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论文
最新论文
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5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绪 论 1
一、“中学”背景与“西学”经历的异同比较 6
（一） 良好的中学背景 6
（二） 西学道路上的不同选择 8
二、中外史学思潮的交织与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形成 11
（一） 中外史学思潮的交织 11
（二）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 13
（三） 何炳松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的选择 14
（四） 北大教书与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形成 15
三、不同的史学研究取向 17
（一） 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开山者 17
（二） “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 20
（三） 北大史学系的共执教席 22
四、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之比较 28
（一） 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知 28
（二） 历史及其相关概念问题的区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选择 33
（三） 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35
1．李大钊：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35
2．何炳松：多元综合历史观指导下的分段、综合的历史研究 38
（四）历史学功用认识之异同 40
五、李大钊、何炳松两种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影响 43
（一） 构建起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 43
（二） 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 44
（三） 推进了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进程 44
结 语 46
参考文献 47
后 记 55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56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这 一时期是传统史学被颠覆与新史学建立的重要阶段。西方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中国 传统史学的面貌，这些理论在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调和后，最终成为中国化的理论， 影响至今。首倡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者为梁启超。他以进化论为基础，“新史学” 为号角，痛批封建史学，对新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作用等进行了重新 厘定，初步建构起新史学的框架，开启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道路。使传统史学资 政育人的教化功能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宣传、启迪民智等方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史学观念、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的进一步 传播和对史学功用的重新认定，在中国史学界又一次掀起新的史学热潮。胡适引 进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相结合，催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 史辩派”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派”。李大钊比较系统地引进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并将其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蓬勃兴起。何炳松注重翻译“新史学派”的著作，独树一帜 的开启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政治及其它因素，人们往往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胡适、李大钊、顾颉 刚、傅斯年等人的身上，何炳松在西方理论中国化及中国历史研究建构中的贡献 多被忽视，而对于李大钊的认识，也多局限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贡献上，对其学术的研究明显不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李大钊开始接受唯物 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一场革命。 在此前后，何炳松开始翻译鲁滨逊 “新史学派”的著作，传播 “新史学派”的 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鲁滨逊“新史学”两种新的史学思想交 映生辉，共同构成并影响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无论是被政治光芒所掩盖的李大钊，还是因为缺少政治光芒而被忽视的何炳 松，都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中国史学 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处于同一时代、共同活跃在中国史坛分别以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鲁滨逊“新史学”闻名的李大钊与何炳松的身上，都加盖了时 代的烙印， 体现着当时的社会特征，尤其是各自史学思想中所闪耀的智慧因子 与其史学建构共同塑造着中国史学的体系，引领着中国史学的发展。于是，二人 之间的“可比性”大大增强，对二人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也更加凸显。
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只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对何炳松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史学方面。截止到目前，学术 界还没有人对二人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在研究李大钊的史学文章中，范文澜、王南的《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 ——李大钊同志》①一文，将李大钊定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家。 王同策在《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②中认为，李大钊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分析中国及当时革命的问题。邓桦的《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 ③一文，指出李大钊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应用于历史研究，从 而确立了历史为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正确地说明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 系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匡裕从《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④这篇文章，较 为系统的论述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强调了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与唯 心史观的根本对立。关振潮在《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⑤一文中，具体论述了 李大钊史学理论的产生过程。叶桂生的《李大钊的史学思想》⑥一文，重点论述 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探讨了李大钊在史学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 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⑦和晋荣东《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⑧的著作，从 哲学视角对李大钊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 窥》⑨一文，以《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为研究对象， 层次分明地分析了李大钊史学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认为李大钊对于历史理论 的探研，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这在当时的史坛
①范文澜、王南：《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 日。
②王同策：《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光明日报》1956 年 5 月10日。
③邓桦：《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北京日报》1957年4月 26日。
④匡裕从：《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史学月刊》1958年第5期。
⑤关振潮：《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合肥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
⑥叶桂生：《李大钊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 期。
⑦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晋荣东：《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2 期。 可谓凤毛麟角。刘绍孟①、李润苍②、白寿彝③、王关兴④、韩一德⑤等在自己的论 文或专著中对李大钊史学贡献进行了评价。主要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运用其分析中国具体问题，构建中国史学体系等。白寿彝⑥、吴泽⑦、赵吉惠⑧、 周文玖⑨、朱志敏⑩、朱文通⑪等对李大钊重要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进行了 研究和评价。李小树⑫等对李大钊在中国史学大众化等问题上进行了探讨。胡逢 祥⑬、张书学⑭等在史学思潮的视角下对李大钊史学进行了评述。
此外，吕明灼⑮、朱成甲⑯、吴汉全⑰等在其著作中对李大钊及其思想进行过 不同层面的探讨。作为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张文生的《李大钊史学 思想研究》⑱可以说是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一个总结性成果。作者从李大钊 的历史论、史学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四个方面，对李大钊史学思想进行 了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旨在阐明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和李大钊史 学思想对推动整个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贡献。
与李大钊不同，对于何炳松的研究最早起于对其史学的批评，刘静白的《何 炳松史学批评》⑲一书，将何炳松的史学归于从“五四”到“五卅”之间的历史 学，从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历史体系、历史分期、治史方法等各个方面对何炳 松史学进行批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特例，从总体上讲学术界关于何炳松史学的 研究主要包括历史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两个方面，其中又以史学思想研究为重 点。
①刘绍孟：《李大钊在历史科学上的贡献》，《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 9 期。
②李润苍：《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4期。
③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④王关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 1 期。
⑤韩一德：《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河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3期。
⑥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⑧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⑨周文玖：《论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山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 1 期。
⑩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 年版。
⑪ 朱文通：《李大钊和他的＜史学要论＞》，载于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⑫ 李小树：《李大钊与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⑬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⑭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⑮ 吕明灼：《李大钊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⑯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岀版社1999年版。
⑰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 二种），吉林人民岀版社2012年版。
⑱ 张文生：《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6年版。
⑲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民国22 年版。
历史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陈科美的《何炳松对我国近代教育理论 与教育史及历史教授法的贡献》①，张天明的《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研究》②、《何 炳松历史教科书选择思想探析》③和《何炳松的考试观及其现实意义启示》④，朱 煜的《论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⑤，樊庆臣的《〈何炳松的拆墙主义及其现实意义 与价值〉一一浅谈何炳松的教育思想》⑥等，这些文章分别从近代教育理念、历 史教授的方法、历史教育培养目标、教科书选择、考试观、历史教育内容、历史 教育理论建设、历史教育的现实价值等角度对何炳松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和探 讨。
史学思想方面的文章可分为：一、何炳松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的翻 译和引进。二、何炳松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三、何炳松史学贡献。 主要文章包括：胡逢祥的《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简论何炳松的史 学》⑦，王正平的《何炳松史学思想述评》⑧，周朝民的《何炳松史学理论初探》 ⑨，朱发连的《何炳松的通史理论》⑩，蒋风、龚剑锋的《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 学观》⑪，张书学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与贡献》⑫，高石钢的《何炳 松对中国史学现代化所作的杰出贡献》⑬周文玖的《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 学史研究》⑭，薛其林的《试论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⑮，洪认清的《评何炳松 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⑯ 陆荣的《何
①陈科美：《何炳松对我国近代教育理论与教育史及历史教授法的贡献》，载于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 《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②张天明：《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研究》，硕士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③张天明：《何炳松历史教科书选择思想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7 期。
④张天明：《何炳松的考试观及其现实意义启示》，《绵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3 期。
⑤朱煜：《论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3期。
⑥樊庆臣：《〈何炳松的拆墙主义及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浅谈何炳松的教育思想》，《齐齐哈尔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2008 年第2期。
⑦胡逢祥：《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史学史术研究》1987 年第3期；《简论何炳松的史学》，载于 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⑧王正平：《何炳松史学思想述评》，载于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0年版。
⑨周朝民：《何炳松史学理论初探》，载于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0年版。
⑩朱发连：《何炳松的通史理论》，《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⑪ 蒋风、龚剑锋：《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暨南学报》1992年第 4 期。
⑫ 张书学：《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与贡献》，《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
⑬ 高石钢：《何炳松对中国史学现代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⑭ 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求是学刊》2000 年第4期。
⑮ 薛其林：《试论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长沙大学学报》2001年第 3 期。
⑯ 洪认清：《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何炳松史学思想 的特色》，《学术月刊 》2002年第3期。
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辨证》①，邓子美的《何炳松之浙东学派研究》②，邱树 森的《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③，周文玖的《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④等。
此外，胡逢祥与张文建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⑤和张书学的著 作《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⑥，将何炳松史学思想放入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中进 行了考察、研究。房鑫亮著作《忠信笃静——何炳松传》⑦，清晰地展示了何炳 松成长及其学术发展的轨迹，对何炳松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述。刘馨在其博 士论文《何炳松与近代新史学思潮》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何炳松史学研究》⑧可 以称之为至今为止唯一专门研究何炳松史学的专著。该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何炳 松一生的史学生涯，对何炳松史学产生与社会思潮的探讨、史学理论构建的努力 与史学贡献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论述。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孙建华在《何炳松 与傅斯年史学比较研究》⑨的毕业论文中，初步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何炳 松与傅斯年史学进行了比较。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但对于李大钊与何炳松比较方 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影响了研究地深入。对于二人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对推进 中国近代史学人物研究，认清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和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拟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二人史学思想与史学理念 放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近代史学的转型、史学现代化、史学理论的现代化中 进行考察，以期能够反映、梳理岀二人的学术背景、史学体系、学术贡献等，从 而反映岀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态势。限于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①陆荣：《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邓子美：《何炳松之浙东学派研究》，载于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 学岀版社1990年版。
③邱树森：《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暨南学报》2001年第5期。
④周文玖的《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学术研究》2002年第 12期。
⑤胡逢祥、张文建：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1年版。
⑥张书学：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岀版社1998年版。
⑦房鑫亮：《忠信笃敬——何炳松传》，浙江人民岀版社2006年版。
⑧刘馨： 《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岀版社2010年版。
⑨孙建华： 《何炳松与傅斯年史学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6年。
中学”背景与 “西学”经历的异同比较
一） 良好的中学背景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直隶（今 河北）乐亭县城东大黑坨村。其父李任荣于童年时便过继给祖父①李如珍。李如 珍少年时曾读书求学，成年后到东北经商多年，生活阅历比较丰富，却热衷功名， 曾捐“从九品”官衔②。李如珍家计虽比较殷实，但膝下却仅有一女，因此对自 幼聪敏、喜好识字读书的李任荣非常喜欢。李任荣过继后，李如珍对其严厉督导， 一心希望他能够科举成名、光耀门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2岁去世时， 李任荣也没有考中生员，仅落得个“童生”名分。李大钊在父亲死后半年出生， 因此有“遗腹子”③之说，母亲不久也病逝了。李如珍在经历了李任荣去世与李 大钊出生的悲喜后，把对李任荣的期望全部寄托在李大钊身上，对其精心呵护、 严格教导、倾力培养。1892年，在祖父的初步教育下，李大钊开始学习识字和 简单的阅读，后入私塾读书，先后师从秀才单子鳌、增广生赵辉斗、优贡黄宝琳。 1902年，13岁的李大钊参加童试科考④，在通过县试后的府试中因为不小心在试 卷上涂抹了墨迹而未能通过。 1905年，他又一次顺利通过县试， “府试中”⑤正 赶上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因为县试成绩比较优异，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于是 李大钊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学习中西各科。在此期间，李大钊熟读并较为深入 地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进一步提高了其国学素养。因其具有“生性简易， 聪爽绝伦”⑥的天资和刻苦、勤勉的态度，使得他在进入中学堂后，“每次考试 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因而成了学堂里出名的好学生”⑦。1907年，考入北洋
①注：因为李任荣过继给大伯李如珍做子，所以李大钊称李如珍为祖父，实为大祖父。
②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17页。
③注：“遗腹子”，父亲死后才岀生的孩子。《淮南子•说林训》载：“遗腹子不思其父，无貌於心也；不梦 见像，无形於目也。”见（汉）刘安注，阮青注：《淮南子•全文译本》，华夏岀版社2000年版，377页。
④注：童试科考简称童试，科举时代参加科考前的资格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只 有三个阶段的考试全都通过后，才可获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
⑤注：出自《狱中自述》初稿。《狱中自述》共有三稿，三稿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有详有略。有些情 节在初稿、二稿中有所叙述而为三稿所略。详见《狱中自述》注释（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 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⑥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载于《李大钊与故乡》，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 委党史研究室合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
⑦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27-28页。
法政专门学堂后，曾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与郁嶷等一起主持筹办并编 辑《言治》月刊。1913年6月，自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年底，在汤化龙、孙洪 伊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
何炳松，字柏丞，1890 年10月18日岀生在浙江金华北乡后溪河（今罗店 乡）。其先祖为南宋何基，人称北山先生，是朱熹得意门生黄干的弟子，创北山 学派。父亲何寿铨“不乐仕途”①，而是倾心学问，治朱熹之学，专事教学，并 以严厉著称，被认为有北山先生的风范。母亲身岀名门，识文断字，知书明理， 是南宋名臣宗泽的后裔。良好的家学背景对何炳松影响很大，1894年，4岁的何 炳松在父亲的教授下开始识字，直到13岁一直在父亲的严厉督导下读书。1903 年春，何炳松参加了童试科考，顺利通过县、府、院的考试，“以高第补县学博 士弟子员”②。同年秋，入金华府中学堂，兼习中西各科③。1906年，由于学习 成绩优异，何炳松在中学并未卒业的情况下，被保送浙江高等学堂。1912 年， 又因其成绩优异，“无试不冠军”④，以省公费生身份被派往美国留学。可以看 岀何炳松也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并兼具西学才华的优秀分子。
由李大钊与何炳松的经历不难看岀：两人年龄相仿，为同时代人（李大钊长 何炳松一岁，较何炳松早一年识字读书），岀国时间也相近（何炳松较李大钊早 将近一年），表明二人所受中学教育的时间长度基本相当。二人最初均受传统的 私塾教育。李大钊虽然生而不幸，家学背景也不及何炳松，但在其祖父的精心安 排下，其授业老师也是当地有名的塾师，且多有功名，不同阶段授业于不同层次 老师，满足了他不断增长的知识需求，相对多元的国学知识学习更使其受益匪浅。 何炳松初跟随父亲受家学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与李大钊相比他所受的 国学教育更为系统，也更为纯正，但不免单一。二人年幼时都深受儒家传统思想 的影响，较为深入得学习了传统经史之学，都在自己13岁时，参加了童试科考。 何炳松考中秀才后，进入新式堂学习；李大钊在考试失利后，又进行了三年的私
①金兆梓：《何炳松传》，载于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522 页。
②房鑫亮：《何炳松年谱》，载于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533 页。
③注：何炳松在考中秀才、取得生员资格后，没有继续参加乡试而是进入了新式学堂进行学习，应该是“不 乐仕途”的何寿铨为儿子做的选择。
④房鑫亮：《何炳松年谱》，载于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534 页。
塾学习，在科举考试废止后，也进入新式学堂接受中西文化教育。二人大抵经历 了一条由私塾到学堂的求学道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时的新式学堂多分中西两 类知识进行教学，是在注重国学教育的同时加入初步西学知识的教育。因此，此 阶段既是二人初步接触西学的重要阶段，也是二人巩固国学基础、深入学习国学 的重要阶段。
（二）西学道路上的不同选择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钊与何炳松开始感受到中国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外部环 境。晚清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即使是“蕞尔小邦”的日本， 也开始觊觎仅有一海之隔的老大帝国。此时的新式学堂虽然未能完全脱去传统守 旧的一面，但是也成为教授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阵地。李大钊在入永平府中学 堂仅仅两年即产生了 “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整理”①的想法，就很能说明 问题。西学的学习使李大钊与何炳松在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开始接触到一个更 为广阔的天地。“经世致用”传统思想与西方新思想理念相融合，共同影响了李 大钊与何炳松，二人都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不 满于学堂所教授的西学知识，在有了出洋机会后，分别踏入日本和美国的大学进 行深造学习。
李大钊赴日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本科，深受日本著名社会主义 者安倍矶雄的影响。早稻田大学纪念100周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中写 道：“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倍矶雄经济学的影响……”② 李大钊也曾回忆：“在东京我从安倍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 那里并没有受到那种程度的影响。” ③这种影响“主要是更激发李大钊对社会问 题的考察和研究，使他更注重社会实际问题，并着力寻求解决的办法”④。此时, 李大钊直接从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不 太可能，但是他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非常可能的。在赴 日期间，李大钊并没有专修历史学，而是选择了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法学、
①《狱中自述》，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13-714 页。
②《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载于《北京日报》1982年6月28日。
③［日］森正夫（早稻田之森）：《李大钊》，译文载于《齐鲁学刊》1987 年第1期，第 75页。
④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社会学等大量与社会问题相关的课程,大量阅读了书、报、杂志。与此同时，李 大钊将更多注意力放到了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上，写作了《风俗》、《物价与货 币购买力》、《政治对抗之养成》、《国民之肝胆》等文章，积极参加了“反对 二十一条”的运动，编辑了《国耻纪念》。此时的李大钊是否已经接触到马克思 主义学说，还有待于学者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仅从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 注来看，赴日求学的经历必然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其它社会主义学说创造 了条件，也为其从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到马克思哲学、史学观点打下了基础。
1913年1月，何炳松抵达美国。2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选修了 法语、政治学、经济学等三门课程，但仅过了十几天就请假离校，再没返校。同 年夏，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习史学、政治学，并完成毕业论文。入学第二 年，被聘为系助教，负责收集关于远东和中日关系方面的史料。 1915年春，开 始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及编辑部干事，在《留美学生季报》春季一号上发 表《课余杂录》，提醒国人警惕日本觊觎之心。同年夏，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生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不久，因父母来函催归，启程 回国。
何炳松在美国求学的几年，正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风靡欧美诸 国的时期。攻读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何炳松，自然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在后来 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译者导言》中，何炳松写到：“他（即鲁滨逊一一引者 注）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①“Robinson （即鲁 滨逊一一引者注）博士所说的话，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 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针砭。”②“新史学派”的学术思想对何炳松的影响，此时 也许并未在学术上有所彰显，但却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学术道路。
在几乎相同的中学背景下，李大钊与何炳松分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留学过程 中，他们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大钊自幼关注百姓疾苦，在入永平府中学堂 读书后，更加关注国计民生③。正是有感于中国形势之危急，李大钊才选择了天
①［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③注：据和李大钊一起在永平府中学读书的同乡同学韩湘亭撰文：“（李大钊）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 手把一编，日无暇息。时清末党禁方严，独与同学蒋凤鸣（字邕喈，卢龙人）等主张国民革命。”（董宝瑞：
《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 乡》，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此说虽有夸大之嫌，但考虑到李大钊的家庭环境和日后所撰 文章来看，此时李大钊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注，应为实情。
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政治、法律等科，为的是“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 策”①。毕业后，他仍然感到学识不够，“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②。 到达日本后，李大钊更加专注于社会运动，并于1916年离校返国参加反对袁世 凯复辟的斗争，以至于未能取得学位。何炳松也非常关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日 关系，曾发表文章提醒国人警惕日本觊觎之心。与李大钊相比何炳松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先后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 学的硕士学位，同时开始接受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思想，为其回国 后掀起新一轮的“新史学”③风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 就简单的否定李大钊赴日留学的价值，忽视留学经历对其日后史学思想形成的影 响。没有这一时期在学校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没有这段时间对于社会主义学说 的接触与思考，没有这段时间的社会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体会，李大钊不可能在 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进而接受其唯物主义的历 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对于李大钊与何炳松来说，留学时期是二人学术思 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二人以后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何炳松更 多的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知识和史学理论的学习，从学术层面锻造了自己；李大钊 更多的参与了社会实践，在社会这个大的天地里进行着学习。
①《狱中自述》，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714页。
②《狱中自述》，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4页。
③注：何炳松所宣传的“新史学”在当时的史学界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晚于且迥异于梁启超宣扬的“新 史学”，故称新一轮的“新史学”风潮。
二、中外史学思潮的交织与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形成
（一） 中外史学思潮的交织
19世纪是工业革命迅速拓展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先后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革，下层阶级和 人民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历史学传统学术方法范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史学研究 的需要。同时，对于19世纪过分强调政治、醉心于上层社会的历史学，历史学 家们的不满也日益表达出来。这一切都召唤着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新史学运动 的兴起。汪荣祖先生指出：“近代史学界在20世纪初，有鉴于兰克史学范畴不 出政治、军事与外交，乃有新史学的酝酿，提倡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历史的 研究，新史学风潮遂弥漫欧美诸国，名家辈出。”①1898年，美国学者厄尔•道 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特的〈德国史〉》的文章， 解释了新史学的含义，批评了富里曼等把历史狭隘的理解为“过去的政治”的倾 向，主张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认为新史学的基本特征是 “从理性进化的视角描写人类历史的法则”②。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 维•鲁滨逊出版论文集《新史学》，被视为“新史学”运动的宣言书。他主张一 种“综合史观”。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认为历史学家不能只偏重某类历史事实， 因为这样将割断与肢解历史，主张研究历史广义的制度，“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 的和动作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自事业成就和风尚”③；在历史研究的方法 上，主张“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人类的种种发明”④， 通过综合与分析的方法解释历史；在史学功能上，主张“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 对历史进行考察，“帮助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制度的性质”⑤, 从而达到增进人们社会认识，推进社会改良的目的。正是由于鲁滨逊在新史学建 构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才确立了他“新史学”领袖的地位，影响了一批批卓有 成就的历史学家，形成了 “新史学学派”。
①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
②参见李勇： 《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③［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④［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参见［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在中国，梁启超对维新变法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思考后，认识到：“欲 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 ①， 革新中国，当先革新学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②的历史学成为其进行革 新的首选。1902年，梁启超创作《新史学》，猛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史学，揭 开了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序幕。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四蔽”、 “二病”③， 强调“国民教育之精，莫急于本国历史”④。因此，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借助史 学启发民智、教育国民，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便成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 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梁启超的振臂高呼下，章太炎、夏曾佑、邓实、刘师 培等纷纷响应，一场革故鼎新的“史学革命”席卷中国。
蒋俊、尚小明认为梁启超早期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许多观点多来源于浮田 和民的《史学原论》，《新史学》的写作也以此书为重要参考或“蓝本”⑤。邬 国义认为：“梁启超新史学来源并非一种，而是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⑥“就新 史学的发轫而言，当然不是简单地由《史学原论》等一二本书所引起的，其本身 也有一个逐步酝酿形成发展的过程”⑦。相比较而言，邬国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由此可见，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由来与鲁滨逊“新史学”的产生应该分属不 同的体系，而且梁启超所著的《新史学》也较鲁滨逊《新史学》的论文集早出版 了 10年⑧。
在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后，“史学革命”虽然席卷全国，却并未系统地建 立起新史学理论体系,他本人后来则注重于探讨“历史研究法”。建立一个什么 样的新史学，如何建立新史学，新史学应该以什么具体理论为指导，新史学的体 系和框架应该如何构建都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这些问题开始摆在中国历史学者 的面前。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史学理论构建中国近代“新史学”体系，成为
①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从报》第1 期, 1902年。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③“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④梁启超：《东藉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
⑤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尚小明：《论 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史学月刊》 2003年第5期。
⑥邬国义：《梁启超史学思想探源》，载于 ［日］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等译，邬国义校编：《史学通论（四 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27页。
⑦邬国义：《梁启超史学思想探源》，载于 ［日］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等译，邬国义校编：《史学通论（四 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40页。
⑧注：梁启超所著《新史学》出版时间为1902年，鲁滨逊《新史学》出版时间为1912年。 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由于对新理论的迫切需求，以至“日本每一新书出，译 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 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①。当时的学术 环境恰如何炳松所言，一方面是“吾国现在之学术界正当青黄不接之秋，几无学 术可言”②;一方面是“一时学说纷坛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慨”③。
恰在此时李大钊与何炳松纷纷回到中国，双双踏入中国最高学府一一北京大 学，在结合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后，分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鲁滨逊 “新史学”理论，并构筑了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成为这两个学派在中国的创始 者，引领了一代史学潮流。
（二）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
张文生认为在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历史观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 理论基础，“早期多年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多年的新式的 正规的学堂教育和留学生涯，也使他熟悉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 他对唯物史观 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是有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的。”④李 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选择，更为直接的是受到了社会革命形势的影响， 确切地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震动 了全世界，也使正在艰难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李大钊 即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杂志中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指 出：东洋文明为静的文明，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动的文明必然衰在静止之中， 静的文明也必然衰在动的文明之中。因此，“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 此危崖”，而“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⑤。10月15 日，李大钊 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预言：“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⑥表现了他希望中国通过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71页。
②［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通史新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③［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④张文生： 《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⑤《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43页。
⑥《bolshevism的胜利》，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110 页。
寻求强盛的愿望。因此，他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唯物史观。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 钊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和精 神变动》和1920年1月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文 章被认为是李大钊第一次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成就①。他的“史学思想史” 讲义,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既是用唯物史观对西方史学思想 进行分析，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放在近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加以考察”②。《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 的价值》在对唯心主义史观进行了批判后，开始阐述他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1924 年《史学要论》的出版则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三） 何炳松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的选择
对比李大钊与何炳松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于鲁滨逊多元综合史观 和分段综合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与选择也与其良好的国学基础、多年新式的正 规的学堂教育和留学生涯分不开。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发端于他在美国求学时期。 在美国读书时，他就开始受到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思想的影响。刘 馨推断，何炳松对于哥伦比亚“新史学”派最初的接触和了解来源于他和胡适的 交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胡适的交往，也成为影响何炳松以后学术研究方 向的一个因素。”③
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正处在“进步时代”思潮盛行时 期，鲁滨逊的“新史学”就是这一思潮在学界的一个集中反映。在社会思潮的大 背景下，何炳松也开始受到“进步时代”思潮的影响。 1 9 1 5年，何炳松转入普 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从此奠定了他今后的学术方向。这段时期他对“‘进步时代' 思潮在史学界的主要产物‘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学派在中国的代言 人”④。1917年，何炳松进入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教书，开设了西 洋文明史、万国史、历史研究法、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多门课程，编译相
①参见张文生： 《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②张文生：《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③刘馨： 《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7页。
④刘馨： 《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7-8页。 关教材，翻译鲁滨逊的著作《新史学》，发表《从历史到哲学》、《读章学诚＜ 文史通义＞札记》、《＜新史学＞导言》等论文，系统介绍了鲁滨逊“新史学”的 理论及方法。这些都说明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何炳松已经开始致力于“新史学” 理论和方法的传播与运用，何炳松的史学思想正是在这期间得以形成。
（四）北大教书与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形成
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对二人史学思想的形成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教 书期间是李大钊和何炳松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二者史学思想形成的重 要时期。北京大学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教授的职业为二人 的史学研究搭建起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二人能够全心全意地去从事历史 的教学与研究。北京大学的教员待遇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高的。就1918年论， 当时教授每月的薪金“初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①。据《北大教职员 薪金底册》记载1919年1月李大钊的薪金是120元，1920年6月为140元②， 而何炳松还要更高。1919和1920年何炳松与李大钊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这就 为二人潜心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 心，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北京能够更为迅捷、深刻地感受最新的社会风潮和 学术动向。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成为 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这里云集了中国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仅就历史专业而言， 就有黄节、陈汉章、叶瀚、朱希祖、崔适等，后来又有萧一山、陈寅恪、陈垣、 柳诒徵、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充实进来，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大学史学系 的教学科研力量。到了北京大学，就可以直接面对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深切地感 受史学思潮和各种思想的冲击；走上北京大学讲台，在授课和与学生交流的过程 中，也能够教学相长，不断提升、完善自身的认识。这些都促进着李大钊与何炳 松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史学思想的形成。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培养最优秀学生的 同时，无疑也在培养着最优秀的教授。李大钊与何炳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学术能 力的提升，无疑得益于这所伟大的学校。也正因为有李大钊与何炳松这些迅速成
①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第330页。
②注：《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数据转引自《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另据陈明远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价格推算，李大 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1995年人民币4800元，合2009年人民币9600元。（陈明远： 《文化人 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147-148页。） 长的优秀份子，才使得北京大学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才会使北京大学产生广泛 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才会对追求学问与真理者产生不尽的吸引力和永久的魅 力。
三、不同的史学研究取向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开山者
为了追求民主的理想，捍卫新生的共和国，李大钊于1916年5月中旬回到 上海后，便立刻参加到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之中①。但就在他回国的前后，国 内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帝制年号， 6月6日去 世，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7月，李大钊受汤化龙的委托离沪北上，在 北京开启了他长达两年的专职办报生涯。他先后担任《晨钟》编辑主任、《宪法 公言》编辑、《甲寅》编辑等职，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 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正式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开设“唯物史观”、 “史学思想史”等课程。
在北大任职时期是李大钊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据朱志敏统计：在1920 至1925年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 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开设了 “社会主义史”、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唯 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做过“现代普选运 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研究”、“社会学”等讲座及关于历史观和 历史哲学的讲演②。其中，集中体现李大钊史学思想的课程是“唯物史观研究” 和“史学思想史”。
《唯物史观》讲义如下：
（1）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2）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
（3）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4）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①注：1916 年 2 月，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曾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并作为汤化龙的代理人多方进 行反袁联络工作，前后大约两个星期，也正是在这期间，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名予以除 名。回国后，他便参加了由孙洪伊组织的旨在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研究会”。不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
②参见朱志敏：《李大钊传》 ，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5）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7） 中国古代思想之特点（未完）
《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
（1） 史观
（2） 今与古
（3） 鲍丹的历史思想
（4） 鲁雷的历史思想
（5）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6） 韦轲及其历史思想
（7）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8）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
（9）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李凯尔的历史哲学
（10）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1）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①
这两门课程不是任意开设、全无关系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唯物 史观”课程侧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究分析中外历史，是马克思唯物史观 的具体应用，更多的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具体问题方面的价值。但对比刊载或是 已经公布的课程各篇的具体内容来看②，当时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应该是处 在初步阶段，有些方面还存在机械的套用，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
①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宗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 页。
②注：“史学思想史”课程讲义原稿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该稿本虽并未出版，但除《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 外的其它各篇，或以同题论文发表，或收录到李大钊的集子中得到公布。具体篇目对照参见（韩）都重万：《试 析五四时期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之晚清学术背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 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 期，第23 页。） 尚未阐明，各篇目间也显得松散而缺乏体系①。因此，这部尚未完成的“唯物史 观”课程讲义应为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后的初期成果。与“唯物史观”课程讲义 相比，“史学思想史”课程讲义在体例上更加完备，逻辑性也明显增强，尤其在 理论上更显深度②。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和分析， 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继承西方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进而论证 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唯物史观”侧重于实际性的应用，“史学思想史”偏重于学理性的探讨， 是对“唯物史观”进一步思考与提升。这两门课程的开设也对李大钊《史学要论》 的完成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正如欧阳哲生认为的一样，李大钊对于历史理论 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学术、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反映在著作上是《唯物 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三部著述环环相扣，逐渐递进的性质③。
1924年5月，李大钊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史学要论》，作为商务 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51种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也奠定了 李大钊马克思唯物史观派创始人的地位。《史学要论》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全面 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历史学与科学、历史学与其他学问、 历史学研究对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内容，是当时一部重要的论述史学理论的著作。 朱文通认为：“《史学要论》等论著所体现的李大钊的史学思想，明显地具有开 创性、系统性、前瞻性等特点，其学术地位不容低估。”④朱成甲认为：“《史 学要论》可以说是李大钊系统论述历史学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学者较早论述历 史学理论的著作。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史学界所能达到的水平，为 中国历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 了道路。”并把“李大钊虽然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到历史学的研究方面，他在当时 史学界仍享有盛名”归因于他的《史学要论》⑤。
《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三著环环相扣，较为清晰地 反映了李大钊从尝试接受唯物史观，到利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现实，再到
①参见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25页。
②参见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28页。
③参见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2 期，第32页。
④朱文通：《李大钊和他的〈史学要论〉》，载于李守常著：《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7页。
⑤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4 页。
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的全过程①。 其中，“李大钊对历史学性质、界域及其 地位的全新说明，对唯物史观的系统介绍，对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梳理，对唯物 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初步运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学中前所未见的理论新 质。”②正是由于李大钊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所做出的开创性贡 献，才确立了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开山者的地位。
（二）“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
1 9 1 6年，何炳松回国后被浙江省长公署留任担任助理秘书。 1 9 1 7年，改任 浙江省教育厅视学。同年秋，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让其担任文科预科讲师的 邀请，抵京后又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邀去，兼作了该校史地部的主任。 授课内容都为西洋历史。
在北大任教期间，何炳松讲授过“西洋史学原理”的课程。当时，他选用鲁 滨逊《新史学》英文原本为教本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同学中习史学的人，统 以为这本书是‘得未曾有'”。但又普遍感觉“这本书的原本，用意既然深远， 造句又很复杂，所以同学中多‘叹为难读'” 。于是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 希祖、政治系教授张慰慈的怂恿下，先后得学生江奂若和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同事傅东华教授的帮助，终将《新史学》翻译成中文③。该书于1921年8月完成 译稿初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④，拖到1924年7月才作为《北京大学丛书》第十 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李大钊所著的《史学要论》，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两个月。《新史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界直接从西方引进史学理论的开始， 在史学理论引入方面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在何炳松的大力倡导下，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思想在中国得到广 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继《新史学》之后，何炳松又依据鲁滨逊的《西欧史》 和鲁滨逊与比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编译了《中古欧洲史》与《近代欧洲 史》两部世界史教本，也很受欢迎，并被许多大学用作历史教材，以至多次再版。
①注：李大钊除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课程外，在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曾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 程并留下课程讲义。该讲义中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也应归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范畴。
②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 《史学理论研究》 2010年第 2 期，第32页。
③［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④注：《新史学》岀版延期的原因，参见《新史学•译者再志》（［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 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由于何炳松在直接翻译西方理论方面的贡献，刘馨认为：在何炳松的大力倡导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一个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相继出版一系列译著。
“与20世纪初从日本间接引进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系列引进是有准备、 有选择、派别鲜明、以质取胜的引进，不妨称为‘何炳松式'的输入。” ①
1927年，《历史研究法》出版。该书虽然“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但是 在“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一方面是为了 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中西史家的见解是大致相同的。在翻译该 书的过程中，何炳松秉承“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 者”的理念②。其实，在对于西方“史法”引进的同时，已经显露出其将西方治 史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相结合的端倪。
在积极推进“新史学派”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同时，何炳松对中国传统史学也 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史学家中，何炳松对章学诚尤为推崇。“岂吾国史 才不逮西洋耶？则如清代史家章学诚其人者，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 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③因此，他对章学诚及其著作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写作《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史通〉评论》、《章学诚史学管 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论文。这些论文的写作驳斥了部分人全盘否定中国 史学历史地位的错误观点，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家的尊重，反映了他 融合中西优秀治史方法、理念的努力和希图振兴中国史学、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 精神追求。
1930年出版的《通史新义》 ，也是何炳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有鉴于中国 晚清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中国通史编纂明显滞后“亟需中外通史借资挹揽”④ 的事实，何炳松指出：“然而吾人迄今尚无一部差强人意之中国通史焉，则又何 耶？著者愚见以为此盖因吾国编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能利用最新方 法耳。此则吾国学术上之环境有以致之，非吾国史家之过也。”⑤并认为：“章 学诚通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家之上；然亦终以为时代关系，未能以切实
①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版，第71页。
②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6页。
③［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④［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之方昭示后世。”①因此，写作此书，以期“有补前人”。《通史新义》的写作 是何炳松有感于章学诚通史观念虽然明确，却因缺少新方法而未能彰显，希望借 用西方通史义例和方法有所补救的结果。
虽然何炳松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章学诚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 总体上看他的成就主要还是对于“新史学派”史学思想及其治史方法的传播。因 此，可以称其为“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刘馨对何炳松《新史学》一书的 出版和他后来对“新史学派”著作的引进，进行了全面地评价：“首先是标志着 20世纪初通过日本介绍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其次是在中国历史学界又一次掀 起了‘新史学'的冲击波，给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新史学'的现代西方思想， 深化并拓展了他们已经从梁启超新史学的著作里了解到的类似的思想；再次是何 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理论为基奠，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辅以伯伦汉、朗格瓦 诺和赛诺博斯对西方传统史学总结得出的理论，经过消化，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史 学思想，并付诸实践，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②
（三） 北大史学系的共执教席
1919年，朱希祖就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积极推进史学系课程改革。 他认为：历史学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而社会科学又包括生物、地理、人类、政治、 经济等，其中尤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最为重要。因此，只有在懂得了社会科学 后，再去研究历史才有下手之处，否则就会在区分历史材料是否重要时失去标准。 并以此作为史学系课程改革目的和依据③。在此背景下，李大钊与何炳松都被聘 请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分别开设“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和“历 史研究法”、“历史教学法”等课程，朱希祖自己则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以 此为契机，李大钊与何炳松共同出现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堂上，分别讲授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历史研究法，两种不同的治史思想机 缘巧合地在这里相遇、共荣。周文玖认为何炳松在定义历史概念时吸收了李大钊
①［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刘馨： 《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③参见《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 （赵仲滨速记），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16号， 1922 年11月24日。
的认识成果，理由之一就是二人曾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史学理论①。这虽只 是推论，但却是可能的。可惜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明当时李大钊与何炳松 之间的交往及二人是否共同进行过学术研究和探讨，无法使我们进一步洞察两人 对彼此的看法，以及是否对对方史学思想产生影响，但是由二人以后的表现可知， 他们始终贯彻了自己的治史思想，也曾为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对对方为代表的史学 派别进行过批评。
在史学与科学的问题上，李大钊曾指岀：“有些人对于史学是否为一种科学 的问题，终是有些怀疑。他们说历史的学问所研究的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 等大异其趣，故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日而语。”这些人认为人类社会现象是极其复 杂的，影响其发展的原因是多种原因的综合，把历史说成是多元的哲学，否定历 史的因果性，而只承认历史的多元性。因此，要从多元的历史事实中发现普遍的 规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要寻找到史学的一般理论，也是非常困难的。李大钊认 为这种观点虽然“亦未尝无几分道理”，但是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 所谓的史学属于“人事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与其他诸科学同其性质、 一其步调者，亦只是就其大体而言” ，“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 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 。 李大钊在承认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并未否定历史成为科学的可能， 他在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现象复杂、原因多样的情况下，更加坚定了探索历史成为 科学道路的信心。他主张“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岀其普遍的形式，论定 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②。李大钊对历史与科学的问题认识得非常深 刻，因此能够对持“综合史观”的学者进行切中要害的批评。
何炳松也曾批评持经济史观者：“有鉴于人类社会之经济生活大有影响于社 会阶级之产生，并因之而大有影响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为经济史观足为研究全 部人类社会生活上之线索；吾人可借以了解人类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 切活动。殊不知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足以限制人类 社会之演化者尚有各种环境焉、生理状况焉、理智程度焉，固不仅物质享乐之一
①参见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端已也……经济史观在史学上所以似是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①这 里何炳松并未对经济史观与其具体的治史方法进行区分，而是将经济史观简单地 等同于物质享乐，这势必会将史观与治史的具体方法相混同。其原因是他对那些 研究政治而只讲政治，研究经济而只讲经济，忽视“社会中各种现象间的连锁”② 做法的矫正。何炳松并不知道被认为“持经济史观者”在中国代表的李大钊，也 表达过对“经济决定论”的坚决反对③。由于何炳松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能深入 研究，所以他才会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简单的等同于“只讲经济”的理论，从 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何炳 松认为历史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应仅仅抓住一种原因而忽视其它原因，要运用多 种方法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主张，对打破传统治史方法的窠臼、推 进历史学研究的进步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何炳松也没有否认经济史观在历史研 究中的作用和价值。他认为在新的科学中经济学最先影响了历史，马克思从经济 的视角去解释历史，虽然不当，但却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遍而不变的因素，仍很 难得④。
在学术思想高度活跃的20世纪初，通过学术批评来更好地阐发自己的学术 观点、促进彼此之间学术认识提高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历史学自然也不例外。 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说：“史学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史学发展的活 力。”⑤在这种情况下，二人对对方的批评更多的是因其对于自身学术观点的挚 爱和对真理的追求所致，而且批评也仅针对了对方的史学观点和治史方法，未牵 涉到人身层面，也没有因批评而否定对方学术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理应归因 于当时中国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反映了二人较高的学术道德素养。
1919年，在系主任朱希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史学系进行了课程的大调整。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按照有关规定，一个学系的教授聘任、课程设置、学生管
①［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版，第197页。
③注：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把“唯物史观”翻译成“经济的决 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的反对.他认为此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 恐怕很有流弊”。（参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 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537页。）
④参见［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⑤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5页。
理、经费预算等等，均由系主任负责提岀具体办法和建议，然后经教授会讨论通 过”①，可知，系主任对本学系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但另一方面教授也会对系 主任起到限制、监督的作用。据1919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本 日（十日）上午十时，开史学门教授会成立会。到会之教员七人中就有何炳松。 他们共同创建了史学门教授会，并选举康宝忠为史学门教授会主任②。1919年8 月，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改称史学系，康宝忠成为史学系第一位系主任。同年 11月，因康宝忠病逝，朱希祖被选为系主任。作为教授会的创立者，何炳松一 直都参与了教授会的工作。如果要对课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必然要经过教授会 讨论才能通过，作为教授会创始人之一的何炳松必然参与了朱希祖主导的北大史 学系课程改革。直到1922年6月在何炳松离开北大南下浙江的前三个月，他还 对朱希祖提出的《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进行了附议③。
在何炳松所译《新史学•序》中，朱希祖概述了进行课程改革的原因：“民 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 （即 兰普雷茨一一笔者注）的《近代历史学》……Lampercht （即兰普雷茨一一笔者 注）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本于社会 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 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④。据此，尚小明认为朱希祖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 据正是当时欧美最流行的新史学理论一一兰普雷茨和鲁滨逊的学说⑤。此时的北 大史学系能够讲授西洋历史和西方史学原理的人才是非常少的，而何炳松已经在 北京大学与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讲授了两年的“西洋史”课程，因此朱希祖才 会请何炳松教授“历史研究法”的课程⑥。在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时，何炳 松选用了鲁滨逊《新史学》英文原本作为教本，得到广泛好评。何炳松对其选用 鲁滨逊《新史学》英文原本的具体原因并未做岀解释，但在当时来讲，讲师完全 可以根据课程讲授内容的需要对教材做岀自主选择。从何炳松的经历来看，对于 鲁滨逊《新史学》的选择应该恰恰是他留学美国期间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影
①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北京大学岀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史学门教授会启示》，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400号， 1919年6月1日。
③参见房鑫亮：《何炳松年谱》，载于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540页。
④［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北京大学岀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⑥［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响所致，同时也是对于朱希祖课程改革理念的贯彻。由于何炳松和朱希祖史学改 革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必然使得二人在改革的道路上互相支持。何炳松以实际行 动贯彻朱希祖的改革方针，朱希祖则极力鼓动何炳松将鲁滨逊《新史学》翻译为 中文，并亲自作序称赞何炳松“何先生译了 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 界的程度……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①。可以说从朱希 祖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革开始到何炳松离开北大期间，二人都保持了较好的 关系并在课程改革中相互支持。
从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革的总原则看，他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 历史研究、强调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史学研究中最重要方法的思想，非常偏向 于何炳松多元综合的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而非李大钊强调的社会经济决定作用 的唯物史观，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定李大钊反对朱希祖进行的课程改革。据当时 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傅振伦回忆说，1926-1927年的《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 是朱希祖和李大钊一起制定的②。
尚小明将1920年夏朱希祖任历史学系主任到1927年秋其离校划分为朱希祖 时期史学系课程改革的第一阶段。他认为在此阶段，史学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使 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史学常识③。李大钊和朱希祖共同制定的1926-1927年《北 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从内容上看，完全是这一理念的一个具体落实④。李大 钊之所以参加此《课程指导书》的制定，是因为他同样认为有提高学生史学常识 的必要，并未因为他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完全排斥、否定“新史 学”的思想。李大钊能够充分看到当时中国高校历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将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知 识境界和认识层次。
李大钊与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授课期间，尤其是在朱希祖主持的课程改 革中，必然会有过交往和学术上的交互影响。可是在当时，即便是在北大，即便 有蔡元培等的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在教授中间仍存在英美留学者与日本留学者的
①［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②参见《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傅振伦： 《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8年版，第38-39 页。
③参见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北京大学岀版社010年版，第89页。
④参见《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傅振伦： 《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8年版，第38-39 页。
鸿沟。加之，李大钊赴日留学仅一年，又未取得学位，其能入北大，从表面上看 主要是因为章士钊的推荐。于是，那些“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中的浅薄者 常“以樊哙”视之①。同样都具有低调品格的何炳松与李大钊自然都不会去触及 两派之间的矛盾，因此直到1922年9月何炳松离开北大，都鲜有二人直接来往 或正面交锋的记录。但是在帮助朱希祖推进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革方面，二人却似 乎有着某种默契，与朱希祖一起共同推进了史学系的课程改革。
此外，1933年1月25日，刘静白《何炳松史学批判》②的长文在《二十世 纪》杂志第2卷第2期发表，同年10月，作为“二十世纪批评丛书”之一岀版 单行本。该书从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历史体系、历史分期、治史方法等各个方 面对何炳松史学进行全面批评，却对李大钊史学思想给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李大 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了优越性，因此可以称 之为新时代的人。同时，又认为李大钊对于历史学理论的探索，把历史学推向了 新的高度③。虽然此书对于何炳松的批判多半是过激的、不合适的，但仍然可以 将其看作是李大钊与何炳松两种学术思想激烈交锋下的一种反映。
①章士钊： 《李大钊先生传序》，载于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八卷），文汇岀版社2000年版， 83-84页。
②注：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一文是至今为止最早研究何炳松史学及其史学思想最早的文章。该文 虽旨在批判何炳松史学，但为了批判的需要，刘静白用了整整一段文字对李大钊史学进行了总体的概括， 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历史学体系”、“普通的历史”和“特殊的历史”等，并对李大钊史学 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他对李大钊的研究还非常初步，但是对李大钊史学思想几个关键点都有提及，于是 也意外的成为中国学者中最早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人。而日本人不见死生（清水安三）曾经在李大钊就 义后马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及其人》（《北京周报》第256号， 1927年5月）一文，我们认为，这应该是 第一篇研究性的文章。
③参见刘静白： 《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民国22年版，第16-17页。
四、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之比较
（一）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知
历史学学科性质是研究者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判定，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 方向。对历史性质的不同定位影响其对该学科整体的把握，以及各个细小环节的 区分，从而呈现岀：大处迥异，小处也不同的面貌。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的 不同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历史学科学性的认知方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政治为中心对历史的考察不同，它主张 对社会变革的原因进行经济性的考察，因为从经济关系中可以发现因果规律，抓 住决定历史发展本质的经济后，历史学便被提到了科学的地位①。又认为进化的 历史观是对落后的历史观的修订，经济的历史观是对政治的历史观的修订，社会 的历史观是对英雄的历史观的修订，科学的历史观是对神学的历史观的修订②。 因此，要选择进步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历史观，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的考察方法是一种含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历 史的”这个形容能够表达多种意义，“把他当作学术上的用语，就是表明一种考 察事物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及过去的变迁，沿革；简单说， 于生成发展的关系考察事物，答怎样成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历史的考察法。”这 种考察法，“不只能用于人事，即于自然现象，亦能适用之：譬如讲地球的发达， 考生物的由来，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考察”，虽然李大钊也认为：“史学非就 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是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对于自然的考 察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但他仍然认为这种方法是“历史的”③，因为此种 方法在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时是具有科学性的，所以这种历史的考察方法自然也就 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科学性。
科学的演绎的推理方法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在李大钊看来演绎的推理的论
①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②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③《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 （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究，“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只是因为从史学的发展道路上看，以往的历史研 究只是沿革的研究，只是到了现在才发展成为推理的研究，所以人们多看到了史 学以事实为内容的沿革的研究，而忽略“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 合”的研究。并指岀：对于“沿革的研究”是要把事实的生成发展的经过进行生 动地描述、组合、生成、再现岀来；“求其综合”的“推理研究”，是要探明事 实间的因果联系，解释事实生成、发展的历程。因此，对于“沿革的研究”过程 本身就含有艺术的性质；而对“求其综合”的“推理研究”，则“于其他科学全 无异趣。”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岀，要在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 般理论。即建立历史科学①。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是探究人类生活及其变革规律的学问。人类生活都是 由一个个具体事实构成，这些具体事实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环境 下，表现了个体的特殊性，对于这些特殊性事件的研究，有助于还原历史真实，
“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史学家的要务”②，但是仅限于此的历史研究，还原的 只能是片段性的、支离破碎的历史，不能还原历史原貌，更不能解释许多历史现 象，反映历史中规律性的内容。因此，李大钊认为现在的历史家不仅要对史实进 行细致地考察并加以确定、整理，而且需要去探求历史中的理法，“研究古今东 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正为史学家的要务”③。同 时，李大钊也看到了历史学于其它科学之间的不同。由于历史研究必须以一个个 具体问题的考证为基础，所以李大钊从历史研究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说明。他 认为历史学正处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对事实进行解释说明的阶段，与其它已 经被概括为理论的科学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程度上的，不是性质上的，因此不 能因为这种不同就认为历史学的性质和观察点与其他科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而 是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去探究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从中总结岀一般 的规律、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是“人事科学”。针对一些人因历史学研究对象在性 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同而否认将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观点，李大钊将“人事科
①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6-367 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③《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学”作为与自然科学相互对应、而又区别于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科学 的学问，用它来描述人类社会及其变革的概念，并将历史学归于此类。他认为各 种科学因其对象的不同，自然会表现岀不同的特色，作为“人事科学”的历史学 也是如此。如果仅以研究内容的不同，就认为历史学不能进行事实的概况和“理 法”的推理，不具有成为科学的性质，是错误的。他认为 “人事”中当也是有 “理法”可寻。因为这种“理法”经常会以同一普遍形态反复岀现，所以较对一 个个的特殊情形讨究起来更为容易。但由于这种“理法”隐藏在复杂人事关系之 中，仍然“不易考察”。有鉴于这种困难性，李大钊认为历史科学系统的建立是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也正是历史学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坚信这一天终将到来 ①。
可见，李大钊在大力倡导历史科学时，从历史观、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规律、 历史科学是“人事科学”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他对历史学科性质的 认知，这些都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同时必须指岀，我们这 里讲的科学性并非李大钊讲的历史科学。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可分为：记述的 历史和史学理论。而只有史学理论才以研究事实间的因果关系为目的，才是科学 的工作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科学只是就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
在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上，何炳松也曾专门进行过论述。总体而言，他承认 历史含有某些“科学”属性，但坚决反对历史为科学。
在何炳松看来，历史含有科学的部分属性。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 然科学完备和饱满，但是它和科学一样都是有条理的知识，都是本着科学的态度、 以寻求真理为目的，所以我们是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在谈到“历 史中的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时，何炳松指岀：“演化本来是一切生物的科学里 面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无论研究动物学、植物学或者人类学，都不鞥年不以演化 为根本的问题，把他看作研究的目标。拿我们的历史来讲，历史就是研究人类社 会的一种科学。”③也就是说，在研究历史时，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并
①《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9-373页。
②参见《史学与哲学》，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164 页。
③《历史上的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版，第189页。
要类比科学的研究方法。
虽然何炳松承认历史含有某些“科学”属性的成分，但是他看到的更多的还 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从根本上看，他认为历史学不是“纯粹的科学”①, 历史中不存在因果规律。1921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指出：“史 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 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②可是，一年后，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做的题为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演讲中，却放弃了历史当以探求因果为目的的主张，解释说是因为先前受了 “谈 科学必离不开因果律”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当时学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 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③。近日在细读立 卡儿特(H. Ricker)著作，并深入思考后，发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句完全错 了。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否定了历史以求其因果为目的，但并没放弃历史是科学的 观点，他认为因果律不是“科学万不容缺是属性”，将因果律抽离后，历史学的 科学属性仍然没有改变。有鉴于此， 1924年11月何炳松复函姚名达，直接表达 了自己的主张：“诚以史之为科学与理化之为科学不同……且科学上所谓定律， 一层(成)不变者也。事实上果有因果律，即不当再有例外。既有例外，即非定 律。鄙意凡百史事，只有源流而无因果……故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于推 求因果。”④并希望姚名达向梁启超转述其意。不难看出，虽然在历史的因果关 系问题上，何炳松与梁启超的认识趋于一致，但是在历史的学科性质上却存在观 点的对立。何炳松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最终将历史完全从科 学中分离了出去。梁启超在抽出历史的因果律后，仍坚持历史为科学。虽然我们 不能简单地否定梁启超的观点，但是抽出因果律后的科学，是否能再被称为科学， 不免让人怀疑。
在研究方法上，何炳松亦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主要包括三点：第一， 观察点的不同；第二，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第三，历史研究法的步骤和自然科
①《怎样研究史地》，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7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③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仲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饮冰室合集•文 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④《论历史》，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4-125页。 学研究法的步骤也不同①。在何炳松看来，这些不同正可以说明历史学是纯主观 的学问而非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学问。从而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完全区分开来。 由此看来，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相比附、谈历史必谈因果的做法自然也就不正确了。
何炳松认为西方历史学先附属于宗教，后附属于文学，只是到了近代，在抱 了科学的野心后，历史学者才对史料进行了更加严密的批评，在著述历史时更加 强调秉笔直书。这是人们认为历史可以成为科学的表现，也增进了历史成为科学 的信心。但何炳松同时认为，批评史料同秉笔直书，只不过是历史科学化的初步 并不是科学化的历史本身。因为科学的特点是：普遍性和规律性。虽然，马克思 和Buckle （巴克耳）分别试图唯物和唯心两种定律来解决历史成为科学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历史所谓科学，同化学、物理所谓科学是不同的”，他又进一 步解释：“历史所以不能成为纯粹科学并不是历史家的罪过，实在是因为历史的 材料，同他种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②
在当时来说，李大钊与何炳松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都已经达到了相当 的高度。二人都没有将历史简单地等同为科学，也没有完全否定历史的科学性。 他们都比较清晰地看到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的不同， 承认历史研究的特殊性，不约而同地将历史学归为“人事科学”或“人事之演 化”。在历史学科的研究上，二人都主张要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借助其 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何炳松看来，只存在科学与非科 学的分界，除去自然科学之外，再无科学可言。历史学既然不是自然科学，那就 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人事之演化”仅能帮助人们明白“社会之消长盈虚” 以利于社会的“革新改善”，不能探究因果规律，自然不属于科学。李大钊认为， 自然科学之外应该还存在着另外一类科学或是未发展到科学阶段的学问，此类学 问与自然科学在追求真理方面具有“相当的位置”，作为“人事科学”的历史学 即应属于此类。他希望通过对于历史现象的研究、历史规律的探讨，找岀历史中 规律性，将历史学发展到科学阶段，进而在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推进社会的发展。 从整体上来讲，何炳松认为历史不是纯粹的科学，历史中没有因果规律可寻，历 史研究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从观察点、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法
①参见《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49 页。
②［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的步骤等方面否定了历史是科学的观点。李大钊虽然也认为历史科学的系统并不 完备，但是并没因此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根本性的 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经济解释，如同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一样， 抓住了历史科学性的核心问题，进而“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①。李大钊与 何炳松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认知的差异即在于他们对于科学范围的认定，同时也 是在不同视角下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
现在看来，历史学固然有其独特的本质，也无需刻意地将其建设成自然科学 一样的科学。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将历史学建设为科学的努力也 是很有价值的。没有对于科学的追求，没有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 只能是史学家笔下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无法恢复其求真的本质。诚如李大钊所言， 因为史学正处在“幼稚时期”，所以史学尚未成为科学；因为人们缺乏对于史学 成为“科学”的认识，所以才更需要坚定科学的信心。历史由不是科学、到成为 科学、再到不是科学的认知，正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 也是人们的认识不断向真理靠近的过程。
（二）历史及其相关概念问题的区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于历史及相关历史概念的认识是产生历史性质认识的基础，也是进行历史 研究方法选择和体系构建的前提，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期工作。在这一方面李大 钊与何炳松都有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论述，对其进行对比与分析，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体会两位历史学者的史学思想。这些概念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历史学、 历史研究对象等的论述上。
李大钊认为历史应该研究“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 。“死的历史”指 的是那些史学书籍或是历史纪录。“活的历史”则指：“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 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便是 社会。”②因此，历史便成了整个的人类生活，同时也是整个的社会变革。在此 之前，中国学界并没有将“历史”与历史记录做科学地区分，因此李大钊成为了
①《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7页。 “把历史和历史记录区分开的第一人”①。何炳松认为历史有两种定义：“一种 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一种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纪载。”但这两个定义极易使得 人们头脑中岀现混乱，“因为他一方面就指的历史本身；一方面又可以指历史的 著作或历史的书籍。”他同时指岀：现在科学上所谓的历史，专指人类过去的活 动，而不是指历史著作或历史书籍。他认为仅用“人类过去的生活”描述太空泛， 具体应该包括一般历史学者认为的：经济、政治、教育、艺术五个方面，并且作 了两点说明：从横的方面讲，是对这五个方面整体内容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讲， 是对这五个方面整体变化的研究。②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进行了主观与客观的 分类。主观的历史指的是历史著作或历史书籍，客观的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的活 动，这就使得历史的定义更加清晰了。较梁启超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 者也”③的笼统定义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二人都主张要研究客观的历史并要对 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横向的研究是对社会的研究，纵向的研究是对社会演 变的研究。主观与客观的分类将“历史”与历史记录清晰地分开，纵向和横向的 研究为对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这种层次分明地区分将历史 研究推进到更为深入的程度。不难看岀，二人对历史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只 是何炳松把“人类过去的生活”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政治、教育、艺术五个 方面。因此，周文玖才会认为何炳松在给历史概念下定义时吸收了李大钊的认识 成果④。虽只是推论，但却非常可能。历史的研究对象自然涵盖了历史的全部内 容，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变革。
有了历史的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对历史学概念进行了定义：“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 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⑤这一定义 深入地揭示了历史研究对象应以人类为主体，强调了历史学科应以研究变化为本 质内涵，既从范围上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也从重点上将个人的历史转移到人 类的历史上，在当时来讲已经达到了空前先进的水平。直至今日，在“史学”的
①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②参见《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7-148 页。
③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④参见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岀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⑤《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定义上，虽然各家纷纭、莫衷一是，但仍不能完全突破李大钊的这一定义。何炳 松虽然没有直接对历史学的概念下定义，但是不难想象其所认为的历史学概念应 与李大钊对历史学的定义并无大异。应该说至此为止，李大钊与何炳松在历史的 认识上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到了具体的研究中李大钊更加注重了历史变革决定性 因素一经济关系的考察；何炳松则强调了 “综合的和变化的一方面”①，更 多对表现了他对综合的追求。于是，在走到具体研究方法上二人开始出现分歧。 李大钊开始从社会历史整体中关键因素的视角去探究历史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史观；何炳松则选择了全面综合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变化，最终走向 了鲁滨逊多元综合的历史观。
（三）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在对历史的性质、历史概念及历史学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运用什么样的方 法指导或是进行历史研究便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何炳松和 李大钊都非常注重对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及理论的探讨。
1.李大钊：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历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者在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观决定着历史研究方法的选取。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马克思认 为历史就是指社会的变革。人类社会恰如建筑，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的基址（经济 基础）；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构成社会的上层（上层建筑）。上层 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适应基址的变动②。根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选择了从经济角度阐释历史，因为历史就是纵向的 对于人类社会的考察，而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址，基址的变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方向，历史的走向。因此，“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历史不可。”恰如王学典 的评述：“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领域，就要求人们从经济角度去解说和诠释人类
①《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7-148页。
②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历史。”①因为把握住了经济的视角，也就把握住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李大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从经济角度把握历史研究后，便开始 了对历史研究法的探讨。“历史研究法，是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 怎样去采集他们，选择他们，编制他们，整理他们？怎样去就史的事实，一一的 加以考证，与以确定？怎样去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 所以然的道理？怎样去汇类全般的史实，而考察其一般的性质，普通的形式，普 遍的理法？更依此理法以为说明与解释，这都是历史研究法的任务。”②他将历 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归为三个层次：
材料的层次f事实的层次f理法的层次
材料的层次。此层面主要是针对历史材料的搜集、考订与整理。李大钊认为 历史的材料就是历史记录，包括卷帙、册案、图表、典籍、档案等等。除此之外， 还应该包括书契、石刻、古物、龟甲文字等，以及各种历史遗迹③。同时李大钊 也指岀，报纸是可以作为纪录的历史的。“亦可以说，‘报是现代的史，史是过 去的报。'”④它可以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迅捷而精确地报告出来，使读者从中 获取知识、得到教育、感受娱乐。李大钊较为全面地列举各种史料，这种通过列 举的方式往往能够让人更为直观的认识史料，但也会由于缺少理论的、抽象性的 概括，而显得庞杂。在历史材料范围确定后，便进入了材料选择整理的过程，即 “汇集史料进而为精细之研究”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广泛搜集各类相关 资料，“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⑥。通过去 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加工过程，使史料为事实的确定提供证明与支持。
事实的层次。事实层面是对史实进行考证、确定和解释的阶段。这个阶段要 求对历史材料进行考证，得岀正确的历史事实，并对事实进行相应的解释。在李
①王学典： 《“年鉴范式”：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评》，山东人民岀 版社2002 年版，第68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③参见《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 版社1999年版，第559-574页。
④《报与史》，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⑤《王著〈货币论〉书后》，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 304 页。
⑥《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 第652页。
大钊看来，历史学以事实为研究对象，“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明确之，整理 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①。在谈到具体的方法时，李大钊认为除了 采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实验主义”外，还要综合多种学科的方法， “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多研究的结果，更以证验 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②。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多种方法的应用，来揭 示历史真实。
理法的层次。事实的确定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一种事实性的说明。在 李大钊看来，这只是对历史初步的、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历史的研究，应该将其 上升到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历史学家“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③。 并进一步指出，“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 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中间，寻求一个普通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影 响与感应。”④可以看出，李大钊研究历史终以探究理法为根本目的，跳出了就 历史而历史的窠臼。他希望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探讨和掌握，把历史与实际相结合， 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认为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此外，李大钊对历史研究法的性质也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历史研究法是教 人应该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阶梯，是历史学的辅助学问⑤。因此，要把历史研究 法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学问进行考察。同时，他也对历史研究法与历史理论进行 了区分：历史研究法是说明历史研究层次、方法的学问，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问； 历史理论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问，而是构成广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并指出， 因为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成，就将历史理论等同于历史研究法，以为在历史研 究法以外再没有历史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⑥。从而全面展示了他对于历史研究 法的理解。
①《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③《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④《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⑤《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⑥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386 页。
2．何炳松：多元综合历史观指导下的分段、综合的历史研究
由于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何炳松一开始就带有“新史学派”的 历史观，接受了其历史研究方法。在“新史学派”看来，历史是进步的，应该以 进步的历史观为指导，并且要综合各种新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运用心理 学的研究方法。“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 史不是一种停顿下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史料， 他定能进步的。”①而要“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要能够利用人类学家、 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②。“历史家始终是社会 科学的批评同指导者，他应该将社会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 去试验他们一下。”③“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 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的心理学，同比较宗 教学的研究。”而其中又以社会心理学最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类文化 传播的原理。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同动物肉体上相同的地方，近世比 较解刨学已经证明。人类心理上，亦何尝没有动物心理的遗迹？所以我们不能不 研究动物心理学，普通以为研究历史的人，哪有功夫去研究这类科学。其实我们 不必要做人类学或心理学的专家，才能利用各种新学说的。各种新科学对于人类 的事业，虽不免有武断的地方，但我们断不可因噎废食的。”④
在此基础上，何炳松翻译了《历史研究法》，这部书对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何炳松在书《序》中指岀该书的目的是“意在介绍西洋 之史法”⑤，在正文中分别从博采、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 比、著作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发表在1929年1月1日《民铎杂志》第十 卷第一号的《历史研究法》，原稿是何炳松应王云五的邀请于1918年8月7日 在上海尚公学校所作的演讲，更加通俗地讲述了历史研究法的内容。他认为所谓 研究法就是探索真理、探讨人类过去活动的真相方法，同中国从前所谓“史法”， 完全不同。不是专事褒贬的春秋笔法，而是真正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之后，他
①［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序》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 《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④［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⑤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第6页。。 又对历史研究法的对象，历史研究法与自然研究法的不同之处，进行了陈述。并 讨论了历史研究法的三个步骤：搜集材料、分析、综合。“分析”可分为：辨别 真伪、知人论世、明白意义；“综合”可分为：判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 三个阶段。用图示可展示为：
搜集材料f辨伪f知人f明义f断事f编比f勒成著作
就内容讲：史料是起点，事实是重点，中间桥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给者。可再 图示为：
史料f史料供给者f事实真相①
通过上述图示，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从搜集史料到著作完成中间需要 许多环节，而得到史料与明辨事实真相也是有距离的。因此，历史研究法的作用 正是指导我们获取历史真相。之后，何炳松从搜集材料、辨明史料真伪、知人论 世、明了史料的意义、断定历史的事实、比次历史的事实、勒成专门著作等方面 进行了阐述。从而明了了历史研究的各个环节。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研究的方 法指导、方法论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何炳松主张利用分段、综合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和通史编纂，构成了较为完 善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鉴于中国史规模太大、整理起来非常困难的事实，何 炳松提出将历史研究进行分工的设想：“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 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并认为西洋史研 究便是走到这个路径，各国通史及世界史纲的完成，“实在因为已经有许多专篇 著作可备参考，可备取用的缘故。”研究中国史的方法和道理也一样，“有志于 整理中国史的人应该分工来干，各人尽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历史上的小问题；把 研究所得的作成专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万字也好，总得以彻底解决，不劳后 人再起炉灶为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通史的编纂，“就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编成 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国史。”于是何炳松进一步讲，就是“先要分析，后再综合”②。
由上可知，李大钊与何炳松分别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鲁滨逊的多元
①参见《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 147-152 页。
②《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6页。 综合历史观。在各自历史观的指导下，二人都将历史研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层 次，层层推进式地搭建起了各自的历史研究方法框架和理论体系。这种在借鉴西 方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实际的做法是相似的。在具体方法上，由于不 同历史观的指导，二人分别强调了经济关系与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也 都不否认其它学科对历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具有的积极作用。李大钊指岀要充分利 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多种研究的成果进行历史及其 理论的研究；何炳松则继承了鲁滨逊借助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 理学、比较宗教学等进行历史研究的理念。正是由于两人的开启之功，中国史学 界开始实现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的初步整合，从理论、方法等层面推进了中 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
（四）历史学功用认识之异同
历史学的功用就是指史学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是对历史学进行研究的价值 所在。刘知几认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①杨翼骧也指出，中 国传统的历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 生俱来的重要特点。”②
针对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政治功用、忽视社会功用的弊端，何炳松与李大钊都 进行了批评和论述。在何炳松看来，因为人们过去只把历史当作一种为军人和政 客们提供参考、借鉴的前车之鉴，所以历史著作仅仅注重因果规律的探讨，以为 这就是历史的作用和写作历史的目的，是很不对的。李大钊也认为传统史学，主 要是对帝王爵贵起居、谱系的记录，在社会文化方面，记述则较少。史书只是对 主政者行动的见解而成的③ 。“政治的历史”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社会 生活的全部，以政治概况社会生活，就是用部分概况全部，是非常错误的④。在 此基础上，二人对传统史学功用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何炳松认为是因为研究 历史和地理的人不懂得“进化”的道理，不明白古今环境完全不同所致⑤。李大
①刘知几著、黄寿成点校《史通》，辽宁教育岀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②杨翼骧： 《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8页。
③参见《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岀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④参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是价值》，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岀版社 1999年版，第 537页。
⑤《〈史地丛刊〉发刊辞》，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钊把原因归结为历史观的落后：“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此风既 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 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①
李大钊认为学问的功用要反映在社会实际之中，“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 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真的学问，或 是知识”②。他将史学的功用分为智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两部分。从情感方面讲， 读史是为了培养爱国心。从智识方面讲，读史是为了获得观察社会的方法，增强 人民认识社会、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能够给 人民一种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这种历史观改变了“悲观、任运、消极、听 天的人生观”， “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③ 。李大 钊从爱国情感的塑造、社会能力的培养和人生观的追求三个方面对史学功用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在何炳松看来，“历史是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他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自己的现状。”④在《历史研究法》中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穷委竟源，博古 通今。二是为研究人类科学，提供入门的坦途。三是培养智慧，此是历史的最大 功用。“培养智慧”包括：一是受史法训练，对于研究态度有益。二是对驱除成 见有益。三是对了解古今社会变迁，明了人事演化，推进社会进步有益⑤。何炳 松分别从认识社会现状、研究学问之方法、培养启迪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史学的 功用，并将“培养智慧”分为：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驱除固有之成见、明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三个层次。
在历史学的功用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分别从各自的历史观出发对传统史学 功用进行了批判。二人都认为传统史学功用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都主张应当把历 史学的落脚点放到现实社会中，历史学应该是立足于现在的学问，历史学的功用 要放到社会现实中去寻找。二人对于历史学在认识社会、启发智慧、增进能力等 方面的功用都表示了认同，但是彼此又是各有偏重的。李大钊更加注重历史学在
①《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②《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③《史学要论》，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④《历史教授法》，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8页。
⑤参见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第 82-83页。 培养人民爱国情感、树立高尚的人生追求等方面的作用；何炳松更为强调历史在 启迪智慧方面的作用，将历史作为一种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获取社会认识的重 要方法。
五、李大钊、何炳松两种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影响
李大钊与何炳松不仅注重西方先进史学理论的引进，更能够将西方理论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历史学的整体认识到具体研究上都有不乏开创之处。二人 都构建起了各自的史学思想体系，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在注重拓宽 历史学研究思路的同时，二人更加注重推进历史科学化研究的进程，从而推动了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对当时的史学界及后辈史学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
（一） 构建起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的研 究范式
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史学体系被认为是评判一个史学家对历史学研究所做贡
献大小的重要标准。李大钊和何炳松能够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的科学 性问题、历史定义及相关概念问题、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和历史功用问题进行了 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了各自的研究框架和史学理论体系，分 别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和“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为后辈学者进行历 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王学典对中国现有史学格局进行了总体概 括：“进入‘新时期'以来的20年，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最为活跃、最为 开放、最富生机的20年……后20年间，基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派史学、跨学科 史学和所谓‘国学'复兴的三足鼎立格局。这三股史学趋向的起伏涨落，构成了 进2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①在我们对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进行研究 后，不难发现，“唯物史观派史学”和“跨学科史学”溯本求源正可以追寻到李 大钊与何炳松。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前30年间，中国史学基本上是清一色 的“泛政治化史学”，由李大钊引进并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一直被树为史 学的正统形态，但在实质上却已经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被歪曲、变形为 政治统治的工具。何炳松的”新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也只能潜滋暗流地影响着
① 王学典：《近29年间大陆史学的主要趋势》，《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评》，山东人民岀版社2002年版，第
251 页。
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者。进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回归到李大钊开启的 道路上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史思潮的兴起，跨学科史学研究的进步，清晰地 影印了“新史学”痕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 理念及其研究方法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再次发生关联并 成为构成中国新史学格局的两支重要力量。
（二） 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传统史学以神权史观为导向，以借鉴为其政治功用，将历史记述的内容 局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的发展及其社会功用的发挥。 李大钊与何炳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鲁滨逊“新史学”的引进，拓宽了历史 学研究的新思路。从范围上讲，二人将历史内容定义为“整个的人类活动”，因 此历史研究就为整个人类历史的研究。就中国史而言，帝王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为 历史研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那些尚未被传统史学所摒弃的、更为广阔、更为 丰富的“人民的活动”，自然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从方法上讲，“训诂”、 “考据”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传统历史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但 是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新学科的建立和新理论的不断彰显，借助其 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往往会使历史内容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从 而得到更为丰富、更为深入的认识。李大钊与何炳松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 鲁滨逊“新史学”的引进与研究实践，借助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古生物学、 人类学，以及其它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对历史学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
（三） 推进了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进程
历史学是否为科学的问题一直以来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但是必须对历史进行 科学化的研究则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缺少了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就不能将 真实的历史予以还原或是追求最趋于真实的历史。因此，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 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
对于“科学”的地位问题，胡适在20世纪二十年代曾做过总结：“这三十年 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 与维新是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侮辱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思考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努力将历史学建构成为科学。这就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从材料、方法、理论 等各个方面冠以科学的属性，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
何炳松对“科学”虽亦存有敬意，但他不愿意将历史与科学相比附。他认为 “历史所谓科学，同化学物理所谓科学，是不同的”，“因为历史的材料同他种 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历史成不了科学，只有“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 学的问题”，而这种研究自然是抱以科学态度并借助科学方法的②。这就使得何 炳松在否定历史学是科学的同时，坚持了对历史的科学化研究，从另一个视角强 调了历史科学化研究的重要性。
在推进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进程中，李大钊与何炳松虽然在历史学是否为科 学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区别，但在历史需要科学化研究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二人 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推进了历史学科 学化研究的进程。
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2 页。
②［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译者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进行转变的重要时期，在 这一时期里，中国史学界名家辈出，何炳松与李大钊就是其中最为闪亮的人物。 从最初的素不相识到共同踏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堂，二人有着相似的国学背景 和西学经历，共同经历了一条由私塾到学堂再到出洋留学的求学道路。在中外史 学思潮相互交织的影响下，李大钊与何炳松分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鲁滨逊 的“新史学”。二人的史学贡献初期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上，李大 钊所引进的是当时世界乃至今日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造成了中国史学界的地震，李大钊在中国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持续影响。何炳 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改变了西方史学理论经由日本转而传到中国的路径， 开启了中国史学家与西方史学理论的直接对话，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随后，李大钊与何炳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北大历史系的讲堂上，将 各自引进的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别构筑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开启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史学”研究的道路，从而将西方史学理论 的简单引进发展到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层面。也正由于西方史学理论 在中国史学界及社会中的实际价值，才使其焕发出了更强大的生命力，西方史学 理论的引进及其中国化进程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李大钊与何 炳松在阐述各自史学思想时，对彼此的史学观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这 并没有使二人产生无休止的争论，而是使二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彼此史学观点中 的优劣，从而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不断发展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鉴于神 权史观的广泛影响和传统史学的局限，二人非常注意利用新的历史观为指导，借 助新科学的研究方法，拓宽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也非 常注重推进历史科学化研究的进程。这些都是二人为中国历史学做出的贡献，推 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一、 资料汇编：
1、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99页。
2、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年版。
4、刘寅生、 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1—5 卷），商务印书馆1997 年 版。
5、刘寅生、谢巍、 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版。
6、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90年版。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8、司琦编：《何炳松校长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9、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八卷）文汇出版社2000 年版。
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1—5 卷）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1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1971年版。
12、朱文通等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1—4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二、 学术专著
（一） 国内专著
1、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2、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1990年版。
3、 房鑫亮：《忠信笃敬——何炳松传》，浙江人民岀版社 2006年版。
4、 韩一德 、王树棣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上、下） ，河北人民岀版 社 1984年版。
5、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 24年版。
6、 何炳松：《浙江学派溯源》，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 2005年版。
7、 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主办：《李大钊研究》（1—7 辑）。
8、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 1991 年版。
9、 晋荣东：《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 2000年版。
10、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谈》，中华书局 1994年版。
11、 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岀版社 2004年版。
12、 刘安著、阮青注：《淮南子•全文译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民国22 年版，第 16-17 页。
14、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民国22年版。
15、 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16、 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校：《何炳松纪念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0年版。
17、 刘知几著、黄寿成点校：《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8、 吕明灼：《李大钊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 庞卓恒主编：《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 1987年版。
20、 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1、 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3、 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 （外二种），吉林人民出版 社 2012 年版。
25、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6、 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
27、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
28、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29、 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0、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31、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2、 张国刚，乔治忠： 《中国学术史》 ，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2年版。
33、 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 2003年版。
34、 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36、 张文生：《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 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38、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 与故乡》，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3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0、 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41、 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42、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43、 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4、 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 2009年版。
（二） 译著
1、 ［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通史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美］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美］鲁滨逊著、齐思和译：《新史学》，商务书馆1964年版。
4、 ［美］梅斯钠：《李大钊的历史哲学》，《外国社会科学情报》1983 年第 11 期。
5、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姚恒译、侯且岸校：《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上）——〈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三章》，《北京党史》 1988 年第3 期。
6、 ［美］伊戈尔斯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 社 1989年版。
7、 ［日］后藤延子著，王青等译：《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年版。
8、 ［日］森正夫著，韩一德、刘多田译：《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齐鲁 学刊》1987 年第1 期。
9、 ［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0、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6年版。
1 1 、 ［英］汤恩比著、曹宋风等译： 《历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1 987年版。
12、［英］沃尔什著、何英兆武译：《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1、 陈绍畴：《试论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九江师专学报》 1985 年第 1 期。
2、 樊庆臣：《〈何炳松的拆墙主义及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浅谈何炳松 的教育思想》，《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08 年第2期。
3、 高石钢：《何炳松对中国史学现代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西北第二民 族学院学报》 1998 年第4 期。
4、 关振潮：《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合肥师院学报》 1963年第2期。
5、 韩一德：《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河北师院学报》 1983 年 第 3 期。
6、 洪认清：《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学术月刊 》 2002 年第3 期 。
7、 洪认清：《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2期。
8、 侯且岸：《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史学理论研究》 2000 年第4 期。
9、 胡逢祥：《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史学史术研究》 1987 年第 3 期。
10、 胡晓：《梁启超、胡适、李大钊历史观比较》，《安徽史学》 1993 年 第2期。
11、 蒋风、龚剑锋：《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暨南学报》 1992 年第 4期 。
12、 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 1993 年第5 期。
13、 匡裕从：《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史学月刊》 1958 年第5 期。
14、 李润苍：《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贡献》，《史学史研 究》1981 年第4 期。
15、 李小树：《李大钊史学革新观谈论》，《求索》 2001 年第1 期。
16、 李小树：《李大钊与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学术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17、 李振宏：《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史学月刊》 2002 年 第 11 期。
18、 刘家辉：《何炳松对西方新史学思想的融合与实践》，《齐齐哈尔大学 学报》 2010 年第4 期。
19、 刘绍孟：《李大钊同志和历史科学》，《史学月刊》 1959 年第7 期。
20、 刘绍孟：《李大钊在历史科学上的贡献》，《开封师院学报》 1963 年 第 9 期。
21、 陆荣：《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 2007 年第 4 期。张天明：《何炳松历史教科书选择思想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7期。
22、 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 2010 年 第2期。
23、 皮明麻：《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 1979 年第4 期。
24、 乔治忠：《论学术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南开学报》 2004 年第 2 期。
25、 邱树森：《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暨南学报》 2001 年第5 期。
26、 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 学月刊》 2003 年第5 期。
27、 孙建华：《何炳松与傅斯年史学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 大学历史系， 2006 年。
28、 王关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上海师院学 报》 1983 年第1 期。
29、 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30、文君：《李大钊早期进化史观试论》，《漳州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31、 邬国义：《梁启超史学思想探源》，载于 ［日］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 等译、邬国义校编：《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6年版。
32、 吴汉全： 《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 《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3、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34、 薛其林：《试论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 》，《长沙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期。
35、 叶桂生：《读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 3 期。
36、 叶桂生：《李大钊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4 期。
37、 张静如：《李大钊论历史学：重读〈史学要论〉》，《历史教学》1989 年第 6期。
38、 张天明：《何炳松的考试观及其现实意义启示》，《绵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8 年第3 期。
39、 张天明：《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 年。
40、 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求是学刊》2000 年第 4期。
41、 周文玖：《论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山西师范大 学学报》1998 年第1 期。
42、 朱发建、 张晶萍：《论何炳松在通史理论上的创新 》，《武陵学刊》 1997年第2期。
43、 朱发连：《何炳松的通史理论》，《湖南社会科学》1991 年第1 期。
44、 朱文通：《李大钊和他的＜史学要论＞》，载于李守常：《史学要论》，
商务印书馆20 10年版。
45、朱煜：《论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3 期。
46、邹兆辰：《关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0 年第5 期。
47、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1 期。
相关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