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论文
最新论文
历史叙事的诗性之维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4
摘 要 II
Abstract V
绪 论 1
第一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8
第一节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形成背景 8
一、 “费边策略”的失效：科学还是艺术 8
二、 批判客观主义历史叙事论和实证主义历史观 10
三、 历史领域的语言叙事学转向 11
第二节 海登•怀特理论的思想渊源 12
一、 维柯：“诗性逻辑”观 12
二、 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 14
三、 弗莱：原型批评理论 15
四、 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 17
第二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诗学本色 19
第一节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文本叙事的阐释模式 19
一、 编年史与故事 19
二、 情节化解释模式 20
三、 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 22
四、 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 24
五、 历史编纂的风格问题 27
第二节 历史话语的诗性机制：话语转义理论 28
一、 转义理论的思想来源 28
二、 四种转义模式的具体内涵 30
三、 历史阐释模式与话语转义的投射关系 32
第三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方法论探索 35
第一节 拆除文史之“墙” 35
第二节 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 37
第三节 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弥合 39
第四节 文本性和文本间性的互动性建构 40
第四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文学价值取向 43
第一节 形式主义方法构筑的结构主义叙事理念 43
第二节 叙述行为的“诗意逻辑”性 46
第三节 作为虚构和想象的叙事话语 48
余 论 51
参考文献 54
后 记 5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60
一、 选题的缘起
海登•怀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文学理论家，被视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 理论旗手。1965年，他应《历史与理论》杂志之约，写了《历史的负担》一文，表明了 对传统历史学家在“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上所采用的“费边策略”的反对，主张历 史学家应该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把人们从历史 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历史学科获得新的发展活力。在此之后，海登•怀特又连续发表 了多部学术力作，从《元史学》（1973）、《话语的转义》（1978）、《形式的内容》 （1987）到《比喻实在论》（1999），在这些著作中怀特对自己在历史书写领域的研究 方法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建立起了引导学术潮流的思想理论。他利用文学理论的相关术 语，将历史叙事引向文学，进而消解了文学和历史在叙事话语上的分界，为历史书写和 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怀特反叛性的研究理念，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学者，他的历史叙事理论既 获得了一定的赞许，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可谓毁誉不一。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海 登•怀特的理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一般首先把海登•怀特当作历史 哲学家来进行评价的，其次才将其视为文学理论批评家。即便怀特曾经来中国讲学，也 是受史学界之邀。然而，怀特主导了当代历史哲学领域的语言学、叙事学转向，运用文 学理论术语对史学理论进行了改革，在历史和文学的话语表述关系上展现出了一定的真 知灼见。因此，怀特在文学领域获得了比历史学领域更为正面的反响。基于此，笔者认 为有必要从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 具体观照，有必要对其思想的复杂性进行梳理和探析。因此，本文力求在论述海登•怀 特历史叙事思想的理论概念、叙事策略和转义模式的基础上，尽量系统深入地对其以诗 性叙事为形式的历史书写理论进行阐释，试图为以叙事为核心的文学形式寻找新的理论 维度。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怀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大致形成了反对和支持两派。 怀特历史理论中的观点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表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哲 学，因此不断受到质疑。传统历史学家阿瑟•马维克指出海登•怀特主张的历史的虚构 性破坏和摧毁了史学的真实性，他认为怀特用话语理论等“发明”式的方法分析历史文 本，只注意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想象和书写，忽视了原始资料和文献①，甚至马维克曾公 开以“元史学是胡说，历史才是根本”为标题进行授课②。学者邵立新在《理论还是魔 术》一文中把“元史学”看作是“玄史学”，也是一个“咒语的逻辑推理陷阱”。他指 出“元史学”是一种魔术表演，而深层的诗性结构则是魔术表演的核心③。克莱夫更是 认为《元史学》的风格“不够简洁和清晰”，是“新词的怪物”④。这些负面的评价虽 然对海登•怀特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否定，但还是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我们对怀特思想的 认识。
当然，海登•怀特的理论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肯定和支持。埃娃•多曼斯卡曾指出， “《元史学》是史学理论方面自柯林伍德的《历史观念》以来最重要的著作”⑤；安克 施密特也称赞道，怀特将语言学转向带入到史学研究之中，引起了史学领域的革命，否 则史学理论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潭死水，坠入无人问津的孤立状态⑥。可见，埃娃•多 曼斯卡和安克施密特对怀特的思想理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米歇尔•罗斯也是一位海 登•怀特史学理论的褒扬者，认为海登•怀特的史学理论将历史叙事当作是一种修辞结 构而存在，通过强调历史文本的修辞性，拉近了文史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着对历 史的虚无和瓦解，怀特目的是为了在文学和历史之间进行对话，“促进文学和历史的跨 学科交叉发展”，进而“重新思考与‘过去'的关系”⑦。
综上，国外学术界对怀特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对怀特
①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 l . 3 0 ，No.1（1995），p.19。
②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1995），p.233。
③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④Richard T.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2（1998），p.150。
⑤埃娃哆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⑥安克施密特著： 《历史的表现》 （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Michael S. Roth：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 Rhetorics of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16， No.4（1988），p.644。
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的宏观评述，或者是仅仅对其部分理论观点进行探究，并没有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海 登•怀特的理论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
2、国内研究综述
海登•怀特最早被我国学术界认识和了解是源自于1993年出版的张京媛主编的论 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这本书一共收录了 12篇论文，而怀特的论文就占了 4 篇，由此不难看出编者对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旗手地位的肯定，同时这本书 也为国内学术界了解和研究怀特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主张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国内 学术界开始专门介绍和研究海登•怀特的理论则始于一些译者对怀特著作的译介。2003 年，由陈永国、张万娟翻译的怀特的自选文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⑧出版，陈新于2004 年翻译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⑨，随后董立河在2005年和2011年陆 续翻译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⑩和《话语的转义一一文化批评文集》[⑧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
⑨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
⑩海登•怀特著：《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 [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o 此外，怀特的一些没有入集的论文也得到了翻译，如《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海登•怀特：《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陈新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论实用的过去》[海登•怀特：《论实用的过去》（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这些相关著作和论文的译介为国内学术界对海登•怀特进行完 整而细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虽然国内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 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现状梳理如下：
（一）在宏观大背景下对海登•怀特的理论思想进行总体评述
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是在新历史主义的整体观照下对怀特的思想理论进行评述。
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1994） 一书中，作者盛宁将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作 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位代表人物进行评述，他认为怀特的理论使我们“从历史话语向 文学话语位移的方向上看到了传统历史观的变化”，“激发我们对世界重新进行思 考”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1994年版，第260—261页。]o该书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怀特思想理论的面貌，但也仅仅是从新历史主义 批评的宏观脉络中来审视怀特的元史学理论，并没有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1997)一书开辟专章专节来介绍新历史主义和怀特的理论 思想，也是将其置于新历史主义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总体评述。这本书提出“元历史构架” 的理论，并指出该理论的核心是“历史意识、阐释框架、语言诗意的想像和合理的虚构” 15，“元历史构架”这一术语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并非专著专论， 该书显得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深度。
在《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 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4)中，张进以话语形态和范式为划分依据， 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对其理论思想进行了宏观的把握。该书专节介绍怀特的历史诗 学，并对话语转义模式进行了考察和把握，是对海登•怀特诗学思想的具体化研究。
史学研究领域主要以海登•怀特史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关系为参考坐标 进行研究。
《后现代与历史学》[ 王晴佳、古伟瀛：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3) 一书把对海登•怀特的史学观的考察放在后现代主 义的统一脉络中进行，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很大影响，海登•怀特正是将 后现代主义观点带入史学领域的引导者，所以他的理论是后现代史学思想的产物，其目 的是为了消解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分界。
《叙事、虚构与历史一一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一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006)指出 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将历史作品看作是一种言辞结构，因此文本成为了其整个理论体系 的焦点，而叙事与历史真实、叙事与历史阐释则成了历史哲学思想中最关注的问题。怀 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思想改变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学术状态，使得几近山穷水尽的历史 哲学焕发了新的活力。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2008) 一书将海登•怀特放到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广 阔背景之下来阐述其主要理论观点，分析了怀特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元 史学》一书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语言叙事学转向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指出了怀 特史学思想的缺点和不足。相比之下，该书对怀特思想理论的论述较为具体和全面。
在学位论文中也有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如《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海登•怀特历史哲 学研究》[韩炯：《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文认为海登•怀特开启了历史思考的新途径，即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该文 通过对怀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的修辞性、文本性、叙事性三种理论形态以及多重视角 下的价值观问题的论述，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理论是影响怀特史学思想的一个重 要因素。董立河的《历史与想象》[ 董立河：《历史与想象》，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田兴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田兴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学 位论文也在西方史学发展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背景下对海登•怀特的思想和理论进 行了分析和研究。
总的来说，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广阔视域下来考察海 登•怀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梳理和厘清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方向和脉络，为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海登•怀特思想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赵志义指出海登•怀特的理论消解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截然对立关系，“文学性” 成为了历史话语的本质属性，怀特所进行的正是历史的“文学性”研究[赵志义：《历史话语的文学性一兼评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韩震认为海 登•怀特的历史书写与文学活动具有相似的虚构性，二者相差无几，都是一种艺术想象 行为[ 韩震、董立河：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杨杰认为历史与文学之间具有互动性，历史是文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维度。因此， “走向文学与历史的融合是文学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杨杰：《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与文学观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也是怀特理论价值的真正所 在。董馨以历史性和文学性的融通为研究视角，对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地把 握，从历史话语、历史文本和诗学形态三个方面探究历史的“文学性”，为我国当代文 艺学和美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董馨：《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10年版。]。
然而，一些学者在接受历史的文学虚构性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担忧，譬如张燕 辉指出，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将历史看作是虚构的文本，以此实现对历史的阐释和对 历史意义的理解，即“新”的历史衍生出了文学性特质。然而，过于强调历史的文学虚 构性，就可能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 张燕辉：《“新”的历史与文学性的衍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笔者认为，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文本虚构性和文学性的观点，并不是为了“取缔” 历史的真实性，其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史学观中所谓的客观性历史叙事的权威，进而建 立一种多样性的历史叙事范式。
（三） 海登•怀特的历史比喻修辞理论研究
徐贲认为海登•怀特将其理论的着眼点放到了历史叙述的喻说形式和内容上，喻说 指的是语言的修辞手法。他着重分析了海登•怀特历史叙述的三种释义形态：情节效果、 解释范型和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四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最后提出海 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是“对西方多种四重结构的修改和运用”[徐贲：《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因此应重视这方 面的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基于外文文献对怀特的历史修辞理论所进行的评述。
在陈新看来，从海登•怀特的历史比喻理论中我们可以探究出语言修辞在历史表述 中的重要作用，怀特从比喻修辞的角度对历史实在与历史真实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思辨 的历史哲学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陈新：《历史•比喻想象一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o
翟恒兴在其论文中指出，海登•怀特转义比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四种转义 模式在话语运作中的思维过程，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也探究出了转义的“生物性本体 论基础和它在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的依据” [翟恒兴：《走向历史诗学一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o因此，转义比喻理论不仅具有基础性的本 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该论文从现象学的角度对怀特的转义 比喻理论进行了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将转义理论的探究引向了纵深，同时也提供了一种 文学的文化现象研究的新思路。
（四） 海登•怀特的叙事学研究
陈新认为怀特是主张以语言学理论解决历史叙事问题的开创者之一。他认为怀特 “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叙事采用什么手法传达叙述者的意图，完成解 释”[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从而将历史叙事作为了历史再现的惟一可能手段。陈新还指出了海登•怀特叙 事学理论的不足，认为其思想理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 色彩。陈新对怀特的叙事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学术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对于其中积极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而对于一些误解和偏见则有 待于我们进行匡正。当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怀特的诸多著作、论文以及相关 研究资料都还没有被翻译出版，导致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一手资料，必然会影响对怀特 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此外，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研究多为总体性评述，对其历史叙事 思想并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或者还不够全面详实，缺乏文学领域范围内的系统观照。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梳理海登•怀特相关理论著述的基础上，从探究其历 史叙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渊源入手，力图从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两个关键部分—— 历史文本叙事阐释模式和话语转义理论两个方面深度剖析其历史叙事思想的诗学本色。 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怀特历史叙事思想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和呈现出的文学价值指向， 进而使研究获得理论上的进一步提升。
第一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第一节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 “费边策略”的失效：科学还是艺术
1965年，海登•怀特发表了学术论文《历史的负担》，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陷 入了一种荒谬之境：历史学家一直用来应付知识界相关领域批评的“费边策略”失效 了。所谓的“费边策略”是指，当社会科学家指责历史学隐喻性的研究方法粗糙和社会 学、心理学前提含混时，历史学家便声称历史研究虽然依靠分析的方法，但是同样也依 赖直觉，历史学的性从来都不是纯科学的；而当文学艺术家批评他们不愿意运用当今文 学艺术模式探索人类的深层意识时，历史学家反过来回答道，历史是一门半科学，历史 资料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历史叙事形式的选择在艺术上的不自由。如是观之，历史既是科 学又是艺术，成为了科学和艺术的中介，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艺术和科学只有在历史 学中才得以和谐的综合，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费边策略”都十分有效。然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历史学家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 那样是连接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桥梁，而是二者之间无可挽回的敌人。此时，“费边策略” 开始失效，到处都充斥着对历史学家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历史主义的危机。正如海登•怀 特所说：“当结构主义成为艺术陈述和科学陈述的共同特征之后，原先历史学家自信和 自豪地占据的位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所谓中立的中间立场土崩瓦解了” [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30页。]o
造成历史学科危机处境的原因有二：一是与历史专业自身保守的学科性质有关。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为了确立自己在学科领域内的权威地位，他们一味地埋头于对历史资 料的搜集和整理之中，全然不知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 二十世纪以来，艺术和科学已经更新了自身的观念，他们自诩的作为艺术和科学仲裁者 的地位已经消失了；二是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取得了非凡的胜利，现代艺 术和科学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时的历史学家依旧固守19世纪陈旧的 历史观，继续把历史看作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他们似乎追求的仅仅是一种古旧的分 析和表达方式的综合” [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7页。]，而这种分析和表达方式正是现代科学和艺术所要摒弃的。因 此，历史学家备受科学家和艺术学家的批评与指责。
20世纪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对历史意识充满了敌意和不满。现代作家把历史学家看作 是小说和戏剧中情感被抑制的极端代表，认为历史就是一个梦魇，如果人性想要得到服 务和拯救，就必须从这个梦魇中清醒过来。例如，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 中，艾略特描写了多萝西娅小姐和卡索本先生之间的相遇，通过这些描写表达了对英国 古物历史研究种种危险的批判。当多萝西娅遇到年长自己 25 岁的卡索本先生时，被他 身上的学者气质所打动。于是，不顾年龄的巨大悬殊，多萝西娅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卡索 本，并决定倾其一生来帮助卡索本完成他的世界宗教体系的历史研究。然而，她的美梦 破灭在了蜜月期间。卡索本无能的本性逐渐显现出来，他既不能对城市古迹生动的过去 做出反应，同时对当下的智力劳动也无动于衷，这一切使多萝西娅感到十分压抑和痛苦。 最终，她决定离开卡索本，与“历史”彻底拒斥，并嫁给了艺术家拉迪斯劳，从历史的 梦魇中解放了出来。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艾略特明确了一种明显的对立，即艺术家 对当下生活鲜活的反应和历史学家对僵死过去的无比崇拜之间的明显对立，并以此表达 了对历史意识的不满和厌恶。
面对历史学科的危机处境，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承担起重振历史，重新确 立历史学尊严的重任。他指出历史学家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而要把对过去的研究所获 得的价值当作理解现在的视角，从而解决自己时代的特有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 明确自己时代的艺术和科学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从研究材料中提出问题，并认真进行回 答，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成为当前文化对话的参与者，并获得发言权。此外，海登•怀 特认为，“19 世纪初是艺术、历史和科学联合起来共同理解法国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时 期”[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5页。]，这个时期之所以取得了突出成就，就是因为在此期间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自 觉地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来进行交流与研究。就此，海登•怀特强调，应通过“诸如精 神分析学、控制论和博弈论等的介入”来建构历史理论的大厦。因此，走出历史学科保 守、狭隘的天地，跨越学科间的界限，进行多学科的融合交叉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海 登•怀特希望通过改造历史研究来找回历史学失去的尊严，把人们从历史的负担中解放 出来，使历史学科重新获得发展的活力。
二、 批判客观主义历史叙事论和实证主义历史观
美国史学受欧洲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和“科 学精神”的影响。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历史书写要“如实直书”、“消灭自我”，如实客 观地再现历史原貌，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被称为“考据 派”。受兰克影响的历史著作内容丰富，具有历史权威性。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历史著 作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史学家对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的选择过程也是意 识形态的一种能动性反应的过程，必定会有主观性因素渗透其中。因此到了 20 世纪， 李凯尔特、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分别从历史的相对性、直觉性和表现性上对这种客观主义 历史观进行了否定。在克罗齐的影响下，海登•怀特从历史的诗性本质角度对客观历史 主义的客观性叙事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只要采用叙事的方式进行历史书写，就必然 会把原型神话和情节化结构带入叙事之中”[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客观主义历史叙事因为“过于强调史料 的考证和事实的记述，而排斥了解释和理论”[ 何兆武：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怀特认为“使历史学家愿意沉迷于历 史文献包含的混乱材料和事件的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即根据事件的特殊性所做的准确描 述得出的不是一幅混乱的图景，而是一种形式一致性想象”[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客观主义历史观主张“如 实直书”的历史叙事，说明了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史学家已经自觉地把文学性与修辞成 分排除在外，也就排除了“形式一致性的想象”，最终的结果就是叙事的历史性也被排 除。所以，海登•怀特认为，传统的兰克式历史研究的成功是导致历史主义危机的原因。 进而，怀特指出救赎这场历史主义危机的一种途径就是开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以新 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形式来替代传统而又陈旧的历史研究。
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对事实 的准确认识，进而科学、正确地发现存在于历史事实中的联系，最终使历史事实具有意 义性。实证主义史学家采用的是一种无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实在、准确，在 经验现象之间发现规律。到了 20 世纪，狄尔泰、柯林伍德等史学家开始努力寻求历史 学独立于自然科学的自身特性，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狄尔泰以研究对象 为依据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和属性，并指出历史属于人文科学，并不受制 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著： 《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对一个历史对象的思考不能 仅仅局限于思考历史对象本身，而应该把自己对历史对象的想法融入其中，历史只有通 过想象与思考才能被建构出来并得以理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抨 击，他反对“历史宿命论”，认为历史没有规律可言，因此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不能预言 的。我们只能对历史进行解释，并没有权力对历史做最后定论，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 学一味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是不会成功的。
海登•怀特认为，“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 念性”[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前 言第 7 页。]，海登•怀特力图做的也正是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神话的批判和解构。他努力挖 掘历史叙事的诗性和修辞性因素，将历史叙事的关注点转向了历史书写的布局和结构之 上，重新建立起了史学研究和修辞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三、 历史领域的语言叙事学转向
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沃尔什指出：“历史一词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二是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 沃尔什著： 《历史哲学—导论》 （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沃尔什进而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概念。“思辨的历史 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从而寻求这个过程的目的和意义，而“批判 的历史哲学”则是通过反思认识过程来达到对历史思维、历史知识的解释。简言之，“思 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过程本身，是一种历史本体论，而“批判的历史哲学” 则侧重对历史的反思，是一种历史认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批判的历史 哲学”是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形态，但是由于它过于强调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知识性 质的认识，对历史叙事、历史话语的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 “批判的历史哲学”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出现了危机。到了 20世纪70年代，随着后现 代主义时期的来临，历史哲学也将注意力从历史认识论转向了历史文本和历史话语本 身，即历史的叙事层面，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语言叙事学转向。至此，叙事主义 的历史哲学取代批判的历史哲学，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海登•怀特被视为这一转向的 主导人物。《元史学》的问世，也使历史学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历史叙事。
叙事离不开语言，在谈到语言学的影响时，伽达默尔指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渗 透到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因此语言学的问题是 20 世纪哲学的焦点问题。伊格尔斯也 认为，“转向”意味着对语言或话语建构历史的重要性的承认，是从语言方面对历史意 义所进行的思考。的确，就历史研究而言，语言既是历史编纂的主要工具，也是传达历 史意义的重要方式。虽然历史编纂和历史哲学所包含的内容不同，但是从语言风格、文 本结构甚至话语的转义模式等层面来看，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完成历史意义的生成 与传达。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叙述“可以表达抽象形式所不能表达的各个成分”，在这 个过程中“语言是一种传达有意义知识的运载工具”[ 伊格尔斯著：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7页。]。总之，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 获得，只有对历史文本进行语言学层面上的分析与研究，历史的意义才得以生成和传达。
基于此，海登•怀特撰写了论文《走出历史：詹姆逊的叙事救赎》。在这篇文章中， 怀特阐述了詹姆逊的文本话语层次理论，以修正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海 登•怀特指出，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必须把语言看作是和其他内容一样，从而构 成话语的整体内容。海登•怀特十分重视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在 人文学科中，语言学领域是西方 20 世纪开辟的一个重要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其重要性 甚至超越了人种学领域”[海登怀特著：《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怀特将语言学的理论带入到历史领域的研究之中，他以语 言为切入点，对历史文本的层次结构进行了深度剖析，例如海登•怀特关于历史文本的 解释模式以及话语转义模式，都是基于语言结构和形式所获得的阐释。海登•怀特主张 的是一种诗性的历史叙述，是一种讨论“历史写作的语言和文字形式”的“叙述主义历 史哲学” [ 陈启能：《当代历史学思想的困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o
第二节 海登•怀特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般来说，每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在继承和发展了之前诸多理论的基础上成熟起来， 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品格。因此，它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追溯其理论的思 想渊源对该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海登•怀特的思想理论在借鉴吸收其他理论家的 观点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的思考，进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一、 维柯：“诗性逻辑”观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一词，并指出“诗性智慧”是一切科学和 哲学的源头。他认为，人类的智慧存在两种形态：玄学智慧和诗性智慧。与抽象、理性 的认识事物方式不同，诗性智慧是以原始的方式，通过感知和想象来赋予事物特征。维 柯将具体感性的、以己度物的认识事物方式称作“诗性逻辑”，诗性的语言正是凭借 “诗性逻辑”将神的实体意义揭示了出来。换言之，维柯认为“诗性逻辑”表现的是诗 性语言通过想象和感知来创造历史的本质。这种“诗性逻辑”借助语言学、修辞学对诗 性语言进行反思，进而再把这些反思放置到历史的进程之中进行思考。因此，可以说维 柯“诗性逻辑”的运行机制是历史的，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表现人类智慧。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深受维柯“诗性逻辑”观的影响，怀特自己也曾声称：
“我的修辞观来自维柯”[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34页。]。从海登•怀特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诗性 逻辑”这种历史叙事方式的肯定，并将这种方式积极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历史著述之中。 面对杂乱无章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在其叙述行为发生之前，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事件和文献预构成某种特定的客体形式，而在怀特看来，这种预构行为呈现 出一种“诗性”特征。在怀特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多次使用了诸如“我预 构”、“我假设”这类语句，由此可以看出海登•怀特对自己的诗性预构行为是坦率而 又自信的，他以“诗性逻辑”为基础建构起了历史诗学的理论大厦，这个基础存在于历 史学家的意识之中，同时也体现在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之中。简言之，诗性预构是 海登•怀特充满诗性逻辑的叙述行为的载体。
维柯认为“诗性逻辑”代表了一种人文主义修辞学，而修辞学作为一种叙述活动， 是用心灵构建历史和自身的一种行为。“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 以他的原则必然要从人类心灵的各种变化中才可找到”[ 维柯著：《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4页。]。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 人类心灵的演变和创造过程，而人类的心灵需要借助语言来把握世界，语言本身又具有 创造性和阐释性的特征，因此心灵就会通过这种诗性的创造和阐释来完成对世界的认 识。这一点和怀特的思想理论不谋而合。怀特努力挖掘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学因素，以确 定历史叙事具有诗性的本质。在他看来，历史叙述本质上是一种诗性行为，史学家正是 通过自己的心灵来诗意地建构历史文本，并在历史领域内探索心灵预构历史意义的方 式，而这一切都要求历史学家必须采用“诗性逻辑”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故事。
二、 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
克罗齐是表现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在他看来，精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人类的精神 活动是世界存在的本质，而历史又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创造和发展。因此，在克罗齐那里， “精神”也是“生命”、“自由”、“创造”的意思。克罗齐的特别强调“直觉”的作 用，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把直觉看作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岀发点和最基本的形式，进而 指岀美学只有一种，就是直觉或表现的科学。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从研究直觉概念开始， 直觉是其表现主义美学的核心。朱光潜先生曾这样给“直觉”下定义：“看到一个事物， 内心只领会它的意象，不假思索、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 克罗齐著：《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页。]，这叫做直觉。 如是理解，直觉活动源于人类的想象，在想象的过程中，心灵赋予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 以形式，最终产生了形象化的意象。“直觉”不同于“知觉”，“知觉”是被动地认识 事物，而“直觉”是主动的，具有创造性。克罗齐认为直觉就是表现，而且能够真正阐 释直觉的，也只有表现。因此，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是把主体带入到了历史审美的创 作过程中，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海登•怀特认为审美是获得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他也坦言：“克罗齐改造了黑 格尔的美学，并使其与现代艺术协调发展，这一点影响了我”[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36页。]。怀特的故事情节化解 释就是深受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影响的一个方面。虽然故事情节化解释运用了弗莱的原 型批评理论，但是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使怀特将审美维度引入到了历史观念之中，从 而使历史思想具有了历史审美主义色彩，在历史学家的“直觉”式的虚构和想象之下， 杂乱无章的事件被赋予了一定的形式和意义。因此，情节化解释的过程就是融入了喜剧、 悲剧、浪漫剧和讽刺的审美体验过程，也是将历史美学化的过程。
克罗齐还十分重视形式的作用，认为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形式是指心灵的活 动和表现，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克罗齐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角度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 他指岀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在 于从内容之中得到了形式。所谓的内容在未经主体运用形式加工以前只是杂乱的印象， 称不上为艺术；然而，内容一旦被赋予了形式，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融入其中，内 容和形式就混化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就能够从艺术的角度去讨论它。因此，克 罗齐认为，“艺术审美的事实是形式，并且只是形式”[ 克罗齐著： 《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 19 页。]。这一点在怀特的形式论证式 解释模式方面集中地体现了出来，怀特着重从形式论证的角度对故事中的事件做出解 释。
克罗齐最后得出结论：语言学和美学是统一的[ 克罗齐著： 《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3页。]。之所以把语言学和美学看作是真 正的科学，是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是两事而是一事。如前所述，美学是直觉或表现的科学。 事实上，语言学本质上也具有表现性，语言是通过发声来表现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发 声音如果不表现什么，那就不是语言”[ 克罗齐著： 《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3页。]。这与海登•怀特运用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历史 文本叙事的做法不谋而合。海登•怀特通过话语转义、比喻理论等语言学的方式分析历 史文本的结构，建构历史叙事的诗性内涵，从而揭示出了历史叙事思想的审美主义特征。
虽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对海登•怀特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海登•怀 特并没有全盘接受克罗齐这种将美学思想带入历史研究中的做法，而是对其进行了改 造。海登•怀特认为，“在将历史美学化时，克罗齐也将它非伦理化了，并将历史永远 地非意识形态化”[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550页。]。海登•怀特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历史非意识形态化处理, 而是运用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来表现历史学家在社会实践中的特殊的伦理立场。由 此观之，海登•怀特是以一种批判的、审美的眼睛看待历史，而也正是这种批判和审美 让海登•怀特如此从容而又睿智地审视历史。
三、 弗莱：原型批评理论
海登•怀特在《历史中的阐释》中，探讨了弗莱有关虚构作品的诗性结构问题。他 接受了弗莱将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批评研究模式，认为历史和诗一样，它们都具有 虚构的诗性结构。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海登•怀特对弗莱的神话意识和 历史意识进行了探索，重新思考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并阐释了历史叙事 的隐喻性问题。弗莱借鉴和吸收了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建立 起了原型批评理论。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尤其是文学循环发展论对海登•怀特的历史 叙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把文学作品分为了两大类：虚构型和主题型，并着重对虚 构型作品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强调了虚构性作品中情节的重要意义。弗莱在考察了欧洲 文学创作实践之后，根据亚里士多德指岀的作品主人公与普通人的比较标准，把文学人 物和叙述模式分为了五种类型：一是神话。主人公在类型上高于普通人，是超人的神， 能超越自然规律；二是浪漫传奇。主人公的行动力量虽然也高岀一般人，但是要受到自 然规律的支配与制约；三是高等模仿。主人公的水平略高于一般人，但并不能超越自然 规律，例如一般的领袖人物；四是低等模仿。模仿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主人公 大多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角；五是讽刺模式。主人公的能力和智力都比普通人低，常 常会看到他们被愚弄、被奴役的荒诞场面。在西方文学史中，这五种叙事模式是按顺序 进行演变的，那么在讽刺模式过后，文学该走向何方？弗莱认为，五种模式是往复循环， 首尾相接的，形成了一个演变周期。也就是说，当文学史发展到第五种讽刺模式时，就 会逐渐向神话模式过渡，进入新一轮的循环，“文学开始于神话，也以神话终结”[诺斯罗普•弗莱著：《批评之路》（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弗莱认为，人类的生命和自然界中的日岀日落、四季更替一样，都具有同样意义的 有机循环模式，而西方文学的叙事结构也具有与自然规律一样的同构性。弗莱以这种同 构关系为基础，归纳岀神话原型的四种叙事结构。喜剧对应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天、一 天之中的早晨、生命的青年时期和西方文明的中世纪时期；而浪漫剧则与夏天、上午、 成年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悲剧对应的是一年四季的秋天、一天之中的下午、生 命的老年时期和西方文明的十八世纪；讽刺剧与冬季、夜晚、生命的死亡和当代西方文 化相对应。因此，喜剧、浪漫剧、悲剧、讽刺剧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文学叙述结构。 文学史的发展是以神话为开端，经过喜剧、浪漫剧、悲剧的演变，最终转化为讽刺剧， 在这之后，又岀现神话复兴的态势。在弗莱看来，文学的发展轨迹呈现岀一种循环的面 貌，周而复始。
从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中不难发现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的印记。怀特运用弗莱 的术语提岀了四种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并且这四种叙 事模式也是循环往复，首尾衔接的。在《元史学》中，海登•怀特阐述了 19世纪历史 编撰的状态和地位，并指岀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以米什莱的浪漫式情节化解释为开端， 经过兰克的喜剧化的情节编排模式和托克维尔的悲剧化解释，最终演变为布克哈特式的 反讽结构，从整体上看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循环过程。
四、 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
海登•怀特在一个访谈中曾承认自己深受雅各布森的启发，并指出雅各布森的语言 学研究为历史叙事的话语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雅各布森从语言的结构系统中引入了 “功能”这一概念，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它的多种功能，而且对诗性语言和 日常语言、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也需要通过“功能”来实现。基于此，雅各布森提岀了 语言的六功能之说，即语言具有情感功能、诗性功能、指代功能、交际功能、元语言功 能和意动功能。在这里，笔者只论述对海登•怀特启发较大的情感功能和诗性功能。
雅各布森指岀，所谓情感功能是“以说话者为焦点，旨在直接表达说话人对他所谈 对象的态度”[罗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钱军编辑），长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53页。]，语言的这种功能常常会伴随着说话人的感情和态度而产生。因此，对 于说话者而言，关注语言所传达的情感或表现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怀特在阐释历史 文本叙事模式时，提岀了意识形态蕴涵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蕴涵指的是历史学 家作为一个说话者，在看待历史事件、社会现状、社会改革等方面时所采取的情感态度 和伦理立场。显然，从内容和表达意义上而言，海登•怀特的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 受到了雅各布森语言情感功能的启发。
诗性功能观是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的核心，在提及语言的诗性功能时，雅各布森 认为“研究语言必须详细考虑它的诗性功能”[罗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钱军编辑），长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56页。]。诗性功能将文学和语言学二者结合起 来，进而从根本上区别了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同时雅各布森也强调，“把诗性功能 的范围局限在诗歌研究领域，或把诗歌局限在诗性功能的范围内，这都是简单化的做 法……因此在研究诗性功能时，语言学不能局限在诗歌领域”[罗曼雅各布森著：《语言学和诗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岀版社2004年版，第 180 页。]。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 海登•怀特以历史文本的诗性特征为基础来建构其历史叙事思想理论，并指出“元史学” 的深层结构也是诗性的。怀特希望提岀一种与修辞学研究同样古老而又与现代语言学同 样崭新的史学话语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对雅各布森在描述浪漫主义诗歌与19世 纪现实主义散文之间的区别时所制定的路线的延续。语言的诗性功能和诗性特征为诗歌 和散文提供了各种形式，因此历史编撰中的叙述形式也可以由语言本身的功能来提供， 因为历史“总是作为构成过去的互相竞争的诗歌形式的一部分而被撰写出来的”[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在 提及诗与史的关系时，怀特也认为“如果所有的诗歌中都存在某种历史因素的话，那么 在对世界的每个历史叙述中也都会存在某种诗歌因素”[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因此就历史文本的诗性特征 而言，怀特明显受到了雅各布森语言的诗性功能的影响。
雅各布森还指岀语言行为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模式：选择和组合。举例来说，如果 说话人的叙述主题是儿童，那么他就必须在与儿童有些近似的词语，如孩子、娃娃、小 家伙中选择一个，因为这些词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似性。接下来为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论述，说话者还需要从一些语义上相近的动词，如玩耍、游戏之间选择一个。最后把两 次选择岀来的词语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语义完整、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选择的标 准是词语间的相似、同义；组合则是根据‘邻近性'进行的”[罗曼雅各布森著：《语言学和诗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岀版社2004年版，第 182页。]，在一个选择集合当中 的成分通过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组合集合当中的成分则是通过邻近性联系在一 起。雅各布森把相似关系称为隐喻，邻近关系称为转喻，并指岀在实际的语言组织中， 只有依靠这两种比喻，语言才能正常运作，在此基础上他提岀了隐喻—转喻的二元对立 理论。海登•怀特批判地吸收了雅各布森的隐喻一转喻二元组合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历 史话语的分析之中，从而确定了分析历史话语的四种转义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 讽，并认为某种比喻可能是某一特定历史文本的主导性比喻而成为历史话语的运行机 制，怀特据此对历史叙事话语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和解读。
如是看来，海登•怀特是把历史看作为一种语言结构来把握历史价值的，而且历史 的深层意识结构也是语言学的。历史学家在建构事件情节时，也是使用比喻性的语言来 阐释历史事件。海登•怀特对语言阐释、语言结构和语言诗意的重视与强调，使我们认 识到他始终都在以诗性语言学作为其理论思想的核心。
第二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诗学本色
历史叙事的诗性特征来源于它与文学叙事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根据海登•怀特的历 史叙事理论，可以发现在历史文本和历史话语的生产中，其历史叙事思想的诗学本色包 含了两个方面：历史文本的叙事阐释模式和话语转义模式，而话语模式在历史书写以及 整个历史研究过程中都起到了更基础、更深层的作用。
第一节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文本叙事的阐释模式
一、 编年史与故事
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分为了五个层面：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式 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对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而言，这五个层面缺一不可。编年史 和故事是历史的原始材料，是那些从未加工过的、有待被选择和编码的最初成分。编年 史是由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领域中的事件纷乱繁多、杂乱无章，编年史家的任务就是 以选择此事件而放弃彼事件、重视此事件而让彼事件归属于其他事件的方法来“发现” 一些能够用来讲故事的要素，从而进行历史编纂。在这个过程中，“选择”、“重视”、 “发现”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是理解，编年史就是历史事件的罗列清单。它并没 有“故事”意义，也没有开端、高潮和结局，但它并不是凌乱的、没有顺序的，而是经 过史学家精心地挑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排列而形成的。进而，编年史中的 事件被放置于特定的场景或发生过程之中，并对它们进行编码，这样编年史中的事件就 有了开头、发展和结尾，也就是被建构岀了“故事”的意义，形成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和 可辨认的形式，最终形成故事。换言之，原本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只是按照事件顺序 排列起来的编年史，根据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再经过他们对事件进行加工、选择、归 类、建构等一系列文学性编排后，就具有了完整的情节，形成了特定类型的故事，这就 是编年史转化为故事的过程。这样来看，故事中的“事件”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 些“事件”是经过历史学家精心挑选和一系列文学性“发明”后而被赋予了某种特定 的意义。因此，如何对“事件”进行文学性的“发明”决定了故事的类型和意义。那么 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将事件编织成故事的过程中是如何完成对故事的解释并揭示事件 的特定意义呢？海登•怀特认为有三类方式，即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
蕴涵式模式可以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 情节化解释模式
在海登•怀特看来，情节化解释就是指在分辨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明确故事的意义。 而面对杂乱繁多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如果只是随意叙述，那么这种事件就形不成故事。 他们只有通过能动性地选择一些历史事件，再经过某些特定的情节编织技巧，才能将历 史事件变成故事。从价值判定的角度看，历史事件的性质是中立的，一个悲剧性的历史 事件，换个角度看有可能就成了喜剧性事件。同样的，一个社会中在某个阶级看来是悲 剧的事件，另一个阶级则有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喜剧。一个历史事件被看作是悲剧性、喜 剧性还是讽刺性，情节编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情节化是一种方式，通过情节化解释， 历史事件的序列逐渐展现成了特定类型的故事”[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9页。]，因此历史学家决定着故事的情节化 解释类别。同一个历史事件，由于历史学家采用了不同的情节化解释，就会产生岀不同 的意义。海登•怀特根据弗莱对虚构性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分类，指出了四种不同的情节 化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
1、弗莱的四种原型结构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将文学作品分为虚构型文学作品和主题型文学作品两类。 虚构型文学作品主要是讲述人物故事，而主题性文学作品则以表现某种意义为旨归，但 是两者不是毫无关系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虚构和主题两种类型的结合，哪个更 加重要仅仅是因为看法不相同，或者是在进行阐释时强调的侧重不同”[诺斯罗普•弗莱著：《批评的剖析》（陈慧译），天津：百花文艺岀版社1998年版，第77页。]。在前人的基 础上，弗莱把虚构型文学作品分为了神话、浪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讽刺五种模 式，指岀文学的发展就是这五种模式按照顺序更替循环的发展过程。同时，弗莱认为浪 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讽刺这四种模式均来源于神话模式，我们可以从这四种叙事 模式建构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神话原型。在此基础上，根据自然界的循环规律， 弗莱概括了四种文学原型：喜剧、浪漫剧、悲剧和讽刺剧。喜剧对应的是自然现象中一 年四季的春天、一天之中的早晨、生命的青年时期和西方文明的中世纪时期；而浪漫剧 则与夏天、上午、成年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悲剧对应的是自然现象中一年四季 的秋天、一天之中的下午、生命的老年时期和西方文明的十八世纪；讽刺剧与冬季、夜 晚、生命的死亡和当代西方文化相对应。由此不难看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 与喜剧、浪漫剧、悲剧和讽刺剧一一对应，春、夏、秋、冬的循环交替也代表着喜剧、 浪漫剧、悲剧和讽刺剧这四种文学原型的更替轮回。
2、怀特的四种情节化解释
海登•怀特认为，虽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于诸如侦探小说、神话寓言此类二流 文学类别的分析评价有很大作用，但是对于诸如《李尔王》、《追忆似水年华》等结构复 杂、层次丰富的小说而言，则表现的过于僵化和抽象。尽管如此，海登•怀特认为把它 们应用于对历史著作的评价与批评是十分有用的。原因有二：对于简单的情节化结构来 讲，弗莱关于主题性文学和虚构性文学的分析还是十分有价值的，此其一。其二，诸如 历史叙事和历史编撰这样“有限的”作品形式正是情节简单的形式结构，况且历史学家 的任务并不是为故事而故事，他们更喜欢用简单、普通的方式把故事结构情节化。由此， 怀特运用弗莱的理论，通过对史学家的经典历史著作的分析，提岀了四种历史文本叙事 的基本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
浪漫剧具有自我认可性，这种自我认可常常表现为英雄超脱于经验世界、对经验世 界的战胜并最终在经验世界中获得解放。浪漫剧通常呈现为“如愿以偿”的形式，也就 是它是一种与成功有关的救赎式戏剧，这种成功往往以美德征服恶行、光明战胜黑暗乃 至人类从因原罪堕落而被囚禁的世界中得以超脫为象征。海登•怀特以米什莱为例来论 析浪漫剧，米什莱拒绝了赫尔德“有机论”的解释模式，他始终在罪恶与美德、专制与 正义之间的转换中寻求最终的统一。而这种最终统一的基础就是隐喻，因为米什莱相信 “隐喻足够描述历史领域及其过程”[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而“这种过程本质上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对 抗极端邪恶的斗争”[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可以看出，海登•怀特是将米什莱的浪漫剧视为一种充满诗意 的模式。
与成功救赎的浪漫剧相对的是讽刺剧。它是一种反救赎戏剧，通常呈现岀“反复无 常”的形式，同时讽刺剧也是一种由理解和承认支配的戏剧，因为人类需要对自身始终 难以征服世界的这种生存状态进行理解，并且也要承认意识终究战胜不了死亡的黑暗。 布克哈特的历史文本往往被认为是没有故事，也没有叙事线索。然而怀特认为形成布克 哈特历史文本的“叙事模式是讽刺式的、大杂烩式的（或混杂的），是一种反讽的虚构 模式”[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他是一个“将历史看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训练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 者”[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海登•怀特把布克哈特历史文本的讽刺剧叙事模式的根源归结于他所处的时代 和他自身的悲观主义情结。
而喜剧和悲剧都表现岀人类从堕落和无助中得到部分解脱和暂时解放的可能性。喜 剧通常表现岀“调和化解”的意味，存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看似不可改变的力量 冲突在喜剧中实现了妥协和化解，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健康，并且放眼来看，这些力量冲 突都显示出能够和谐共处，与他者融成一体的趋势。海登•怀特认为兰克的历史文本展 现岀的就是喜剧性的主题，兰克将作为喜剧的历史过程描述成“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下， 历史被元史学式地构想成一组冲突，并且最终必须以和谐的结局结束”[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因此各种斗 争、冲突在喜剧中完美地实现了消解。
悲剧则表现为“法则启示”。与喜剧中的各种力量冲突和谐共处、合为一体不同， 悲剧中的妥协是以人类要顺从环境为前提的。悲剧结束时，主角陨落、生活动荡，但这 并没有威胁到斗争中的幸存者，他们努力在斗争中反抗，这种努力恰好使人们认识了到 支配生命的规律，发掘岀悲剧的本质意义。怀特将托克维尔所建构的历史文本看作是一 种悲剧模式，这种模式展现岀一幅“令人迷惑的挫败和绝望的图景”[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托克维尔认为 历史学家应像悲剧诗人那样，寻找一种治愈方法来治疗人类世界挫败的悲剧。
综上，情节化解释的过程是融入了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的审美体验过程， 也是将历史美学化的过程。这四种解释模式使历史作品具有了审美的意味也体现岀了怀 特对历史的审美性的理解。
三、 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
编年史中的事件在历史学家情节化的编织下转变成了故事，而这种情节建构模式又 源自于历史学家那种充满文学性的主观预设，不具有逻辑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情节 化解释都会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一种形式性或推理性的论 证作为依据来对故事中的事件做出解释，这种规律性的论证模式就是海登•怀特提出的 形式论证式解释。怀特认为故事中的事件是在类似规律—演绎的论证中得以说明，进而 表达岀“主旨”或“中心思想”。因此，怀特归纳概括了四种论证模式：形式论、有机 论、机械论和情境论。
形式论，就是用形式主义的观念来阐释历史，其目的是为了辨别岀研究客体的独特 性。历史学家通过识别研究客体的种类、属性，使历史事件得到清晰的解释。当他们确 定历史场中特定研究客体的属性惟一和该现象类型多样时，形式论模式对历史事件的解 释任务就完成了。如果史学家用形式论模式来解释历史事件，那么他工作的主要目标就 是描述历史领域中客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形式论对材料进行的是“分散性”的阐释， 这种“分散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和现象类型的多样性。使用形式论解 释模式的史学家，如浪漫主义叙事史家，他们热衷于对整个历史领域及其过程进行普遍 意义上的阐释和陈述。然而，面对如此广阔的历史领域，这种普遍性的陈述却显得如此 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论的解释模式缺乏概念上的“精确性”，而此时，史 学家的做法往往是强调和重建特殊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的生动性来弥补概念上 的模糊性和空洞性。在海登•怀特看来，米什莱、卡莱尔，还有一些浪漫主义叙事史家 都持有这种论证模式，他们都把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当作历史著作的主要目标[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9页。]。
有机论解释模式对世界的构想具有“整合性”。与叙述历史个体要素相比，对整个 历史过程的描绘才是有机论者的兴趣所在。海登•怀特认为，有机论解释者倾向于对历 史事件中的细节描述进行“综合”，并努力寻找这些细节在整体中的意义和作用，做到 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事件。有机论者将个体要素看作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并以“微观 —宏观关系范式的形而上学承诺”作为解释模式的核心。在有机论者看来，对历史领域 内综合实体的叙述要比单个个体的叙述重要的多。因此，他们总是以整合和统一的方式 来叙述分散的历史事件。海登•怀特还指出，有机论者的历史研究尽量避免探求历史的 规律性。与规律相比，他们更衷情于“观念”，认为“观念”描述了历史领域中发现个 体的过程和作为整体的所有过程。兰克和黑格尔是有机论解释模式的典型代表。
机械论。虽然机械论解释的目的也是为了“整合”历史材料，但是它更具有“还原 性”。海登•怀特认为，机械论者特别强调对因果规律及其实施结果的研究，他们认为 历史领域中的特定客体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历史结构是在因果规律的相互作 用下形成的。与有机论模式不同，这种解释模式十分重视规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个体不
如其所属的类别重要，而这些类别又比不上规律重要。规律的特征是明确、清晰，因此 和形式论的模糊性和空洞相比，机械论模式力求做到在解释上更加精确。海登•怀特认 为，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历史作品中机械论解释模式得到了很好地运用。
情境论。由于形式论概念空洞，并且过于重视主观情致，而有机论和机械论又有忽 视个体实在的弊端，因此“一种象征着在历史叙述中发现事件意义和价值的‘功能 性'”[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页。]的情境论模式逐渐被史学家接受。情境论者认为，功能性相互关系的确定使发 生的事件得到了解释，同时他们主张把历史事件放置于其所发生的具体场景中进行历史 叙事，以此来达到对事件的说明。情境论模式的重点是寻找历史领域中的研究客体与其 所发生的历史情境相联系的线索，这个线索是可辨认和追踪的：在空间上能够“追踪” 到事件发生的场所；在时间上，向前可以追溯到事件的起源，向后能够确定后续事件的 影响。辨认和追踪线索的目的是以现象的相对整合性来取代形式论极端分散的倾向和机 械论、有机论的抽象倾向。怀特认为，情境论模式是“形式论背后的分散性冲动”和“有 机论背后的整合性冲动”[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4页。]的结合，因此，情境论者倾向于共时性地再现历史演绎中的 片段或环节。布克哈特的历史作品就是以情境论解释模式为主导性原则的。
然而，四种论证模式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随意可以结合的。历史学家在 历史叙事的过程中，选择哪一种模式进行解释，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 决定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关怀。
四、 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
海登•怀特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促使我们在社会实践中采取某种态度的规 定。而“事实上，每一种有关历史的记述都会显示岀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任 何对历史文本的编织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无论历史编纂者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一 点，他们都是在明显而特定的意识形态中进行历史书写的。海登•怀特采取意识形态蕴 涵模式的目的不是为了阐释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特征，而是为了分析意识形态的 相关思考是如何进入到历史学家的研究之中的。根据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中的论述，怀特假设了四种意识形态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 义。
1、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想主义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将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以及相对应的历史哲学依 据进行了分类，从而列举岀了政治意识中五种理想类型：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保守的 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和法西斯主义[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曼海姆指岀意识形态有两个概念：特定概念和总体概念。这两个概念都会使“思 想”根据其拥有者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二者也有不同，特定概念从 内容方面来看，仅仅是把对手论断的一部分作为意识形态，并且分析和思考也只是限定 在心理学层面；而总体概念则是把对手的整体世界观当作质疑对象，论述和分析则是在 解释学层面起作用。曼海姆所说的乌托邦指的是思想态度与其所在的现存状态之间不协 调的情形，但也仅仅是“限定在超越现实并打破现存秩序联系纽带的取向类型”[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中， 也就是说这样不协调的取向，只有当它更偏重于破坏现存秩序的联系纽带时才会成为乌 托邦。如此来讲，意识形态强调的是现实意义，而乌托邦更倾向于对现实的超越。据此， 在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基础上，怀特形成了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无政 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2、 海登•怀特的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首先，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四种意识形态模式都认为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 对社会变革是否可取持有不同的观点。保守主义对社会变革抱有坚决的怀疑态度，而自 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的未来变迁或多或少有些信心，但是他们的态度 也不尽相同。自由主义者把社会变革看作是一种机械论式的调节，激进主义倾向于在新 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重组，无政府主义则提倡用以人性为信条的“共同体”将“社会” 取而代之。
其次是变革步伐问题。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应该遵循一种自然的幅度，自由主 义者主张以社会节奏的形式来进行变革，可通过议会辩论、党派之间竞选的形式开展， 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认为社会有可能会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并对这一点充满希 望，而激进主义者更提倡亲身参与性。
第三是各个意识形态模式对“乌托邦”状态在时间上定位的不同。保守主义者认为 历史是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发展而演进的，他们把当前的制度结构看作是一种“乌托 邦”状态，因为人们通过这种社会形式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期望和合理的向往。自由 主义的观点是，目前的各种不协调因素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所以自由 主义者把“乌托邦”状态置于未来，但是不赞成以激进的形式实现社会的快速变迁。与 自由主义相反，激进主义者认为“乌托邦”状态迫在眉睫，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激进的革 命手段快速实现“乌托邦”状态。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与当今人类陷入的堕落的“社会” 状态相比，过去自然人那种天真纯洁的理想化时代令人向往不已。因此，他们把“乌托 邦”定位于时间之外，任务随时都有可能实现，只要人们能够秉持住基本的人性，无论 通过意志行为还是意识行为都能够实现。
第四，根据“乌托邦”状态在时间上的设置，怀特把四种意识形态模式按照“社会 和谐性”或“社会超越性”的趋向进行了分类。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和谐性”最强，而 自由主义相对来说弱一些。无政府主义是“社会超越性”的典型代表，激进主义稍稍次 之。实际上，四种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和谐性与超越性的双重结合体，他们之间的区别只 是侧重点相异，而不是内涵的不同，因为他们都“非常看重变革的前景”[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最后，四种意识形态在对待历史演进形式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分歧。激进主 义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应该理性地、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但是激进主义者提倡通过寻 找历史发展规律来研究历史，而自由主义者则赞同历史研究应找岀发展的趋势或主流。 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信奉19世纪的普遍信念，认为在某种概念框架中我们可以表现 或揭示岀历史的“意义”，但对“直觉”这一特殊的历史知识概念，两个派别的观点却 不同。无政府主义认为应该使用浪漫主义方式来确保科学方法的建立，而保守主义者倾 向通过整合历史领域的诸种直觉来进行历史记述。
海登•怀特认为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是历史叙事的伦理形态。它将情节化的审美感知 和形式论证的认知过程相结合，使我们能够“从看似纯粹描述性或分析性的陈述中，衍 生岀说明性陈述”[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4页。]。因此，意识形态蕴涵模式需要和其他两种解释模式相结合才能使 历史得以更好地记述。在此，海登•怀特以史学实例为证，指出兰克的历史书写采用的 是喜剧性的情节化模式，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和谐的状态，那么叙事的语调也肯定是妥 协的，因为情节的喜剧性模式在和有机论证模式结合之后必然会使意识形态呈现岀保守 主义特征。再比如，托克维尔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寻找推动历史演进的规律来解 释历史想象，但是托克维尔采用的是激进的方式来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 其结果就是，不仅没有岀现令人欣喜的结果，而且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与对立，展现岀令 人迷惑的挫败和绝望的图景，从而揭示了一种悲剧的意义。
五、 历史编纂的风格问题
至此，怀特论证了历史文本叙事的三种解释模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 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他认为“元史学就是指历史学家在从审美、认知和伦理等层面上 来阐释历史的过程中所做的某些承诺”[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2页。]。而三种解释模式也是各有侧重：情节化模式 主要是对事件发生的内容进行解释，注重的是以文本的原型特征说明故事的意义；形式 论证模式侧重通过运用规律来推动历史情形的转化，关注解释历史的外在形式；意识形 态蕴涵式解释针对的是历史阐释中的伦理部分，关注的是历史解释的“现在”取向。在 海登•怀特看来，“历史编纂的风格代表了情节化、论证式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的 某种特定组合”[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然而，这些组合并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在这些模 式中有的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如喜剧化的情节模式与形式论证中的机械论结构就不合 适，情节化解释中的讽刺剧与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中的激进主义也不相容。然而，解释模 式的某些特定组合则会使历史编纂显现岀一种独特的风格，即“可选择的亲和性”，如 下表所示：
情节化模式 形式论证式模式 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浪漫式的 ► 形式论的 ► 无政府主义的
悲剧式的 ► 机械论的 ► 激进主义的
喜剧式的 ► 有机论的 ► 保守主义的
讽刺式的 ► 情境论的 ► 自由主义的
这种亲和性立足于各个模式在结构上的同质性，如情节模式中的讽刺剧、情境论证 模式与自由主义相匹配，而浪漫剧式的和有机论或悲剧式的与形式论就构不成亲和关 系。然而，这种特定组合的亲和关系并不是必然的、不变的，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之中。 一些史学家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打破了这种亲和关系，将某种情节化解释和与之不相 容的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张力。如米什莱将浪漫剧与带 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形式论相结合，而布克哈特则把讽刺剧的编排模式和情境论拿 来为保守主义立场服务。因此，经典的历史著作都能够通过这种辩证的张力，在对抗性 和矛盾性之间寻找到审美的平衡，给著作以总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这也正是这些历史 著作能够魅力永存、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不一致、不和谐的组合 中还能使历史著作释放出辩证的张力和独特的风格？海登•怀特认为，这种辩证的张力 和独特风格是建立在语言学诗性的基础之上的，是历史文本建构的深层结构，即话语的 转义。
第二节 历史话语的诗性机制：话语转义理论
海登•怀特从历史著作中发现了历史文本叙事的三个解释层面：情节化解释、形式 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依此而论，历史叙事便从审美、认知和道德伦理三 个层面进入到历史编纂之中。而话语转义则是这三种解释模式的深层意识结构。经过转 义的运作机制，最初的历史事件完成了由审美、认知到伦理的转义，最终以历史叙事话 语的形式呈现岀来。
一、 转义理论的思想来源
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借鉴了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对雅各布 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隐喻—转喻”二元组合进行扬弃性地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维柯的比喻四重区分法，以此确定了分析历史话语的四种转义模式：隐喻、转 喻、提喻和反讽。
在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组合二元对立的基础上，雅各布森指岀隐喻—转喻的二元对 立是语言行为的两极，他认为“语言结构的基础是相似和邻近这两种关系，在一个选择 集合当中的成分通过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组合集合当中的成分通过邻近性联系在 一起”[罗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钱军编辑），长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65页。]，并把相似关系称为隐喻，把邻近关系称为转喻。隐喻是指通过联想的方式， 在语义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一个词语来替换另一个词语的方法。它属于语言的选 择集合，探讨的是语言的历时性。如《诗经•硕鼠》中将奴隶主比作贪婪的硕鼠，这便 是隐喻的手法。转喻是指通过横向组合的方式，并基于语义或句法位置上的邻近性，用 一个词语来替换另一个词语的手段。它属于语言的组合集合，探讨的是语言的共时性。 如少先队员和“红领巾”，二者就处于转喻的关系之中。同时，雅各布森还把隐喻—转 喻二元组合模式与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联系起来。隐喻侧重联想，诗性较强，浪漫主义 和象征主义对隐喻较为推崇，而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转喻结构占主导地位，因为此类文学 作品遵循着“临近关系路线，从情节到环境，从人物到时间、空间背景采用的都是转喻 的离题话”[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列维—斯特劳斯把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理论引入到原始社会结构、神话结构、思维 结构和历史结构等方面，创立了结构人类学。斯特劳斯以隐喻—转喻二元组合为基础对 原始社会中的命名系统进行了分析，他从分析鸟类和狗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和命名程序 这两个方面，论证了隐喻—转喻二元组合理论。斯特劳斯指岀从鸟类与人类的关系角度 看，“鸟类是有羽有翼卵生的，而且由于它们在生理上拥有在空中遨游的特权这一因素 而与人类社会分开”[ 列维—斯特劳斯著： 《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2页。]，可以说鸟类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人类的世界。然而，鸟类世界与 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相似关系：它们筑巢，过着家庭式的生活，并饲育幼鸟；与其他成员 的关系具有社会性；在交流方面，它们以类似于音节的语言作为通信手段，我们可以把 鸟类世界比作人类社会。鸟类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使得他们之 间构成了隐喻关系。而从命名程序上讲，二者表现岀的则是转喻的关系，“当各种鸟被 施以教名‘皮埃罗'、‘马尔果'或‘雅克'时，这些名字取自人群的一部分”[ 列维—斯特劳斯著： 《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3页。]，于 是鸟名与人名之间的关系就等于是部分与整体的转喻关系。而狗的情况与鸟类正好相 反，狗不但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系统，而且饲养狗类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部分，因 此，狗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的是转喻的关系。在命名方面，狗在人的社会中地位很低， 不能象称呼人那样来称呼它们，因此“我们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名称系列：‘阿左尔'、 ‘索尔坦'等，这些都像是舞台的名字”[ 列维—斯特劳斯著： 《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4页。]，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名的隐喻 名系列。总之，斯特劳斯指岀：“当诸种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方面被设想成隐喻的时候， 命名系统中就具有转喻关系，反之，当诸种之间的关系被设想成转喻的时候，命名系统 具有隐喻性”[ 列维—斯特劳斯著： 《野性的思维》 （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4页。]。
海登•怀特指出，隐喻一转喻的二元组合理论在分析语言现象方面达到了很好的效 果，但是把“它当作一种结构模式来表现文学风格的特征还尚欠火候”[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下。]。因此，海 登•怀特更倾向于使用比喻的四重概念。维柯在说明人类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运用 了比喻修辞中的四重区分法，正如海登•怀特自己所说：“我的修辞学观念来自维柯， 那是一种哲学”[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34页。]。维柯认为所有的修辞都可以被看作是四种转义或模式，即隐喻、提 喻、换喻和反讽，并限制了每一种模式的精神运作意义。维柯认为隐喻是最重要的模式， 而提喻和换喻是对隐喻的特殊提炼，反讽则是隐喻的对立面。但是只有在反讽岀现之后， 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转义变异对语言做进一步提炼，进而得以使用一种自觉的比喻性语言 来解释人类意识从兽性到人性的演变。由此观之，维柯把比喻理论看作是人类认识世界 的基本方式，并分别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相对应，这样也就把转义模式应用到了历史 领域之中。然而，海登•怀特认为维柯只看到了不同的意识发展阶段之间的连贯性，并 没有看到各自的独立性。因此，怀特在进一步完善维柯四种比喻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 分析历史话语的四种转义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对历史叙事话语进行了深层 次的剖析和解读。
二、 四种转义模式的具体内涵
隐喻。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天才的标志，是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来表达意义的 语言运用方式。维柯看来，转义中最鲜明的、最常用的就是隐喻。隐喻通过“以己度物” 方式使无生命的事物具有了感觉[ 维柯著：《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0页。]。海登•怀特指出：隐喻意识对于人类精神状态的重 要性就好比健康对自然有机体的意义[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由此看来，隐喻是一种十分必要和常见的比喻 方式。隐喻是指通过类比或明喻的方式对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所进行的描述。在此，海登•怀特以短语“我的爱人，一朵玫瑰”为例来阐明隐喻。这 个短语表明玫瑰作为被爱者的表现是合适的，虽然“爱人”和“玫瑰”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它们之间可以进行类比的相似处：心爱、美丽、娇美等，这 些是两者共同拥有的品质。由此可见，隐喻具有“异中求同”性。“爱人”和“玫瑰” 之间真正进行类比的是那些共同拥有的品质，而这则需要我们进行象征性的领会。玫瑰 作为浪漫、美丽、真爱的象征，而表述者通过玫瑰赋予了“爱人”美好的品质。尽管如 此，我们也不能够把爱人还原为玫瑰。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如“针 眼”、“壶嘴”这样的词，眼、嘴都是人对自己身体某个部位的描述，具有明显的生命 特征，然而针和壶却是无生命的客体，不具有人的生命体征。当我们用针眼来描述针， 用壶嘴来描述壶时，其实是做了一种隐喻性的把握，或者说是用针和壶表现了人本身。 虽然针、壶和人体是不同的事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某种相似之处。然而无论 怎样，针和壶的部位都不可能还原成人体的某个部位。因此，“隐喻从根本上说是表现 式的”[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转喻是一种以事物的某部分名称来代替整体名称的模式。如以“50张帆”来代替 “50条船”。用作为部分的“帆”代替作为整体的“船”就是将整体还原为其一部分。 因此，转喻在根本上是还原式的。在转喻中，当一个整体事物被分为诸多个部分时，事 物的整体意义就可以通过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状态被隐含地理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 中一个部分的状态和功用可能被还原成为了另一个部分。以“雷之咆哮”为例，作为整 体的雷声被分为了两个部分：雷（原因）和咆哮（结果）。其中一个部分—雷还原为另 一个部分—咆哮的表现状态。于是，雷的表征和特性就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状态，即两 个部分的因果还原关系中得到了理解。同时，海登•怀特指出还存在“行为主体一行 为”这样的关系还原形式，如“雷在咆哮”，“雷”这个行为主体发岀了“咆哮”的行 为，换言之，我们是采用了转喻的手法将打雷这个现象表述成了“雷在咆哮”。维柯认 为，通过转喻式的还原，现象世界背后就会存在诸多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当现象世界 分为两种存在秩序，即行为主体、原因和行为、结果时，我们就可以通过纯粹的语言工 具赋予原始意识以概念范畴，而这对于文明地“反思神学、科学和哲学来说是十分有必 要的”[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提喻和转喻一样，都是体现了一种以部分来代替整体的关系，但是转喻中表现的是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形态，是外在还原式的；而在提喻中，微观和宏观的关系形态较为突 显，是内在综合式的，怀特以“他惟有一颗心”来说明提喻的特点。从字面上看，“他 惟有一颗心”这个表述是把“心”作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以某事物的一个部分来代 替整体，看似像转喻的手法，然而这只是从外在形态上做岀的分析。其实在西方文化习 惯中，“心”不再指身体的一个生理器官，而是被象征性地认为是“人”的某种品质和 内在属性，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实现了肉体到精神的综合和升华。因此“他惟有 一颗心”这个表述就是用他的一颗“心”来象征他的全心全意的品质。
海登•怀特认为运用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些转义模式，意识可以预构认识上悬而未 决的经验领域，从而使得经验得到分析和解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自由的、有意识地 选择解释范式，因为每一种转义模式都塑造了独特的语言规则。然而，海登•怀特却认 为这三种转义模式都是“朴素”的，他更加推崇是第四种转义模式——反讽。
反讽。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它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运用隐 喻”[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7页。]。和其他三种转义模式“朴素”的语言规则相比，反讽的语言规则是复杂的。它 的语言运用规则是“通过词语的误用，或明显荒唐的比喻来激发对事物的性质或本身的 不充足性思考”[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8页。]。因此，反讽是否定式的。在历史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可以通过隐喻、 转喻和提喻的方式赋予所要陈述的事物以形式，而反讽的目的就在于暗中对其反面进行 肯定。反讽模式常用的策略是对比喻语言持“疑虑”态度，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所讲事情 的真实性是不信任的。比如“他惟有一颗心”，当他以一种非正常的语气进行表述，或 者他并不拥有相应的品质时，就形成了反讽。因此，反讽是元比喻式的，进一步说，在 意识到修辞性语言可能误用的前提下，反讽模式的运用者对其进行了清醒而自觉地使 用。如此来说，反讽是自觉的，是意识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标志着思想的升华。
话语转义模式不但是语言和诗歌的理论基础，而且它也作为一种历史思维方式而存 在。“转义是话语的灵魂，也是一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话语就不能正常运转”[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因此，可以说话语的转义是探究特定时期的历史深层意识结构的有效工具。
三、 历史阐释模式与话语转义的投射关系
从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对历史文本的阐释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通过选择情节结构使历史叙事的结构具有了可辨认性；另一种是通过选择 阐释形式使历史学家的论证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形态和力度。但是一般看来，以上 两种方式都是基于第三种阐释模式，即意识形态立场的解释而产生的。因为“即便是自 称没有刻意的意识形态性，并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尽量抑制自己的意识形态冲动的那些 历史学家，也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进行叙事的”[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因此，历史叙事便从审美、认知和道德伦理三个层面上进入到历史编纂之中。然而 在这三个层面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深层次意识结构，即话语的转义，这一结 构以语言学为基础，依据主导转义模式进行理解。隐喻肯定了差异中的共性，或含蓄肯 定了共性中的差异；转喻突岀部分的作用，同时将意义赋予整体；提喻则把整体确认为 一个总体，但从性质上来说总体与各个部分相异。
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阐释是将语言模式进行了形式化的塑造，“语言为我们提供 了思想自身可能选取的不同方向，从而使一些在传统、常识和科学方面还没有被充分认 知的经验领域具有了一定的意义”[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4页。]。话语转义模式基于语言自身，是思想和意识的深 层结构。隐喻主要描述的是两个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并通过这一相似性来达到对该现象 或事物特殊属性的认知，在海登•怀特看来，这与形式论模式通过描述历史场中研究客 体的独特性来解释历史事件的方式相对应，都是用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来预构经验世 界，可以说隐喻是形式论解释模式的语言学基础。而转喻的还原性本质则决定了它是作 为机械论模式的样板而存在的。因为在转喻中，作为整体的事物被分为了多个部分，整 体的意义是通过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还原关系被理解的。如“雷之咆哮”之中的雷（原因） 和咆哮（结果），雷的表征和特性就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即两个部分的因果还原关系 中得到了理解。机械论者指岀特定的历史研究对象处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之中，他们十 分强调对因果规律的研究，因此认为因果规律决定了历史的结构。相比之下，提喻则恰 恰相反。提喻具有内在的综合性，它将看起来明显是个体的现象综合成一个整体，同时 在提喻中微观和宏观的关系表现地较为突岀，它将个体看作是宏观整体中的一个微观世 界，而这亦如“有机论”解释模式。有机论者把“微观—宏观关系范式”作为解释策略 的核心，它把个体要素看作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将在历史领域中识别岀来的特定要 素置于整个历史结构中，总是努力以统一和整合的方式来组织叙述分散的历史事件。最 后一种转义是反讽，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可以将它看作是辩证思维模式的转义基础。 反讽是否定式的，它暗中隐含着对隐喻、转喻和提喻赋予历史文本的形式的批判，进而 对此形式的反面进行认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知识本身的认知态度。
海登•怀特从历史著作中发现了历史文本叙事的三个解释层面：情节化解释、形 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每种解释中都包含有四种模式，同时怀特也确定 了分析历史话语的四种转义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进而，按照上文所分析的 历史阐释模式与话语转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推论岀，历史叙事的诗性特征就是 通过转义模式投射于审美、认知和道德伦理等历史文本阐释层面而产生意义的。换言之， 历史叙事的三种解释结构是作为语言模式的一种形式化表征而存在的，而这个语言模式 则是基于语言自身并通过转义的运作而形成的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形态。
历史阐释模式与话语转义之间的投射关系在海登•怀特所分析的19世纪四位历史 学家的经典历史著作和四位历史哲学家的理论中都得到了印证和体现。从米什莱、托克 维尔、兰克和布克哈特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转义模式主导的语言预构下，使“阐 释”从情节编织、形式论证和道德伦理三个层面进入到了历史编撰之中。换言之，对其 著作的阐释与解读就是对其话语转义模式的分析，这个转义策略也就是历史学家在历史 编撰过程中所运用的情节编织、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解释的深层主导和核心。此外海 登•怀特还指出，在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克罗齐、尼采和德罗伊森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 这四种历史阐释模式的影子。黑格尔根据阐释策略的还原和再现取向，将其反思性历史 叙事划分为普遍、实用、批判和概念的四种阐释类型，并以转喻和提喻意识为基础。克 罗齐分析了四种历史哲学立场，即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并 通过历史话语的转义分析，将这四种立场转换为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形式。
在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理论框架下，历史学家就像诗人那样预想历史的结构和进 展，又用转义的方式对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如是理解，历史叙事是踩着话语转 义的润滑剂，在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之间游走无碍。因此，对历史文本的四种 解释模式、话语转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投射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历史叙事的运 作和阐释过程，为进一步研究历史叙事的深层诗性根源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方法论探索
第一节 拆除文史之“墙”
文学与历史的联系中西方古已有之，文史大多源自古代的神话传说。而关于这些神 话传说的记载，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因此文史难分，相互融合。在中国古代，一说历史 就会想到班马文章，文学和历史有一种难以割断的关系，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传 记文学就是文史不分的最佳印证，它既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经典。“记述历史的编著， 自以为文学的历史学家执笔为宜”[ 李守常： 《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岀版社2000年版，第44页。]。所以撰写历史的人，也一定是长于文学的人。而 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诗和史也是一体的。《荷马史诗》亦诗亦史，它既是一部文学作 品，也记载了一段古希腊历史。因此，这种历史与文学不分的情况决定了今天在《史记》、 《左传》和凯撒的《高卢战记》等中西史书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人物言论、心理的明显 的虚构性叙述。然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诗和史相互分离的思想就逐渐成为主流趋势。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诗和历史进行了对比，指岀诗对事物的描写具有普遍性，而 历史只是陈述个别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真实，也更有哲学意味。相沿而下，这种 诗和史相分的意识在 19 世纪科学历史主义领域中发展到了极端，科学历史主义极力主 张用学术的、科学的规则来进行历史编纂，最终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造成史诗分 离的尴尬处境。
为了使历史学科摆脫困境，为其重新灌输发展的动力，海登•怀特超越了西方自古 希腊以来史诗二分的传统，试图拆除横亘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隔墙，努力为文学和历史 建立深层次的融合关系。因此，海登•怀特在他的一系列的历史著述中广泛采用了文学 性的概念，以文学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确认和揭示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多重关联。
海登•怀特采用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文学性的方法对19世纪的史学家 和历史哲学家的历史著作进行了分析，认为历史编撰和文学创作类似，都具有强烈的诗 性色彩。诗性的叙述行为鲜明地体现出海登•怀特作为一个史学家对文学理论非凡的见 解，更展现了文史融合的方法在史学实践中的探索和运用。在《话语的转义》中怀特将 观点更进了一步：把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并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它们都是一种叙事性的散文话语，都是由主体的主观建构而决定的，并借助比喻修辞性 手段生成文本的意义。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用诸多不同的情节编织模式来建构 自己的故事情节，历史学家同样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情节模式进行多样的历史叙事。因此，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文本是和文学一样的语言制品，都带有主观和虚构性成分。在《形式 的内容》一书中海登•怀特着力解决的是历史叙事的价值问题、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 的关系问题、历史叙事话语和历史再现的问题，进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是历史 书写中难以回避的因素。历史编撰作为一种个人叙述，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 扰，历史学家对历史材料、情节模式和解释策略的选择都是由其意识形态立场决定的。 同一个历史事件，如果历史学家以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介入就会得到不同的历史解释。 总之，历史叙事本质上就是一种诗性构筑。
怀特对历史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诗性的、非科学的方法，他将诗性与文学性纳入历 史研究视野，为历史增添了文情和诗意。如是观之，历史成为了“诗性”的历史。我国 著名史学家何兆武的观点也在一定意义上阐明了历史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历史分 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史实和史料的理解，另一个层面是对前一个层次的阐释。前 者是真，是科学的；后者是诗，是艺术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文学进入史学研究，主 张文本解读、文学虚构介入史学的新方式，将“诗与真、艺术与科学看作是史学研究的 两个维度”[ 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 总第八辑》（王兆成主编）， 2007年第2期，第64页。]。这一观点与海登•怀特的立论不谋而合，同时也证明了文史结合的趋势 在学术界得到了高度的认同。海登•怀特以文学性作为建构其历史思想理论大厦的有力 支撑，并以文学和历史的融合作为其研究的切入点。历史文本的解释模式是历史叙事的 诗性结构，话语的转义则是历史话语的诗性本质，正是这些“文本”、“叙事”和“转 义”的属性使横亘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传统藩篱得以拆除，也使海登•怀特以一种全新 的视角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审视，从而开辟了新的历史书写道路，同时也拓展了 文学研究的领域。言而总之，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历史学科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 历史以一种鲜活、生动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中的历史维 度、从历史中汲取题材和方法提供了裨益，使文学理论更加富有历史厚重感和历史魅力。
第二节 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宏观 的研究视野自由穿行于史学、文学和哲学之间，对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审视。 怀特的“元史学”广纳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到文 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之中，获得了广阔的研究视角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成为了跨学 科研究的典范。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研究是深受多种学科理论影响的结合体，他以历史文本为研 究基点，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叙事的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产生机制进行了阐释， 用语言修辞学的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和话语转义的内涵，同时也将结构主义 的方法论运用到了他的研究之中，进而阐明了其历史叙事思想的诗学本色。海登•怀特 关于历史文本的三种解释模式就是在吸收了弗莱、佩珀和曼海姆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而 形成的，以此完成了对历史文本诗性结构的阐释。此外，海登•怀特又批判性地接受了 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而确定了话语转义的四种模式，挖掘 岀了历史话语的深层意识结构和诗性本质。因此，跨学科的历史研究，使历史编纂呈现 岀了多元化的形态。
在问及历史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时，海登•怀特回答道：“历史一直都具有多学科性, 它并不是拼凑物”，“不管愿意不愿意，历史总是借用任何引导历史学家调查那些能够 引起关注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他们与研究对象居住在同一个世界”[ Ewa Domanska：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Rethinking History，Vol.12，No.1（2008），p.14。]。可见，“元史 学”理论是海登•怀特运用文学、史学、哲学等思想研究历史文本和历史话语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和视角是多层次的，也是多维度的。更重要的是，海登•怀特把这种多元化 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文本的叙事、话语的转义等问题之中，并提岀了众多新颖而有意 义的观点。
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除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外，跨文化交流也是其表现方式 之一。怀特在《历史的负担》中对历史学科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反思，指岀处于科学和 艺术之间的徘徊地带不利于历史学摆脱困境，获得发展活力。他认为，历史学科并不是 一个封闭自足的研究客体，历史学家应该与“现代科学和艺术为理解意识和社会进程而 提岀的分析和技巧达成一致”[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5页。]。换言之，历史学家要明确自己时代的艺术和科学要求， 开展多种史学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提岀有关科学、艺术等方面问题，并对其进行思考 与探索，进而实现一种跨文化交流。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获得发言权，成为当今文化 对话的参与者。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艺术观念，仅仅指的是19世纪的小说。他们一如 既往地认为艺术的主要甚至惟一目的就是讲故事。然而，艺术家的目的固然可以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得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是获得艺术再现的惟一途径。历史学家 的这种艺术观念的必然结果就是“历史编纂‘艺术'自身的逐渐过时”[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7页。]。在海登•怀 特看来，布克哈特是以一种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态度对当时最先进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尝 试和探索，如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就可以看作是绘画中的印象派手法运用于历 史编纂的一次实验，体现岀一种跨文化的实践特征。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是对 19 世纪 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的一种反叛，他打破了历史叙事必须是讲故事的教条，从不同的角 度切入历史记录，指岀对历史记录的删除和省略全部依靠艺术目的而定。跨文化的研究 方法使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展岀一种奇异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他有勇气运用自 己的切身体验来建构历史情节，才使得他清晰地看到他想看的东西。怀特将布克哈特和 绘画中的印象派、诗歌中的波德莱尔进行比较，还分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历史影 响，其跨文化交流的特征显而易见。怀特认为，对于科学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先进技术， 历史学应采取积极自觉的借鉴态度，因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所拥有的看待历史的新视 角，是由动态的科学和同样动态的艺术提供的”[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54页。]。怀特在精心地建构“元史学”理论 大厦的同时，他也倡导历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大胆运用新的方法和技巧，使历史研 究不断获得新鲜的血液，进而实现历史编纂的多样化。
怀特这种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体现岀一个理论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理论品格和 学术胸襟，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随着社会发展和交往扩大，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依靠 自身来获得发展的趋势已日显尴尬，所以拉尔夫•科恩认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前景 之一就是“文学理论与非文学学科的扩展”[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1993年版，第11页。]。就文学理论而言，跨界的综合互补式研 究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价值所在。
第三节 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弥合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分为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 两种。外部研究探讨的是文学与思想史、传记、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门艺术的关系比 较，韦勒克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经验领域对文学作品进行的考察，无法真正触及文学 的本质，也难以对文学作品做岀审美意义的把握和判断。而内部研究的探讨范围则是纯 文学领域，对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本体、修辞等范畴极为重视，特别强调文学作品 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意义。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区分对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和文学 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种过于重视内部而排斥外部的研究方法 难以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因此有失偏颇。而怀特在对历史文本进 行细读式“内部研究”的同时，十分强调历史“外部研究”的存在，集外部研究和内部 研究于一身，做到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弥合。
海登•怀特对历史著述进行了形式主义的文本细读，属于内部研究的范畴。怀特在 其代表作《元史学》中，正是通过剖析和解读 19 世纪经典史学大师的历史著作，提岀 了“元史学”理论。而诸如转义、比喻、修辞、结构、话语这类术语概念也是始终贯穿 于他的历史著作之中，从这些术语中我们足以看出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细读的提倡以 及对“内部研究”的重视。同时，怀特在阐释历史话语的诗性机制和诗性本质时使用的 也是形式主义和语言修辞学的方法，主张历史研究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这些恰恰与形式 主义所主张的文学“内部规律”研究和英美新批评所擅长的文本“细读法”相一致。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并不仅仅致力于历史文本的“内部研究”，也没有把历 史文本看作是封闭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以辐射式的视野展开了对历史文本的“外部 研究”，强调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等层面来进行多向对话和综合研究。海 登•怀特三种故事解释模式中的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正是他为政治和伦理所留下的空 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蕴涵是指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事件、社会现状、社会改革等方 面时所采取的情感态度和伦理立场，从这一角度来阐释历史事件对历史学家更好地认识 和把握历史真实大有裨益。依此而论，我们看到了海登•怀特为实现历史文本和历史话 语的“外部研究”所做的努力。
对于任何历史文本来说，如果仅仅是从纯粹的“内部”，或是绝对的“外部”来进 行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不能够被截然分开的，任何 单一的研究都无法达到对历史文本进行全面、透彻的认识和把握，而海登•怀特的历史 叙事理论正是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自觉弥合。在怀特这里，“内”和“外”以一种 相互融合与渗透的状态存在于历史研究之中。
第四节 文本性和文本间性的互动性建构
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是以话语转义为主导的叙事书写，更是一种文本的存在形 式。同时，以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主张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不应仅仅局限 在单纯的文本分析中，而应该将其放置于话语实践、文化背景等范畴之内，最终形成文 本之间、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性建构。
随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文本”的指向从狭义的纯文字文本逐渐 演化为广义的社会“泛文本”。“泛文本”意在指岀一切社会存在都是文本，历史作为 社会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被囊括其中。如是理解，“历史是延伸的文本， 文本就成为了压缩的历史”[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尤其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被赋予了本体论意义， 随之历史文本和历史也被等同了起来。海登•怀特在《元史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历 史学家对过去的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审视都具有文学性。历史意识是通过史学家诗意 地文学性建构而被凝聚成了历史文本。在怀特看来，接受历史的过程就是接受历史文本 的过程，也是与具有诗性结构的历史文本的对话与交流过程。
对话和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历史书写者与历史场的交流，另一个是历史 文本的接受者和历史的交流。而历史本身的呈现方式也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历史在发 展过程中呈现自身的方式，对于认识而言，这种呈现方式是怎样的，我们无从得知，我 们只能持有一种信念，即历史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演变的；另一种含义是历史本身在我们 的诠释中的呈现方式，即我们通过文献史料对历史的诠释，或者说我们理解历史、认识 历史的方式”[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上海：上海译文岀版社2002年版，第61页。]，显然怀特认同的是后一种交流方式和后一种历史本身的呈现方式。在 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一方是历史文本的理解者，一方是历史文本。怀特非常注重协调两 方之间的关系，他不仅对历史文本接受者的自身特性给予关注，而且深入剖析了历史文 本的话语特征，进而凸显了历史文本阐释的多样性。
在海登•怀特这里，文本是其历史叙事思想的研究基点，也是历史意义的生成基地 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工具。怀特认为历史存在于文本之中，历史正是通过文本话语才被记 录下来。因此，历史便被赋予了“文本性”特征。与科学历史主义的真实客观性不同， “文本性”强调的是历史意义的创造性过程和文本化阐释，即史学家以语言的形式对历 史事件进行编码加工并将其贯穿起来，进而制造岀一个可信、易理解的故事。文本固然 不是历史，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只有通过文本才得以实现。依此而论，历史就是 文本本身，历史的“文本性”特征也不言而喻。“文本性”始终贯穿于历史编纂和历史 书写的整个过程之中，可以说“文本性”成为了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之间有效的沟通桥 梁。
随着对历史“文本性”的确认，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进一步衍生出“文本间 性”的特征。如前所述，历史具有文本性特征，那么，与历史有着指涉关系的其他文本 包括文学及各种语言、知识和文化等随之也会被赋予“文本性”色彩，进而形成了诸多 层次不同、意义相异的文本。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渗透、彼此照应，呈现岀一种动态的建 构关系，这就是“文本间性”。“对历史话语进行修辞分析将使人认识到，每一个名副 其实的历史都不仅仅包含着特定量的历史信息和对这个信息的‘意义'的解释（或阐 释），而且包含着或多或少关于读者在所报告的数据和形式阐释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的公开信息” [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o海登•怀特的论述表明，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以“文本间性”为基础的。 怀特在对19世纪八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述进行分析时，在对维柯、雅 各布森、弗莱等人的思想进行辩护时，都把对历史话语的表述置于多重文本的互动之中， 显示岀一种游刃有余的“文本间性”建构。
由于历史文本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客体，因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过程。海登•怀特的“文本间性”建构进行了两个方向的延伸：一个是纵向时间性的， 一个是横向空间性的。在纵向时间性上，“文本间性”指向的是历史或者传统，并对其 进行了时代性的思考；在横向空间性上，“文本间性”超越了区域的界限，进而获得了 透视历史的知识思想。所以从历时性角度看，历史文本包含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 态性；从共时性角度看，历史文本也包含着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文本间性”的 观照视角冲破了传统研究的封闭状态，把历史研究与文学话语、社会文化进行了关联性 整合，使历史文本的性质由静态的封闭模式转变成了动态的开放结构，历史的阐释意义 也源源不断地产生于这种多向互动的过程之中。
总之，文本性是文本间性的基础和前提，而文本间性则赋予了文本性以动态呈现， 二者始终处于多重结构的互动性建构之中。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形态，把 历史研究纳入到了与文学、文化、社会相联系的动态互文性模式中，将历史文本放置于 宏观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观照，从而使历史文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就文学研 究而言，文本性和文本间性的互动性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新范式。在怀特看来， 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之所在。新历史主义者应在语言叙事理论的 指导下，将历史文本研究法运用到文学文本研究之中，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方法放置于历 史文本的研究之中，进而在多种“文本间性”的互动之下建构起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 新范式。
海登•怀特叙事理论的历史回归，“并不是为了探寻历史研究的某些文学资料，而 是为了探究岀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即历史主义方法”[ 包亚明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岀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面对当今多元并存的文学研究 格局，固步自封的单一研究模式已无法取得长远发展，文学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封 闭自足的客体文本之中，而应该将其放置于话语实践、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等非文学范 畴之内，通过它们之间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互动性建构来实现文学研究的综合互补式发 展。
第四章 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思想的文学价值取向
第一节 形式主义方法构筑的结构主义叙事理念
怀特在《元史学》中开明宗义地指岀：“我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页。]，其历史研究的 对象和目的并不是去评价一部历史著作的好与坏，也不是去判断历史学家所记录的历史 事件的正确与否。相反，更重要的是去确认历史学家记述历史事件的形式结构构成。怀 特通过对 19世纪欧洲四位历史学家和四位历史哲学家的作品的分析，将19 世纪的欧洲 历史看作是建构在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之上的历史。之所以以这些历史学家、历史哲学 家的著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怀特看来，他们是构思历史的可能方式方面的楷模。他 们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支撑其历史叙事的各种“材料”，而是他们“在思考历史及其过 程时，那种预构的而且特别的诗意本质”[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页。]。所有的这些，都是源于怀特对19世纪的史 学研究所做的一种形式主义的考察，他以形式主义的方法对 19 世纪的欧洲史学著作进 行了梳理，使历史文本第一次成为了形式主义的实践对象。
海登•怀特将历史文本看成是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这意味着 他承认了历史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历史文本的形式也是一种文学性形式。海登•怀特以 形式主义为方法论指导，完成了对19世纪欧洲历史的深层诗意想象。海登•怀特从经 典的历史著作中发现了历史叙事的三个解释层面：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 形态蕴涵式解释。每种解释方式中都包含有四种模式，同时怀特也确定了分析历史话语 的四种转义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叙事中应该包含 哪些要素、如何区分这些要素以及对阐释模式的选择等，都是他们诗性预构下的产物。 在正式分析历史文本之前的诗性行为中，历史学家不仅诗性地预构了他的记述对象，而 且也设定了对其对象进行阐释的形式。于是，历史文本中充满了形式主义的因素，海 登•怀特是以形式主义的方法编织了 19世纪的欧洲历史著作。
怀特坦言他采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若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纯粹视作言辞结构， 这些著作似乎就具有了迥然不同的形式特征”[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5页。]。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形式”？“形 式”仅仅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物体的“外壳”吗？在怀特这里，显然不是。“形式”之说 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形式”是与“质料”相对的概念，相当于“理式”。“由技 术造成的制品，其形式岀于艺术家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著：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39页。]，“形式”指的是事物的原始本体。而“质 料”是一种非现实的潜能，是还没有决定的东西。如是理解，形式主义解决就是材料和 潜能之间的实现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就会产生“形式”。从文学层面上看， 这个“形式”被看作是文学的特性。因此，“形式”指的不仅是技术和方法，也是对材 料中所体现岀来的文学特性的处理，更意味着形式被赋予了特有的内容，正是如此，怀 特把自己的一部著作命名为了“形式的内容”。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俄国形 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材料和程序的论述。俄国形式主义用“材料”和 “程序”两个概念代替了内容和形式的传统二分法，认为“作家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 发掘的各种事物、形象，都可以看作是艺术品的‘材料'，然后作家再用其独特的‘程 序'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进而使材料提升为艺术品”[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这里的“程序”指的是一切 对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后而引起情感审美效果的艺术手段。因此，“程序”在使材料变成 艺术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对“程序”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才能探索到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的根源。这打破了传统文论观中“形 式”的从属地位，为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探索提供了启发意义。在《作为程序的艺术》 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岀了“陌生化”的概念，指岀形式存在之处几乎都可以看到“陌生化” 的身影，“陌生化”能使人产生新鲜感和新奇感，而且形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得到 一定意义上的认同：“陌生化”通过形式上的打破常规来延长人们对客体的审美感受。
怀特曾指岀“无法统合的历史学就是审美的对象”[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58页。]，他从审美的层面来研究历史，使 审美维度成为了历史文本的一种显性特征。总之，怀特历史叙事思想中的“虚构”、“文 学性”等操作方式呈现岀的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程序”运作。
海登•怀特曾说到：“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是说，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 者”[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第32页。]。正如怀特所说，他的历史叙事理论是以带有结构主义性质的形式主义方法为切 入点，对历史文本进行用多重意义的阐释。
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分为了五个层面：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式 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的原始材料，是那些从未加工过的、有 待被选择和编码的最初成分。编年史中的事件被放置于特定的场景或发生过程之中，并 对它们进行编码，这样编年史中的事件就有了开头、发展和结尾，形成了完整的情节结 构和可辨认的形式，最终被建构成了故事。接下来，历史学家以三种解释模式：情节化 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来展开故事情节和完成对故事的解释与分 析，并揭示事件的特定意义。如此一来，三种阐释模式就构成了历史叙事过程中的结构 性要素，历史学家根据特定历史意义的需要选择岀了相对应的阐释模式。而作为文本和 话语的结构形式，这些模式在历史意义体系中就成为了意义产生的功能性结构。历史阐 释需要这种结构功能，因为叙事是“人类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严格的人的过程”[罗兰•巴特：《结构主义 种活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北京
大学岀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海登•怀特根据结构上的同质性，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三种阐释模式特定组合， 使历史编纂显现岀一种“可选择的亲和性”风格，因此，同一历史事件就会因为采用了 不同的阐释模式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和风格。这与皮亚杰提岀的结构具有三个特征的观 点不谋而合，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 皮亚杰著：《结构主义》（倪连生、王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三个特征。 按照某种规律将具有内在联系的要素进行组合进而使阐释体系呈现岀整体性特征，然后 再把这些组合起来的要素在一定的规律下同构转换，进而建构起阐释模式，并区别岀模 式之间的界限，最后各个阐释模式结构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产生揭示岀历史事件的意 义。依此来看，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思想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模式，既包含了各个解释 模式之间的内部转换，又体现岀其自身的调整性。
另一方面，从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阐释模式中我们也看到了罗兰•巴特结构主义 的影子。巴特认为“结构主义并没有使历史离开世界。相反，结构主义不仅将历史与某 些内容联系起来，也与形式联系了起来；不仅与材料联系起来，也与理解相联系；不仅 与意识形态而且与美联系起来”[罗兰•巴特：《结构主义 种活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北京
大
学岀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海登•怀特和巴特一样，指出历史叙事的话语阐释 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正是这个结构才赋予了历史事件某种特定的意义，形成了历史编纂 的有效方式。总之，海登•怀特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构筑起结构主义的叙事理念，并以此 为切入点对叙事话语进行了细致而系统地分析，确立了历史叙事模式的整体结构，从而 使历史文本的叙事形式具有了多重意味的可能性。
第二节 叙述行为的“诗意逻辑”性
怀特在《元史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人所能知者，必 先已入梦”，这显然是与传统历史观念所主张的客观真实性相悖而论的，因为梦是诗性 的，而历史领域追求的却是真实的确定性。然而在怀特看来，诗性和历史不是截然而分 的，因为历史文本的深层意识结构是语言学的，存在着普遍的诗性本质，并且这个深层 的诗性结构是历史叙事的基础，始终深嵌于历史学家的意识和思维之中，具体体现为历 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
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杂乱无章的遗迹和碎片，为了从中得到有用的资料，必须先赋 予这些遗迹碎片以某种形式或秩序。也就是说，在历史学领域，史料仅仅是以砖瓦建材 的形式存在着，要想构筑起历史这座大厦，需要历史学家精心构绘的蓝图。只有先给这 些混乱的史料设定一个特定的阐释模式，历史的存在和意义才能更好地被赋予和理解。 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是其进行历史书写的前提和基础，也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隐含框 架。在正式分析历史文本之前的诗性行为中，历史学家不仅诗性地预构了他的记述对象， 而且也设定了对其对象进行阐释的形式。基于这种双重诗性预构，历史学家在选择历史 事件、“发现”可理解的信息并进行编排之后完成历史书写。因此，历史叙事就是对“诗 性预构”的把握和领悟，历史学家也需要通过诗性的阐释模式来叙述历史，从而赋予历 史以意义。总之，诗性的预构成为了海登•怀特在其历史著作中实践“诗性逻辑”的载 体。
海登•怀特认为，史学家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所采用的逻辑思维就是维柯所说的原始 人的“诗性逻辑”。在原始时期，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熟悉到不熟悉。 在这种思想取向下，事物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投射，也就是把自己熟悉的事物的特 征投射到不熟悉的事物之上。一般来说，每个人最熟悉的就是自己。因此自原始时期以 来，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会从自我岀发，把自己的心理、情感和思想赋予事物之上并打上 自我的烙印，进而将其对象化，用类比的方式来进行诗性地创造。维柯将这种具体感性 的、以己度物的认识事物方式称作“诗性逻辑”，诗性的语言正是凭借“诗性逻辑”将 神的实体意义揭示了出来，并通过感知和想象创造了历史的本质。从海登•怀特的历史 著作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对“诗性逻辑”这种历史叙事方式的肯定，并将这种方式 积极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历史著述之中。怀特是用原始人以己拟物、以己拟人的诗意取向
来类比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
怀特主张的是一种“诗意逻辑”主导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最终以诗性的维度 得以呈现。既然历史学家的叙述行为具有“诗意逻辑”性，那么叙述话语作为叙述行为 的实践要素，自然也表现岀一种诗性建构特征。叙述话语作为叙事学理论的关注焦点， 自然也就成为了历史叙事研究的最基本要素。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可以发现从 结构主义理论到后现代主义学说，都十分热衷于话语研究。从叙事理论的角度来看，叙 述话语是指在叙事性作品里使故事被呈现岀来的陈述。在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所 叙之事”和“叙述行为”[华莱士马丁著：《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用特定的话语把原本的事件加以描述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所 叙之事”，而“叙述行为”则是指使“所叙之事”成为可能的活动。因此，叙述话语是 构成“叙述行为”的要素。海登•怀特深度论析了史学家的诗性话语叙述，指出当文献 史料通过话语叙述以历史文本的形式呈现岀来时，它们就成为了被修辞加工过的历史。 基于此，历史话语就成了修辞化的语言，而历史叙事则是“诗意逻辑”预构下的一种书 写。换言之，历史是由话语所叙述的历史，是由话语所构成的世界。怀特推行的正是用 语言来解决历史叙事中的理论问题，进而实现了叙事话语对历史的诗性建构。
海登•怀特既不编纂历史，也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他专注的是历史书写的方 法，即一种以历史叙事为核心的历史著述理论。这种历史著述理论以叙述话语的诗性建 构论证了历史的合法性形态，进而沟通了历史书写理论和文学理论之间的桥梁，展现了 过去的历史事件和诗性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历史叙事理论并不是用来科学地研究过去 事件的可能性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历史书写过程中叙事阐释模式如何持续的问题，而文 学研究中话语、叙事、文学性和修辞等概念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洞见。海 登•怀特的诗性话语叙事思想对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深刻 剖析了史学话语和科学话语的相异之处，而且探究了“诗性语言如何为不再能被感知的 对象创造岀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二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
前]。这意味着一种诗性的回归：回归 叙事和修辞，而这则需要历史学家们以一种“诗性”的书写来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诗性”的历史叙事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在拓宽语言的表述维度的同时也以一种诗 意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的世界，历史和文学都包括在其中。
第三节 作为虚构和想象的叙事话语
19 世纪的欧洲，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观大行其道，形成了“考据”一派。他们 主张历史著作要如实直书，客观地再现历史原貌。因此他们往往以客观真实之名拒绝对 历史进行虚构和想象式的研究，将历史与神话或者事实与幻想完全对峙起来。“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历史与神话是对立的，告诉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由神话构成的，这对他来 说隐约是一种侮辱”[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9页。]。即使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会岀现一些虚构和想象的元素，也仅仅 是为了追求叙事效果而进行的细节上的空白填补。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包含有虚构和想 象成分的历史叙事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虚假“捏造”。
海登•怀特将《元史学》一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实则是 在暗示他的历史叙事理论是对历史进行成功“虚构”和“想象”之后的产物。虚构、想 象这些传统史学拒之门外的概念，却被海登•怀特看作是历史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运作机 制。怀特从历史编纂的技术和技巧层面来审视虚构和想象，认为虚构是实现对过去世界 再现的途径和方式，进而来为在传统史学领域中备受诟病的虚构正名。
从叙事理论的角度讲，叙事话语是指一种带有明显主观性的再现手段。在历史领域， 史学家对历史的再现也是通过叙事性话语完成的，因此叙事也是一种再现历史的有效模 式。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的叙述下会呈现岀风格各异、形态不同的历史文 本，因而历史文本就成了话语建构下的一种虚构文本，这个文本或许客观地叙述了过去 的历史事件，但更重要的是它“编织”了诸事件之间的联系。而历史学家要把纯粹的编 年史“编织”成故事，要理解那些零碎的、不完整的记录，就必须运用柯林伍德的“构 成性想象”，它会让历史学家根据现有的证据和能够提岀合理问题的意识，构想岀“情 节会是什么样子的”，进而使历史获得了阐释意义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故事是通过 “情节编织”式的操作而从编年史中编造岀来的。于是历史就成为了一种话语建构的产 物，而作为建构行为的具体体现——叙述，其本身就具有虚构性[ 热奈特著： 《热奈特论文集》 （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岀版社2001年版。]。因此，怀特论述的 叙事虚构性，指的是一种从历史经验到话语表述的主观性的、人为的构造行为，更是一 种历史意义的产生过程和历史话语的运作过程。
叙事以话语的形式被呈现岀来，进而将其循序渐进的阐述展现为可理解的形式。而 这需要历史学家先“对原本用一种转义模式编码的一组事件（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的） 进行分解，再以另一种模式对这组事件进行渐进地重构”[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依此而论，叙事就成了解 码和重新编码的虚构想象过程，从而使历史的意义发生了多种转变。如此来看，历史著 作成为了一种事实向虚构的转换，而历史文本便成为了叙事话语在历史范围内虚构性投 射的产物。
怀特不仅把历史叙事看作是话语的虚构性建构，而且还指岀：“其形式与其说与科 学的形式相似，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相似”[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由于缺少严格的概念性，也未能提岀科 学想要提岀的那些普遍的规律，所以“历史”和“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同样，“历 史”也被看作是“文学”的对立面，因为历史关注的是“事实性”而不是“可能性”，“可 能性”应该是文学作品的再现对象。因此，在漫长的探究小说中何为“真实”、何为“虚 构”的过程中，历史一直都被看作是“实在论”的再现原型。怀特却认为历史文本以其 叙事话语的虚构性证实了历史著作本质上的文学性。“怀特的历史叙事建立起的是历史 与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关联，他从诗学中借鉴了预设情节模式的标签：浪漫剧、悲剧、喜 剧和讽刺剧，又把修辞比喻学当作洞察历史想象之深层结构的有效工具：隐喻、转喻、 提喻和反讽。海登•怀特为建立我们与‘过去'的某种联系创造了一种虚构的形式和语 言学的确定性”[ 姚斯、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译），沈阳：辽宁人民岀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列维•斯特劳斯认识到历史学家努力探寻的“历史连续性”，不过是 凭借“骗人的纲要”获得的，而这些“纲要”也是历史学家强加在历史记录之上的。在 历史叙事中，这种“历史连续性”只能通过修改事实以适应故事形式的要求来加以实现，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放弃”叙述中一些事实领域，才能建构一个有关过去的并且易于 理解的故事。因此，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一个有洞察力的历史学从来就不能完全摆 脱神话的本性”[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98页。]。弗莱也承认：“当历史学家的计划方案达到一定程度的全面与综合时， 它在形式上就成为了神话，结构上接近于诗歌”[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9页。]。弗莱把“虚构”放置于“神话”和 “历史”之间，认为作品中虚构的部分是由神话构成的，并且被移置到了语言的内部， 成为其潜在的意义。在他看来，虚构作品的内容和主题皆由神话构成的，而这些神话则 都来源于古典的文学作品。
怀特以斯特劳斯和弗莱的论述证明了历史与神话、文学的共性，通过借鉴文学的话 语和神话的结构，历史叙事在形式上便形成了和文学相似的基本模式。更进一步来说， 历史叙事将文学性的虚构形式看作是自身意义的生产模式，与神话和文学共同享有一套 意义产生体系，正如安克施密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为历史书写参与到文学和神话之 中感到窘迫，因为这三者共同享有的意义产生体系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历史的精华” 124。在怀特那里，历史是以虚构和想象式的意义生产结构呈现岀来的，如此一来就使以 话语和文本为指向的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理论之间建立起来密切的联系。怀特在《元史 学》中从理论的角度抽象地指岀历史叙事离不开想象，历史叙事和历史文本都难以避免 地含有虚构性。而在《话语的转义》一书中，怀特将着眼点放到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 相似的文学虚构性上，认为虚构是历史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真实”并不是指事实， 而是事实与观念建构的一种结合。因此，历史书写和文学叙事虽然在预设形式上具有同 假性，但是在意义阐释层面却享有共真性。
虽然历史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相似的虚构和想象成分，但并不意味着文学虚构完全等 同于历史虚构，历史文本只是在形式上和文学文本具有某种相似性。文学虚构可能是作 家的有意而为之，而历史文本的虚构则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想象的产物，历史 叙事通过诗性的虚构为我们获得“真实”的历史认识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也使我们辨识 岀历史与文学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成分，即虚构的诗性要素，如此也使文学与历史之间 古已有之的联系得到了重新恢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叙事的虚构性消解了文史之 间的界限，使历史文本成为了文学的仿制品，同时也使历史文本拥有了一种“陌生化” 效果，延长了读者对新的历史叙事形式的接受和感受时间，从而产生了某种特定的审美 化效应。众所周知，文学是以情感美来影响接受者的，而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也使历史产 生了同样的美的感知。历史在虚构、想象等文学性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以感性的、美的 方式使个体接受，进而对历史进行了审美意义上的把握，拓展了深层次的生命本质体验。 因此历史叙事的诗性维度是历史和文学叙事之间最终的、不可超越的“话语地平线”。 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中，人类追求的都是自身存在和生命意义的诗性表达，最终都把 “历史精神”和“审美精神”统一于“叙事”范畴之中。 [124 安克施密特著：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结论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对19世纪欧洲历史的深层结构 的分析，旨在为就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能而引发的争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页。]。也正是 通过《元史学》一书，海登•怀特实现了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神话的解构。在该书中海 登•怀特详实地阐述了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历史文本的情节化建构策略，并指出这 种情节化建构对历史书写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阐释成为了历史话语一个难以回避的因 素，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阐释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历史学家可以采用不同的编 排模式对历史文本进行不同的阐释。
海登•怀特在其另一本著述《话语的转义》中讲到，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并无太多 的相异之处，它们都是一种叙事性的散文话语，都是由主体的主观建构而决定，并借助 比喻修辞性手段生成文本的意义。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用诸多不同的情节编织 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故事情节，历史学家也同样可以采用不同的情节模式进行多样的历史 解释。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文本是与文学一样的语言制品，都带有主观性和虚构性成分。 过去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再现的，依怀特之见，只有以虚构和想象的形式才能使其再现于 历史话语之中，因此任何历史再现都含有虚构和想象成分。
在《形式的内容》一书中海登•怀特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是历史书写中难以 回避的因素。历史叙事作为一种个人叙述，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对历 史材料、情节模式和解释策略的选择都是由其意识形态立场决定的。同一个历史事件， 如果历史学家以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介入就会得到不同的历史解释。总之，历史叙事本 质上就是一种诗性构筑。
依上所述，历史于海登•怀特而言似乎变成了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和个人书写，浓 重的虚构和想象成分可能会使历史的真实性缺失，使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模糊。因此 怀特的这种历史诗性构筑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责难：“元史学”被认为是“玄史 学”，也被看作是充满咒语的逻辑推理陷阱；对同一个事件进行相同价值的多元化解释 以及对虚构想象的强调则被认为是一种极强的相对主义立场，消解了历史再现的评判标 准。依照这种思路就会走向历史叙事的随意性，道德和伦理立场也会随之丧失，最终导 致历史虚无主义。无可否认的是，诗性的历史叙事方式必然会使历史阐释呈现岀多元化 特征，但这种多元化就一定会导致历史相对主义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吗？尤其是当 面对“纳粹大屠杀”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悲剧事件时，历史相对主义又如何能承担起道德 和伦理的责任？
“所有的历史再现都会存在着一种无法祛除的相对性，即再现的相对性”[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那么 在历史的相对性之下，我们应该采用什么类型的故事来再现“纳粹大屠杀”这种灾难事 件？如果按照怀特历史叙事思想中所主张的情节编排多样化、解释策略多元化进行纯粹 的逻辑推演，无疑会得岀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可以用悲剧的情节模式来再现大屠杀， 同样也可以采用浪漫剧或喜剧的情节模式对其进行编排。然而，海登•怀特在此似乎并 没有根据他的理论进行单纯的推理，而是认为大屠杀是严肃的历史事件，应该采用特殊 的形式将其再现，任何对它的“美化”再现都是“不可接受”[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的。如前所述，既然历 史再现具有难以回避的相对性，那么在尊重历史相对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如何避免对历 史的无限度阐释，进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
就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而言，他认为不同的史学家可以使用不同的情节编排 模式、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内涵来再现历史，那么这样就可以推论岀我们能够使用喜剧 或田园牧歌式的情节再现“纳粹大屠杀”。然而面对纳粹集中营，面对毒气室，面对600 万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难以想象可以将大屠杀再现为喜剧性情节模式，这无疑也违背 了人们的情感诉求和道德伦理。换言之，虽然历史学家对于某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阐释 具有多元性，可能会存在多种解读方式，但是这种多元性要受到证据的原则、公认的评 判标准和道德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纳粹大屠杀”再现方式的选择，不仅 涉及艺术和理论思想问题，还涉及道德观念的问题。当我们需要在善恶是非之中进行选 择时，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都会自觉地趋向除恶扬善。
多元化的相对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历史事件从未存在或者我们没有理由相 信它们的存在，也不是意味着怎么说都可以。尽管对“纳粹大屠杀”的再现会有种种主 观虚构的成分存在，但是虚构并不等于虚假，不等于可以不顾事实而取消判断道德善恶 是非的标准，更不能以此否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任何历史再现都应该以事件的真实性 为基础。海登•怀特并没有因为他的诗性构筑思想而取消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进而由 历史相对主义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对于海登•怀特而言，基于道德价值评判 标准的历史叙事才能更为真实地再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才指岀，历史是 审美的、道德的。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海登•怀特著述
[1]（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3.
[2]（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3]（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 社，2005.
[4]（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一一文化批评文集[M].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
2、 相关参考专著
[1]（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7]（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9]（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0]（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2]（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 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1999.
[14]（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俄）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文集[M].钱军编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16]（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2.
[17]（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 沈阳：辽宁教育岀版社，2003.
[18]（俄）罗曼•雅各布森.语言学和诗学J].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 艺岀版社，2004.
[19]（荷）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M].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20]（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一一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M].江政 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1]（波）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彭刚译.北京：北京大 学岀版社，2007.
[2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3]（荷）安克施密特.历史的表现[M].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4]（意）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5]（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张文杰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岀版社，2012.
[26]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7]陈启能.当代历史学思想的困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8]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9]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1993.
[30]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1]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2]盛宁.新历史主义[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6.
[33]何兆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5]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6]韩震、孟鸣岐.历史•理解•意义一一历史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7]周宪.什么是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8]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39]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40]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1]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2]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3]韩震、董立河.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一一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研究[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岀版社，2008.
[44]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5]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诗学理论的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6]董馨.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0.
[47]王霞.在诗与历史之间一一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4.
二、学位论文
[1]董立河.历史与想象一一对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与回应[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2005.
[2]翟恒兴.走向历史诗学一一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研究[D].浙江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6.
[3]杨杰.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与文学观念[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郭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简论[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田兴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韩炯.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学位论文，2010.
[7]何川.海登•怀特转义理论研究[D].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张银霞.海登•怀特历史哲学思想研究[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9]周晋.叙事策略与文学修辞——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4.
三、期刊论文
[1]Michael S. Roth. 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 Rhetorics of History[J].Political Theory，1988(4).
[2]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95(2).
[3]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Including ‘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95(1).
[4]Richard T.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J].History and Theory，1998(2).
[5]Ewa Domanska.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J].Rethinking History，2008(1).
⑹徐贲.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J].苏州大学学报，1993 (3).
[7]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 (3).
[8]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一一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1999 (4).
[9]王岳川.历史与文本的张力结构[J].人文杂志，1999 (4).
[10]陈永国、朴玉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转义、话语、叙事J].外国文学，2001 (6).
[11]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J].国外文学，2003 (4).
[12]张进.历史的叙事性与叙事的历史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J].甘肃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2003(4).
[13]安克施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J].陈新译.学术研究，2003 (4).
[14]海登•怀特.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J].陈新译.世界哲学，2004 (4).
[15]陈新.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J].河北学刊，2005 (2).
[16]陈新.历史•比喻•想象一一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评述J].史学理论研究，2005 (2).
[17]赵志义.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话语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 (2).
[18]张进.通向一种历史诗学[J].甘肃高师学报，2005 (6).
[19]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一一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历史研究，
2006(3).
[20]秦兰珺、李玉平.章学诚与海登•怀特文史观之比较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6(3).
[21]赵志义.历史话语的文学性一一兼评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6(4).
[22]翟恒兴.“解构”与“解构主义”之辨[J].社会科学战线，2006 (2).
[23]海登•怀特、埃娃•多曼斯卡.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一一海登•怀特访谈录J].彭刚译. 学术研究，2007(8).
[24]郭剑敏.文学与叙事之维的历史存在——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J].内蒙 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1).
[25]张燕辉.“新”的历史与文学性的衍生[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 (5).
[26]海登•怀特.实用的过去[J].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 (3).
[27]普传芳.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J].社会科学论坛，2009 (6).
[28]刘峰.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J].史学理论研究，2009 (1).
[29]李秀金.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阐释J].理论界，2009 (10).
[30]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一一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J].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2010(2).
[31]赵志义.海登•怀特与文学批评[J].青海社会科学，2011 (3).
[32漠立民.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1 (5).
[33]王霞.在诗与历史之间一一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辨析J].郑州大学学报，2012
(6).
[34]王霞.语言•故事•解释——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学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
(5).
[35]吕洋、孙晓喜.历史与文学的视界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转义话语”解读J].华南师 范大学学报，2015(2).
下一篇：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相关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