中王国维高度评价新史料的开发与研究, 认为此前二三十年的新学问的主要成就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的 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的书卷、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古外族遗留 文字的发现和整理。王国维认为这些成就可以与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汲冢书的发 现并列为中国学问史上的三大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胡适、顾颉刚和傅 斯年为中心的“新汉学”发展壮大的时代，王国维此文以新史料的发现为中心叙 述学术史可谓理所当然。
1941年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以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为基 本视角，专门考察1900-1941年的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把新史学视为史学逐渐 脱离经学的过程，明确提出了 “史观派”与“史料派”这两个系统，但文中并未 详述两派的差别和对立。不过就史学脱离经学的进程来看，周予同认为梁启超和 胡适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而郭沫若、陶希圣等人以及他们以后的“分裂与争论 日甚一日，且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冏
1943年金毓鍛的《中国史学史》认同王国维的“学无新旧、中西、有用与无 用”的观点，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现代史学融为一炉，从“史料搜集与整理”和 “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的两个趋势出发，叙述整个中国史学脉络。在这 一叙述中，梁启超是新史学的第一重要的人物；胡适、吕思勉和钱穆茁于一表格 之内，而对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竟似只字未提。■-
1945年，年过五十的顾颉刚在抗战胜利之后写下了《当代中国史学》，此时 顾颉刚在史学界己经称得上德高望重，在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的协助下对当代中 国史学进行点评，颇有些“青梅煮酒论英雄”。在顾颉刚看来，新史学的成功主 要在于新史料的开发，新史料的开发中顾颉刚本人和他的古史辨固然居功至伟， 但《当代中国史学》的对于新史料开发的重点却放在了实物史料的发现与应用， 如“安阳甲骨文”、“西北文物”、“敦煌石室”和“铜器新发现”。而在叙述 这些新史料的时候，顾颉刚也没有忽视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当代 中国史学》的格局之开阔可见一斑。1945年前后，史学界己然因为不同的治学态 度和政治态度形成了与战前大不一样的各个派别，顾颉刚仍然能够做到包容一切、 兼顾大家，对于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这样并不多么“新”的史家，对于郭沫若 和当时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陶希圣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殊为不易。冏
到了 1949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与四年前的《当代 中国史学》大不相同。新史料的发现只有半页的论述，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等 史学大家一笔带过，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何炳松等史学家虽然还有 较高的学术地位，但规模大大缩小。论述的较为详细的学者是李大钊、吕振羽、 范文澜、翦伯赞以及在1946年还被齐思和在《评十批判书》中批评为“想象力 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所能控制”的郭沫若。
齐思和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第一次给予唯 物史观学派以如此高的评价。毕竟史料学派在当时是史学界毫无争议的主流，这 一点不止顾颉刚、金毓献、周予同等人认可，连批评史料学派的如钱穆和冯友兰 也认可。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新史学”和“新汉学”的纠葛之中，唯物史观的角 色是比较特殊的。就史学理论而言，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影响不可谓 不大，无论是史观学派还是史料学派，事实上都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即便是直言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⑼的胡适，对唯物史观 也给出了“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 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跑的评价。然而唯物史 观自19世纪末起逐渐传入中国，至1919前后已有不少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却并未改变“新史学”与“新汉学”之间的此消彼长，甚至 在新史学内部，唯物史观学派一时之间也未能成为主流。
但是在唯物史观学派笔下，史学史的正统只能是唯物史观史学，区别只是对 于非唯物史观史学的批判程度的轻重而已。
1941年8月，延安的革命史学家之一叶蟻生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 一文发表。此文首次将政治斗争引入史学史之中，并以政治立场为标准将史学界 分为两大营垒四大派，随着抗战的发展,唯物史观派将“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 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正因为它己成为历史学中的主力，因而 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唯心论的历史学者，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 历史家……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权威。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
1941年11月，《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金灿然的题为《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 顾与展望》一文。在文中，金灿然将中国史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封建时代 史学”、“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并认 为唯物史观的方法在“社会史论战”以后就在研究中国历史一一尤其是社会史 上占了统治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显 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从金灿然开始，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等概念正 式成为唯物史观史学史叙事里的核心的受批判的概念。测
而1985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则差不多是以正统的形式确立了 叶蟻生和金灿然的叙事基调。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地位的不断提高 为线索，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这三 十年历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学从此走上 了真正科学的轨道。”泗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尹达的处理不尽相同。顾颉刚 及其领导的《古史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占一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 这些史学家的政治色彩并不明显，于是各自占了数百字；胡适、蒋廷蔽、陶希圣、 林同济等人被列入反动史学流派。
上世纪最后十年，学术史的叙述突然又为之一变。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转变 的直观反映是“国学热”，而在史学界，这一转变的直观反映是“陈寅恪热”。 在史学史的叙述中，陈寅恪取代了郭沫若成为了中心人物；在学术史上，陈寅恪 更是成为了学者的典范，而郭沫若却不免带上了 “曲学阿世”甚至“不学无术” 的帽子。诚然，陈寅恪的学术品格与个人操守都令人不由自主的敬重与钦佩，陈 寅恪及其父祖三代在戊戌变法之际提出的温和的变法设计，也迎合了多数人在经 历了 “文革”和“苏东剧变”之后不愿意“折腾”的心态。但这并不是“陈寅恪 热”的深层次原因，尤其不是史学界“陈寅恪热”的根本原因。这一现象的深层 原因笔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己有分析，此处不赘述。 蠻
在以上几部学术史和史学史著作的转折中，可以看出现实政治环境和意识形 态的变化，以及由治学方法不同而产生的“门户之见”，可以使得学术史上对于 “史观学派”和“史料学派”、“新史学”和“新汉学”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完全 不同的叙述。而这些叙述之间，显然存在着“东扶西倒”、“此消彼长”的关系。 对于这种“东扶西倒”的现象，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归纳。
首先，史观学派的两次兴起虽然都与近代中国的巨大变革相关，范并不能简 单的认为史观学派的兴起必然与变革相联系，或认为任何巨大的变革都能导致史 观学派的兴起。能够导致史观学派兴起的最直接原因，一般而言是当时的史学出 现了原有历史观不容易或者不能够解释的热点问题，而热点问题之所以会产生, 是当时的社会面临着必须以新的历史观方能解决的困境。从这一点上看，无论是 “新史学”、“食货派”还是“唯物史观派”，都可谓生逢其时。史观学派，尤其 是“唯物史观派”，本身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简言之即重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 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重视与社会科学的勾连，重视人民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 解释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方面有一定的偏好和特长。凹这些学术特点并非碰巧形 成，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毋宁说是为了应 对20世纪初中国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回答因此而客观形成的 史学热点问题。
其次，史料学派的兴起与史观学派内在的学术困境相关。认真说来，史料学 派本身的存在便可算作一种史学本身的一种吊诡，因为对于史料的严谨考证本是 所有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学术观点，更不用说形成某
种学派。所以笔者认为，史料学派的形成和兴起，便是先前的史观学派所持有的 历史观面临困境，而新的历史观尚未成为主流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 为史料学派是前后史观学派之间的学术过渡。但是，也正是因为先前的历史观面 临解体，后来的历史观尚未形成，史料学派往往能拥有更为多元也更为立体的学 术视角，简单的说，如果史观学派是“大破大立”，那么史料学派就是“精雕细 琢”，而“精雕细琢”的成果，完全有可能比“大破大立”的成果在理论上更为 扎实，在技法上更为纯熟。
由此可见，要解释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间的“东扶西倒”现象，问题的关 键仍然在于史观学派为什么会产生困境，而要解释产生困境的原因，就需要说明 这种困境究竟为何物。
史观学派的学术困境
那么，史观学派的学术困境究竟是什么呢？
余英时对于史观学派的不足之处的论断可谓一阵见血，他认为“近代中国的 史观学派则自始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的。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 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的。”余 英时虽然承认，“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 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然而，他也指出“史观学派因为完全从现实政治 的要求出发，最后必然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界线，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 观性”，泗简言之，即“古今不分”。
余英时先生认为，“古今不分”这一困境的理论根源不在于史观学派对于规 律或者模式的执着，而在于对“规律”这一在科学上具有严格意义的概念体认得 不够真切，以至于将西方历史上一些局部有效的概括性论断看成了普遍性历史规 律，进而热衷于以现实的历史经验来证实自身所主张的规律，所造成的结果，便 是梁启超所批判的“强史就我”。余英时先生的论断立足于史学，所以认为史观 学派的困境在于“古今不分”，但笔者认为，如果分析的视角不仅仅局限于史学 本身，而是将史学视为关于历史事实的记录与理论，从而考察历史事实与史学之 间的关系，那么史观学派的内在困境将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
如果现实中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能够呈现为平稳的或者固定斜率的线性图谱, 那么史观学派与历史观本身都将一成不变，旧的历史观不会崩溃，新的历史观不 会产生，因而史观学派将成为固定的常识而不再作为一种学术派别而存在，历史 将彻底的倒退为记录。然而，人类历史不仅不是线性图谱，反而处处弥漫着“拐 点”甚至“断点”一一事实上“拐点”与“断点”这样的比喻也来源于对于历史 发展进程的“线性假设”，而且这种比喻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后见之明”的基 础上。而面对作为人类感性实践的历史中的变革与革命，作为意识的历史观与史
学理论注定是滞后的，这种时间上与逻辑上的“滞后性”是历史观需要改变的根 本原因，也是史观学派无法摆脱的内在困境。“滞后性”问题在“新史学”出现 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正史解释历史的目 的或许仅仅在于论述新王朝获得政权的必然性，新王朝的史家完全可以在进行一 定的修补性工作之后，实现对前朝的历史观的继承。
然而，唯物史观派与传统的史观学派相比，区别在于唯物史观似乎不应该存 在什么“滞后性”。因为唯物史观不仅解释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 即便在今天看来，似乎也仍然十分遥远。既然唯物史观中的许多观点仍然需要等 待未来的检验，那么唯物史观的滞后性自然无从谈起。
如此看来，在唯物史观是否滞后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上，似乎形成了一个“二 律背反”，一方面，唯物史观即便出自一个伟大天才的头脑，也仍然不可能摆脱 作为意识而滞后于实践的命运;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所研究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 其中有不少甚至尚未到来，那么唯物史观又怎么会滞后于当下的历史实践呢？
这一“二律背反”的直接成因,也许在于不同的视角所带来的“分辨率差异”， 这就好比在观察同一张数码照片，前一种视角因其专注于细节，“分辨率”相对 较高，因而镜头下的数码照片变成了一堆马赛克色块；而后一种视角因其专注于 宏观，“分辨率”相对较低，因而镜头下的数码照片尽管模糊一些，却仍然可以 辨认，只是需要一定的想象能力以及变通空间。
而之所以能够造成这种“分辨率差异”，根源或许在于时至今日的唯物史观 本就存在着不同的面相。正如上文所述，在今日之中国，不同的人在覆用唯物史 观这个名词时，可能指涉的对象至少有四种：第一、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成果；第 二、第二国际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成果；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成果；第四、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
以上四种唯物史观的面相，可以被视为是唯物史观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四个阶 段，也可以被视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四种不同风格、不同侧重的表述，但最 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四种面相在今日之中国同时存在，且彼此之 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一事实构成了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的基本前提，那就 是对于唯物史观的探讨，必须建立在这四种面相的交错的基础之上。
面对这种基础，在学者的脑海中首要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会变为：唯物史观 究竟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最容易引起的，便是一种似乎顺理成章的口号般的主张 ——回到马克思。这个主张的潜台词是，马克思的哲学受到了不够准确的理解, 遭到了不够公正的评价，于是人们需要回到正确的源头，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著 作中去寻找当下这个世界需要的智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主张都能有其积极 意义，因为后人对于马克思确实多有误读之处。不过这一主张很容易让人忽略这 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后人对于马克思做出了如此这般的误读，而如此这般 的误读又为什么流传至今，甚至经久不衰。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就一个复杂程度如唯物史观一般的理论而言，如果 所谓的“误读”能够在时间长河之中留存下来，那么这种“误读”必然在某个时 间节点上成为了 “正解”；相应的，可以想见的一点是，在当下看来是“正解” 的看法，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误读”。所以探讨“正解”与“误读”，分辨的标 准中必不可少的乃是当下时空中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与脱离马 克思的原意相比，脱离当下具体的热点问题更像是“误读”的深层次原因。
故而笔者认为，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基本前提就是，在 上述的四种面向交错的基础上对于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做出回应。而在这一前提 下，我们应当注意余英时先生对于史观学派的固有的学术困境的深刻分析。既然 史观学派的困境产生于“古今不分”，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边界的模糊，那么在 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就应该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边界，唯物史观与 历史学的边界格外小心。
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边界
首先，研究唯物史观应该明确唯物史观的学科定位，处理好与其他学科，尤 其是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应当保持合适的距离。
历史哲学本身便从来不会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唯物史观也是如此。历史 事件必须首先通过历史学的门槛,方才能够进入历史哲学和唯物史观的视野之中。 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历史必须具备宽广的视野，而针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则需要谨 慎的考证。唯物史观应该为历史学准确的提供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要为了认清 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为了认清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处境提供“方 向”上的指导，而不应该对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出过于具体的意见。历史学广 阔的研究领域,注定了这门学科在没有固定方法的同时却又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 的方法。没有固定方法，就意味着史学研究不存在捷径，吸收新的方法，就意味 着史学研究随时面临着隐藏的陷阱。所以如果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越俎代庖， 则必然导致梁启超所批判的“强史就我”的现象，就好比观察者在该用高像素镜 头的时候，错误的用上了低像素镜头，其结果不但是看不清想要观察的目标，同 时也影响了低像素镜头的正常使用，甚至会导致观察者对于低像素镜头所观察的 结果失去信心。
其次，研究唯物史观应该对中国传统历史观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回应。
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至少承担着历史规律问题、王朝兴替 问题和历史正义问题这三方面作用，而这三个方面事实上也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社 会最为高频的社会热点问题。传统历史学者借助皇权的支持，以史官的身份将这 三个大问题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传统历史著作“三位一体”的鲜明特征，所谓 的中国传统历史观也正是在这“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而来的。“新史 学”与“新汉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曾经试图完成对传统历 史观“三位一体”的拆解工作，然而结果却更突出的表现为向中国传统史学中引 入了新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而非成功的拆解传统历史学。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史 学聚焦的三大问题在当下仍然备受关注，在中国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三大问 题并没有消失或边缘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新潮。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进程 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对这些问题给出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性的表述。
最后，唯物史观应该以丰富而多元的方式进行表达。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 积累了无数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培育了对于社会问题具有参与意识与参与水 平的民众。更为棘手的是，这两方面又因为地区文化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了难 以把握的区域性差异，这便导致了社会热点问题本身的复杂化，以及对于社会热 点问题关注的多元化。所谓复杂化，是指社会热点问题本身的构成更为复杂，即 研究者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应对与解释新问题，而所谓多元化，则是对于同一个社 会热点问题将会出现解释的多元化需求，即要运用唯物史观对同一问题的展开多 元化的阐释。
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认 清唯物史观的边界，有助于明确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扮演什么角 色，发挥什么作用。 食
回顾一百多年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程，就算是新史学的开山鼻祖梁启超本人 恐怕也要承认，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想象的场景太过美好。笔 者相信梁启超本人绝对料想不到中国史学会在近代化的进程中经历如此多的曲 折。
但是，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于中西 文明在二十世纪的深入交流还只是一种期待，那么今天看来梁启超的期待至少已 经有一部分实现了。中华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确实引入了不少西方文明的思 想成果，尽管引入的方式未见得如梁启超所愿，是“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 三让”的“行亲迎之大典”。目前看来，在被中华文明迎入门中的西方文明的思 想成果中，最有魅力的当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所育的“宁馨儿”虽 然不仅仅只是思想上的成果，但必然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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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战火与硝烟中诞生
从1899年第121期《万国公报》刊发的《大同学》算起，唯物史观在中国 的历史已有115年，这115年中，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贡献最多，功劳最大 的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学术上研究唯 物史观，还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中国共产党 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与一般的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相提并论，而 应该单列一章进行讨论和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 密联系，因而，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刻意的强调唯物史观的哲学和历史学的双 重维度，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在学习、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人自然而然的了解并运用了唯物史观的这一特性。可以说，唯物史观在中 国的115年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哲学和历史学的双重维度对唯物史观进 行学习、研究和传播，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历史。所 以讨论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自然也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脱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
具体来说，唯物史观在中国的115年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1899年到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并通过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传播在多个方面展开。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 到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唯物史观己经彻底确立了自身在中国社会与中国学 术世界中的地位，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则是 1978年至今，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唯物史观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中继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本章将以中国 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双重维度的传播和应用为线索，对上述三个阶段分别进行 梳理和讨论。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本身也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故而在梳理唯物史观的同时，不可能割裂唯物史 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内容的联系。
1899年到1949年的第一阶段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19年五 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南昌起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四 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标志着唯 物史观从被一般性的介绍到被主动的传播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意味着唯物史 观成为了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将会受到有组织的整理、宣传和辩护，诉诸语言 和文字的论战无论如何不可能驳倒唯物史观,反而会成为唯物史观扩大自身影响 的契机；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之路， 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新中国成立则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实践自己的理论，也标志着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首次在革命战争领域以外获得全面展开的可能。
五四运动的风云际会
一般而言，20世纪中国思想界共有三大思潮，分别是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维 护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在1919年前后最终 形成，合力造就了五四时期的风云际会，并直接导致了中国思想界在五四运动之 后的深刻变革。
唯物史观在东亚的传播，大体与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步， 也是首先传入日本。当时在日本比较关注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者痔有片山潜 （1859-1933）、幸德秋水（1871 -1911）、堺利彦（1870-1933）、河上肇（1979- 1946）、山川均（1850-1958）等等。其中河上肇的著述最具影响，被译为中文的 唯物史观相关的著作便有17种之多。
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的文章，可以上溯到1899年《万国公报》 121期刊发的《大同学》（颉德著，李提摩太中译），此后则有1903簣2月出版 的《译书汇编》中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民报》第2；萼朱执信的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等等。巾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并形成影响力的当属李大钊。 李大钊在1919年9月和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系统的介绍 了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哲学）、经济论（政治经济 学）和阶级竞争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 为唯物史观不是由马克思所创，而是由“孔道西（Condorcet,孔多塞，法国哲 学家）”开创，经由“桑西门（Saint-Simon,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Thierry （梯叶里，法国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曾任圣西门的秘书）”、 "Mignet （米涅，法国历史学家）"、"Guizot （基佐，法国政治活动家、历史 学家）”乃至蒲鲁东等人的因袭才到了马克思手中。不过李大钊也承认，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是独有的，“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図s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独有之处”，体现在W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几篇著作之中，并从河上肇的译文 中转译承一些段落。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 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所谓“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 明”，指的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的构造作为社会的基础构造，对 精神的构造或曰表面构造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表 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 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 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
而所谓“社会组织进化论”，指的是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也 就是后来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作用。李大钊准确的把握了马克思的“两个必 然”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 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 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 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 而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 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3]
由此可见，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其实略带 “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他注意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却没有注意 到生产关系，尤其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过平心而论，李大钊的这种理解实在 无可厚非，一来因为经济决定论本来就是当时对唯物史观的普遍解释，二来要走 出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解释还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而这一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甚至到了 1938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的四章二节，也还是停留在了“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 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社会也就怎样。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 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⑷而这与李大钊在1920年1月 1日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凡一时代， 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皈相比，似乎也未见高明。
但是在不久之后的1920年12月1日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 值》一文中，李大钊就对唯物史观当时存在的四种名称分别进行了检讨，并特别 指出"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 有倾向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 还是将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妥当些。旧可见，虽然受限于时代，李大钊仍 然能够很敏锐的觉察到“经济决定论”可能存在的弊病。殊堪玩味的是，这种洞 见正是出现在对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的讨论过程中，换言之，李大钊在将唯物史 观与中国传统学问中最为发达的史学相互联系印证之下，得出了旧历史的方法与 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的结论：旧历史的方法“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 全为天意所存”，因而“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与社会本身之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 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 观”；新历史的方法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因而“与 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给人以奋发有 为的人生观”。m至此，对抗经济决定论的主观能动性已然呼之欲出。
外来输入与内生萌芽
在李大钊之外，致力于唯物史观的宣传与传播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陈独秀、 瞿秋白和李达。陈独秀在1922年7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的《马 克思学说》一文中，将唯物史观的要旨归纳为“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和“说明 社会制度之变动”，同样也是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关系为主轴，以《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 和《哲学的贫困》为依据梳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李大钊将“阶级竞争（阶 级斗争）”视为马克思学说的金线一样，陈独秀也高度重视阶级斗争,并认为“阶 级争斗”与唯物史观可以互相证明
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相比，瞿秋白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第一个传播苏联马克思 主义的人，更在于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瞿秋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他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 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原则、形式和内容的创 立做出了贡献。闻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而论，唯物史观一向被视为是辩 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深受苏联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的瞿秋白自然也是如此。1924年，瞿秋白在上気大学执教 时编写的三篇讲义，即《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念》虽 然源自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但从唯物史观的传播过程来看，瞿秋白实现 了将唯物史观的彻底的唯物论与dialectics （瞿秋白本人并不认同“辩证法”的 这一译法，认为由日语转译而来的辩证二字与dialectics原义的关联不够紧密， 故将dialectics译为“互辩法”）的贯通，并实现了唯物史观传播由日本渠道到 苏联渠道的转向。^
1927年之前，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可算是最为全面的宣传唯物史观的著作 之一。在这部总计十八章的著作中，李达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等基本概念和理论，其中有许多叙 述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叙述。例如，在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李达在肯定前者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很 重视后者的反作用。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指出，“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与 生产力而造成，已如上述。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 知也”，⑼又指出，“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之余地，而人类必
欲以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 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 该社会之退步”。何
要言之，1927年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需要依赖国外，尤其是苏联的理论资源，而对唯物史 观的宣传和传播，也带有浓重的翻译和介绍的性质。虽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均已发表，但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 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
革命战争与理论生长
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叙述体系中，这一时期又可以被细化为土地革命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唯物史观虽然在很多领域 内获得发展，但就其发展逻辑与方向而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 史观的发展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传播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 种，第一是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大量引入苏联、日本和德国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以创办刊物、编译书籍、 利用讲坛、建立基层群众组织、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等方式方法来宣传和传 播马克思主义；第三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作 理论著作，进行理论创新。在这三种基本方法中，第三种无疑是最根本也最重要 的。
在这一时期中，较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H1934-1935）,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2-1937）,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1930）、《实践 论》（1937）、《矛盾论》（1937）、《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等。
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文字语言清晰平实。这一时期出现了与“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 大众化”和“科学大众化”相联系的“哲学大众化”的口号。《大众哲学》也开 宗明义，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关系，始终都是密切的。在日常 生活里，随时都有哲学的踪迹出现，但因为是日常生活，我们习惯了，所以就不 觉察，不反省。”问 *
第二，内容紧密联系时代。李达在写于1937年4月1日的《社会学大纲》 一书的序言中明言：“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 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人，必先认清自己的历史使 命，就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何毛泽东在谈到《实践论》与《矛 盾论》的写作时也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谢了《实 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15]
第三，中国特色开始显现。这一特点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尤为明显，马克思主 义哲学著作最初来自德语和英语，后被翻译为法语、日语和俄语，最后被转译为 汉语。从论证和表达的语言风格上看，翻译著作首重准确，务求复现经典理论文 本的概念辨析和逻辑推论，故而多以分析、推论的逻辑缜密性见长。而毛泽东的 著作则力求短小精悍、言简意赅，行文多以短句，以比喻、夸张、借代、对偶等 多种修辞方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丰富多彩的表述,这种契合中国传统文 体的文风句法显然更容易吸引读者和听众。加之毛本人并非单纯的理论工作者， 同时还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革命领袖，同样的概念、观点、关系、命题 在他笔下的阐述自然要比一般的哲学家或理论工作者更为丰富和深刻。毛泽东的 理论著作同时具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使毛泽东思想无 愧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殊荣。 铮
总的来说，1899-1949这五十年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社会思潮到指导思想的剧烈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实 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宣传、传播，最终实现了灵活而广泛的运用。正 如马克思那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泗，唯物 史观对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因而也给出了正确的回答。中 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赢得了战争、革命、政权和中国協未来。
第二节成就与挫折中成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结束了所谓“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1899年到1949年相比，从1949 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的改革开放的将近三十年间，也 同样存在着四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966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唯物史观的发展而言，与1949年之前相比，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 于唯物史观的态度更偏重于实践和运用，所以与其他思潮的论战成为讨论这一时 期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的主要线索。
过渡与改造的探索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彻底掌握整个国家的政权，面对百废待兴的 现实，中国共产党需要大量的有一定理论修养的干部，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中国 共产党积极组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为此, 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马特、沈志远等理论工作者出版了一批作为教材 和参考材料的著作。与此同时，大量的全集、文集、选集以及大量的以苏联为主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被整理出版或再版，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 论》也重新整理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马克思主义教育广泛铺开的同时,对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的斗争也在全面跟进，当时较有影响的批判运动主要有两场，一场是批判赞扬电 影《武训传》的唯心史观，另一场则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
《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场极具启示意义的政治运动，这种启示意义不仅在 于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批判的思想动因，也在于批判《武训传》本身的运 动化模式。
就其思想动因而言，或者说，至少就毛泽东本人而言，发动批判《武训传》 运动的初衷并不是武训或《武训传》本身，而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对《武训传》的 如潮好评。这种思想动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在毛看来《武训传》 宣扬的“武训精神”无非是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而这种反应“资产 阶级思想”的电影不仅没有被批评，反而在共产党己经取得政权的新中国受到如 此热烈的追捧和颂扬，这只能“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 度！”⑹另一方面，毛决不能容忍“改良主义”、“阶级合作”、“读书才能救 穷人”等主张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等“革命理 论”与“革命道路”的“僭越”或错误诠释。购
就其运动化模式而言，《武训传》的批判也成为了后来无数次政治运动的预 演和先例。最初，《武训传》的批判并没有立即走上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道路，若 干批判《武训传》的文章都只是选择《武训传》的一个侧面进行批判，往往在批 判之余，还会再反过来给予几句肯定评价，文章四平八稳，无法达到“彻底地澄 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⑭在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指示之 下，对《武训传》的批判终于借助批判会和宣传工具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在 全国范围内暴风骤雨一般的展开了。在此后的若干年，《武训传》的批判不仅成 为后来无数次政治运动的模板，甚至在很多时候会再度被人有目的的提起，最后 连刘少奇都成为了所谓的“黑后台”，其余的相关人员，如导言孙瑜，主演赵丹 等人更是逃不过被“揪斗”的命运，毛泽东最初的“对事不对人”的初衷也毫无 悬念的付诸东流。
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发生在1954-1955年，导火索是关于《红楼 梦》的研究和讨论。《红楼梦》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奇书，围绕着《红楼梦》 形成了曹学、版本学、探轶学、脂学的四大分支，又有所谓的评点派、索隐派、 题咏派等“旧红学”和考证派、评论派等“新红学”，考证派的“新红学”的代 表人物就是胡适。正如批判《武训传》不是针对历史上的武训和《武训传》本身， 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讨论也不是针对红学，而是针对胡适。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动对胡适的批判可谓情理之中。在1949年之前， 胡适堪称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但这个最有影响的学者却似乎一直对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假辞色。胡适的身份和地 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放弃对他的“统战”工作，但胡适本人的 观点和政治见解，又使得这种“统战”工作注定徒劳。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自 然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块靶子或一面旗子。
与批判《武训传》的运动相比，批判胡适的运动的发动和过程都顺利得多。 自《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一文在1955年第一期的《学习》 上发表之后，“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就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1954年 12月至次年3月，各种讨论会、批判会便层出不穷。1955年8月底，见报的各 类批判胡适的文章己经达到两百余篇，三联书店选编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共有八辑，总计约200万字。可以说，批判工作一经发动，胡适在中罔大陆的影 响和声誉便立刻降至冰点，一介书生纵然能够隐遁海外，却终究不可'能在波澜壮 阔的政治运动面前有什么作为。
不难看出，1949年到1957年，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阶段，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整合新政权亟需的 统一的意识形态，对《武训传》的批判针对了文化保守主义，对胡适的批判针对 了西方自由主义，而这两场政治运动的理论资源都是马克思主义和赣史观，理 论目的则是通过压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来确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建设所需要的统一的意识形态。
成就与内生的隐忧
从1949年建政到1957年，新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三大改造 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被称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十年即将拉开帷幕。在 这十年之中，就唯物史观本身的发展而言，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都已经消 失，所以发展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的自我展开。
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若干分支问题上，例如“主观 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生产力问 题、阶级划分问题、道德问题等方面的讨论。而实践与应用的发展，则主要体现 在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的探索以及对科学技术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这三个方面。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酌讨论指的是德麟与冯定的几篇文章，围绕 着客观规律是否可以被“消灭”的问题，他们讨论了主观能动性对于客观规律所 能起到的作用，在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客观规律可以被认识、掌握、运用，也可 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影响客观规律作用的范围。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牵扯到认识论、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 机械唯物主义、不可知论等诸多哲学问题，因而成为建国后持续时间最久，影响 规模较大的一场哲学争论，围绕这一主题产生的争论文章约有百篇之多。最终形 成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即思维不等于存在，但作为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思 维可以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客观存在的性质这一基本结论。这一结论也基本确 定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即存在与思维的第一性问题。
生产力的讨论自然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这一讨论发生于1959-1961之 间的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在1959年下半年，平心的《论生产力性质》、《论生产 力运动和生产关系》、《再论生产力性质》等文章陆续发表，涉及的具体的问题包 括：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二重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以及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等。
阶级划分问题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发生于1962-1964, 争论的焦点在于阶级划分的标准中是否包括政治思想。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 明确阶级本身的理论含义，开始对列宁的阶级定义进行深入的谈论和分析。而这 个问题的实践意义则在于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原则上 不应该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工具在缺少资产阶级之后原则上也不应该继续存在。阶级划分标准直接 关系到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工具的阶级斗争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以 及如何继续存在。
道德问题的讨论出现在1962年以后，主要围绕着吴睹的《说道德》和《再 说道德》两篇文章以及对这两篇文章的讨论和批判，核心论点则是关于道德的阶 级性。道德的阶级性引导出两个重要的子命题，首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 阶级的道德的关系，道德的阶级性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道德本身，当无产阶级从 原先的被统治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无产阶级的道德本身将发生 何种变化；其次则是如何对待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道德，已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形成的所谓剥削阶级道德是否可以被继续，以及应该如何继续和批判。
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实践中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和知识分 子。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而取得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 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故而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知识分子在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和 理论体系中需要一个基本的定位。1957年之后，由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科学技 术和人文学科的客观需要使得知识分子必须获得明确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那 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和地位作用的问题。其次则是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 用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地位作用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知 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以马列主义为知 道思想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原则上这种改造是自觉自愿的，且应当是以相对温和 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这种基本态度主要体现在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 告》和《论知识分子问题》两篇文章之中。
而对于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则可以明显 的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尤其是与重化工业和 国防工业相关的自然科学技术的苛求与倚重。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与国防的四 个现代化充分的说明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偏重。
而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则主要针对科学技术，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生产的基 本规律的讨论。这种讨论的基本态度，是认可精神生产相对于物质生产的相对独 立性。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复杂性、继承性和］价值批判等 方面。对于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期望能够实现对 精神生产，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的把握。
总的来说，1957-1966这十年之中，唯物史观己经事实上清除了文化保守主 义和西方自由主义这两大类基本论敌，开始在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的过程中开始 自我展开。在这个自我展开的过程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唯物史观的 基本理论解释都出现了明显的“左”倾现象，而这一现象在后来的飒大革命中 被进一步的强化和加深。
浩劫与理论的倒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已经被中国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叙述体系和话语一致认定 为“浩劫”。在这一 “浩劫”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也相应的被认定为“倒退”，即从全面建设时期的水平后退。这种后退仍然被叙 述为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倒退，主要体现为“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等基本论调。
文化大革命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 谈不上功劳或贡献，但毕竟提供了相当有意义的反面经验和教训。就唯物史观而 言，最为重要的教训是唯物史观指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 和尊重。
首先，必须深刻的理解唯物史观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基本矛盾运动的探索和叙述，尤其需要重视马克思著名的“两个必然”和 “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判Wh
其次，必须深刻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准确把握 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的基本关系和定位。
总之，文革十年虽然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讨论甚至论 战，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则并无多少值得一提的进展。
转折与思想的解放
1976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影响人数最多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之下展开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的影响极为深远，思想解放运动也可以被认为是1976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的基本线索。
思想解放的起点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意味着从文革期间的基本政策以及相关的 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的审视当时中国最现实和最根本的生产生活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调整。其次意味着在更为全面和彻底的 视角中审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政权建立以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得 失，公正客观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一一毛泽东 思想。
时至今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己经可以得到更为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的基本国策的提出，使得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正是这一重大转折，形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 历史分水岭。
1976-1978之间，解放思想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相关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讲话和理论文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重新走上正途,意味着唯物史观从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向执 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转变的开始，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即将出现。
第三节和平与发展中升华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 与1978年之前相比，总体上还是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获得了相对顺利的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加深，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也进一步的深化。
唯物史观的深化，可以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从现实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全力推进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 改变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格局和对外封闭与输出革命基本政策。
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小岗村的“先斩后奏”的大包干形成的突破口出发, 以《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 制的几个问题》等政策文件为指导，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点到面，在全国 逐步铺开，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安全的基本制度保障。而以 经济特区为主要载体，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企改制为基本路径 的工商业改革，则造就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和持续增长。
关于中国内部改革的实践有许多名言，但最具代表性和启示意义的，也许是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陈云的“稳定压倒一切”。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 开放在启动之初是一场被动式改革，邓小平著名的“猫论”，指出了中国改革的 基本导向和目的具有的务实性和功利性特点；而他著名的“摸论”则意味着改革 开放实际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蓝图和时间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根本上扭转 了已经执行了数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然而无论这场改革的务实性、功利性、 渐进性和颠覆性有多强，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在为改革释放出来的奔涌向前的生产 力大潮设定了两条堤坝，这两条堤坝的左岸，是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等具体的经济政策为代表的“发展是硬道理”，而若岸，则是 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底线为代表的“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原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释的改变和启示更为 明显。开放外资，即意味着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坚持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行不结盟政策，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不再继续输 岀革命。而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不再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 社会主义，将从科学社会主义原有的国际主义高度后退。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对 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信仰和利益的冲突，“主义”和“生意” 的碰撞，而在这种剧烈的冲突和碰撞面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习近平所说 的“一不输岀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对于中国这样的 国家而言，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
从理论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 更为开放的态度，吸收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问，进一步推 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摆脱教条主义，尤其是摆脫已经僵化的苏 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束缚。
事实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理论成果，正是列宁首次提出了 “一国胜利论”，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 主义设想。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落实为一国胜利论后，变幻莫测的国内外 形势、雄心勃勃的革命任务以及初具规模的计划经济，使得苏联国内党内“统一 思想”的需求仍然远远高于“思想解放”的需求。接踵而来的二战、冷战，更是 使得“苏联模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僵硬化与教条化的倾向积重难返，终于到 了无可收拾的地步。正是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苏联 模式一样，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的同时，也渐渐的出现了僵化和 教条化的倾向。
然而，“梧桐一叶，知天下秋”，逐渐形成的苏联模式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和教条化引起了许多人的警醒，其中最为杰出也最为重要的批判者，当属卢卡 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也正是在他们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理论本身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来自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 的影响。
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发生在欧洲的理论冲突与变革是遥远的，但因 此而产生的斗争则是切近的。幸而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成长成熟，最终决定走自 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与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之间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建立在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的继承与扬弃的基 础之上。正是对于苏联共产党的理论的继承与扬弃，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借鉴苏 共的经验，吸收苏共的教训。这种继承与扬弃的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必须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形成真正的内生动 力。这种内生动力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并将之与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而只有对当今世界与当下中国所处时代的时代性的敏锐把握，才能 保证这种内生动力永不枯竭，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呦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建 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而这三个基本问题相互联系，又各有创 建，但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角度的审视和不同层次的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逻辑上看，是研究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问题。而从 唯物史观出发，既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从资本主义 这个“旧社会的胎胞”中破茧成蝶，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的“物 质存在条件”必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一定要 达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极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认为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 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 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⑷
列宁的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得出了一国胜利论，并在实践中通过 十月革命将其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也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在无产 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 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问题似乎总是容易被炮火硝烟所掩盖，中国共产 党也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才痛切的认识到先进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才会将社会 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呦
建设什么样的党，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必 然面对的一个问题。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模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形成，时至今日 仍然是世界最为主流的政治运行的形式。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 共产党担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 党的建设和自我完善，自然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自 我完善这一任务的准确回答。“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社会 主义本质准确描述和对改革的务实功利性的回应；“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明确提出了先进文化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本定 向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基本要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自我要求和执政承诺，也是中国矢产党意识 形态向民族主义转向的明显表现。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基本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国共产党己经面临着发展带 来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科学发展 观”的提出是在2003年，长期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当时己然积累了许多社会 问题，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背后是有待调整的经济结构，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每况愈下的资源环境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使得中国经济整体呈现“大而不 强”，有规模而缺少竞争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泗的发展要求。这一发 展要求在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而奋斗》的十七大报告中被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 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凶显然，科学 发展观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务实性和功利性的同时，要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和 “统筹兼顾”对功利性进行平衡，并以“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表明了重视发展 的速度但更重视发展的质量的态度。
在科学发展观问世前不久，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出 版了一本关于发展的著作，那就是著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假如将阿玛蒂 亚•森的这种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称为“自由发展观”，并将其与“科学发展 观”进行比较的话，将会得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结论。两种发展观是两个发展 中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对于发展这个主题给出的两条不同的 发展路径，自由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内容、理论核心和理论着眼点等方面 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同为发展中的大国，同样面对着发展带来的种种问 题，自由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又显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性。
就其理论内容而言，自由发展观更具有普遍性而科学发展观更具有针对性。 自由发展观在任何一个受到狭隘的发展观，如GNP至上主义；以及任何一个承认 真实的(substantive)自由的可欲(desirable)性的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而科学发展观则明显更加适用于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 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强势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国家,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执行 都可能不够彻底。
就其理论核心而言，自由发展观的理论核心是真实自由，发展就是人们享有 的真实自由被扩展的一个过程。冋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中国传统学问与传统政治中均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 本思想是相对于神本思想而言的，主张以人权反神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 方传统中的超感性世界,故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针对 以物为本的观念而言的o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则首先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只有在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人民的首创精 神”，才能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进而才能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治目标。
就其理论着眼点而言，自由发展观还是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出发，试图以真 实自由作为价值标准，通过扩展信息基础来理解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公平 主义各自的长处和局限。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 情，是在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问题、经验和教训。
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 任务。泗在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分别 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归纳和总结。
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 运动规律的最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引起的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的变化，必然对中国社会的社会意识提出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也一定会在 社会价值观中得到体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自 然需要体现立足于中国现实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也需要体现立足于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
就以国家层面为例，国家层次对应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 民主和文明可以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作为 发展中的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更是如此。但和谐这一目标，却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和为贵”思想和当代价值思想相结合的深刻体现,极具中国的民族和文 化特色，是当代中国文明自觉和价值自信的重要体现。
回顾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最初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后来 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再到如今与中国现实实践的深入结合，唯物史观在中国发 展一丝不苟的走过了 “正——反——合”的历史进程。唯物史观的基笨原理在与 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下， 最终形成了超越了史学或哲学的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再使用晦涩思辨的哲学语言，不再聚焦于过去，而是沿着“社 会主义”一一“党的建设”一一“发展方式”——“价值体系” 一路向前。毫不 夸张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以通过改变中国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与此相比，解释世界的任务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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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
在本文的前四章中，笔者已经从哲学和历史学的双重维度对唯物史观在中国 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正是伴随着理论上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而展开的。既然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己经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唯物史观有没有可能也 发展成中国特色唯物史观呢？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唯物史观的诞生地， 回到那篇经典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
唯物史观的基础：四个基本历史事实
在进行历史的思考时，马克思“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 第一个的问题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历史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一个很 简单的基本事实,“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m如果承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么就 意味着承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的前提。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马克思找到了第二个事实，“己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 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己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⑵马克思认为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是 “新的需要的产生”，这是因为就人的生理需要（如食物）和满足生理活动的活 动（如进食）和工具（最初的餐具，大部分情况是手）和动物的生理需要没有什 么本质性的区别，都是完全随机且无规则的，因而也是不具有“时间性”的，既 然不具备时间性，自然也就无所谓历史性。能标志入的生理需要的时间性的参数 或指标，并不是生理需要本身而是满足生理需要的过程、方式和使用的工具，人 类活动的时间性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中诞生，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自 然也就在此诞生。
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个基本事实也很简单，人类要繁殖，而人类的繁殖产生 了夫妻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关系。但是这最初的家庭关 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后来人类社会出现的家庭和家庭关系，而只是后者的基础。人 类由于繁殖的需要而出现了自然关系意义上的家庭,这种家庭同时是最早的唯一 的社会关系，后来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本身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 关系，最初的自然关系意义上的家庭关系，或者说最初家庭的社会关系逐渐成为 了前者的从属。
在前三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第四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的现实生 活的过程，必然同时意味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生产和再生 产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物质联系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而这种联系的 形式的不断展开和翻新，就呈现出了 “历史”。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的这四个基本历史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后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有各种各样 的理解和阐述，但都不可能更改和逾越这四个基本历史事实。但是，马克思思考 历史的起点是“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如果把这个起点换成“没有任何前提 的中国人”，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民族性
可以肯定，从“没有任何前提的中国人”出发，同样可以得出马克思提出的 四个基本历史事实。但同时也可以肯定，从同样的四个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中国 人演绎的历史却自然而然的展现出了与德国历史完全不同的面目。这种不同不仅 出现在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也会出现在“观念的历史”甚至是“哲学 的历史”当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事实上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世界历史的真正出 现不过五百余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历史的民族性还将继续主导着人类史的 叙述；而从哲学的角度看，随着在经济生活全球化的同时，在文化和哲学上的民 族性反而成为与共性得以成立的个性基础。基于相同的历史事实，不同的民族演 绎岀不同的历史，这一现象当然不能说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受到民族性的限制, 但却不容置疑的说明唯物史观在不同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 “最佳叙述”和“最佳运用”，这一现象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思想史上出现对 于唯物史观的种种不同的解读的原因。
在本文的第一章第二节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唯物史观在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 中存在的四种面相，而四种面相虽然各具特色，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或“中国气派”，但这些表现仍然显得过于分散，未能形 成自成一家的话语体系。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已有的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缺少契合点。
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日起，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比和联 系就一直没有停止。目前的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中已经岀现若干可以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互印证的观点和想法，例如古代思想家们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对辩证 法的基本领会，对于哲学和历史的重视,对于劳动人民的命运与疾苦的关切等等。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与唯物史观不甚相符的看法，例如本文前文讨论 过的，中国传统历史观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基本上属于循环论和复古论，与唯物 史观推崇以社会革命为标志的螺旋上升论形似而神不似；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 “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相通但不相同。
其次，学术话语中的“外来教条主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重要文本就是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这 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文本，对于教条主义 的反对和批判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但教条主义并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共产 党之中，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的特有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 想活动和学术规范都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迅速与世界拉近距离，在这个过程中， 西方的思想、话语、范畴、理念、标准和结论等都被再一次的引入中国，成为许 多行业发展的新的契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教条主义再度抬头，只不过这次的 教条主义信奉的不再是马列经典文本中的经典名言，而是形形色色的其他西方思 想。
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的落后于实践。
按照唯物史观本身的观点，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本身 就要受到社会存在，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所以理论相对于现实的实 践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更何况，唯物史观在中国已经经历了 115年的历 史，这115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国在一个号雨飘摇，气 息奄奄的老大帝国的废墟上迎来了写满了机遇与挑战的20世纪，中华民族几度 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最终中华民族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并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正在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但是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作为学 术和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时，却遗憾的发现，虽然实践千变万化，理论本 身却仍然显得有些过于谨小慎微。每年以唯物史观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都可谓车 载斗量，但其中总还是充斥着大量云山雾绕甚至故弄玄虚的作品。这轴现象的形 成固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理由，不过根本性的原因还是理论相对于实践的滞后 性。
要想真正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 必须得到回应。要寻找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就必须依据唯物史观 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摒除盲目的西方话语崇拜，从四个基本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找到能够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具有一致性的观点和看 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出更具说服力和借鉴性的分析思路。
笔者不揣冒昧，愿意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证于诸位方家。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窄门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野，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讨论中国的 社会存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基本制度入手。篇幅所限，笔者只能从这四个方面中选择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制 度进行分析。政治方面，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是秦代以来的郡县制。经济方面, 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是春秋以来的专营制。社会方面，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是隋 唐以来的科举制。文化方面，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是汉代以来的尊儒制。
在上述的四种制度中，作为上层建筑的郡县制、科举制和尊儒制基本上在形 成之后就少有太大的变动，反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专营制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专营制的始作俑者是管仲。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人物，他获得过孔子本 人的高度评价，却不为后世儒家所推崇，因为他的许多做法与后世儒家的道德评 价体系并不契合。管仲不能算是后世儒家所推崇的“忠臣”，但在他的辅佐下, 齐国成为了春秋年间的第一个超级大国，齐桓公本人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而 这一切成就均根源于他那在儒家看来离经叛道的“变法”。
管仲的经济政策可以被分为迥异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刺激商品经济的发 展，降低关税，鼓励出口，运用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甚至通过在 齐国首都临淄开设国营妓院来改善齐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他又首创了“官 山海”的盐铁专营制度。
盐铁专营的初衷，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仲否决了齐桓公提出的不动产税（籍台榭）、林业税（籍树木）、养殖税（籍 六畜）和人头税（籍人）方案，因为这些税种会引起“毁成”、“伐生”、“杀 生”和“隐情”的避税方法，破坏国内生产力，增加行政成本；但盐和铁是农耕 生活无法自给而又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资料,专营政策相当于对盐和铁征收了隐 性消费税，能够有效的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因其不可或缺和不易察觉，避 免了民众的避税和抗税。固
虽然齐国最后被秦国所灭，但管仲开启的专营政策的先河，在后来的两千余 年中尽管也时紧时松，却一直不曾被长期的废止。从管仲起，后来的执掌中央政 权的执政者们在经济制度变革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式的逻辑，他们在国家经济 活力衰竭的时候放松专营管制，使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活跃起来，拉动国家经济 复苏：而在民间资本过于活跃，地方政府出现尾大不掉的趋势的时候加强专营管 制，增加中央政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此强化中央权威。无论税收还是 专营政策，都是用于调整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利益分配，调整国家资本和民间 资本的活动范围的杠杆。汉代的桑弘羊如此，唐代的刘晏如此，宋代的王安石是 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系统性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但就其根本逻辑而言，还是如 此。
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统治者集团似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整体配 套体制改革是一件风险过大的事情，不但成功率不高，而且万一失败就要付出惨 重的代价，于是元明清三代几乎再也不曾试图推行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元代 覆亡之后，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权的延续，甚至不惜采取最为极端的方 式削减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明清两代社会发展 的长期停滞。
1840年以后，清政府最重要的经济举措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初衷是自 强求富，但是在中央政权的权威江河日下之际，专营制首次出现崩溃的趋势，这 种趋势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仍然没有停止。一言以蔽之，1840年到1927年 的企业史，同时也是民间资本摆脱中央政府束缚的历史，从铁路到轮船招商局， 从轮船招商局到大生纱厂，再到民国初年的民间股本占到99. 75%中国银行，被 洋务运动“发明”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积蓄 着自己的力量。虽然统计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业迎来了一个 高速发展期却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杨小凯的《民国经济史》中引用的统计数 据记载，1912-1920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3.4%, 1921-1922出现短暂，1922-1936 年为8. 7%,而1912-194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4%,整个1912-1949年间，平均 增长率则不过5. 6%。⑷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1911-1937)》一书 中则认为，“在1912-1920年期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 8%,但就 1912-1949年整个时期而言，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 5%,即使将经济陷于崩溃边缘 的抗日战争时期排除在外，那么1912-1936年的年增长率也只有9. 2%o 1912- 1920年的工业增长率如此之高，只有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才可 与之媲美。"t51
循环逻辑再度出现是在1927年。1927年虽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对于 生活在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算是南 京国民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直接尊蝕了被称为 “南京十年”或“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时代。
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国民政府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的所作所为也并 非无一足取，至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试图以当时国际上 最为流行的国家主义的方式，领导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 所谓的“黄金十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资本的管 制和掠夺几乎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这种管制和掠夺是有步骤的 从不同的方向展开的。
第一步是彻底瓦解企业家自发形成的组织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 甚至不惜用对付共产党和工会的恐怖手段来对付有恩与他和国民党的上海总商 会。1927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队到达上海，4月28日，国民政府就对上海市 总商会进行强制接收，上海总商会会长、轮船招商局董事、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 庵被迫逃亡公共租界避难。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在他的《中国的革命(1926- 1927)》中感叹道：“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 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 ”冈
第二步是以国债市场实现对资本的控制。1928年春，宋子文为了扭转南京 政府发行的公债的“滞销”状况，以50%左右的折扣出售给银行家，让银行家们 将公债投放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时之间银行家们确实有了不错的收益。高额利 润使得银行界甚至将债券作为发行钞票所需的准备金。到1931年末，上海银行 界持有的公债占到公债总数的一半以上，当投机成为上海银行家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的时候，银行家们和他们的资本就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力
第三步是控制证券市场和银行国有化。1935年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 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行管制，要求它们增发股票，将大部分控制权交给国家， 并且不经过股东大会，就免去了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嗷和董事长李铭都的职务, 代之以宋子文。这是南京十年间，政府和银行家关系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一次 转折，正如王业键所说，“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 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顷此后，四大银行因为 垄断钞票发行权，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领导下发展迅猛，最终在一系列并不那么 光彩的手段之后，国民政府将己经屡受打压的商业银行全面收归国有。
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革，使得中华民国本就不长的大陆时期被分成了两个部 分。1911 -1927年的北洋民国，衰落的中央政权、活跃的新兴思想、基本失效的 官僚系统和完全失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使得民间私有资本终于摆脱了所有曾经存 在的束缚，借助一战提供的空间，民间私有资本实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这种严 重依赖于世界市场的经济繁荣，和主导这种繁荣的尚未真正明确自身政治地位和 政治性质的资产阶级，终究未能在缺乏自由或稳定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完成自由 主义的试验。在“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聞之后，卷土重来的官 僚系统以及他们背后的军事强人和独裁者，成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众欢呼和 迎接的对象。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与其说是资产阶级背叛了无产阶级，毋 宁说是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对国家政权权威重建有重大贡献的资产阶级，反而 惨遭国家政权的管制和掠夺。
这种做法在1927-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时期也一直未被改变。1945年抗战 胜利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声望达到顶点，但在欢呼声中还都南京的 国民政府在短短的三年之后就彻底崩溃。究其原因，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倒行 逆施的金融和经济政策至关重要。
抗战胜利后，以宋子文为首的财政部和行政院继续坚持国家主义的统制经济, 主张“敌产国有化”，在他的坚持之下，大量优质资产被无偿的划拨给了一大批 国营垄断企业。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33%的煤，90%的钢铁，100%的石 油和有色金属，67%的电力，45%的水泥，37%的纱锭，60%的织布机和100%的铁路 和银行，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就此形成。皿
“敌产国有化”导致的后果是不难预见的。首先，“敌产国有化”的进程并 不顺利，效率低下。到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的2411家工业企业只有852家恢 复生产。何其次，工业的停滞和萧条，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直接导致罢工事 件激增。战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为278起，而到了 1947年，仅上海 一地的罢工事件就达到2538起，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述，“政府经常指 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起来的确被彻底渗透了，至 少在上海是如此。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 用。”冋最后，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荣德生在给政府的上书中写道：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 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 亦是无用。因为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己。” tl3]
如果说“敌产国有化”只是再一次的伤害了民间资本家和企业家，那么国民 政府的货币“劫收”则真正为自己的大陆时期敲响了葬礼的丧钟。抗战结束前， 沦陷区主要有两种流通货币，一种是由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伪中储爹，流通于华 中和华南地区；另一种是由中央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流通宇华北地区。 抗战胜利时，合理的法币对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会超过1:60, 对伪联银券的兑换率应为1:2。然而国民政府推出的兑换比率却是法币对伪中储 券为1:200,法币对伪联银券为1:5。网此令一岀，沦陷区民众立即破产或沦为 赤贫，所谓“昨天放炮，今天上吊”绝非夸张。如此一来，失去了各阶级民众的 支持，国民政府最终走向“金陵残照”，也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聲
1949年，中国大陆完成了政权更迭，但政权更迭也不影响这种循环逻辑继 续在社会主义中国发挥作用。1957年到1949年，强势的中央政府推行的命令型 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得新中国的经济状况到了 “崩溃的边 缘”，備在这种情况下，挽救国民经济的有效手段，仍然是放松管制。1981年至 1987年，中央政府陆续提岀了 “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 “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的五大包干政策，通过“分灶吃饭”的方式 卸下了中央财政的包袱，刺激了经济的复苏。
但几年之后，因为放权刺激而活跃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隐隐出现了尾大不 掉的趋势。1992年，中央财政收入1000亿元，支出2000亿元；当时的一些中 央机关出现了不借钱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因而被讥笑为“讨饭财政” o地方 财政不仅收入大大趙过中央财政，约为2500亿元，而且还出现了明显的地区不 平衡，“诸侯经济”的苗头已经出现。再加上80年代末的一场政治风波，90年 代的苏东剧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弱 干强枝”局面自然不能再发展下去。
针对当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弱干强枝”的局面，中央政府再度开 始收拢下放的权力，通过分税制调整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利益分配，遏制了 “诸侯经济”继续发展的可能。而针对当时国家资本受到民间资本挑战的局面, 中央政府通过1998年之前的“抓大放小”和1998年以后的产业政策调整，让国 有企业从充分竞争的领域内退出，退回到能源、资源、金融、信贷、通信等具有 垄断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从而迎来了全面的复苏，彻底扭转了尾 大不掉的趋势。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经济制度变革，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 也许正如费正清所说，“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泅从这个角度看，所 有的经济制度变革，无非都是中国在这条蔓延了两千余年的窄路上碰壁时的自然 反应罢了，正如前文所述，这条窄路两侧的墙壁或堤岸，仍然“发展是硬道理” 和“稳定压倒一切”为名继续存在并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这条窄路的前方是什么？毫无疑问，假如中国仍然无法承受没有强势中央政 权所带来的风险，仍然不能也不想改变已有的统一国家的政治格局，以及与此相 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那么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仍然不可能突破“发 展适应道路”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条堤岸，换言之，在走向现代化的这条窄 路的前方出现的只可能是一扇窄门。
中国窄门背后的问题
这扇“中国窄门”实际上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提出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思想维度的发展问题。经典唯物史观的叙述体系中，生产力和 经济基础的发达程度是衡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标准，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 基础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被认为是“适合”的，而能够使生产力和经济基 础高速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被认为是“先进”的。这种理解尽管始终是 正确的，但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却显得过于抽象和简单。对于当下中国而言， 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毕竟不能被视为唯一可欲的(desirable)的目标，更不可 能被视为最高目标。将经济发展视为最高目标的“GDP主义”虽然是追求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理念，但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教条 理解，是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片面吸收，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背离。因 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与“GDP主义”相比， 科学发展观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富有时代性的理解，是对西方先进发展 理论的辩证吸收，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观念的改造和回应。
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维度的改革问题。经典唯物史观的叙述体系中，对改革或 变法的肯定评价出现于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但对于改革的具体路径，尤 其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改革和变法的内在规律、成败得失和民族特色的重视 程度不够。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能深入的了解以往的改革或变法，对今天的改革 开放的理解就不可能深刻和彻底。回溯中国历代变革或变法，我们发现较为成功 的改革，往往都是拥有执政能力较强的改革者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自上而下发 动，以价格、财政和税收政策为杠杆，以调整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利益分配, 调整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活动范围为主要手段，根本目的都在于增强国家的综 合国力。不了解历代改革或变法，就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为何以“摸着石头过河” 为起点，在进入“深水区”之后却又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强 调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不能理解国有企业为何会“浴火重生”并做大做强, 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则是关于未来的问题。对理论的研究总会有其现实意义，对唯物 史观的研究就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前方是一扇窄门，而奔涌的中国现代 化进程则要从这扇窄门中穿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财 富和大量的问题，曾经有效的经验在这样大规模的财富和问题面前，:都显得有些 苍白无力。我们需要慎重的思考发展的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改革疇施，我们需 要哲学为我们提供智慧而历史为我们提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能够忠 实的反应现实实践的理论指导，而这一切，都将把我们重新引向唯物史观，引向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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