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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想象 对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与回应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6
目录
导论 (1)
第…章 实在论语境中的西方现代历史学 (17)
第一节 走向科学化的西方历史学 (17)
第二节 历史认识与想象 (27)
第二章 历史语言与想象 (43)
第一节 后现代历史语言观 (43)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语言观批判 (54)
第三章 历史叙事与想象 (67)
第一节 传统历史叙事观 (67)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叙事观及其批判 (77)
第四章 历史隐喻与想象 (99)
第一节 隐喻的兴衰 (99)
第二节后现代历史隐喻观及其批判 (107)
第五章、结语 (122)
参考文献 (135)
后记
导论
一、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
在西方学术史上，直到19世纪初期，历史学始终被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从 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历史学进入了职业化和规范化的进程。在科 学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为历史学争取一种科学的地位。一 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都分享着各种专业化科学家的那种乐观主义。历史学家们也像 其他科学家们一样坚信：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他们可以“像它实际上所发 生的那样”(兰克语)去建构过去。在长期被看作是历史学家指南的《历史研究导论》中， 朗罗伊斯(C.V. Langlois)和斯格诺波思(Charles Seignobos)这两位作者对那些"浪漫主义 的历史学家们”进行了抨击，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历史学的文学性，而不是科学性。①他们还 宣称，历史学完全依赖于书面资料，“文献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学。”②可 以说，在整个的19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乐此不疲地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事业。
19世纪专业历史学是一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而20世纪历史学采用的是 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形式。遵循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历史学家对老式的历史 编纂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了过去历史学的狭隘性，不满意它仅仅注重个人和具体的历史 事件，而忽视了他们或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更广阔的社会语境。当传统的历史学把焦点 聚在个人的作用上与意向性的各种因素上而反对简化为抽象的概括化时，社会科学取向的历 史学的新形式则是强调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程。他们反对老式的研究路线，并非因 为那是科学的，而是因为那不够科学。所有这些研究路数都以不同的方式力图使历史研究更 加紧密地把自然科学当作范本。③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学都分享着更古老的历史编纂学 中一个关键性概念，那就是肯定历史学研究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主题，而历史学家所总结出来 的叙述必须与之相符，历史学家的目的却仍然是客观的知识。
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历史学是一个逐渐科学化和客观化的过程，历 史学几乎成了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演练场，历史学沦为了科学的附庸。人们一直在努力把历史 学转变成为一种科学，而且将来人们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学 的文学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科学对史学的塑造最为强劲的时期也是如此。19 世纪以来“科学的”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的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文学传统在强调想象 的过程的同时，也并不忽视对过去真实性的追寻。自从兰克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取向就 与它的文学传统共有享一项最为基本的前提：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学是描 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有关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决定了从希罗多德
①C.V. Langlois &C.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 G.G. Berry (Duckworth, 1898), p. 261.
②C.V. Langlois &C.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 G.G. Berry (Duckworth, 1898), p. 17.
③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4页。
和修昔底德到兰克、再从兰克到20世纪的历史著作的结构。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西 方学术风向发生了新的转变。跟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西方 史学界也出现了 “语言学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倾向。根据詹金斯的看法，后现代历史理论 的矛头既指向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 as upper case),也针对以具体历史事 件描述为主的学院派小写的历史(history as lower case),但却以解构大写的历史为主要任务。 积极推动西方元历史崩溃的激进理论家包括德里达、拉康、利奥塔、博德里亚、斯皮瓦克 (Spivak拉克劳(Laclau)、吉罗克思(Giroux)> 罗伯特•雍(Robert Yong)> 钱伯斯(Iain Chambers)等，其中以利奥塔最具代表性。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将后现代主 义界定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他所说的“宏大叙事”主要指的是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一 般理论，比如，关于理性和自由持续进步的启蒙故事，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在阶级斗争中 不断增长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等等。在利奥塔看来，这些所谓的“元叙事”并非奠基于“客 观事实”之上，它们毋宁是强加于过去之上的先验“理论”，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以解构 小写历史为己任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包括巴尔特、福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凯尔纳、 伯克豪尔佛(Robert F. Berkhofer)、琼•司各特(Joan Scott)、迪亚娜•埃兰(Diane Elam)、 戴维•哈伦(David Harlan)、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人，其中海登•怀 特的理论最具影响力。这些历史理论家既高兴地看到大写的元历史的崩溃，也希望这个洪流 把小写历史或专业历史的神话冲垮。因此，他们表现得更加激进，更加具有破坏性。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都是“元历史的”虚构，亦即有关过去的理 论建构。像其他建构物一样，它们归根结底都是规划各自领域的独断方式。由此，詹金斯得 出了 “历史终结”的结论。当然，对于詹金斯来说，这种“历史的终结” “并非(必然)是 历史本身的终结，而是大写和小写历史用以表达我们最近西方历史的各种形式的终结。简言 之，那种现代性用以构思过去的特殊方式终结了，那种大写和小写历史理解过去的方式终结 了。”①
二、国内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后现代历史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受到了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 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最近几年，学者们针对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有关“语言学转向”、历史 叙述、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关于“语言学转向”的研究
韩震先生是国内积极关注历史哲学中这一最新动向的学者之一。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开 拓性研究对我的论文有直接的影响。他在不同著述中对几位后现代主义者有关这方面的思想 多有论述。先生指出，巴尔特通过对历史话语的结构分析，抹平了历史语言和小说语言之间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 p. 8.
的区别。①在德里达那里，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掩盖着，而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 掩盖着。语言是横在真相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符号只是代表历史事件或过程，并非就是 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人们以为是真理或真相的东西无非是无休止的符号游戏而已。②海 登•怀特和詹明信不约而同地研究历了史著作中的比喻(tropes)法问题。尽管程度不同，但 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愈来愈多地渗透进历史学。先生还指出，话语分析与文本分析是密切相 关的，在历史学中二者更是不可分离。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之中，每个事物都可以被当作一 个文本来规定，而且这个文本是以缺乏任何具体而又确切的内容为特征的。绝对交互文本的 关系蕴涵着对历史因果规律的可能性的绝对背离和否定。③
在韩震先生看来，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对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的确有贡献，因为它们 摧毁了朴素实在论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洞见。这一崭新理论的出现打破了僵化 的史学研究模式，开拓了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但是，论者并没有被这些眼花缭乱的语言 学分析策略所迷惑，而是对他们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语言分析特别是后现代 主义的语言分析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缺乏建设性维度。虽然语言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和语 言对人们的生活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语言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它与社会经济现实、阶级 状况和意识形态是纠缠在一起的，其中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分 析局限于语言的狭隘性，把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都归结为话语，这反映了话语分析在历 史认识和社会批判活动中的无能和本质上的轻浮。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但人的实践活动是 语言的根基和动力源泉。④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看：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对象，就不可能有 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没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⑤
陈新先生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论者介绍了波科克、赫 克斯特和帕卢奇等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历史哲学家对历史文本的语言分析。论者着重介绍了海 登•怀特的《历史的重负》和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两本书中所包含历史文本分 析理论。怀特把历史叙事看作是再现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 对叙事所采用的传达叙述者意图的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他发现，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 要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论者正确地指出了怀特隐喻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并认为， 怀特实质上是将历史纳入艺术的范畴。巴尔特以一位结构主义者的特有方式，通过对历史叙 述行为和历史话语形式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令历史学家们愤怒的结论：追求客观历史话语的 历史学家与精神病患者的话语表达上是类同的，历史叙述方式与小说、虚构故事的叙述方式 没有根本的区别。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语言哲学在历史叙述研究中的作用已不可避免。⑥
另外，张永华⑦、王岳川⑧和李宏图⑨等几位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学的“语言学 转向”进行了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⑤韩震：《关于三大历史概念的哲学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⑥陈新：《20世纪60年代转向语言学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
⑦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⑧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⑨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二）关于历史叙述（叙事）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历史编纂史中，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式微再到勃兴的曲折过程。在后现 代语境下，历史叙述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发展过程， 国内学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
韩震先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阐述，并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论者指出，现代历史学以自然 科学为榜样，力图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做出科学的说明。历史学越来越向社会科学的方 向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科学解释 的成绩让人躲避叙述形式，贬低历史叙述的作用。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自 20世纪70年代始，随着西方学术进入后现代时代，出现了某种复兴叙述而贬低解释的迹象。 在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和凯尔纳等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看来，历史编纂不可能超越叙述， 如果叙述不能形成，“历史”也就无法存在。在对这种后现代主义叙述观进行分析和批判的 基础上，论者认为，描述与理解、解释等诠释活动密不可分。理解乃是对叙述的理解，它需 要对叙述中直接表现出来的东西进行解释。如果没有解释，我们不可能通过故事性叙述直接 领悟事件之间的联系。叙述和解释是历史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从整体的意义上，我们 不能过于偏重其中任何一个。在历史编纂和历史理解的关系中，完全可以说：先有历史研究 和理解，才有历史叙述和编纂。①
陈新先生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narrative” 一词进行了辨析。他总结说，narrative 既可以作为名词，意为叙述的故事、叙述的行为；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意为叙事的、故事形 式的。在历史哲学中，“historical nairative”可以有“历史叙事”（强调历史故事）与“历史 叙述”（强调叙述历史的行为）这两种含义，而"narrative history"则通指“叙事史”（以表 现故事为核心的历史作品）。②论者还注意到，“narrative” 一词的涵义已经被后现代历史哲 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加以拓展。③论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对历史叙事 研究引发了对历史叙述行为的研究，从而导致了西方历史哲学界在六、七十年代一次大的变 革。历史哲学从分析的时代步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作为这两个时代共同 的主题，其内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更了。历史哲学由此展示出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认 识论的历史哲学）复归思辨历史哲学（本体论历史哲学）的征兆。④
另外，周建漳先生也认为，从70年代到今天，“叙述主义”思潮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由解释到叙述的话题转换。第二个阶段是海登•怀特等人关于叙述对史学文本的构 成性意义的揭示与强调。该阶段摆脱前此历史哲学认识论分析的路数，将目光投向历史写作、
①韩震：《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②陈新：《历史语言与叙述性》，载《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韩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4页。
③陈新：《历史语言与叙述性》，载《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韩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7页。
④陈新：《历史语言与叙述性》，载《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韩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196页。
历史话语的层面。①严建强、王渊明两位先生也简单介绍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思想及其发 展过程。论者注意到，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具有一种抛弃历史认识论思考，专注于历史著述的 叙述语言分析的倾向，是一种与以历史认识论为基本特征的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不同的 历史哲学形态。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历史学、历史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当 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三)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概 念。后现代主义者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历史文本，还是极力彰显历史叙述，其目的都在 于此。由于这一主题关系到历史学自身的性质和合法性问题，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 高度关注。
李幼蒸先生从史学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后 现代主义者看来，由于现实只能通过语言媒介来加以呈现，因而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 文本之外无现实。李幼蒸认为，这一论点在形而上学层次上听起来颇为有理，但在社会历史 的经验层次上却没有合理性。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只须提供相对于其 “适切的” (relevant)方面的和在历史语境中具有合理精确性的、实用上可接受的真理即可。 论者提醒人们，如无一种实在论的制约，没有了客观实在，科学活动即会为艺术性活动所取 代，思想会被归类为诗歌，伦理思考也会随之消失。没有坚实的伦理根据，政治无政府主义 和霸权专制主义都将是合理的了。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者对古典历史文本怀旧式的青睐，论者 建议人们要多关注当代的历史作品，因为后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广泛、更精确的知识。 他坚信，随着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终究会发现那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也将会更完整 更清楚地掌握历史发展过程。③
韩震先生指出，60年代的历史叙述研究做出了转向语言学的尝试后，自70年代开始， 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历史叙述研究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即必须表明自身批判历史实在论 的鲜明立场。当海登•怀特、巴尔特的历史叙述研究明显表现出要将历史叙述纳入艺术的范 畴时，其思想中的反历史实在论要求是不言而喻的。④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韩震先生坚决 捍卫历史事实的实在性。对于语言和历史的关系问题，论者认为，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 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才是历史语言。⑤历史叙述不能完全复制真相，但也不能离开真 相。历史叙述只能用语言展示真相。⑥当然，论者也不赞同那种朴素的客观性观念。在他看 来，后现代历史哲学戳穿了客观性历史知识的神话，确认了客观性知识中的主观性，从而深 化了历史学研究。历史学不是要简单地摆脱各种主观性的干扰，而是应该在考虑这些主观性
①周建漳：《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概观》，《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②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8-262 页。
③李幼蒸：《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
④韩震主编：《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15-216页。
⑤韩震：《关于三大历史概念的哲学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⑥韩震：《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干扰的基础上，重构包含着主观性的客观的历史知识。①
赵世瑜先生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表达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 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中国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这一史学思想强调纯粹的 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类似于西方的实 证史学，都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相对立。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把史料等同于文本从而抹煞史料 和史实的做法，论者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表示了谨慎的同情。根据论者的观点，我们不能抛 弃史料，但也不能忽视史料的文本性和意识形态性。对于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 说，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 局限而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因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认识一定客观。②
陈新先生指出，现代史学所实际应用的检验历史真实性的标准是坚信过去客观存在的理 想，而不是实践的效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史学才真正坚持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后现代史学将客观存在问题搁置起来，仅仅追求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要根据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和伦理实践来检验。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人们 随时都在把握真实，真实也随实践的效用不断在变更。这种个人层面上的相对主义既优越于 导致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也优越于那种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层面上 的相对主义。论者还对后现代史学拉近文学和史学之间距离的做法表示了理解。他指出，当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虚构时，它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而是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 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这种形式上的创造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达人们的理解。③
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已认识到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客观性概念所构成的威胁。对 后现代历史哲学颠覆客观性的做法，学者们既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抵箱，也表示了一定 的同情和理解。
三、迎接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
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1993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 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一种无孔不入的学术话语”。④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了极个别 蒙昧主义者之外，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卷入到了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的对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 争论中。在当今西方历史学界，经过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 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信不疑了。大部分历史学家们已经不再相信：真相就埋藏在文献之中， 一经大白于天下，就无需再去费力劳神了。在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看来，对于历史学来说至关 重要的是话语，而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客观性。以对原始资料的严格考证为基础的科 学历史观受到了猛烈抨击，历史学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质疑。当今的西方历史学界笼罩在一 片悲观怀疑的气氛中。思想史家哈伦(David Harland)在1989年撰文说，历史研究正在经
①韩震：《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②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③陈新：《实践与后现代史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④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me,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5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5 ", Social History, Vol. 18(1993), p.221.
历一场“广泛的认识论危机"。①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History)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也认 为，“历史的科学基础与文化基础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历史本身也就从这两个根基开始动 摇了。”②另一位历史学家斯皮格尔(Spiegel)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旨在解构历史，从而 损害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③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指出，历史主题的合法性正面 临着一次理论上的挑战。④但是，挑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后现代 主义剥夺了历史学的传统合法性及其存在理由，历史学家还面临失业的威胁。⑤很多历史学 家开始为自己学科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心。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荷兰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宣 称，“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秋天到来了。”⑥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断言，“当代历 史学自身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因而也理应成为后现代主义取代的对象。⑦詹金斯也认 为，“我们已经到达了现代历史观的终点。”⑧他还说：“今天我们生活在后现代性的一般状 况中。我们对此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赞 成也可以反对的立场；后现代性就是我们的状况：它是我们的命运。”⑨对于后现代性是否 是我们今天的必然状况，是我们的命运，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论，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就是：后现代思想已经无处不在，它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冲击着传统观念。具体到历史学领 域，历史客观性、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因果规律等传统史学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揶揄，历 史学的合法性和自律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如何看待后现代史学所提出的问题？ 如何面对它对历史学的挑战？这已经成为了每个关心历史学前途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国外，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些历史学家漠然处之，一如既往地从事自己的传统 撰述和研究。美国中世纪研究家帕特纳(Nancy F. Partner)在1995年撰文指出，“以语言为 基础的批评模式在史学界造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动荡，但它并没有对学术实践产生实际的影 响。”⑩1994年，英国历史学家弗农(James Vernon)指责他的同行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后现 代主义的冷漠和对自己工作的自满。他注意到，“在其他地方，当历史学家们正在讨论20 世纪90年代在撰述社会史方面所出现的问题，甚至正在讨论在后现代时期撰述'历史'的 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社会史》第50期的社论竟公然宣称'社会史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机。'” 11 1991年，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也指出，在美国，“历史学家远没有受到
①David Harl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581.
②［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页。
③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mism,,5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195.
④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71. 一
⑤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p.69.
⑨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5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1989), p.149.
⑦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55, Social History, Vol. 20(1995), p.73.
⑧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35.
®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 6.
⑩Nancy F. Partner, "Historicity in an Age of Reality-Fic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95), p.22.
11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p.81.
围攻，史学界的高层学者们似乎对外面嘈杂的乐队无动于衷，尽管一些高贵的围墙已经坍 塌”；而在英国，对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的反应“并非十足的敌意，而是完全的冷漠。”①他 还抱怨说，很多历史学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时代思想史的变化，不能够及时回应后现代主义 对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提出的挑战。②
另有不少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历史观持一种完全抵触的态度。埃尔顿生前曾对后现代历史 观进行过全面而有力的抨击。他将后现代主义斥责为“险恶的”、“破坏性的”、“荒谬的”和 “无意义的”，认为它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异端邪说，是一种无聊的虚无主义的病毒，极大地 侵害了相当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他坚决主张，为了历史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挽救无 辜的年轻学者，应该向那些把历史研究混同为文学批评的人们宣战。③其他历史学家也向人 们敲响了警钟。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提醒人们说，如果任凭后现代主义的泛滥， 历史学这门学科将濒临灭绝。④撒姆尔(Raphael Samuel)表明，他完全不能接受历史是历 史学家的发明和虚构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观点。⑤马维克(Arthur Marwick)也担心，后现 代观点会对严肃的历史研究造成危害。⑥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国内学者也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
俞金尧先生虽然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表示了自 己的困惑和怀疑。基于现代主义的立场，论者认为以往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基本上是我们 应当依靠和继承的传统。⑦张永华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问题无疑是很具 有启发意义的，但论者同时也认识到了后现代历史观所暴露的一些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矛盾。 论者认为，西方文化不能把历史学带出主、客二分的迷宫，也许中国人的智慧在这点上能做 出一些贡献。⑧
陈启能先生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否定“实在(现实)”的做法也表示怀疑，但仍然认 为，“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启示的，它触及到了历 史学和历史认识中的根本问题。在论者看来，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弥补了分析 的历史哲学仅仅注重历史认识而忽视历史表述的不足。后现代主义把历史认识中的难题以十 分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这必然会使历史学家更积极地探讨这些难题，在史学理论领域和历 史研究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新的尝试。⑨
韩震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这并不是完全放弃学术界千 百年积累和锤炼出的原则的充分理由。后现代主义很可能像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流派一样，完 成使命后就成为昨日黄花，但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的原理不仅是相对稳定的，而且经过调节更
①Patrick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5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204-205.
②Patrick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81-85.
③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pp.27-49.
④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 (1991).
⑤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II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 (1992), p.220.
⑥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5.
⑦俞金尧：《令人困惑的“后现代”》，《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⑧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⑨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之《绪论(续)：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年版，第40-41页。
为完善了。我们不能来一次“新”主义，就改换一次门庭，但我们可以从任何一次思潮中获 取它们积极的有效成分。为了我们学术上的进步，我们应当对每一思潮采取过雁拔毛的政策， 但我们不能跟着他们飞来飞去，忘掉自己独特的追求。①面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挑战， 论者既不同意完全接受的观点，也不赞同一味拒斥的立场，而是采取一种批判地吸取的态度。 在论者看来，我们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综合性视野，接过后现 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观性原则，将其纳入更高层次的理解系统之中，使主观性原则成为服务 于新的客观性原则的要素。②
赵立行先生认为，我们可以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对对历史的本真、历史发展、历史的 未来、研究历史的角度等许多方面，甚至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形 成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不可能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但是至少 促使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进行区分，在历史的历时性和现实性之间做出选 择，对权威和史料本身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 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③
刘北成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给史学留下的并非是一片破坏的废墟，而是别样的视野， 从而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史学扩展到种族、性别、性征、疾病等 等领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这种转变当然是新社 会史学、新文化史学、人类学等等共同促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已成为西方历史 学的一个建构因素。④
张耕华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之一， 是它深化了人们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联想。后现代主义客观上为史 学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对此，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借鉴其某些内容为我 所用，并洞悉其某些消极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后现代主义为我们重建历史学提供 了一个大好契机。后现代主义带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思索、探讨的出发点。 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应该对新的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 或意见。⑤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态度上，国内学术界是清醒的和理性的，基本保 持了一种成熟健康的心态。绝大部分学者虽然不赞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极端立场，但是主张 认真反思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积极同他们进行交流和对话，以深化和丰富我们 对历史学的认识。
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许多观点都是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应用于历史学的结果。 为了消除后现代主义带给历史学的混乱，而拒绝文学批评和语言分析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 的。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一直是在同其他学科的互相交流和学习中成长起来的。19 世纪，兰克创立了资料考证方法，但它的基础是文献学。以后，历史学不断从经济学、社会
①韩震主编：《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77页。
②韩震：《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③赵立行：《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④刘北成：《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⑤张耕华：《叙事研究引出的新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学、人类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那里获取资源和动力，从而极大地促进 了自身的发展。因而，历史学家将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做法无 可厚非。因此，我们不同意文殊特尔(Keith Windschuttle)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批评家和社 会理论家正在“戕害历史学”、“谋杀我们的过去”。①
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应该充分利用包括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相关 资源，拓展研究视野和路径，开辟出一块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历史学家没有必要把后现代思 想看作洪水猛兽，只要他们保持审慎明辨的态度，对这所谓异端邪说进行一番认真研究，他 们会发现，这些思想不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面目可憎，而且还能够对历史学的完善和发展 有所助益。而且，从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视角出发，后现代主义者也的确提出了一些新的问 题，比如，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真理的复杂性和相对性以及区分事实和虚构的艰 难性等问题，它们可以激发历史学家去重新检讨自身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对这类历史问题的 思考还可以引导人们去反思诸如社会如何能够获得客观确定性这样一些更大的问题，从而为 社会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借鉴。
我们还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回答后 现代主义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我们可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 代气息。也只有在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哲学的斗争或对话中，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得到发展。 在这一方面，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为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杰姆逊并不一味排斥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意见，相反，“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 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著作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 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② 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应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种态度。当然，我们的目的是在与后现代主义的 辩证张力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应该在与批评者的对话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 场。
无论如何，某种思潮流行蔓延的事实并不是我们全盘接受它的理由。某些理论观点，无 论它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中如何显赫，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的情况来进行评价，不能仅仅因为它 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对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 我们同样也应该根据其自身的情况来对它进行冷静地分析和批判。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 最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由于认识到传统历史学的弊端，就彻底放弃对历史客观性 和真实性的追求。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无论是漠然处之、攻击谩骂，还是随波逐流、全盘 接受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利于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遵循“批 判的扬弃”的辩证原则，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偏颇视野，融合后现代主义所揭示出来的 新的主观性因素，构建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性原则。
①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②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4.
四、论文的逻辑思路与叙述结构
该论文是对后现代历史哲学挑战的一种回应。一方面，我们要为大写历史（包括被后现 代主义称为元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证明作为书 写形式的小写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文中，我主要考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小写历史的批 判和解构策略，并对之进行反批判。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者对小写历史的解构形成了整个 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部分。后现代历史哲学通常又被称为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或者语言学的历 史哲学。另外，如果我们能够对解构小写历史的后现代主义做出有效的批判，也就在某种程 度上维护了大写历史的合法性。根据詹金斯的观点，由于小写的历史往往以大写的历史为前 提，因而大写历史的崩溃导致了小写历史的消解，前者的瓦解间接地影响到了后者。对于这 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并不赞成詹金斯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这种单向因果关系。在 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层面上对小写历史的消解如果不是导致了大写历史的崩溃， 起码也加速了这一崩溃过程。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致力于解构小写历史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包含两个主要论点：
第一个论点是它的泛文本主义。根据这一观点，过去不可能是历史认识的对象，或者更 确切地说,过去不可能成为历史陈述和表述的指涉物。这些陈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过去， 而是其他的并且总是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完全切断了历史知 识和过去实在的联系，从而不仅将历史著作消解为文学，而且也把历史本身还原为文本和话 语。
第二个论点是它的叙述主义或修辞主义。它把历史叙事创造过程中的优先权赋予语言的 规则和语言用法中固有的转义或修辞格。根据这一论点，文学作家创作的虚构故事和历史学 家撰写的历史叙事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两者一方面都是由语言构成，另一方面都遵循 同样的修辞和叙事规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叙事的情节、叙事在历史事件之间设定 的联系、历史叙事所表达的阐释和解释，都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建构，是由历史学家强加给过 去的，本身并没有外在的证据和事实根据。从叙述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所采用的转义 和文学策略预示和决定了事实的视阈、阐释和意义。这样，历史叙事和文学家的虚构叙事之 间的界限就被抹平了。
总之，批判小写历史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决定论”，它采取的是一种 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其目的在于彻底掏空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的论 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 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以上论点和论证策略也就决定了我这篇论文的主题和叙述结构。我们 承认历史著述包含文本、叙事和修辞成分，语言在表现历史实在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 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反对将历史事实归结为语言本身，反对将历史实在 等同于虚构或想象。在我们看来，语言能够比较充分地再现过去，历史文本、历史叙事和历 史隐喻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叙述安排上，论文分为五章。
在第一章，我们考察了西方历史学从19世纪规范化和职业化以来的发展历程。在这里， 我们试图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尽管也有那么一批现代著作家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和 想象性，但是，从总体上说来，西方历史学是朝着一个不断科学化和客观化的趋势发展。而 且，在历史学的文学传统和科学传统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它们共享一种实在论前提， 也就是说，它们都承认历史学的目的乃是追寻那真实的人类过去。正是这种有关历史客观性 和真实性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本章为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勾勒了一个 思想背景。后现代历史哲学一方面是对科学历史观的彻底颠倒，另一方面也是对历史文学传 统的过分夸大。
在第二章，我们正式进入对致力于解构小写历史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探讨。我们首先介 绍了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演化过程及其基本观点，然后考察了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语言哲学对 历史学的影响。后现代历史语言观完全掏空了历史过去的实在性和客观性，将其完全置换成 一种“唯美主义”话语装置或“快乐主义”的文本游戏，极力强调历史学在语言形式上的虚 构性或想象性。在充分论述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我们对这种后现代历史语言 理论进行了批判。针对后现代主义者将事实文本化的观点，我们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 认为历史事实是过去已经发生并能通过历史遗迹加以证实的客观实在。话语和文本不等于事 实，也不能构成过去本身。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倡导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在马克思 主义看来，语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现实的交往活动。这种语言观反对将语 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王国来看待，认为语言和意识一样，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能够在 实践中获得对实在的有效再现。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是我们理解历史语言的有效指南，也是 我们反对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力武器。根据这种语言观，历史文本和话语是在历史学家认识历 史的媒介或手段，亦即历史意识的直接现实。一句话，历史语言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需要 说明的是，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也同样适合于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和 隐喻理论的批判。因为，在后现代视野中，叙事和隐喻乃是两种紧密相关的语言形式。
在第三章，我们考察的是历史叙事问题。20世纪后半叶，叙事在西方历史学中出现了 某些复兴的迹象。我们把历史叙事这一复苏和发展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叙述。第一个阶 段是由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发起的对叙事的解释功能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表现出背离科学解 释模型的倾向，但是研究者们仍局限于认识论范围，并以实在论作为他们共同的前提。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史学领域出现了 “语言学转向”，对历史叙事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 段，亦即后现代研究阶段。作为一些彻底的反实在论者，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除历史叙事和 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否认叙事再现历史实在的任何可能性。接下来，本章对这种极端相对 主义叙事观进行了批判。我们首先论证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分析了历史叙事和 虚构叙事之间的异同，然后说明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元叙事的正当性，最后提倡构建一 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元叙事。
在第四章，我们探讨的是历史隐喻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隐喻，我们首先在本章第 一节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对隐喻的不同观点。按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将这些观点划分为传统 隐喻观和后现代隐喻观，其中夹杂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论。后现代隐喻观否认隐喻的 认知功能，因而是一种极端怀疑论观点。在第二节，我们讨论的是后现代历史隐喻观，它是 后现代隐喻理论应用于历史学的产物。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转义理论以及凯 尔纳等人提出的规则隐喻理论。根据后现代历史隐喻理论，不仅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是隐喻 性的，而且历史学家描述历史过程的方式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都受到几个主隐喻的左右。而且， 由于隐喻具有内在的虚构性或想象性，因而历史陈述不可能是真实的。针对这种反实在论的 历史隐喻观，我们在本章的最后进行了批判。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说明了历史隐喻 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最后，我们特别分析了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被有些人称为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建筑”隐喻，并论证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五章是结语。在这里，我们首先用具体事例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写作所造成的正 负两方面的影响，接下来探讨了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历史学是 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一个主要策略就在于取消历史学 的科学性，并将它等同于一种文学想象。在分析和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争论之后，我 们强调，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我们呼吁超越狭隘的文学视角和科学视角，构建一套合 理的跨学科的历史研究路径。最后，我们探讨了当今学术形势下的历史客观性问题。我们认 为，朴素的客观主义正确地坚持了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原则，但是却把历史语言与历 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而后现代主义者从分析历史语言入手，把 历史学的主观性因素完全抖落了出来，从而深化了历史学研究，但是，他们却抽象地发展了 这些主观性方面，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我 们正确地看待历史客观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五、选题的意义和贡献
（一）试图进一步推动国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
在当今西方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历史哲学仍然属于一种颇有争议的前沿理论，我们很难 对它的发展前景做出准确预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纷争之后，它也有可能会趋于沉寂， 而成为昨日黄花。但是，至少从当前的西方史学理论界来看，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个比较火 爆的话题，当今西方大部分历史学家和不少哲学家都卷入到了这场争论中。自它诞生之日起， 后现代历史哲学已经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和实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最近几年，大量有关后 现代历史哲学的著述问世，促进了这一新潮理论的传播与发展。90年代后期，后现代历史 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并受到了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学者们根据外 文资料和为数不多的几部译著，对后现代历史哲学展开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总的说来，国内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重心主要放在对后现代 历史著作的译介工作上。对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仍缺乏系统的研究。
论文试图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为整体上仍比较薄弱的国内 历史哲学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以翻译海登•怀特的《形式的内容》为契机，搜集了大 量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一手资料。在广泛阅读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在导师的点拨和指导下， 我选择了 “历史与想象”这个论文题目。论文紧紧围绕“历史想象”这个概念，主要从历史 文本、叙事和隐喻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后现代历史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比较 客观地勾勒出了一幅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全景图，以期为国内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提 供一种参照。
（二） 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做出反应，捍 卫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后现代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将历史著述仅仅还原为文本和话语，过分强调历史语言的独立性和非 透明性，从而消解了历史著述的客观性，瓦解了历史著述的唯物主义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 看作是一种“宏大叙事”，亦即一种故事和虚构，从而试图消解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过 程的真实描述；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仅仅看作是一个主隐喻，从而否认它解释社会 基本结构的有效性；片面强调历史认识和历史语言的主观性，掏空了它们的客观性。
针对后现代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诘难，论文做出了相应的回击，以期捍卫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一些尝试性工作。论文认为，在语言与 实在、文本与话语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坚决捍卫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同包括后现代主义 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语言观划清界限。在第二章的最后，论文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借 鉴一些对历史语言的最新看法，试图探索出一种新型的历史语言理论，以期针对性地应对后 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论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并非像后现代主义 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虚妄的元叙事。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元叙事，它所讲述的也 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实故事。在面向未来的元叙事的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如 果不是唯一的选择，最起码也应该成为新叙事的最重要指导或参照。论文认为，虽然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通过一个隐喻表述的，但它并非全然是一种想象性的修辞策略。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的隐喻真实地描述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内容的历史发展过 程。论文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虽然充分揭示出历史语言的主观性因素，从而深化了历史研 究，但是，他们的语言决定论的无法担当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任。唯有在实践基础上的主观 性和客观性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认识理论，才能为我们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提供正确的 指南。
（三） 在个别主题的研究上，论文力求有所突破或创新。
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反叛,尤其是对其真实性和实在论前提的 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对其文学传统的一种过度延展。因此，在讨论后现代历史哲学之前，第 一章首先介绍了西方历史学自19世纪规范化以来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它的科学化和客观化 的特点，并论述了一批现代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历史想象的强调。这就为 坚持极端反实在论立场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做了铺垫，从而增强了论文的历史感和立体 感，也便于我们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张力关系中真正把握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特点。
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先驱,他的反理性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后现代历史哲学具有直接 的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国内学者却多少忽视了对尼采有关思想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后现 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因此，在论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我们分别对尼采 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观念、审美主义语言观和反实在论的隐喻观进行了考察，从而完善了当前 国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
国内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的“语言学转向”和历史叙事的探讨上， 疏于对历史隐喻的研究，而海登•怀特等人的历史转义理论可以说是他们的整个史学理论的 核心。因此，在全部第四章，我们从介绍基本的隐喻理论入手，结合历史上哲学家对隐喻的 看法，对后现代历史隐喻理论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并对之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论文在这 方面的工作可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国内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
六、题目释义
根据《鲁特莱治哲学百科辞典》，作为名词的“想象力"（imagination）和作为动词的“想 象”（imagine）都有多重含义。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想象力”来表示人类心灵构造事物形 象的能力。但是当我们说某件事做得很有想象力时，这里的“想象力”指的是某种程度的独 创性。至于作为动词的“想象”，我们并不总是用来指人类心灵创造事物形象的活动，有时 我们还用来表示惊奇（比如，“想象一下吧！ ”、“难以想象！”等）。西方人有时还用它来描述 一种人物形象，表示一种看法CTd imagine that Jack was responsible” ［我认为杰克还是挺负 责任的］）；表示一种错误观点（"He imagines that Mars is the planet closest to the sun”［他竟然 认为火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等等。①根据《牛津哲学词典》的定义，想象力是人类心 灵重现或者创造印象的能力，也是人类心灵创造和重演可能发生的情景、以特殊方式综合知 识以及创设思想实验的能力。②在芒斯罗（AlunMunslow）看来，想象力是人的心灵所具有 的一种创造非真实事物的能力，即创造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的事物的能力。③他在这里主要 指的是历史想象力。
在论文中，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想象”与“历史”的关系。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 已经证明，想象力对于历史阐释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现代著作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想 象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历史想象的客观性问题。
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中，我们考察了几位现代著作家对历史想象的看法。他们提倡的是一 种推论想象或认知想象，它介于科学想象和文学想象之间。他们主要是借助于想象力来构想 过去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事件发生的情景。一般说来，现代历史学家基本上都能认同历史 想象和文学想象之间的区别。他们并不赞成对想象力进行毫无节制地运用，它的发挥必须以 不损害事实的真实性为前提。在他们看来，合理的想象不仅不会削弱历史阐释的真实性，而 且还是再现过去的实在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想象中包含着真实。他们反对历史学中的科 学主义，但是并不完全拒斥科学理性或逻辑推理。
我们在第二、第二和第四章中探讨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想象的看法。与现代著作家 不同，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一种虚构的历史想象。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著述完全还原 为一种“唯美主义”话语装置或“快乐主义”的文本游戏，极力强调历史学在语言形式上的 虚构性或想象性；他们把历史学家的陈述全部等同于虚构叙事，否认历史叙事再现过去实在 的任何可能性；他们或者将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归结为一种的隐喻结构，或者把历史著述彻
①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Craig (London & New York, 1998), pp. 705-708
②［英］布莱克波恩编，《牛津哲学词典》(英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87页。 ®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124 底归结为几个主隐喻，从而彰显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或想象性。总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历史文本、历史叙事和历史隐喻都是一种虚构或想象。
第一章 实在论语境中的西方现代历史学
历史学这一人文领域是一个争论不息的领域……它受两种敌对势力的统治…… 它不是由它的两位统治者：理性和想象平分治理的，而是交替地落入两位统治者的独 裁之下。它一会儿是理论，一会儿是故事。
——［英］T.B.麦考莱
在西方学术史上，直到19世纪初期，历史学始终被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从19世纪 中叶开始，在科学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西方历史学进入了职业化和规范化 的进程。20世纪早期，历史学家曾对发现历史真理的信念产生过动摇，科学历史学的观念 也受到了质疑。但是，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历史学是一个逐步科学化和 客观化的过程，历史学几乎成了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演练场。这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存在一定的 差别。19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一种叙事的、面向事件的历史学，而20世纪的历史学采取 的是一种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都致力于追 求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崇高梦想”。20世纪的历史学反对旧式的研究路数，并非因为那是科 学的，而是因为那还不够科学。
但是，历史学的文学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科学对历史学的塑造最为强劲的 时期，也仍然有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和想象性。更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人文主义著作家在坚持文学传统的同时，并不忽视对过去客观性的追求。他们 与科学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共享一种实在论①的前提和语境：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 和确实发生过的事。
第一节走向科学化的西方历史学
一、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与科学主义
在西方学术史上，直到19世纪初期，历史学始终被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这并不是 说，历史学的唯一功能是消遣，恰恰相反，它的主要目的乃是实用。罗伊•伯特(Roy Porter) 指出，在吉本(Edward Gibbon)时代的英国，“历史编撰是通过显示自己的有用性，通过表
①一般说来，实在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宇宙、世界、事物和事件等客观物质对象不依赖于我们在思想 和语言中对它们的再现而存在。
明自己能够根据事例进行教化或者为政治和宗教论争提供论据来巩固自己的生存地位的。”①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吉本等少数几个有稳定收入的历史学家以外，大部分历史学家首 先面对的是生计问题。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有一个好的销路,历史学就必须重视它们的可读性。 因此，从希罗多德到麦考莱或米什莱，文学方面的考虑始终萦绕在历史学家的心头。对于历 史学家来说，运用修辞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历史学进入了职业化和规范化 的进程。在科学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为历史学争取一种科 学的地位。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都分享着各种专业化科学家的那种乐观主义。兰 克等历史学家也像其他科学家们一样坚信：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他们可以 “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去建构过去。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 促使历史学成为一门有别于哲学和文学的独立学科。在一部书的前言中，兰克写道：“人们 已经将一种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指导现时的职责赋予了历史学，我的这部书却不敢 存此奢望：它只是想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②也就是说，过去不能根据当前的标准来 判断，而只能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评判。第二、他决心去除后人附加在过去上面的虚饰， 依据事情的本来面目呈现过去，按照过去人们理解自己时代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第三、这也 许是兰克最重要的一项贡献，那就是，他将当时的文献学引入了历史学研究。兰克认为，历 史学也应该像文献学家那样，从历史记载中根除伪造和歪曲。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原始资料” 和“最纯粹、最直接的文献”，而不能依靠回忆录等“二手资料”。只有在搜集、考订和证实 了所有能得到的资料后，历史学家才有可能精确地重建过去。文献学技巧之应用于历史资料 的研究是历史学上的一大突破。兰克的这些原则仍然是今天西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基础。这 种资料考证的方法在当时也被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技巧，它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学 获得了合法地位。
19世纪后期，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或规范化在西方各国逐步开始形成，其标志是产生了 一批以历史研究为终身职业的史学家。在以往，历史学家多半是业余性的，以军人、政治家、 外交家居多。而兰克及其弟子则开始以历史研究为业。他们的治史态度和方法也影响了西方 其他国家的历史学。比如，美国的不少历史学家受到了兰克学派的训练，在德国获得了历史 研究的终极学位。历史研究专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历史专业学会的成立和历史专业刊物的出 版。德国在1859年发行了《历史杂志》(HistoFischeZeiischFift),法国的《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则出版于1876年。然后是意大利的《意大利历史评论》CRivista StoricaItaliana, 1884),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和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895)o历史专业刊物的出版表明，历史学家的写作对象有了 改变，从面向大众到面向同行。这在一方面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但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 历史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容易使得他们固守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里面，与外界不再发生紧 密的联系。
西方历史学职业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科学化和客观化的过程。在科学发展和
①Roy Porter, Edward Gibbon: Making Histor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p. 17.
②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57. 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为历史学争取一种科学的地位。法国历史学 家富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在1862年宣称：“历史学是而且也应该是一门科学。”①他 所理解的科学严格说来是归纳性的。在他看来，文献中包含着事实，等待历史学家去发现， 如同夜空中闪烁着星星，等待天文学家去发现一样。只要历史学家运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并 在研究过程中消除自己的个性，他终将能够发现事实真相。当时一部很流行的有关历史研究 方法的入门书这样写道：“当所有的文献都被知晓，并经过了运用这些文献的操作过程之后， 考订的工作就要完成了。对于一些文献不足的古代时期来说，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考订工作 也将在一两代之后终止。”②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界，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信念。比如，在19 世纪70年代，当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普朗克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他的教授提醒他 说，那将是浪费时间，因为在这一领域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了。③
法国历史哲学家泰纳(H.Taine)最崇高的理想是把历史学变为自然科学。泰纳非常强 调科学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他不承认在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之间有任何差别。他在《英国文 学史》的导论中说：“事实是物理的、还是道德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它们都有各自的原因。 有一种志向的原因、勇气的原因、诚实的原因，正像有一种消化的原因、肌肉运动的原因和 体温的原因。像飢和糖一样，恶和善也是产品。每种复杂的现象都起源于它所依靠的别的更 简单的现象。让我们寻求道德性质的简单现象，像寻求物理性质的简单现象一样。……这里 也有重大的原因，因为它们是一般的、永久的原因，是存在于每一时刻、每种情形、每个地 方中，并且总是起作用的、不可毁灭的，是绝对可靠的最重要的，因为阻碍这些重大原因的 偶然事件是有限的、部分的，最终是顺从了这些重大原因的力量的单调的、连续的重复；在 这样一种方式中，事物的一般结构和事件的重大特征就是它们的产品。”④在泰纳看来，特 定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种因素是全部历史生活的基本条件，它们足以解释每种个别事件 的一般的历史原因。一旦确定了这些原因，我们就能理解历史，就能知道历史的最终动力， 就能从这些原因推论出结果，如同在一个物理学家根据万有引力的一般理论推出行星的运行 轨道或一个落体的运动那样。泰纳进一步主张，在历史中，如同在别的科学中一样，我们必 须抵制任何价值判断的诱惑。⑤
柯林武德指出，“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长姊，即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之下成长起 来的。”⑥伊格尔斯也认为，使19世纪的历史研究成其为专业化的核心的，“是对历史学的 科学地位的坚定信念。”虽然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大不相 同，因为，前者追求的是概括化与抽象定律的形式的知识，而历史学家们处理的是人类社会 的种种价值和风尚，然而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分享专业化科学的那种乐观主义。对于历史学家 们也像对其他科学家们一样: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作为科学规范的历史学“蕴
①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179.
②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ro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 21.
⑶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37-39.
④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 602-603 o
⑤［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第 595。
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9页。
涵着科学话语与文艺话语、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爱好者双方之间的严格区分。”①
应当指出的是，早在古希腊希罗多德和我国的司马迁时代，人们就有意识地把历史和神 话区别开来，并致力于对过去事件进行真实可信的描述。但是，他们并不曾要求历史学必须 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性。虽然当时的历史学家都力求如实而忠诚地掌握过去，但他们同 时也努力追求一种表现风格上的优美，并把历史学这门行业看作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情况一 直持续到近代。只是到了 19世纪，历史学才被转化为一种专业化了的规范，并被改造成了 一种由专业历史学家实践着的“科学”。
在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家们为何如此钟情于科学方法并乐此不疲地致力于 历史学的科学化事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启蒙理性的深远影响谈起。
启蒙曾经象征着理性、进步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而它当时的科学范式则是牛顿的还 原主义、机械论和决定论思想。19世纪中期，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非 科学的形而上学”埋葬以后，便把牛顿的科学范式推上了霸主地位，使之成为当时各种学科 和话语的标准。孔德相信，他已经成功地发现了一个普遍公式，所有人类文化现象都能按这 个公式排列在一个固定的秩序中。他说：“从对所有方面和所有时代人类理智的发展的研究 中，可以发现一条伟大的基本规律，人类理智的发展必然要从属于它。关于它的证明坚实地 建立在我们的组织的事实中，建立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 的观念——我们知识的每一个分支——都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环境，即神学的或虚构 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②
在孔德看来，发现事物本质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应代之以努力发现存在与事实之间的 一致关系。问题的提法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样”。自然科学的显著进步已令人信服地 证明，科学方法是一切领域都应遵循的方法。科学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与事实 之间的恒常关系，这只能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做到。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只有为实 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这种实证主义的概念和方法不 仅主宰着对物理世界的研究，而且也渗透到对诸如经济学、社会、历史、哲学和心理学等人 文世界的研究中。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都用规律、规则和标准的术语来加以定义和描述。社 会科学家都执迷于一种福柯所说的正规化和规训化的工作。甚至一些反对现代力学的大思想 家也吸收了某些机械论的因素。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认为，有机体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 而不能主动地改造环境，它们也没有任何自决能力。
针对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尼采曾经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从视角主义出发，尼采认为， 世界没有固定的结构，存在是单纯的变化，它是强力的积累和释放。它本质上是一种自足自 适的混沌，我们可以塞入任何我们所需的价值和视角。我们的概念与混沌世界并没有对应关 系，因为世界没有结构。我们的理论只是反映了我们需要的解释，是一种视角。他说：“实 证主义坚持现象中'只有事实'，与之相反，我要说：不，恰好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我们
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2页。
②转引自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591 页。
不可能确定事实本身：这样做的尝试也许是毫无意义的。”①没有哪一种视角能够享有独尊 的地位，因为认识论中根本不存在一种对混沌世界的独尊的认识方式。世界的意义需要人来 置入，需要根据自我创造的目标来设置一个目的，形成一个自我的世界。②世界的价值在于 我们的解释。尼采认为，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的只是解释。我们永远不可能拿一个 概念、一个词或一个符号同一个外物进行比较，而只能同别的符号相比较。尼采反对空谈事 实而无视解释和视角知识。实证主义者给一个事物起一个名字，便以为标识了一个事实。实 际上，这只是塞入了一种价值。这个所谓的事实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对事物所做的解 释。人们根据某种需要，把某些相对独立的因素从变化之流中抽取出来，集合在一块，便成 了实证主义者的事实。有些事物被突出强调，有些则被淡化忽略，这全依人的价值需要而定。 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和绝对真理，有的只是对世界的视角知识和解释。只存在经过解释的世界 的文化知识，不存在什么赤裸裸事实的世界之镜。人类知识是具体的历史的。
这样，尼采就把科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他认为，我们无法生活在纯洁透明的空气中， 也同样无法生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纯粹科学中。科学必须回到浑浊泥泞的地面，它必然在尘 世游泳涉水，从而玷污自己的双脚。因为科学本质上具有实际功利性，它必然同某一特殊历 史时期的特殊物质利益相联系。③对尼采来说，知识仅是权力的工具。④解释这个世界的是 我们的需要。我们为了控制世界，使它为我们服务，就需要掌握一些世界的知识。⑤我们通 过概念体系来理解自然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在于自我保存。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 世界的，因而知识的基础是人类的利益。权力意志是一种创造的冲动，理性范畴只是人类实 现功利的一种手段。知识是一种强力，一种描述现实的工具。这就是说，为了使事物较易控 制，以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可以改变范畴。尼采说：“一定物种为了自保和增加其强力， 它在解释现实时必须把握适当数量的可预测的恒定素材，以便在此范围内建立起行为图式。 自保的利益是认识器官发展的动因，它不是某种抽象的理论上的需要，它是不会受骗的…… 认识器官的发展以它的观察足以使我们自保为限。换句话说，求知欲的尺度取决于物种强力 意志生长的尺度：一个物种掌握现实到如此程度，以便支配现实，以便认识现象。”⑥
尼采认为，我们的知识和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仅是人们的虚构，是人 类希望对自然作终极把握的一个梦想。由于所有的知识必然假定一些利益，因而知识永远不 可能是无利害的，视角也是如此。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真理只是一种必要的虚构。正像哈贝马 斯说的那样，科学家在对某一科研对象探究以前，就已经具有了对该对象意义的前理解。在 尼采看来，物理学是对现实的部分解释，而不是一面反映了世界本质规律的镜子。这个世界 自身是无意义的。尼采说：“为了能理解世界，我们必须能够计算它；为了能够计算它，我 们必须有恒常的原因；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这种恒常的原因，我们就自己发明出这种原因一 —原子。这便是原子论的起源。”⑦
①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1.
②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605.
③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74, Bk.5, Sec.293.
④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
⑤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in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一481.
⑥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
⑦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in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624.
总之，在尼采看来，科学是我们从特定视角出发对混沌世界所作的解释，它总是交织着 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纯粹客观的科学是不存在的。科学知识和真理仅是权力意志的工具，是 人类认识世界、支配世界以达到自我保存的手段。
虽然科学主义遭到尼采等人的激烈批判，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并不见减弱。以机械论为特 征的科学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当时尼采敏感地意识到，“迄今为止，在所有对世 界的解释中，机械论在今天似乎以胜利者的姿态处于一个显赫的位置。很明显，它自身具有 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的科学都相信，只有在机械论程序的辅助下，它们才能取得进步和成 功。”①科学成为当时的偶像，科学家成为范导式的理性之人，理性成为维护压迫剥削合法 性的有力手段。科学主义成为一种现代信仰。现代人普遍相信，科学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 科学是唯一的合法逻辑和可靠方法，人类的各种知识将最终统一在还原主义的、一元逻辑的 框架内。
这样，在科学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争先恐后地将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历史 学领域，心甘情愿地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这种历史学的科学化运动风行于19世纪后 半叶，并一直延伸到20世纪。
二、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
进入20世纪，西方历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不同于19世纪的新气象。兰克的历史学思 想受到人们的批判。20世纪初叶，历史学家们开始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 以突破兰克史学专著政治、外交史和军事史的狭隘性。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首先 向兰克史学提出挑战。他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希望他们探索民族的心理。这说明他不 仅具有开放的眼光，而且有意在历史方法论上作一些新的探索，以包容上层精英人物以外的 社会文化史。兰普雷希特还采用和保护了另外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的体系。他尝试着把全部 历史生活归结到几种心理的类型。这些类型在历史进程中以始终如一的、固定不变的秩序互 相跟随着。这种秩序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文化中都保持不变。②
兰普雷希特其实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法国的历史学界受到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 法的强大冲击，不得不有所反应。因此亨利・贝尔(Henri Berr)等人就创办了新的历史杂 志，名为《历史综合杂志》Q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提倡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 以回应这种挑战。在美国历史学界，一个所谓的“新史学” (New History)流派兴起，主要 代表人物有弗里德理克•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詹姆士・罗宾逊(James H. Robinson),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这些新历史学家提倡历史的跨学科研究，以求历史 方法论的多样化，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初期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集中表现在1904年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这 次博览会在美国的圣路易士召开。其中有一个题为“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提倡历史与社会科学联盟的历史学家，包括兰普雷希特、伯里(J.B.
①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 Sec.618.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第 596。
Bury)和美国的新史学家们。①这一 “历史科学”名称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那时历史学研 究的趋向。而历史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历史范围的扩大与走向下层。这里的原因十分 明白。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总的来说比较宽广，涵盖面比较大，因此强调数据统计和分析。 如果要采用这些方法，历史学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研究对象，从上层精英人物的描写转入 对中下层社会的变化。
这一时期，在历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争论。1903年，针对麦考莱 (Macaulay)关于历史是一门艺术的观点，伯里在一次著名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历史学是 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历史学并不是文学的分支。历史学的事实，如同地质学和天文学 的事实那样，可以为文学艺术提供素材……但是用文学的外衣去装扮人类社会历史不过是历 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正如同用艺术形式去表述星辰的故事仅仅是天文学家工作的一部分一 样。”伯里以德国历史学家莫姆森(Theodor Mommsen)为例，指出了作为文学的历史学和 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区别。伯里认为，莫姆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才干不在于他的罗马史中 那些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采，而在于其中他对罗马铭文的详尽考订以及对罗马法律的 专门研究，因为在这一方面他运用了科学的方法。②伯里的这些言论刺激了乔治•麦考莱•屈 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随即撰写了《克里奥：一位缪斯》的文章，针锋相对 地批判伯里的科学历史观。屈维廉认为，历史学不可能发现原因，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历 史学不能称为“科学的”，相反，它是“一种最有可能普遍化的想象性猜测”，有教育价值， 而没有科学的价值。像这篇文章的题目表明的那样，屈维廉强调了历史的文学性质，尤其是 叙事艺术。③以德罗伊森为代表的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也宣称，在运用考订方法研究历 史资料方面，“德意志民族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但是，他们也同屈维廉一样认为， 单单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德罗伊森说：“历史学是唯一一种有幸被要求同时 是一门艺术的科学。”④
实际上，在1914年以前，人们已经对科学方法表达中立的和价值无涉的历史真相的能 力产生了怀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后果，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怀疑。 大战开始后，历史学家们都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谴责别国政府挑起战争，同时为本国政府 参战而辩护。虽然历史学家们平时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但是这一时期在劝导人们客观公 正地对待所发生的事件方面却失去了效用。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客观性的信仰是与他们所 感觉到的周围世界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相伴而行的。因此，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正常的 社会秩序示范以后，人们的生活安全感和历史确定感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美国历史学家阿尔 沃德(Clarence Alvord)在一战结束后坦言说：“我原来一直遵循着科学的法则……沿着平 直而狭窄的公认的学术道路前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兰克的金玉良言……按职事憤实虾 孩生旳样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讲述故事，并为此沾沾自喜。”他说，这在战前是很 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都处在太平盛世，而且都对理性的、必然的进步深信不疑。但是，现
①见 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al Exposition, St. Louis, 1904, Vol. 2 (Boston: 1906)其中的《历史科 学》的会议。
②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209-226.
③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26-642o
④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138. 在，他说：“我的同代人所设计和建造的美丽的历史学大厦已被摧毁……我们那一代历史学 家从事件中解读出的意义竟然是虚假的，完全是虚假的。”①
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对探索历史的意义也失去了信心。费希尔(H. A. L. Fisher)在1934 年出版的《欧洲史》的前言中说：“一些比我智慧比我博学的人在历史中辨识出了某种情节、 某种节奏或某种预定的模式。我却怎么也看不出这些和谐。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接着另一 个事件，如同一个浪头接着另一个浪头。我仅能看到某个伟大的事实，由于它是独一无二的， 因而无法对它进行概括。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靠的规则只有一条：在人类命运的发展变化 中他应该认识到偶然事件与不可预测事件的游戏……一代人获得的基础到下一代就可能失 去。”②在费希尔看来，历史仅仅是一个个事件的前后承接，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法加以解 释。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性质的改变更加强了以上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1913年，爱因 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一理论在1919年被天文观察证实以后，随即风靡于思想界。相 对论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观念：事物的外观是随着观察者观察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观察 者和事实的相对性的观念被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应用到了历史学中。克罗齐认 为，历史学家在判断过去哪些文献和事件是重要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当下兴趣的引导。所有 的历史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当前的某个视角撰写而成的。拿克罗齐的话来说，“所有历史 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所有历史都是思想史。”所有这些理论就 是要力图取消一战之前的历史学家对事实和阐释的区分。根据这些观点，情况并非是历史学 家首先观察、搜集和证实事实，然后再去“阐释”它们。实际情况是，观察和搜集事实的行 为本身就受到历史学家有关过去的先验信念的影响。新的科学发现和概念摧毁了这样一种观 念：一切事实被发现之日也就是历史著述终结之时。
但是，对科学历史学的怀疑是暂时的和有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经 济的恢复和好转，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历史学界。这些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便是克服他 们前辈的怀疑主义和迷惑心理。许多历史学家试图重新确立历史学的传统价值观。英国的波 兰籍历史学家纳米耶(Sir Lewis Namier)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和楷模。在纳米耶看来, “如果历史学不想成为一系列假设的话……它就必须牢固地建立在详细的事实之上。”他抛 弃了兰克的实证原则，转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对过去的研究，并试图以此来更新“科 学的”史学观念。他的结论是：促进人们行动的实际上是个人的动机和力量，而不是意识形 态和信仰。纳米耶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方法运用于历史撰写中，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有的历 史学家认为，纳米耶已经找到了从事历史研究的最好方法。也有的历史学家说：“如果纳米 耶这样做下去的话，所有的论争都将结束，我们也就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甚至卡尔 (E. H. Carr)也承认，“纳米耶是二战以来学术界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③
在冷战时期重申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学者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这两部著作中，波普尔重新界定了科学知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 131-132. 〜
②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3 vols., London, 1935), p.vii.
® Ved Mehta, Fly and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3), pp.179-183. 识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被证伪的命题才具有客观性。在他看来, 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由于它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并能够被应用于任何场合，因而只能是 一种形而上学。波普尔还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具有方向性和规律性的思想。他认为， 历史的客观知识只有在短期或中期发展的意义上才能获得。因为，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 找到证据来证伪某项命题。但是，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经过一系列阶段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 进这样一个命题来说，我们却无法找到任何一种证据来予以否证，因为，任何一种证据都可 以适用于这一理论。而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入侵引起的这样一个命题可以(起码 在理论上)被证伪，因为我们可以找到某种证据来证实或否证它。①
意识到科学史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没有使历史学家放弃对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反 而刺激他们更加努力。从总体倾向来看，20世纪历史学家仍然为科学方法所强烈吸引。他 们希望在更大规模上与社会科学结盟，以求历史学的更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 方各个国家的历史学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试图将历史学规范化和科学化。
在西德，历史学家们都争相把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学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以便把历史 学纳入科学化的轨道。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把历史学归入社会研究、公民教育或政治科学中。 学生们被要求以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论文的形式来表述他们的研究 成果。在英国，在1966年的一期《时代文学增刊》上，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把人类学、社 会学和统计学引入历史学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一次历史学科的重大转变。劳伦斯・斯通在 1976年注意到，虽然社会科学改进了历史学家的概念系统和研究策略，但是过分的量化破 坏了不少值得珍视的历史神话。②
在战后的法国，对过去进行“科学的”和“客观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在这方面比较 典型的要算年鉴学派。他们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统计学方法融合在对过去的研究中， 以便使历史学达到更为科学、更为客观的效果。他们乐此不疲地从事历史学的量化工作。60 年代，在社会科学中进行量化的观念席卷了整个年鉴学派。年鉴派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想成 为科学家。他们往往称他们的研究所是“实验室”，谈论着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他们反 复地说，假如历史学要成为科学的话，就必须是量化地进行工作。1979年，年鉴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勒•罗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说“不能量化的历史学就算 不上是科学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为了生存就必须能够掌握电脑编程技术。”③根据量化思 想，拉杜里在1966年撰写了《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根据长时段而言，这是一部“没有 人物的历史”，是对马尔萨斯的假设所报道的人口增长与食物价格长周期之间相互关系的一 份统计分析。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随着“社会科学史学”的兴起，对科学历史学的 信仰达到了顶点。计量经济学家福格尔(Robert Fogel)对“科学的”历史学和“传统的” 历史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根据他的界定，科学的历史学首先必须利用电脑技术，尽量采用 一些可以通过量化手段加以严格检验的数学模式。它不能建立在一套有关人类行为的模糊
①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57).
②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1981).
®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9), pp.15-16. 的、不完善的和不连贯的假设之上。它假定，在历史事件、结构和过程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关 系。它应该是不偏不倚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暗示。它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 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而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由个别学者单打独奏。它应该像自然科学那 样，面向专家同行，而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迎合普通大众。①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 们普遍认为，传统历史学之所以经不起相对主义的攻击，是因为自身还不够科学。因此，计 量历史学家不仅把这些科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而且还扩展到其他 各种历史类型的研究，从而引发了一场对传统历史学的改造运动。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到 70年代末，历史学在科学上变得比以前更加严格，“历史学家比以往更执著于历史学的科学 理想了。”②我们可以看出，计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科学的”历史学与他们所指的“传统 的”历史学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后者比前者更科学罢了。
但是，“科学的”历史学并非像它的倡导者们宣称的那样“科学”。人们发现，计量历史 学家所提出的问题相当有限，也非常狭窄。在遇到一些历史上无法量化的重大问题时，他们 就索性丢脸地予以回避。而且，即使在他们用科学方法去解决那些他们所重视的问题时，也 无法做到准确无误和客观公正。1974年，福格尔与斯坦莱•昂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 采用计量学方法撰写了《时间在十字路口》(Time on the Cross)。这两位作者在序言中宣称， 他们不仅要一劳永逸地回答所有有关奴隶制的效益性问题，而且还要在可定量的资料基础上 提供有关奴隶们生活状况的确凿信息。但是，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这部书“充满了错误。它 包含不少数学错误，漠视统计学推论的标准原则，错误地引用了一些资料，根据语境断章取 义，还歪曲了其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发现。”而且，所有这些错误都被用来印证 他们一般结论。一旦这些错误得以纠正、证据得以核实，他们的整个论证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③这样看来，量化和统计学也不能够保证获得那种“科学的”确定性。
另外，计量历史学家试图通过严格科学的方法获得高度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信心也被科学 哲学的最新进展削弱。继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的经验主义科学观盛行一时之后，托马斯•库 恩又发表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库恩阐发了一种后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在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事业。但是， 库恩的理论推翻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大部分科学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在一种“范式”中 工作，组成这一“范式”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议程支配着他们的观察和试验。在一段相当长 的时期内，范式不会被证伪，因为那些与范式不相符合的特例通常被科学家忽略或回避掉了。 然而，当特例积累到一定程度从而在科学共同体内造成不安的时候，科学家们就会着手去探 索另一种新的范式。新范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经常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旧范式能够加以成 功解释的现象。不同的范式构成了不同的精神世界，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按照这 样一种观点，科学并非必然就是进步的，科学理论具有可错性，它们不应该由试验来证实， 而应该由知识的协同性来维持。起初，库恩的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攻击和批判，它 被斥责为十足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是，到了 70年代，库恩的理论已经在科学哲学
①Fogel, “ 'Scientific5 and Traditional History”，in Fogel and Elton, Which Road?, pp.7-70.
②Georg Iggers,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eds. Georg Iggers and Harold Parker, Westport, Conn., 1979).
③Paul A. David et al., 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76), p.339. 〜 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知识领域。库恩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受外在因 素的影响，他的理论也并不适用于其他领域。范式理论不宜应用于历史学，历史学家通常并 不在严格的范式内工作。①但是，如果把“科学范式”替换称为“历史阐释”，我们就会看 出二者之间的亲和性。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历史学家追求科学历史学的雄心 壮志。
这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方法的探索始终没有取得确定性成果。 在这一时期，宣称历史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科学的主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批判。
19世纪的史学思想和20世纪的史学思想存在一些区别。前者主要是一种叙事的、面向 事件的历史学，而后者主要是一种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遵循新的社会科 学研究路线的历史学家对老式的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了过去历史学的狭隘性， 不满意它仅仅注重个人和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了他们或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更广阔 的社会语境。当传统的历史学把焦点聚在个人的作用上与意向性的各种因素上而反对简化为 抽象的概括化时，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的新形式则是强调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 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表现出历史学的一种民主化，它包罗有更广泛的各 色人等并把历史眼光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面来。他们对这种古老的研究路线的一项基本假设 提出了挑战：即，历史学是探讨个别的，而不是进行概括，它的目的是要“理解”而不是要 “说明”，所以他们就反过来主张，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的科学，都必须包括因果性的说 明。②
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明显。它们都共同分享着 更古老的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历史学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主题，历史学家的著 述必须与之相符合。历史学家们也承认，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可能直接被他们所掌握， 他们必须通过概念和心灵去间接地把握它们。但他们坚信，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或中介，他们 终究可以发现那过去的秘密。两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都深信，科学能够有助于实现他们那个客 观化的崇高梦想。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与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结成联盟，不约而同地投身 于使历史学科学化的宏伟事业中。20世纪的历史学反对旧式的研究路数，并非因为那是科 学的，而是因为那还不够科学。
第二节历史认识与想象
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历史学是一个逐步科学化和客观化的过程，历 史学几乎成了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演练场，历史学沦为了科学的附庸。人们一直在努力把历史 学转变成为一种科学，而且将来人们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科 学的”历史学和古老历史学的文学传统之间的断裂,并不像许多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大。
①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 edn., Chicago, 1970), pp.164-165.
②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4页。
“科学的”历史学本身并不排斥文学的想象，而文学传统强调想象力的目的乃是为了更生动 地再现真实。实际上，历史学的文学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科学对史学的塑造和 同化最为强劲的时期也是如此。被称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兰克也承认，历史学必然包含 着文学或想象的成分。这实际上也是职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能认同的一种看法。下面我们 就探讨一下这一时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有关历史想象的观点。
一、 李凯尔特：想象能够造成对个别事物的直观形象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因而也是一种“科学”。但在他看来, 作为该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它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历史学的目的不是提出自 然规律和形成普遍概念，它的课题是对于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对于自 然科学和逻辑学来说，采用普遍化的方法正是它们的特点所在。他写道“当我们从普遍性的 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 是历史。”①
李凯尔特并不否认，同其他一切科学形式一样，“历史学家在其叙述中也会求助于一些 具有晋迴意义的词，因而决不可能通过这些词而直接形成关于现象的直观誓銀。”但是，历 史学家做不到的事情可以由读者去完成。在解读历史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不会仅仅停留在这 些词的普遍意义上，他们自然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些具体的事物。可见，正是想象 力使普遍的科学概念和普遍的历史学概念区别开来。从这一方面来看，历史学应该与诗相近, 因为诗也通常使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并能有效地刺激读者的想象力，从而形成一些直 观形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通常把历史学和艺术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简直把历 史学和艺术等同起来。但是，李凯尔特又认为，历史学和艺术之间的亲近之处仅限于此，而 且，这种亲近并不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科学性。实际上，就是在纯 粹艺术的直观和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直观之间也存在原则性的区别。历史学中的想象力是要受 到严格限制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其有普遍意义的词进行特殊的组含，把想象引入他所希望 的轨道，所以他让想象力在对所要重现的形象的改变方面只有尽可能小的活动范围。”②
另外，纯粹艺术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执著于个别性。虽然 如画像、某个特定地方的风景画或者历史小说等艺术作品包含“对那些作为对一次的、十刖 旳现实之重现”，但这类艺术形式的“重现”并不代表美学的本质特征。“一幅画像的特殊的 艺杏本质并不在于它的相似程度或理论上的同样地，一部小说的申羡价值也不在于 它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我可以把这幅画像和这部小说判定为艺术作品，而完全用不着知道 它们与其表现的个别现实有什么关系。”总的说来，纯粹艺术并不在乎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 是否与哪个具体的事物相似。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正是致力于将个别的直观 提升到普遍性领域。换句话说，美学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普遍直观”的可能性问题，而历史 逻辑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关于“个别概念”的可能性问题。从这个方面看，历史学和艺术之间
①［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1页。
②［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1页，第65-66页。 不仅不存在亲和性，反而可以说是“直接对立的”，因而也就不应该把历史学称作艺术。①
因此，李凯尔特得出结论说，“历史学由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形式原则是与艺术家的创作 原则完全无关的，也不能从纯粹直观中引导出历史学的形式原则。……在历史学求助于想象 的那些部分中，它可以造成直观的形象；但是，……首先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那种东西， 并不包含在直观材料本身之中，而且与艺术毫无关系。如果发现历史学家具有某些艺术才能, 那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历史学家也完全可以不必借助艺术手段而解决自己的纯粹科学的课 题。”②
可见，李凯尔特是将“真实性”亦即“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作为历史学的本质特征， 从而将历史学和艺术严格区别开来。根据他的观点，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运用“个别概 念”尽可能逼真地呈现那个别的历史事件。在“重现”过去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会运用 一些普遍的概念，但他们使用普遍概念的目的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表述自然规律，也不像 艺术家那样仅仅在于刺激人们的审美想象，而是要引导人们接近那个别的历史事实。在李凯 尔特看来，审美想象在历史学中属于非本质成分，只有在它有助于真实地重现过去时才会在 历史学中占有一席地位。总之，在思考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的过程中，李凯尔特始终持一种朴 素实在论的立场。
二、卡西尔：想象是复活人类生命力的必要手段
卡西尔并不否认，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和性。有意思的是，卡西尔所发现的 这种亲和性恰恰是被李凯尔特认为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所在。在李凯尔特看来，普遍化方 法是区分历史和科学的重要标准。但是，对于卡西尔来说，历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像科学家 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形式规则。在他的思考和论证方式中，在他的归纳推理中，在他对原因的 追查中，他都像一个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服从于同样的普遍思想法则。不管人类知识的 对象会是如何地相异，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是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的同质性。“认识事 物的原因”是全部人类知识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和特征。③
从休谟和康德的时代以来，我们已经把因果关系看作是我们经验知识的一个范畴、一 个条件、一个前提。没有一个领域不受因果关系法则的支配。而且，历史学家生活在由事物 和事件组成的实在中。他不得不描述这种实在，也不得不研究特殊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历 史现象虽然属于人的领域，但是人的世界不能被当作“一个国中之国”。我们人类的、历史 的、文化的生活也依赖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条件系统，如物理条件：土壤和气候；人类学的条 件：种族；以及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条件。历史学家不能省掉对这些人类生活的物理条 件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因此，卡西尔认为，所有由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 学和社会学所发现的那些因果关系的知识，对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必需的，都可以拿来为自
①［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1页，第66-67页。
②［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1页，第70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第 591。
己所用。①
卡西尔不反对因果关系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他声称，“我们不需要放弃发现决定人类文 明根源和进展的一般法则的希望。”②但是，卡西尔又认为，接受在别的学科研究和证明了 的所有基本的因果联系并非构成了历史学的唯一的和全部的任务。他反对那种运用因果规律 构造一幅人类历史发展的恒定图式的做法。因此，他对泰纳（H.Taine）的历史哲学进行了 批判，并对卡尔•兰普雷希特的因果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针对他们的科学历史学观点，卡 西尔强调了历史学的非科学性，并阐发了自己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依据历史学和科学的对 象和题材的不同，卡西尔对二者进行了严格区分。
卡西尔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以往阶段”。历史学家在 现实的、经验的重建之外又加上了一种符号的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 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 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不如 说是一个语言学家。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材料不是僵化的事实而是活的形式。历 史就是力图把所有这些凌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枝梢末节熔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 铸成新的样态。正是这种“再生”，这种过去的新生，标志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特征。因此， 卡西尔说，“历史思想并不是实际历史过程的翻版，而是它的颠倒。”③
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还表现在二者在获得事实的方式上。卡西尔认为，物理事 实是靠观察和实验得来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用数学的语言描述了给予的现象，那么这种客观 化的过程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一个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的现象，一个不能划归为一种测量 过程的现象，不是我们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并非一切物理的事物或过程都是可直接测量的，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依赖于间接的证实或测量方法。但是物理的事实总是借因果律而与其它 可直接观察的或直接测量的现象相联系的。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对一个试验的结果有所怀疑的 话，他可以重新进行试验并加以修改。他会发现他的对象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准备回答他的 问题，接受他的检验。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的事实属于过去，而 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对他来说是不在场。我们不可能在物理学时空一致的意义上重建它， 也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也就 是说，赋予它一种理想的存在。④
因而，卡西尔特别强调想象力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学“最终的决定 性的步骤总是一种创造性想象的活动。”⑤他赞同布克哈特和孟森等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性 质的态度。在论君士坦丁大帝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著作中，布克哈特并不自以为对这些 时代已经做出了科学的描述。他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样的悖论：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 科学的学问。布克哈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第 594。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第 590。
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 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①蒙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天才，同时还是科学工作最伟大的组 织者之一。他创作了《拉丁铭文集成》；组织了对古钱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他的《货币史》。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但是，当蒙森应邀就职柏林大学校长并作他的就职演讲时， 他却说历史学家或许更多地是艺术家而不是学者，并以此来说明他关于历史方法的理想。② 在卡西尔看来，为了占有文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不断地靠历史的回忆来夺回它。但是， 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像或摹本。它与其说 只是在重复，不如说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仅仅收集我们以 往经验的零碎材料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四呂亦即事新组令它们，必须把它们加以组 织和综合，并将它们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之中。③也就是说，“符号的记忆乃是一种过程, 靠着这个过程人不仅重复他以往的经验而且重建这种经验。想象是真实的记忆的一个必要因 素。”④卡西尔指出，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一些极富想象力的人，他们通常都不会拘泥于事实， 其思想往往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那富有想象力的见识渗透与他们的主张之 中并使之生气勃勃。”⑤
卡西尔虽然非常重视想象力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但也并非完全归结于文学的想象。在他 看来，如果说历史学不是严格的科学，那么它同样也不是纯粹的艺术。他说：“艺术借助某 种炼金术式的过程给予我们一种对人类生活的理想描述;它把我们的经验生活转化为纯形式 的原动力。历史学并不采取这种方式。它并不超出事物和事件的经验实在，而是把这种实在 浇铸成一种新的样态，给予它以回忆的理想性。”⑥卡西尔认为，虽然每一部伟大的历史著 作都包含着艺术想象的成分，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历史作品。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致力于对 真理的探求，因而也同样受制于严格的规则。“他必须利用一切经验调查的方法，必须搜集 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且比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资料。他不能遗忘或忽视任何重要的事 实。"⑦
总之，在卡西尔看来，历史学的一般主题和最终主旨是“理解人类的生命力”，并且要重 组这种生命力的“原初状态”。⑧这就决定了，历史学不仅需要搜集事实，还要使其向我们 发话；不仅要重建它们，还要复活它们。这也就要求历史学家，不仅要立足证据、尊重事实， 而且更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在经 验的真实性和理想的真实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历史学家既应该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一个特 殊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和调查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 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⑨
三、麦考莱：想象是发现实在的线索
歌德在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曾抱怨道，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对实在的真实性的想象 力”。他说，“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他们一无所知的陌生国家和环境，那样他们可以把想象力发 挥到极致。还有一种人抓住实在不放手，而且由于完全缺乏诗歌精神，要求十分严格。”①在 歌德看来，想象是真实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想象中包含着真。因此，歌德把他的自传题名 为《诗与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中已经插进了想象的或虚构的 成分。歌德力图发现和描述的乃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真，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真只有靠着给 予他生活中的各种孤立而分散的事实以一种诗的亦即想象的形态才有可能被发现。②
对于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来说，想象不再是那种建立人的艺术世界的特殊的人 类活动，而具有了普遍的形而上学价值。诗的想象是发现实在的唯一线索。费希特的唯心论 是以他的“创造性想象”的概念为基础的。谢林则在他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宣称，艺术 是哲学的完成。诺瓦利斯曾说：“诗是绝对名副其实的实在。这就是我的哲学的核心。越是 富有诗意，也就越是真实。”③也就是说，美的真理性并不存在于对事物的理论描述或解释 中，而毋宁是存在于对事物的“共鸣的想象”之中。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认识到，由于受到理性和 想象这两种能力的左右，历史学从来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而且，“它不是由它的两位 统治者：理性和想象平分治理的，而是交替地落入两位统治者的独裁之下。它一会儿是理论, 一会儿是故事。”④根据他的观点，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自然增殖，历史学家在推 理和准确性方面远远超过了古代历史学家。但是，“近代最好的历史学家都偏离了真理，不 是由于想象的诱惑，而是由于理智的诱惑。”⑤
如果说绝对的真实指的是不分巨细地记录下所有的细节，那么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绝对 地真实，就如同画家不可能描绘出原型所有的方面因而不可能得到一幅绝对完美的肖像一 样。既然绘画和历史著作都不可能给我们呈现完全的真理，那么，根据麦考莱的观点，“那 些表现了最能造成整体效果的真理部分的绘画和历史著作，乃是最好的绘画和历史著作。不 擅长选择的人，尽管他表现的完全是真理，但其效果可能最为虚假。”⑥这好比一幅用鹅毛 笔速写的脸像，虽然只抓住了脸部的主要特征，但能比一张坏的油画更强烈地表现出一张脸。 再好比，一尊白色大理石胸像可以出色地表现出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但是如果给胸像的嘴唇 和脸颊涂上色彩、却让头发和眼睛保持原样，那么，他就不是更加生动，而是更糟糕了。
麦考莱认为，在这方面“修昔底德是一位完美的缩写大师。他写的历史有时如同编年表 一样简洁；但他又总是清晰的；有时如拉伏勒斯(注：英国玄学派诗人，散文作家)的书信 一样细腻，但绝不冗赘。他总是能在该简略的地方简略，该繁富的地方繁富。”修昔底德的 历史是一种肖像画。但是，在麦考莱看来，这并不是一般的呆板的肖像画，“它相似但并不
①［德］歌德：《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5页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6页。
③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8页。
④［英］麦考莱：《论历史》，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260。
⑤［英］麦考莱：《论历史》，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269。
⑥［英］麦考莱：《论历史》，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265。
仅仅是相似，忠实但并不只是忠实而已。这种肖像画凝缩为时间中的一刹那，从一个独特的 角度展现混乱而多变的生活的全部历史——主人公的眼睛洞察幽微，嘴唇仿佛在发布命令， 眉宇间英气逼人，嘴角几乎带着嘲弄的颤抖——其中的每一条皱纹都是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评 价。”①
如果说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一幅近似完美的肖像画，那么希罗多德的历史则是一种想象的 场景描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很伟大，而且，在麦考莱看来，前者比后者更伟大。麦考 莱对希罗多德充满了敬意，称后者是所有浪漫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一位。麦考莱承认，希罗 多德的著作“对伟大事件的记述是忠实的”，而且的确“包含着真理”，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了 其著作的虚构性，甚至认为希罗多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虚构者”。但是，在麦考莱看来， 希罗多德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使得“虚构的故事是如此之有似事实，而事实又如此有似虚 构的事情。”而且，由于“他的热情、单纯、细腻，他描述场景和写作对话的出奇才能，他 那甜美酣畅的语言”，使读者对他及其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了一部“也 许比最好的历史还要好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并非没有缺陷，但那是一种“单纯想象的心 灵的缺陷。”②
麦考莱认为，希罗多德创作虚构历史所需要能力要比修昔底德创作肖像式历史所需要的 能力更高因而更难，前者包含后者，而后者则不一定能够包含后者。因为，“谁如果能描绘 出心灵所见的一切，也一定能描绘出目光所见的一切。谁如果能编造故事并讲得有声有色， 他也一定能把真实的事情讲得有声有色。”③天才的想象力和优美的文笔比循规蹈矩的字面 表述更能表现实在的真实性。
但是，麦考莱并不赞成对想象力进行毫无节制地运用，它的发挥必须以不损害事实的真 实性为前提。他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 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 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 假说的框架。”④可见，在对待想象和经验的关系上，麦考莱终究是一个实在论者。
四、屈维廉：历史学是…种想象性的猜测
1903年，“兰克学派”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伯里在一次著名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历史学 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并对麦考莱有关历史是一种艺术的主张表示了轻蔑。伯里 的言论刺激了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随即撰写了《克里奥：一位缪斯》的 文章，对伯里的科学历史观进行了批判。
屈维廉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学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实际的效用，也不能够像自然 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的因果关系，因此，“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的。它的真正的价值是教育 方面。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①
屈维廉并不反对搜集“事实”，他反对的是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根据“事实”就可以弄清 楚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那种狂傲。②他也并不完全反对在历史学中进行因果关系的研究， 但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仅限于“对原因和结果加以概括和猜测”，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应 该谦虚，不应该把这种事称为“科学”。
在他看来，历史学的第一职责不是研究因果关系，而是讲故事。对于因果的研究绝不是 开拓心智的唯一方法，也许也不是开拓心智的主要方法。“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述，比起它 的原因和结果来，更能通过扩大同情心的广度、通过加深良知的赞同和反对，锻炼我们的政 治判断；它用过去的榜样鼓舞青年人有抱负，鼓舞老年人能坚持；它以人们曾经有过的情况 为镜鉴，使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怎样，使我们模糊地预见到我们将来又应当是什么样子。”③ 显然，对屈维廉来说，叙述无疑是历史学家的主要技能。
在屈维廉看来，19世纪的历史学是一种以叙述为主的历史学，叙述甚至有些泛滥成灾。 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历史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屈维廉抱怨当时的历史学家不 把历史当作一个“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从而严重地忽视了叙述的艺术。在他 看来，这是当时历史著作的一个根本性的缺点。一些作家即便偶尔讲述故事，也似乎从来不 注意叙述的艺术。他们所叙述的事件像一潭死水而不像大河的奔流。对屈维廉来说，历史本 质上是“一个故事”。历史学家应该围绕这个故事，把对人物的刻画、对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探讨等不同的问题贯穿起来。总之，“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 是最基本的原则。”④
同卡西尔相似，屈维廉也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复我们祖先的某些真实的 思想和感受”。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对过去“加以真实地描绘”，并使我们的祖先“重新 获得生命”，除了需要辛勤地搜集证据和研究考察文献以外，更需要“最敏锐的眼光、同情 心和想象力”，以及叙述的艺术。⑤卡莱尔不重视搜集史实和鉴别证据，这也的确是他的一 个缺陷。但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由于“他的想象和叙事的才能”, 这恰恰是当代历史学家所欠缺的东西。⑥
因而，屈维廉特别重视叙事和想象在历史学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在历史业务的最重 要的方面，历史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最有可能普遍化的想象性猜测。”⑦英国 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学家首先需要有想象力，使他能够
⑥［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27页。
⑦［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24 页。 置身于那遥远的或者存在于表面之下的事件的原因的踪迹之上。”针对这句话，屈维廉引申 说，假如像马歇尔教授所说，想象力对于经济学家是必要的，那么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想象 力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历史学家力图发现的是人的行动背后的动机，而且，他还必须考虑 到人“在感受上和思想上有着无数的能力”①
屈维廉也并非一味地强调想象和叙事的重要性，他也重视历史学的精确性和真实性。他 认为，“一个历史家需要有一些科学精神的东西，正如一个侦探或一个政客也需要这样的东 西一样。”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说的“科学精神”指的是历史学家必须认真踏实地 搜集事实和检验证据，而不是致力于寻求历史因果规律。
在将“科学”限定在这种狭隘意义上之后，屈维廉提出了历史学的三项任务，它们依次 是“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首先是“科学的任务”，即积累史实和检验证据； 其次是“想象的或推测的任务”，指的是研究已经搜集的史实，选择和排比它们，并进行推 测和概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学的任务”，即用一种能吸引和教育读者的形式把科学 和想象的结果表达出来。屈维廉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学”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他看来，“写 作”是历史学家最为困难和最为重要的任务。他所说的“文学”不仅包括戏剧、小说和文艺 作品，而且包括一般的叙述性作品。而且，它们都必须是优秀的作品，都应该是“端庄淑慎 的贤妻良母”，而不是“寻欢作乐的女子”。③
总之，作为一个科学主义历史观的反对者，屈维廉褒扬“想象”和“叙事”而贬低“科 学”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反科学主义者。他强调认真地搜集史实 和鉴别证据，注重对过去进行“真实地描绘”，因而，归根结底是一个实在论者。
五、贝克尔：历史是真相和想象的混合物
在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看来，“历史”这个名词指的就是有 关历史的知识。他并不否认，的确存在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它由一系列确实发生过的 事件构成。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在场的，我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复 活，永远不能直接对它们加以观察或试验。因而，“事件的实在系列”只能以文献和证据的 形式呈现给我们，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 事件系列之中。”因而，贝克尔得出结论说，“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一时来 说，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或者，换句话说，“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④
贝克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普通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从克罗齐的“一 切活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出发，贝克尔指出，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些事 件同我们当前正在做的和将来希望去做的事情有密切关系。因此，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那些事
①［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26 页。
②［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42 页。
③［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42-643 页。
④［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565-566页。
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可能还原为一套可以证实的统计 数据，或归结为一套普遍有效的数学公式。毋宁说，“历史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 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 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①
每日每时，从不同的来源，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涌入大量相干和不相干的信息。我 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切身需要，从这一大堆信息里形成“一幅关于在过去和遥远地方说过和 做过事情的定型的记忆图景。”在形成这幅图景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仿佛是一位艺术家，他 会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一种个人经验所特有的“历史”。这种历史必定“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 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这幅图景中可能有一部分真相，也有一部分 虚谬；也有可能既非真相也非虚谬，而只是一种便利的错误形式。②
在贝克尔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是社会记忆的一种人为伸张，因而也是一种由来已久 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乃是故事，并且就历史的目的而言，总是一种真实的故事; 它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说明和概括，叙述和描写，比较、批评和类比)去揭示人类生活上 连续不断的种种事件，并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像我们 普通人非正式形成的历史一样，“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 称为'事实'和'阐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他还说，“历史并不是外在物质世界的一部 分，仅是已经消逝的事件的一种想象的重建。”③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不满意历史学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学和意识形态因素，决定抛弃“阐 释”和“想象”，转而面向对实际事件的严格考察，即仅仅就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形进行研究。 他们不辞劳苦地搜集和编辑原始资料，并且凭着那卓越的毅力和机智对虚幻的错谬追根求 源。他们皓首穷经、歹单精竭虑，为的就是弄清楚个别细节和那崇高的真理。而且，他们中不 少人也真的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秘密。富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对报以掌声 的学生们说道：“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历史通过我说话。”对他来说，“如果某种哲学从这种 科学的历史中产生出来，那一定要让它处于它的自动，完全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意志以外，自 然地产生出来。”对于这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贝克尔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虽然搜集和确立 事实是应该的，“并且确实也是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但是，他认为，假定事实一经充分成 立便能“为其本身说话”，那是一种幻想，特别是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幻想。
在贝克尔看来，不掺杂任何主观性的“铁硬”或“冰冷”的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即使最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在他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了一个先入之 见了。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会自动说话的，而且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存在的，“因 为就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认，便不会有什么事实。对于任何历史事实，历史学家 至少能做选取和确认的工作。去选取和确认即使最简单的一堆事实，便是去给它们在某种观
①［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M 573页。
②［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575页。
③［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577-580页。
念模型内以某种地位，仅仅如此便足以使它们取得一种特殊的意义。”①
贝克尔是美国史学家中相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克罗齐的理论反对历史 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决定他们的兴趣、价值观和假设的时候，总是从他们时代的现实 问题出发。在他看来，历史只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的事件的记忆，是真相和想象或者事 实和阐释的混合物，不存在绝对纯粹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他并不完全 反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他并不否认“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承 认历史包含着事实和真相，并鼓励历史学家去搜集和确认事实。显然，贝克尔的历史相对主 义并没有导致他走向极端反实在论立场，他仍然算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
六、柯林武德：作为一种先验想象活动的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的性质
在柯林武德看来，从17世纪开始，对科学的兴趣一直支配着人类的生活。但是，至少 从康德的时代以来，人类开始习惯于历史地进行思想。在这段时期里，历史思想发展出了它 自己的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并进入了科学的进程。这种历史思想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人 类的生活，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思想和行动的每一个部门。哲学家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历史 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一些哲学家开始对历史思维进行康德式的分析。但是 在英国，哲学家们严重疏忽了对历史思维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学仅仅是见解而不是知识， 而且，即便是知识，也不过属于一般的知识，没有必要对他进行特别的研究。柯林武德对这 种状况深感不满，便决定对历史思维的性质进行一番哲学探讨，以弥补英国思想界在这一方 面的缺失。
柯林武德首先拿知觉与历史思维进行类比。他发现，虽然“二者都以某种个体事物作 为自己的固有对象”，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所思考的对象上存在很大的不同。 这表现在，知觉的对象总是当下的或在场的，总是这个、此地、此时；而历史思维的对象则 是不在场的，它们永远地消失在过去的时间中，再也无法被人们所直接感知了。可见，当下 的知觉和历史的思维之间存在着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在发生的事件“不再是可知觉的时候, 它们才真正变成了历史思想的对象。”因此，那种把认知看作是知识的本质的理论并不适合 于历史学。
然后，柯林武德又在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作了比较。根据他的分析，二者也存在很大的 相似之处，即有关它们的知识都是“推论的或推理的”。其不同之处在于，科学知识是一个 抽象的共相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 说，它又可以说不在任何地方、不在任何时间之中。但是，历史学家所进行推理的事物却不 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般的而是个别的，对空间和事件并不是漠然无关的而是有它自 己的地点和时间，虽则那地点并不必须是此处，而那时间也不可能是此时。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既不单纯是知觉知识也不完全是科学的抽象思想，同样也不是
①［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578-580页。
二者的简单结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部分是对当下个别对象的认知，部分是对抽象实体的 推理知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完全是对暂时的、具体的事物的推理知识。”①在对历史思 维的性质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后，柯林武德接着对之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和详细的阐述。
（二）历史思想的自律性
柯林武德从批判一种常识性理论开始。根据这种理论，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 和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事件要进入历史，首先就必须有某个人是知道它的，其次他必 须记得它，然后他必须以别人所能理解的词句来陈述他对它的回忆；最后别人必须接受那种 陈述，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因此，按照这种理论，历史学也就是相信某个人对他所知道的某 件事情的陈述。那个相信的人就是历史学家；而这个被相信的人就被视为权威。
根据这种理论，权威的现成陈述对于历史学家乃是一种神圣的条文，它们对事件所作 的描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历史学家绝不能以任何借口篡改它们，他绝不能 对它们有所增删，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与它们严格地保持一致性。对于他来说他的权威所 告诉他的就是真理，是全部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且全都是真理。
柯林武德断然否定了这一常识性理论。在他看来，这一理论并不符合历史学家工作的 实际过程。实际情况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奠定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一直都在选 择、构造和批评。“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于权威的陈 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 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②柯林武德宣称，认识到这一 点是“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后，柯林武德仔细考察了选择、构造和批评这三 种体现历史思想自律性的工作步骤。
首先是选择的工作。柯林武德认为，虽然历史学家努力试图“精确地重现他在他的权 威那里所找到的东西”，但是，他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选择、简化和系统化，撇开他认为不重 要的东西而保留那些他以为是精华的内容。即便是最拙劣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仅仅抄袭他 的权威，他即使没有加进自己的东西，也总免不了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撇掉一些东西。因此， 从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是他自己的主人；他的思想在这种限度上乃是自律的。
其次是批评的工作。所谓批评，就是抛弃或者修订他认为是出自讹传或谎言的东西。 正如科学家拷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他自己问题的答案；同样地，历史 学通常会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 所隐瞒了的情报。在柯林武德看来，批评是历史学家自律性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他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活动的资格，多少是有力量地拒绝他的权威所明白告诉过他的某些东西， 而代之以另外的一些东西。”因此，历史学家必须独自根据他自己的权威来回答真理的标准 问题。哪怕他接受了他的权威们所告诉他的话，他也不是根据他们的权威而是根据他自己的 权威来接受它的；不是因为他们说过它，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他那历史真理的标准。③
①［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328页。
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
③［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8-332页。
最后是构造的工作，即历史学家在权威的陈述中间插入一些他们确实没有明确说过的 东西。正是对历史思维的这一方面，柯林武德进行了最为细致的分析和阐述。
（三）历史是一幅先验想象的图画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的构造活动也是历史学家自律性的明证。他解释说，“历史学 家的权威们告诉了他一个过程的这种或那种形态，却留下了中间的形态没有加以描述；于是 他就为他自己插进了这些形态。”①比如，我们的权威们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恺撒在罗马， 后来又有一天在高卢，而关于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他们却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于是历史学家便根据完美的良知插入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关于他的主题的图画，虽然也包括 直接从他的权威们那里所引证的陈述，但主要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所推论出来的陈述。
根据柯林武德的观点，这种插入的办法具有两个意义深远的特征：首先，它绝不是任 意的或纯属幻想的，而是必然的或者先验的。如果我们用幻想出来的细节去填补对恺撒的行 动的描述，那末这种构造就是文学作品意义上的任意编造。但是，如果我们的构造不包含任 何与证据相矛盾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一种合法的历史建构，甚至是历史学的一种必需。其次, 以这种方式推论出来的东西，本质上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眺望大海，看见有一 艘船，五分钟之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对这艘船在两个地点之间 所占据的各个位置，我们就不得不借助于想象力了。中间当我们不曾眺望的时候，我们就会 发觉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经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
这种具有这两个特点的活动被柯林武德称为“apriori［先验的］想象”。在他看来，“正是 这种活动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 的连续性。”我们前面已经知道，麦考莱认为，为了使其“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历史学家必 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但是，柯林武德认为这是一种常识性见解，它实际上是低估了历 史想象力所起的作用。根据他的观点，“历史想象力严格说来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没有它，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叙述要装饰了。想象力这种'盲目的但不可缺少的能力'， 没有了它（就像康德所表明的）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觉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同样是历史学 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历史的构造的全部工作所进行的活动，它不是作为幻想在随心所欲地 活动着，而是以其先验的形式在活动着。”②
柯林武德指出了对想象力的两种误解：第一，有人认为，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必定是虚 构的或不真实的。柯林武德的观点是，“想象的东西，单纯地作为想象，既不是不真实的， 也不是真实的。”他举例说，如果你想象一个朋友刚离开你的房子不久，现在正走进他自己 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想象毫无疑问是真实的。第二，与上一种误解相关，有人认为 想象力本质上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的、纯属幻想的，因而“apriori］先验的］想象”是一个悖 论。针对这种误解，柯林武德提出了先验想象力的另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艺术家的想象， 另一种是知觉的想象。在柯林武德看来，前一种想象虽然是自由的，但绝不是任意的。在这 里，先验的想象也在起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再作介绍。至于知觉的想象，柯林武德
①［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1页。
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337页。
指的是康德曾经分析过的那种。这种想象对知觉的数据起着一种补充和巩固作用，比如，在 桌子的下面，在没有敲开的鸡蛋的里面，在月球的背面，等等，这都是知觉的想象发挥作用 的场合。这种想象也同样是先验的，因为我们所要想象的东西是必然存在的。然后，柯林武 德指出，历史想象与以上两种想象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同样是先验的。与其他两 种想象所不同的是，历史想象“以想象过去为其特殊的任务”，而由于“过去”是不在场的， 它就不可能成为当下知觉的对象。①
因而，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关于他的题材的图画……表现为一幅想象构造的网，它 是在他的权威们的陈述所提供的某些固定点之间展开的。如果这些点出现得足够频繁，而且 从一个点到下一个点的线索都是小心翼翼地由先验的想象、而从不是由纯属任意的幻想所织 就的；那末整个图像就经常可以由诉之于这些数据而加以证实，并且不会冒与它所表现的现 实有脱离联系的危险。”②
在柯林武德看来，当我们认识到构造性的想象在历史学中所起的作用时，那基本上就 是在思考着历史的工作了。但是，他提醒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想象而忽视了批评的力量。我 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的想象在其间结网的那些假定的固定点不是现成地赐给我们的，它们 必须是靠批判的思维来获得的。”③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生吞活剥权 威们告诉我们的东西，而是要积极地批判它。最后，柯林武德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思想 并没有什么这样给定的固定点；换言之，在历史学中正像严格说来并没什么权威一样，严格 说来也并没有什么数据。”④因为，作为历史学家现成占有的事实，数据实际上是由历史思 想所给与的，因而是历史思想的一种“结果或成就”。也就是说，没有了历史知识或历史思 想，权威的陈述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历史事实，而只是此时此地存在着的某种东西，只是被历 史学家所知觉罢了。
因此，柯林武德认为，真理的标准不可能来自权威所提供的陈述，历史学家所构造的 那张网的有效性也不在于某些给定的事实。并不是这张网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而 恰恰相反，事实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要靠这张网来加以检验，因为这张想象之网“乃是比我们 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历史学家首先根据证据构造出一幅连 续一贯的和有意义的图画，这幅图画遂成为了他借以选择和批评证据的标准。⑤这样，在摆 脱了它对于外部所提供的那些固定点的依赖之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图画因而在每个细节上 就都是一幅想象的图画，而其必然性在每一点上就都是一种先验的想象的必然性。凡是进入 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它，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 极地需要它。
（四）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的异同
对于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之间的相似性，柯林武德指出，它们都致力于构造出一幅想 象的图画，这幅图画部分地是叙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它们的 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人物和情节的发展都是由其自身内在的 必然性所决定的，除了必然的东西而外，两者都不能容许有任何别的东西；再者，它们两者 都必须是有意义的。总之，“小说和历史学这二者都是自我■解释的、自我证明为合理的，是 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活动的产物；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活动都是apriori［先验的］想象。” ①
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区别在于：小说家仅仅需要完成一项任务，那就是要构造一 幅连贯的和有意义的图面；而历史学家除了要完成这项任务外，他还要尽量追求画面的真实 性，也就是说，他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
（像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历史学家必须服从以下三种规则：
第一，他的画面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艺术家的画面则无此需要；实质上，艺术 家所想象的事物恰恰是不在某个实际的地点或日期发生的。
第二，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纯粹想象的各种世界是不可能有冲突的，也 不需要一致，它们各自都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而历史的世界却只有一个，而且其中每一件事 物都必定和其它每一件事物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哪怕这种关系仅仅是地志学上的和年代学上 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图画与证据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历史学家 主要是根据这种关系来判断其画面的真实性。实际上，历史学家通常也都是通过证据来检验 历史陈述的真实性的。一个不能如此加以证实的真理对于历史学家是毫无意义的。②因此， 证据就成为了想象画面真实性的标准。这样一来，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柯林武德似乎陷入了 循环论证的麻烦中：一方面，证据的有效性要靠那幅想象的一贯图画来支持，另一方面，图 画的真实性又必须诉诸于证据的检验。
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对于柯林武德来说，能够作为真理标准的必须是某种清晰明白而 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然而，在柯林武德看来，证据不具备这一品格。这是因为，证据“不 是被历史学家的心灵所吞噬和反刍的现成历史知识。”③证据不是给定的，它实际上是历史 知识的结果或成就。随着历史知识的扩大、历史方法的变更、历史学家的能力增长以及解释 证据原则的变化，证据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④
因而，无论是有关历史知识的证据，还是“帮助历史学家解释这种证据的各种才能”， 都不能向历史学家提供有关历史真理的标准。在柯林武德看来，能够成为历史真理标准的乃 是“历史观念本身，即关于过去的一幅想象的画面这一观念。”⑤这种观念既具有笛卡尔式 的内在性，又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它不是心理原因的一种偶然的产物，而是每个人的心灵 中都具备的一种必然观念。它是一个并没有任何经验的事实恰好与之相符合的观念。
最后，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不管他是怎样长期而忠实地工作着，都永远不能说自
己的工作，哪怕是在最粗糙的轮廓上和在这种或那种最小的细节上，是一劳永逸地完成了。 他永远不能说，他关于过去的图画在任何一点上都是适合于他关于它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的观 念的。但是，不管他的工作结果可能是多么支离破碎和错误，支配它那进程的观念却是清楚 的、合理的和普遍的。它乃是历史想象之作为自我■依赖的、自我■决定的和自我■证实的思想 形式的一种观念。”①这样，柯林武德通过将“历史想象画面的观念”确立为历史真理的标 准和历史工作的主导原则，从而最终摆脱了经验事实的束缚，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总之，柯林武德的这些观点代表了现代西方思想中有关历史想象的最高成就。在他看 来，历史想象力并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从认识论上看，历史思维主要是一种先 验想象的活动。历史学家凭借这种先验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有关其题材的想象的图画。这种 想象画面的观念因其普遍性和明晰性而成为了历史真理的标准。从这一方面看，柯林武德的 确是一位笛卡尔和康德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柯林武德所谓的“先 验”想象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幻想，而是暗含着某种必然性和真实性。虽然他崇尚那种普遍性 的历史想象观念，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真正摆脱经验事实的纠缠。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必 须力求真实，应该努力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 （像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因此，他对文学想象和历史想象进行了区分。可见，柯林 武德并非是一位彻底的反实在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位历史真理的追求者。
通过以上两节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以来“科学的”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的文学传 统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文学传统在强调想象的过程同时，也并不忽视对过去真实性的追寻。 自从兰克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取向就与它的文学传统共享一项最为基本的前提：他们都 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有关真实 性的前提，就决定了从希罗多德到兰克、再从兰克到20世纪的历史著作的主题和结构。而 正是这种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支配着西方历史学的实在论前提，在当今的后现代史学思想中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
第二章历史语言与想象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
我们已经看到，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历史学仍然被一种科学化的研究范式 主宰着。这种解释模式是根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其特征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历 史研究，其研究的主旨就是寻求历史的规律，并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历史学家 不偏不倚地解释历史和社会。然而，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法国和美国 等国家，一批历史学家基于对这种历史研究模式的不满，开始着手进行新的突破。在结构主 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逐步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此称之为历 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放眼当今的西方历史学，我们不难看出，19世纪以来一直占据支 配地位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力了。人们曾经相信，对过去进行“科 学的”或“客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恢复历史文本的“真正”意义，从而发现历史真相。如 今，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论争中，这种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第一节后现代历史语言观
…、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各种不同而又相关的理论和主题 所组成的混合体。但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我们当前生存状况的一种总体描述。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现代德国哲学，它的先驱是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当代海德格尔的思想 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部分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 社会发生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重大转变。根据法国文化批评家利奥塔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的 标志在于对启蒙以来那些用以解释西方文明进步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否定，是对启蒙时期 的进步观念和现代主义的自觉反叛。20世纪60年代，一批法国知识分子在尼采和索绪尔理 论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形式。
现代哲学把语言理解为一种传达有意义的知识的载运工具。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20世 纪30年代的维也纳学派，随后在英美分析哲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析哲学追求的是 一种没有矛盾的和清晰明白的理想化语言，它足以能够传达逻辑的概念和科学探索的结果。 但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及其指涉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语言是 实在的最终视阈，或者说，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语言和话语之外的超语言实在。语言自身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符号之间处于无限的相互指涉中，因而永远不会达到某种固 定的意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必须无限地推延阐释的终止，因为语言和叙事的不充分 性导致了我们与外在实在的隔绝。该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否认语言或话语指涉独立事实 世界的能力，而且怀疑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按除客观知识和真理的可 能性。它公开承认自己的反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立场。另外，通过对传统观念的一系列颠 覆和解构，后现代主义还造成了一种本体论的飘浮、认识论的无常以及方法论信心的丧失这 样一种不确定状态。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源自于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语境。由于后现代主义动摇了理解、意 义和存在的基础，因而在它渗透到历史学领域之后，便引发了一系列在正统历史学家看来是 反历史的倾向。这种反历史的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拒斥再现主义，赞同“语言学转向”, 因而坚持认为，在创造意义方面，历史的书写形式与过去的内容同等重要；反对客观主义， 接受相对主义；由于能指■所指关系的断裂而导致的实在性和指涉性的崩溃，因而乐意看到 认知主体的瓦解。后现代历史学不再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问，它完全以虚构和想象为能事， 仅仅依赖于意义的自我指涉性。
根据罗蒂的说法，“语言学转向”这个术语最先是由奥地利实在论哲学家伯格曼(Gustav Bergmann)提出来的，随后被一些学者用以描述历史学领域所发生的范式转变：从原来的 历史解释转向对在创造历史意义过程中语言作用的强调。①关于语言学转向争论的焦点是历 史描述中真理和客观性是否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否在语言之外发现和获得事实， 历史叙事能否精确地再现事实主义的实在。一般来说，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仍然将语言看作 是一种充分的再现工具，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文本去发现过去的历史真相。但是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语言具有内在的比喻性，而且文本意义不断被推延，因而语言注定会 成为发现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巴尔特、福柯、海登•怀特等人一致认为，语言是在 话语(超越单句层面的词语系统或叙事)框架内发挥作用的，而话语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 创造过去的方式。他们由此对社会和物质力量优先于文化和语言结构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 提出了几个令人不安的论证：过去是由自我指涉性的文本构成的；在创造叙事的过程中，审 美决定与证据同等重要；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超越单句的历史陈述全然是 阐释；真理符合论太过脆弱，不足以支持它的所有主张。②
后现代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安排、塑造和情节编织而使历史编撰形式 优先于过去的内容。语言学转向的主要提倡者海登•怀特将过去比作一种需要阐释的文本。 在他看来，语言具有创造意义的力量，历史学家所运用的语言形式甚至决定着他们强加于过 去之上的意义。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一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在组织过去事件时所做出的选 择，与其说与实在相关，还不如说与历史学家自己的本体论(即历史学家对存在本质的理解)、 意识形态、认识论和情节选择相关。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叙事形式中就包含着某种预示方案，
①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②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52. 也就是说，形式本身就提供了有关过去的内容。
詹金斯和芒斯罗（AlunMunslow）都认为，后现代性是我们当前必然的生存状况。后现 代历史学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随便加入的反实在论的“反■过去的俱乐部”。①后现代状况 逼迫我们必须对历史学家建构过去的方式进行重新反思。后现代历史学是一种从传统的大写 历史和小写历史中解脱出来的新型历史学。根据这种所谓新型的历史学，过去的历史不过是 一种文本或语言实体，理解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比喻的或语言的活动。
总之，当今西方历史学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是：历史正在被消解，它逃离了 “实在” 而走向了语言，语言成为了人类意识和意义生产的构成性因素。
二、后现代历史语言观的先驱：尼采和索绪尔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后现代语言理 论的来龙去脉。一般认为，促成“语言学转向”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这种说法并不错,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尼采对后现代语言理论的贡献。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先驱，从后来的 福柯和德里达等人身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
（一）尼采的“唯美主义”语言观
在第一章，我已经对尼采的视角主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尼采的视角主义对于重新理解 历史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尼采认为，我们的认知范畴或形式不具有超验的或普遍的有效 性，历史学中的概念是由文化处境、视角和偏见所决定的。尼采运用一种系谱方法向人们展 示，被历史学家当作“事实”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远离了指涉物的阐释。在他看来，不存 在绝对、起源、事实和给定的意义，一切都是虚构和欺骗，组织和整理知识的一切企图都是 权力意志的表现。对尼采来说，不仅不存在什么大写的事实，而且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阐 释。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它们都是人们用以强加给经验某种秩序的美学手段。在《历史的用 途和滥用》一书中，尼采倾向于把历史看作一种悲剧审美行为，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悲剧 情节才能够最有效地摧毁那种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客观真理的观念。尼采在哲学上的怀疑主义 导致了他对历史学的虚构本性的认识。在《不合时宜的思想》（1874） —书中，尼采对历史 知识的用途提出了质疑。他的结论是，只有把历史知识仅仅当作一种使人们忘却过去的艺术 形式去研究时，历史对于我们才是有用的，为历史知识自身而研究历史的做法只会对人生造 成损害。这种观点与现代人把历史当作一种真理事业来追求的观念针锋相对。②在《快乐的 科学》（1882）中，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这实际上也是在宣布绝对真理的终结，是在向现 代主义和启蒙方案提出全面的挑战。
我们认为，即使承认真理（真实的历史阐释）的确受到权力意志或者意识形态取向的影 响，这也并非必然意味着真理符合论是完全的错误的。历史撰述中某种特殊目的论的存在也 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适当地反映历史。尼采的视角主义是一个悖论。每当说由于一切都是视 角的因而不存在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必定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当
①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89.
②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74. 我们宣称不存在真理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宣称是一个真理。
但是，尼采的视角主义似乎在历史学这样一门想象性和阐释性较强的学科中比较具有说 服力。对尼采来说，对知识的追求总是受到语言结构特别是隐喻结构的污染。被大部分人看 作是有关世界（或历史）知识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转义的再现形式。根据尼采的观点， 为了理解过去，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历史的虚构性。不存在一个用以对实在施加影响的超语言 平台。在语言问题上，尼采坚持一种“唯美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经验和世界只能作为 一种审美现象来加以理解。正如麦吉尔（Megill）所理解的那样，这实际上就是将人类的经 验领域看作是“艺术”、“话语”或“文本”。语言并非是对世界的模仿，而是对它的替代。①
对尼采来说，语言诱使人类进入一种梦幻状态，它极大地缓解了人类的恐怖和痛苦。为 了减轻由于意识到不存在真理这样一个真理所带来痛苦，人类才转而沉湎于艺术。所有的认 知形式归根到底都是隐喻性的，现象也无非是意象的存在，它们并不指向自身之外的任何实 在。语言的隐喻性决定了，人类根本无法触及实在和真理。拿尼采的话来说，真理无非是“隐 喻、转喻和拟人的机动部队”。②这样，尼采就在“堕入话语”的路途上迈出了第一步。
（-）索绪尔与符号学
一般说来，后现代语言理论的主要来源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多•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1916年，索绪尔生前的演讲稿以《普通语言学教程》 的书名结集出版，随后便相继出现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这些思潮特别是后结 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思想的流行直接导致了历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
严格说来，索绪尔是一个语言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形而上学家。他认为，语言 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语言（langue）而不是言语（parole） o前者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深层 或基础结构，在整个语言系统中居主导地位，而后者是深层结构的外部表现，是整个语言系 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言语现象。根据他的观点，语言和世界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 不是一种自然指涉的关系。比如说，在英语国家，人们用dog （狗）这个词来表示一种能够 吠叫的四足食肉动物，而在法国和德国，人们分别用chien和Hund来表示这种动物。语言 是由词或符号构成的，词或符号的意义是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来界定的。如能指 （signifier；词的发声或形状）与所指（signified；词的意义或概念），就有实质的差异。能 指和所指不是同一件事；“雪”这个字并不是雪，而是用来代表我们称之为雪的那些白色凝 固结晶体。符号代表被表示之物，但并不就等于被表示之物。在代表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产生 隐瞒、扭曲、模糊。语言组构的基础是差异，是符号与被表示物之间的关系，是字与字的相 互关系，并不是语言直接等于事实。如果把“雪”字通常使用的上下文改变，就很容易明白 这一点。女口： “气温下降时，雪融化了。”这个句子结构无误，却会让读者对“雪”的意义大 惑不解。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而且，由于它们都是文化或社会的构成物， 因而不能反映外界实在。也就是说，言语的意义是从内部获得的，与外界客体无关。语言仅 仅涉及能指与能指之间任意关系的结构，它无法超出语言系统自身视阈而将目光投向历史性
①Allan Megill, Prophets ofEx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3.
②转引自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1982）, p.58.
的所指。
总之，根据索绪尔的理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自主体系，它具有一种语法结构。而且， 语言并不是传达意义或意义单元的工具，而是反之，意义乃是语言的一种功能。或者换句话 说，人并不是用语言来传递自己的思想的，而是人所思想的东西乃是由语言所决定的。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人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之内运转着的，他并不决定它们，而是它们在决定着他。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并没有导致他放弃实在论或者否 认语言指涉外在世界的可能性。虽然符号是由特殊声音和特殊意义之间的任意连接形成的， 但是，索绪尔并没有否认它具有指涉事物的能力。索绪尔并不曾认为，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 因而依赖于我们对它的语言描述。这些学者试图说明，那些有关语言本质的唯心主义理论并 非出自索绪尔本人，而是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和文学理论家们强加给他的。①
在索绪尔看来，语词就是“符号”，它们是约定俗成，因而都是任意的能指，而且能够 产生多种所指。在索绪尔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符号学进一步强调，意义不是由于指涉超语言 现象而产生的，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内在关联产生的。这就是说，如同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指出的那样，语言“不仅不是自然的，而且是一种编码形式。”②语言以一种 编码的形式存在，符号之间的编码方式又由语言系统(langue)所决定，因而，意义的生产 完全是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社会性运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托尤斯(John Toews)说，“意 义的生产是非个人的，它在语言使用者的背后运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不能支配而只能 例示他们的语言规则和过程。”③根据这种观点，作者不再是言语的中心主体，因而也就不 必再为自己的言说负责。罗兰•巴尔特甚至宣称，所有的作者都死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的独立表达，而是一些可以作多种解读的编码文本。如果按照这种观点， 作者是被语言代码所限制，而不是被他所表达的社会物质过程所限制，而且，假如这种社会 过程本身就是语言的建构物的话，那么，社会生活也就成为了一种话语游戏，成为了一些虚 假的、与实体无关的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
结构主义从对语言的分析开始，逐渐影响到其他领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人的思想的自主性表示了怀疑，企图在其之外寻找更深的、不受理性控 制的结构。因此，结构主义发展的结果是重视非理性，比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而强调非理性的结果则导致了对结构的否定，于是，便有了后结构主 义。
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历史学
(-)福柯的“知识型”
①参见 Raymond Tallis, Not Saussure (London, 1988), chapter 6; John Ellis, Against Deconstruction (Princeton, 1989), chapter 2; Leonard Jackson, The Poverty of Structuralism (London, 1991), chapters 1, 3, 5-6;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 no.l, 1999;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②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厶加沧(Oxfdrd, 1977), p. 167.
③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5, m American Historical Interview 92 (1987), p. 882.
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由能指、所指和符号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 与外在世界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在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 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关系重大。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等主概念只不 过是语言的建构物，它们并不指称真实的事物。这也进一步暗示，以理性、知识、确定性和 归纳推理为基础的所有人文科学都不过是历史话语比喻模式的囚徒。他认为，人类意识是通 过操纵符号和隐喻来运作的，因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必然是一个转义的过程。 这样的话，将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真实，而只能是语言或叙事阐释的无穷游戏。通过对医学和 历史学的考古式研究，福柯发现，这些学科在概念化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比喻和叙事策略，而 且它们的语言程序的深层结构也都是转义性的。某个时代的转义形态制约这一时期的“话语 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和“知识型” (episteme)o对于福柯，历史是一个需要无限建构 的过程，历史学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对它进行解释和再解释，而且，我们的分析范畴、 假设、模式和比喻文体等形式本身就构成了我们意欲阐明的历史内容。①
根据尼采的观点，语言作为人类意识的比喻性力量，它既构成了历史学的经验内容，也 构成了历史学家用以安排和解释历史资料的概念或范畴。②福柯和海登•怀特都接受了尼采 的这一观点。他们都一致认为，语言创造了而不是发现了历史的意义。根据传统的看法，叙 事形式能够充分地再现实在。幼稚的经验论者相信，“永恒的和本质的”历史真实是存在的。 福柯对这类观点表示了轻蔑。在他看来，客观性是一个神话，词和物、陈述和证据之间不存 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因而现代的指涉性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从反理性的立场出发，福柯认为， 人类心灵无法直接认识真正原初的起源和实在。语言是我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唯一通 道。而语言是不透明的，它无法通过自身将实在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呈现给我们。客观性本身 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建构，因而我们就更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外界的任何事物。总之，福柯 拒斥以下观念：无限制地尊重事实，客观性，进步，稳定性，连续性，确定性，起源，历史、 意识形态、虚构和视角之间的划分。这种尼采式的观点标志着同经验论的一种彻底背离。
在对疯癫和医学的研究中，福柯对构成某个时代“知识型”的话语证据(口头和书面的 叙述)进行了一番考察。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应该注重研究历史的语言基础，而不必劳神去 探究和再现什么实在世界，也就是说，应该放弃对历史本源的探寻。但是，福柯并不是一个 纯粹的语言或叙事决定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根据他的观点， 虽然我们所有的知识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但是，它们是在一种被文化决定的话语实践中被生 产出来的。知识的形式受到当时政治权力和社会规范的严格约束或限制，知识也因而成为了 一种权力/知识。这种权力/知识是我们生活中的支配性实体，它根据某些主导规范来对社会 群体进行压制或认可、排斥或容纳。因而，历史不可能仅仅是一种，而是多种，它应该既包 含所谓“正常”群体的历史，也包括作为“他者”的边缘群体的历史和“失常”群体的历史。
作为一个彻底的反启蒙理性主义者，福柯坚持认为，启蒙理性是在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 式实施对人的压迫和抑制。他试图说明，在每个社会中，权力是如何以“真理制度”和主流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1-123.
②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3. 话语的形式与知识联手，并塑造和限制知识的。①在历史学和其他领域，这种福柯式的后现 代主义理论通常与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结成联盟。从反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它们认为， 所谓人类和普遍人性的观念都是一些有害的神话。它们坚信，通常被看作是理性和真理的东 西不过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产物，普遍的道德原则背后隐藏的是邪恶的文化帝国主义和 种族中心主义。
(二)巴尔特的“话语”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o巴尔特是20世纪 中期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他对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其有关语言、文学和历史叙事之间关系的理论。根据结构主义语言理 论，文本并不是指外部的现实，而是就包含在它自己的本身之内。在巴尔特看来，这一点不 但对文学的文本而且对历史编纂学的文本，都是适用的。既然文本并不指客观的现实，所以 他论证说，真理和虚构并没有区别。而且，文本看来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 且也与它的作者无关。起作用的完全是文本，而不是它所产生于其中的那个语境。
巴尔特对历史学和历史书写之间的传统区分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由于历史叙事遵从 一套文学或叙事代码，因而它并不完全独立于它所要传递的内容，也就是说，它与概念的、 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指涉物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区分。在《零度写作» (Writing Degree Zero, 1967) 一书中，巴尔特指出，历史学家处心积虑地设想一种写作风格，以试图避免所 有的语言约束，并假定语言和世界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他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在枉费心机。 在他看来，形式实际上是源自语言，而不是来自内容。只不过当内容和形式被合并在一起的 时候，历史学看起来就是证据的自然产物了。
在《历史的话语》(1967) 一文中，巴尔特把“话语”定义为“超越句子层次的词语系 统”。在他看来，历史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制作，或更准确地说，是想象力的制作。他 反对历史学过分依赖对真理符合论。巴尔特对叙事的分析否定了历史学独特的认识论地位。 他质问道：“总的说来，从希腊时代开始，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过去事件的叙述都必须经过 历史'科学'的批准认可才能生效，都受到'真实'这一根本标准的约束，都要由'理性' 解释原则来证明其正当性——在某种特殊的品质上，在某种十分明确的特色上，以上这种叙 述难道真的不同于我们在史诗、小说和戏剧中所发现的那种虚构的叙述吗？ ”②巴尔特提醒 历史学家，他们撰述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将过去转译成某种历史阐释的叙事。他们运用历史事 件的细节，在叙事中谨慎地控制时间，尽力抹掉其作为作者的身份，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都 是为了获得某种实在论的效果，使人相信他们真的直接把握了外在的指涉物。
巴尔特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进一步对现代历史学进行了批判。他提出，由于 历史学家必须用语言来研究和写作历史，因而历史学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是能指，第二 是所指，第三是指涉物(referent)。指涉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过程或事件。但是，为
①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Brighton, Eng., 1980).
②Roland Barthes, "Le Discours de L'histoir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Paris, 1967), in English,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7.
了表示历史学的“客观”和“真实”，近代历史学省略了能指和指涉物之间的所指，而将所 指与指涉物相等同，似乎历史就是历史真相的反照。可是，这一省略并不表明历史学与历史 真相保持一致。相反，指涉物却成了 “忸忸怩怩的所指”，即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总结与概括。 ①
总之，在巴尔特那里，历史写作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一致：前者总是对后者的选择。 历史学家不是事实的收集者，而是能指的收集者和整理者。自巴尔特之后，后现代主义者总 是把“事实”或“客观实在”置入括号之中，认为任何历史叙述都无法超出表达事实的话语 之外。
（三）德里达的“文本”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虽然他的后现代 主义语言理论遭到了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批判，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在某些学科中持续 不断地渗透和传播。德里达的理论以解构主义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并与新历史主义结成 了同盟。他处理文本的方式仍然影响着当今学术界。
德里达深受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 他发表了《论写作学» （OfGrammatology）等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从而确立了他作为 解构主义大师的地位。从他的解构主义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式的对真理符合论的 挑战，也可以找到尼采有关语言不确定性的理论的痕迹。根据西方传统观念，言说要优越于 书写，言说者所提供的意义更具原初性和权威性，因而理应在话语等级中享有特权地位。德 里达对这种语音中心主义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形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习惯。 在这种思维习惯的引导下，人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寻找某种真实意义的中心。 这种思维习惯也会导致诸如主体与客体、男性与女性、真实与虚假等等的二元对立。德里达 提醒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是由能指之间的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被无限地推迟, 它总是外在于我们并且始终是不在场的。对德里达来说，在阅读文本获取意义的过程中，读 者的作用与作者同样重要。这实际上意味着认知主体的消失。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直接从索绪尔那里脱胎出来的。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词语（能指） 并不是根据它们与其所表示的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来界定，而是根据它们自身彼此之间 的关系（比如，狗与猫）来加以界定。索绪尔还把语言看作是一套由符号组成的差异系统， 其中所有能指都按照一种逻辑的方式彼此相互关联。德里达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极端。德里达 认为，每当一个词语被言说的时候，它与其他词语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这样，语言便成为 了一种“含义的无穷游戏。”根本不存在什么决定意义的“先验所指”。所谓事物，不过是 词语的排列，是“话语”或“文本”。语言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媒介，因而，一切都是文 本。②
德里达认为，没有先验的能指，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也不存在什么固定之点，因而我 们无法获得确定的和透明的意义。如此说来，经验主义、事实、推论、真理、客观性和历史
①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5 in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20-123.
②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5. 实在就都是成问题的了。既然不存在诸如作者意图或文本之外证据的指涉物之类的意义支 点，那么我们就只好在文本内部来评价它们意义的可能性。虽然德里达并不完全否定指涉性 本身，但他不承认任何可知的原初意义。根据这一观点，历史学家所能够获得的只是一些被 无限推迟的和无法确认的意义，他们只能够满足于无休止的历史文本游戏。对德里达来说， 书写是创造历史的先决条件，而历史是一种书写效果。
对索绪尔而言，语言仍然具有一种结构，它构成为一个体系。在字词（能指）和它所 指涉的事物（所指）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统一。对德里达而言，这种统一就不复存在了。 反之，他看到的是无数没有明确的意义的能指，因为不存在某个可以据之指示出明确意义的 阿基米德点。对于历史编纂学而言，这就意味着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人类代 理，没有人类的意志或意图，并且根本没有一贯性。
四、后现代历史语言观的特点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是符号学，它们都认为，语言并非反映 而是构成了世界，也就是说，语言是生成性的，而不是模仿性的。在它们看来，语言以某种 方式先于它所形成的世界，我们所经验为“实在”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建构物，或者是 某些特殊语言系统的“效果”。
这种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语言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必然产生灾难性后果。它对语 言物质性的消解同时也是对历史的消解，因为它否认语言具有陈述或说明任何外部实在的能 力。历史或过去不过是一种语言符号的亚系统，它同样也是根据历史学家语言系统的规则来 构成自己的研究对象。①对解构主义来说，历史存在“不是一种在场，而是由文本性所创造 的一种在场效果。不存在某种非文本的存在形式。在试图发现历史实在的过程中，我们进入 了一个迷宫似的世界，它不仅妨碍我们接近那原始的历史，而且对认知对象本身的存在也提 出了质疑。在解构主义看来，书写也把社会背景同化为一种文本，从而完全疏离了实在。”② 这样，文学作品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区分便失去了意义，因为二者都是文本，都参与了同样的 语言互文本性游戏。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文学接触“生活”，那么我们也同样无法通过文献来 接近“过去”。在其论文集《形式的内容》中，海登•怀特详细阐述了符号学对于历史研究 的挑战。在他看来，如果接受了后索绪尔的语言观，那么经典文学文本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 关系便成了问题，同样，所谓“透明的”文本或文献也就成了问题，我们便没有理由将历史 文献看作是某种处于语言自我指涉游戏之外的语言形式。③
通过第一章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在19和20世纪，针对历史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 趋势，卡西尔、屈维廉、柯林武德等思想家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和想象性。但是，他们持的 是一种温和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立场。他们虽然打的是反实在论和反科学主义的招牌，但
①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5, m American Historical Interview 92 (1987), p. 882.
® Lee Patterson, Negotiating the Pas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Medieval LiteYature, Madison, 1987, p. 58.
③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十分彻底。他们基本都承认外界历史实在的存在，都强调事实和证据的 重要性，鼓励历史学家在搜集事实和鉴别证据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的真相。他们虽然极力强 调想象力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他们看来，想象力的发挥并非是毫无节制的，它 必须以尊重事实和探求真理为前提。他们或者把想象当作是恢复过去的有效手段，或者把想 象看作是历史思维的先验形式。
但是，我们看到，与以上相对主义者不同，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 或怀疑主义的立场。他们不承认语言的再现性和指涉性，他们强调的是历史撰写的实在效果 以及风格和真相的不可通约性。何兆武和陈启能两位先生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特点概括为以下 几点：“第一，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 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构建的。第二，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 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动的主要因素。因此，话语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决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 内容。第三，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第四，对 历史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 出怀疑。”①总之，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 过去不可能是历史认识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不可能成为历史陈述和表述的指涉物。 这些陈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过去，而是其他的并且总是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 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完全切断了历史知识和过去实在的联系，从而不仅将历史著作消解为文 学，而且也把历史本身还原为文本和话语。
最集中、最突出地体现以上这些后现代史学理论特点的，当推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 特。他于1973年发表的《元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所 谓“元历史学”，就是跳出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 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1978年，他又发表《话语的转义：文化 批评论文集》一书，进一步阐发了他在这方面的主张。1987年，他的另一部论文集《形式 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问世。这是一部体现怀特后现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在他 看来，叙事话语不单单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偶然形式，它本身也包含意识形态之维。它不仅仅 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海登•怀特的 这些著作体现了对历史话语和写作形式的关注。这反映了后现代语境中“话语意识”的勃兴， 也反映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我们将在以下两章中详细讨论海 登・怀特的历史哲学思想。
五、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历史语言观的态度
从历史学家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各种历史著述的现状来看，当今历史学的确受到 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我们看来是社会 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和历程，现在正日益被看作是文化和语言的产物。这种对语言
①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的强调已经渗入当今西方很大一部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在这些 领域，不少学者已经接受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和话语观。
譬如，琼•司考特(Joan Scott)就较为成功地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到了对女性主义 政治的研究中。在其《历史的性别与政治》(1988)中，司考特对语言的看法甚至比任何一 位后结构主义者都更为激进。同德里达一样，她也认为，传统的语言设置了一套等级秩序， 它导致妇女长期处于屈从地位。①她论证说,性别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由自然所规定的， 而是由语言所“形成的”。针对别人对她“毫无批判地接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指责，她 辩解说：“我的论证并不是说现实'仅只是'一个文本，而不如说是现实只可能通过语言而 获得。所以社会政治的结构并未被否定，而不如说是它们必须通过它们的语言学上的发音才 能加以研究。而德里达对这种研究则是非常之有用的……”。②
当然，20世纪末历史研究视野的迅速拓展并非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可以说， 后现代主义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并未占据显要位置。大部分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无动于 衷，仍然遵循着某些传统的史学研究原则去从事自己工作，同时希望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不 久将会烟消云散。提厄内(Brian Tierney)说：“元史学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迷人的 主题，它被看作是语言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与实际历史学家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 ③
有不少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历史观持一种抵触态度，因为它与他们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理解 和体验相去甚远。美国历史学家拜林(Bernard Bailyn)比较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态度。他说，
“对过去实在之再现的精确和适当，对所撰写的事实的逼真和接近，这些仍然是衡量优秀历 史著作的标准。”④英国历史学家布伦特(A.Bnmt)也宣称，“历史学家的目的无疑是发 现'事物实际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也意识到，他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成功。”⑤哈斯克尔
(Thomas L. Haskell)则坚决捍卫历史的客观性，反对从历史学中剔除“合理性”、“逻辑 性”和“真实性”等字眼。⑥即使是在对后现代主义表示同情的历史学家中，大部分人也 没有放弃实在论观点，他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任务是认识那消逝的过去，并尽力去重建过 去。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坚持认为，历史学是一门有关过去实在的“可 确定的和可证实的”知识，只有在“批判实在论”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有效地抵制“对 历史学的扭曲”和“对过去的神话重建”。⑦他还指出，许多史学实践与话语策略没有相似 之处，因而反对把经验还原为话语。⑧
①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pp.1-11.
②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2页。
③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1150-1650 (Cambridge, Eng., 1982), vii-viii.
宙 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Hanover, N. H., 1994), p. &
⑤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1988),头于历史事实和证据的尾注， p.508.
® Thomas L. Haskell,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Baltimore, 1998), pp. 8-9.
® Roger Chartier, "History betwee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5, 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1997), pp. 26- 27.
⑧ Roger Chartier, "History betwee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1997), pp. 19- 20.
另外，相当一批学者积极参与了这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有 的历史学家几乎完全赞同后现代史学，认为它针对历史学本质所提出的见解是新颖的和深刻 的，并将对史学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持这一立场的历史学家有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以及他 们所编辑的《新历史哲学》中的大部分撰稿人，另外，还包括罗伯茨(David D. Roberts)和 伯克豪尔佛(Robert F. Berkhofer)等人。①
有的学者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是一种新的虚无主义，它对严肃的 历史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主张要坚守理性的阵地，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给予坚决的回击。 文殊特尔(Keith Windschuttle)、爱尔顿(Geoffrey Elton)、西莫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 > 扎格林(Perez Zagorin)等就是这一观点代表人物。②另外，帕尔默(Bryan Palmer)和克 尔柯(Neville Kirk)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也反对后现代历史学的极端立场。③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表示尊重和同情，也承认后现代主义 对历史学做出的某些贡献，但是他们不赞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极端观点。持这种中间态度的 历史学家包括，托尤斯(John Toews)、斯皮格尔、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 > 林恩•亨特(Lynn Hunt)和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和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等人。④
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对科学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彻底背离。它完全掏空了历史过去的实在性 和客观性，将其完全置换成一种“唯美主义”话语装置或“快乐主义”的文本游戏，从而彰 显了历史学在语言形式上的文学性或想象性。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和转义理论的分析 和批判，将是下面两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一般后现代历史语言理论，并 对之进行批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批判同样适合后两章的内容。因为，在后现代视野中， 叙事和转义乃是两种紧密相关的文本或话语形式。
第二节后现代历史语言观批判
…、事实、文木与实在
在传统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事实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文献中留下了痕迹， 历史学家可以利用这些遗迹来重构过去的情形。历史学家通常把他们的文献想象成某种透明
①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Chicago, 1995); David D. Roberts, Nothing But History (Berkeley, 1995);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Gertrude Himmelfar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5,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1989), pp.661-670; Gertrude Himmelfarb, On Looking into the Abyss: Untimely Thought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94).
②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 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1997); Geoffrey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Eng., 1991); 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③Bryan Palmer, "Critical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Ostensible End of Marxism: The Poverty of Theory Revisited,and Neville Kirk, "History, Language, Ideas and Postmodernism: A Materialist View,5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④John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pp. 879-907;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5), chapter 6-7; 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N. H., 1997), chapters 8-10;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248.
的窗口，通过它可以窥测到有关过去的真相。为了真实地重现过去，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摆脱 偏见和先见，在一种完全公正的心态下去接近文献。埃尔顿说：“意识形态理论对历史学家 的工作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使他们受到预定解释方案的左右，从而迫使他们去裁剪证据，以 适合某种从外界植入的所谓范式。”①他坚持认为，在解读过去遗留资料的时候，必须将这 些文献置于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中去。如果是要探索一种当时环境下的真相，还必须将现在 的观点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完全清除出去。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问题不能根据当前的理论来 阐述，而应该完全从历史资料本身出发。
对于从历史资料中获取历史事实的途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吉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作过这样一个经典描述：“整个历史研究的现代方法是奠基于原始权威和派生 权威的区别之上的。关于原始权威，我们指的是那些目击者的陈述，或者是那些与目击者所 证实的事件同时的文献或其他遗留材料。关于派生权威，我们指的是那些叙述或讨论过去事 件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这些事件并非他们亲眼目睹，而是道听途说，或者是根据原始权 威直接或间接地推断而来的。”②一般说来，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主要依靠的是派生的或者 二级的资料，而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借助原始的或者一级的资料，并以此来标示 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以上这些有关历史事实的传统观点受到了当今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巴尔特认为，“事 实向来不过就是语言的存在"(Le fhit if a jamais qifune existence linguistique)。③ 在他看来， 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嵌刻，它佯称自己与过去相似，也是能指的一种炫 耀，将自己伪装成事实的集合。”④他认为，过去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那里存在 着，等待历史学家去发现，过去实际上人们的一种想象物，是等待历史学家填充的空洞空间。 引语、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共同营造成了某种“实在效果”，它诱使读者相信：历史学家对过 去的再现就是一种对事件的忠实报道。在德里达看来，历史学家将自己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存 在，并致力于对过去事实的发现和考订，这实际上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是历史学 家在孤芳自赏。
海登•怀特对事实和事件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事件是某种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事 实是历史学家所构建的东西，是某种存在于过去的遗留物或文献中的东西，亦即某种文本性 的东西。他还认为，历史学家很难对一个历史事件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他们看待这一事件的 视角往往不尽相同。⑤在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看来，历史学家试图彻底澄清事实、 通过资料获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根据他的观点，历史事实不过是主体建构的产物， 无异于历史学家的一种虚构或发明。⑥拉卡普拉认为，文献与其说是用来揭示客观实在的资 料，还不如说是用以补充或改写实在的文本。文献都是根据某些个人的视角和目的撰写出来
①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pp.27, 65, 68.
②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3.
③转弓丨自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扉页。
④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4.
⑤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p.233-246.
⑥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p.26-27.
的，并且往往残缺不全，这些都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另外，他还提醒我们，历史学家通 常会不自觉地将原来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直接带入到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去。①
当下的实在是在场的，它能够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但是过去是不在场的，它不具有 我们周围可感世界那样的实在性。根据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者便将过去一个文本。在他们看 来，我们只能通过作为文本的文献来理解过去，因而，除了文本和话语，再也没有什么过去 的实在性可言。汉斯•凯尔纳注意到，历史学家总是一本正经地从事研究，似乎他们的研究 真的贴近了过去，似乎他们的著作讲述的真的是过去的事情，似乎过去真的是实在的。但是，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幼稚的实在论”。②而且，历史文献和历史学家自己的著作之间也不 存在原则性区别。文献和历史著作的意义是由读者和历史学家赋予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意 义。这样的话，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分别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由于这种区分一味强调原 始资料、盲目迷恋文献，从而也扭曲了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③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毫不留 情地按弃了马吉里亚诺对原始资料和派生资料所作的区分。如此看来，就像詹京斯所说的那 样，“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过去，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有关过去的构建物。 在这种意义上，过去的人们与我们的本性是否相同的问题不仅是不可判定的，而且也是无关 紧要的。这样的话，过去是与我们无关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确立历史学家用来应用于过 去的那些假设。”因此，“我们与其去理解过去人们的心灵，与其去理解那些仅仅出现在历史 学家心灵中的人们的心灵，还不如去理解历史学家本人的心灵。”④
在这一方面，凯尔纳与安克斯密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观念上的 差异不能通过历史研究来加以解决或解释，它实际上是一个文体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学家 之间各执一词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学而不在于学术。拿他的话来说，“内容是文体的派生物。” 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去研究过去，他应当做的就只是思考过去在当前呈现的方式。他说： “历史……不应当再是一种对过去发生事件的建构……而是有关过去记忆的持续游戏。”⑤ 同样，詹金斯也劝告历史学者不要在乎历史本身，而应当去关注历史学家的著作。因为，如 果历史是阐释或者历史学家著作的话，那么，历史编纂学便成为了对历史观点的研究，因为 历史本身仅仅是一种话语，是一种“凝结的阐释”。这样一来，对历史的研究就转变成了对 历史学家的研究。
遵循这一路径，后现代主义者更强调的是派生资料而不是原始资料。他们致力于研究 对某个事件或人物的叙述和评论，而对这个事件或人物本身置之不理。在他们看来，文本本 身和对这个文本的阐释都是一种话语形式，前者不具有对后者的任何优先权。比如，在一部 论述巫师的书中，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珀吉斯(Diane Purkiss)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在 她看来，我们不可能从认识论方面来给巫师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只能够讲述或转述各种有 关巫师的故事。由于资料残破不全，我们也无法确切说明人们为什么相信巫师。珀吉斯拒绝 在对巫师所作的历史的、文学的和诗意的叙述之间进行区分。她并不刻意叙述巫师本身，而
①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p.ll, 17.
® Hans Kellner, "Introduction: Describing Redescrip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 1995), p.10.
③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34.
④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47.
⑤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5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1989), pp.152, 144. 是对诗歌、戏剧、历史文本以及其他次级文学形式中的巫师形象加以精心描述。①
不难看出，在这种后现代理论中，历史事实几乎从视野中消失了，传统历史研究赖以 存在的原始资料和派生资料之间的区别被消除了。历史学家变成了寓言作家，成了文学批评 和分析的对象。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分别被消解了，历史和历史学、历史撰述和历史理论之间 的界限被抹平了。
我们认为，历史学家的声音固然重要，但是遗留文献的声音也很重要，而且，在我们 看来后者要比前者更为重要。根据过去文献和遗迹，我们是能够基本真实地在构建过去的。 历史研究必须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过去遗留下来的原始文献和片断是在与当时历史实在的直 接联系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最为可靠，理应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首要根据。派生资料是 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们与历史实在的联系是间接的，因而必须通过严格的考 证和审查才能确定它的实在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原始资料和派生资料的区别。
在历史事实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历史事实是过去已经发生并能 通过历史遗迹加以证实的客观实在。它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无论历史学家能否 予以证实，都不会影响它的客观实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件。历史学 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历史事实”，弄清历史真相。但是，我们又认为，历史文本中的事实 具有历史性，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色彩，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僵死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事实的确具有相对性。在我们看来，历史事实不同于历史证据。只有当历史事实被用来 支持和说明某个论证的时候才会成为历史证据，也可以说，历史证据是理论和阐释介入历史 事实的结果。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先见或理论的确会左右他对资料的阅读。这种理论或先见主 要是来自历史学家对当前问题的思考和关切，而并非源自资料本身。比如说，如果没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理论，历史学家就不会理解工业化。由于理论和阐释的多样性和主观性， 同一个历史事实也就具有充当多重证据的可能性。这样看来，理论和阐释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它在事实转化为证据进而生成文本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仅仅强调在场的证据，也不能仅仅强调事实的相对性，而否定 不在场事实的实在性。事实的确是曾经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文本。这里最重要的 问题是承认过去的客观实在性，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历史客观实在被 掏空，我们就会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俘虏，从而陷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深渊。
二、作者、读者和意义
历史学家早已意识到，历史文献的语言不是透明的，他们只能透过玻璃朦胧地看到过 去，而无法直截了当地发现其背后的历史实在。这一点并不必定要等后现代主义者指出来。 后现代主义者所作的工作是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极致。他们在反驳了文本语言是通向作者心灵 的透明窗户这一观点之后，进而认为作者与文本内容毫不相关，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过去的历史学家看来，文献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撰写的，它们必然包含作者的主观错
①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pp.59-63.
谬和意识形态立场，因而，历史学家应该仔细地审查这些资料，识别出作者的真实意图，并 弄清楚文献产生的语境。但是，自从解构主义出现以来，这种观点也受到了质疑。根据德里 达的文本理论，作品一经完成，作者就会失去对作品意义的控制力。在无限的能指游戏中， 文本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中。意义是由读者植入文本中的，因而所有意义在原则 上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在历史学中，意义并非是由历史学家在过去发现的，而是被强加上 去的，因而不同历史学家从过去解读出的意义都是合法的。保罗•利科也认为，因为“读者 在写作行为中是不在场的，而作者在阅读行为中是不在场的……所以，文本就会产生一种读 者和作者的双重隐没。”①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本是为了阅读而创作的，作者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并非 总是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挥洒，而不顾及读者的要求和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读者在阅读文 本的过程中，头脑中也总是思考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目的。与德里达和利科等人的说法恰恰 相反，我们认为，文本会产生一种读者和作者的双重在场，它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了一个相互 对话和交流的场所。文本是对非语言性事物和事实的语言性再现，它们体现了作者的意图。
从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美国历史学家凯利(CatrionaKelly)提倡一种对资料的文 本化阅读策略，建议历史学家“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显而易见的阐释上，而要集中在意 义的次级层面上。”②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由于所有历史文献都是话语，我们可以把看似 毫无关联的事件随意并列在一起，从而阐发出某种意义。正如撒姆尔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并 非辛苦地记载过去，而是根据想象力重新创造过去。”③詹金斯也认为，我们无法精确地理 解过去语言的意义，因而也就无法重建这种语言所指称的过去。④
我们认为，历史学家的确无法给某个文献界定一个独一无二的、确定不移的所谓真实 意义。但是，历史学家也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一种意义强加给文献，而全然不顾及文 献撰写者的意图和文献产生时的客观语境。历史学家对文本的理解和对意义的阐释无疑会受 到作品中所包含的词语的限制，但是这些词语也并非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具有无限的 意义。我们认为，重建过去语言的意义是可能的。因为，过去文献中的单个词语或概念是一 个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根据该系统中其他词语或概念来确定它们意义。在研究某个 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并非仅仅阅读关于它的一个文献，而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相关文献。我 们会在各种语境中遇到同一个词语或概念，通过比较和鉴别，我们是能够弄清楚该词语或概 念的意义的。
历史研究应该是一种对话，一种历史学家与过去文献之间的对话，一种历史学家之间 的对话。在这一方面，伟大历史学家吉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其《罗马帝国的兴衰》中， “吉本得心应手地应对各种偏见，他展示这些偏见，他揭示资料中的各种成见，它显示而不 是压制'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的个性。公正并非出自对事实的盲目崇拜，而是出自心灵的运 思，出自分析、想象和才智，出自一种悬置判断的能力。吉本的'伟大著作'读起来像是一
①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104.
②Catriona Kelly,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5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209-213.
③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 (1992), p.233.
④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40-41, and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Oxford, 1975), p.18.
个包含多种声音的大合唱。当代人在言说，吉本的资料对之进行评论，吉本增加一些自己的 评注，不时在脚注中进行责骂。而读者则被邀请去旁听，参与到这场精神的大讨论中。”①的 确，历史学家有必要倾听过去各种声音，甚至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的声音，而不仅仅只是陶醉 于自己的狭隘视角中。
把过去称作“文本”只不过是一个隐喻，它没有对过去做出明确的描述。过去远非仅 仅是一个文本，将它当作文本来读只是抓住了其实在性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主要的方面。 历史事件与文学文本并非是一回事。斯皮格尔说：“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那些实证主义派 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我们。”他还认为，所有的历史文献 都具有文学性。②但实际上，历史资料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历史资料并不必然 是，而且通常不是对一个事件、一种心态或一个故事的描述。比如，碑铭、外交文件、数据、 录像带、电影胶片等都不是文字叙述，因而也就不能被称为文本。即使是书面资料，很多也 不能归为文学形式。比如，这些书面资料有可能是小麦价格表、人口普查数据或者某工厂的 职工名单，也可能是某堵墙上的随手涂鸦。另外，文本的物质载体纸、笔、墨水等都不是文 本。河流、山脉、楼房和飞机等非语言实体都不是文本，社会结构、政府组织和伊拉克战争 也都不是文本。总体的人类历史包含大量文本，但自身并不是文本。总之，话语和文本虽然 是再现过去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话语和文本不等于事实，也不能构成过去本身。
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只等同于文本层面的说法，在讨论和解释历史上人类的灾难时，其 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伊格尔斯,作为一个十一岁时由于德国纳粹迫害而随家迁往美国的难童， 很懂得“纳粹大屠杀”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他指出，近年关于“大屠杀”历史事件 的讨论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表现的更明显。海登•怀特也承认，从道德的观点看，否定“大 屠杀”这一现实是无法接受的,尽管在历史叙述中不可能客观地确定它是否曾经发生过。③的 确，法西斯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犹太人，日本侵略者仅在南 京就屠杀了 30万无辜的中国同胞。这样的血淋淋的事实难道仅仅是文本吗？日本右翼分子 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企图改写历史文本。他们的罪恶意图正好说明，仅仅把历史归结为文 本，而否认历史事实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三、历史语言的客观性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种语言唯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进入历史学领域后，彻底消解 了事实、证据和作者意图等历史实在论观念。实际上，拒斥历史实在论从来都是后结构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中心论题。在《论写作学》一书中，德里达集中阐述了这一反实在论的 立场。他认为，阅读“无法合理地超越文本……抵达指涉物”或者“实在”，无论这种实在 是“形而上的、历史的还是精神生物学的。”因而，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反实在论口号，“文
①Roy Porter, Gibbon: Making History (London, 1988), p.163.
②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207, n. 31.
③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16页。
本之外无他物o (il a pas de hors-texte)①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巴尔特认为，针对过 去实在的话语指涉是一种虚假的和欺骗性的语言效果，话语中的所指根本就没有什么指涉 物，它所涉及的不过是话语本身。②海登•怀特说，“不存在某种言说和再现世界的所谓唯 一正确的方式，因为语言在与它所言说的世界的关系上是任意的”，因而，“一切都可以被重 新描述”。③伯克豪尔佛也同样反对历史实在论，强调"非指涉论”(dereferentialism)带给 传统历史学的严峻挑战。④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这个 词的指涉物是什么？然后自己回答说：它不可能是所谓的过去，因为，准确说来，它是不在 场的。他说，“没有人能够像指着一匹马或一棵树(或者，甚至是它们的图片)那样指着过 去。”因而，他赞同某些文学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历史学中的指涉仅仅与其他历史或文本相 关联。⑤根据伯克豪尔佛的逻辑，只有当过去事件像一匹马或一棵树那样成为我们当下的认 知对象时，它们才算得上是历史著作中的陈述的指涉物。
这些观点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我们认为，首先，语言和语法并非完全是任意的能指，它 们与外界实在具有对应关系，它们指称的是一些真实的事物，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在场的事件。 虽然在某个音素与某个能指的联结方面语言是任意的，但是，在指涉或意义方面却并非如此。 比如说，在英语中，“dog”(狗)这个词的发音和词形总是指向那种与狐狸、狼近缘的家养 食肉哺乳动物。其次，虽然一切都可以被重新描述，但不可以被随意描述。客观的事实和意 义是语言或话语描述的底线。比如，如果说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我们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对它进行描述，说它位于南美洲、流经好几个国家等等，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将它描 述成世界上最短的河流。第三，实在论和再现论并不意味着只存在一种描述世界的正确方式。 它也承认，对于同一个对象或事件，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视角作出不同的描述。 如果所有这些描述都不相互矛盾，可以说它们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描述与事实相符合，它 们也都是真实的。
历史话语或阐释与历史实在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可能脱离后者而独立存在。 就连怀特自己也不否认,语言并非纯粹是自我映射的，它是人类意识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媒介。 ⑥只要我们承认作为超文本实在的过去的确存在，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语言能够描述外在于 它自身的事物。因为，假如语言不具有描述和告知历史实在的功能的话，我们也就无从知道 过去是真实存在的。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也在使用语言阐述事实和提 出理论，而他们似乎相信自己在指涉一些真实的人物或事件。厄尔马思(Elizabeth Ermarth) 在把一切都归入文本并试图颠覆传统历史学的时间观念的过程中，她自己却作了许多有关过 去的事实性陈述，比如，现代性起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古希腊人没有主体的概念；等 等。她也坦率地承认，她自己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是采用再现(representation)的语言
①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1976, p. 158.
②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p. 121-122.
③Ewa Domanska, "Interview: Hayden White,Diacritics (Spring, 1994), p.96.
④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p.9.
⑤Berkhofer, "The Challenge of Poetics to (Normal) Historical Practice,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p.149-150;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pp.63-64.
⑥Hayden White,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Literary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7(1975), p.109. 写成的，它假设了一个协同的共同体，并包含历史概括和注释。”①她所说的“再现”就是 一种实在论的表现形式。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唯有历史》(Nothing but History) 一 书实际上是一部思想史，它追溯了从维柯到尼采、克罗齐、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福柯以及 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有关某些历史观念的发展进程，并作了不少概括性评论。这些叙述和评 论似乎都是一些真实和客观的表述，它们无疑指涉着过去的真实人物及其思想。它们恰恰证 实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客观实在论思想。
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上，我们同意扎格林的观点。作为一个典型的实在论者，他认为， “外部世界、物质对象和事物的一般存在方式的存在和性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经验，也 不依赖于语言和话语对它们的指涉。”②具体到历史学领域，这就意味着，过去事件独立于 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认识和重建它们的方式，历史学家可以通过遗留下来的证据真实地再现不 在场的人类过去。
但是，扎格林又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历史学没有什么贡献。他不赞成詹金斯后 现代主义者从哲学角度对历史学的侵犯。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经验性学科”，不 需要哲学家的指手画脚。“如果哲学要与历史学保持一种富有成果的关系，它就必须接受历 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哲学对于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后者澄清它对自己的理解，阐明 后者所依赖的基本假设。”③他的观点与埃尔顿如出一辙，在后者看来，只有历史学家才有 资格去谈论诸如历史学的本质等问题。
但是，海登•怀特不这样认为，他说，“坚持认为只有历史学家才真正了解历史学家的 所作所为，这类似于现代科学家反对自己被社会学家、人种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 ④我们认为，怀特在这方面说得很对。在这样一个学科大融合的时代，任何一个学科发展都 不能游离于其学术环境，不能够对其他学科的最新进展不闻不问。这样只能导致该学科的日 益萎缩和后退，而不利于自身的健康成长。在一个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的时候，听一听其他 学科的见解和观点，往往能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各有长短。历史学家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占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但往往仅限于此，而不注重自己学科的性质 和获取知识的方式等问题。哲学家一般都具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和较广阔的学术视野，但不怎 么注重具体学科的经验实践和特殊技巧。双方很有必要本着谦虚的态度，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扬长避短，这样做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言现象哲学分析并不必然会对历史学造成消极的影响。哲学家罗 素对语言和实在之间关系的分析就有力地支持了实在论观点。这一点就连扎格林自己也是承 认的。罗素说：“同一般说来是非语言的事实保持着这种或那种的联系是言语的主要功能。 某些现代哲学家……告诉我们，使语言和事实相对是一种'形而上学'，因而理应受到谴责。 这种观点极其荒谬，可能只有极少数博学的人接受它。”罗素还指出，“言语是为了不是言语 的事物而被发明出来的。哲学家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言语的目的是为了应付
①Elizabeth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57.
②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no.2, 2000.
③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no.2, 2000.
④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45. 不同于言语的事物……”①当今不少分析哲学家或者从认知和真理层面上，或者从本体论意 义上，积极捍卫实在论的观点。他们坚信，世界、物质客体和自然现象等都不依赖于心灵和 语言而存在。②虽然这些哲学家是从哲学的视角来探讨实在论问题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 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实际上，过去作为独立实在的观点也并不特别需要某种理论或哲 学结论的辩护。实在论本身就是历史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可 能性的首要条件。
四、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语言观何以可能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种转向把重点转到 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揭示了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 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的确，抽 象经验主义把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想当然地认为 历史语言能够像镜子那样再现历史实在，没有认识到历史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实际上，正像 后现代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写作的风格、文本语言、语境等再现历史的形式不应该仅 仅被看作一种解释的形式，它们本身也的确具有某种意义和内容。
我们同意伊格尔斯给予后现代历史理论的肯定。他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很正确地提 出了这一论点，即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包含有任何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 史概念都是通过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人作为主体并不具有任何脱离矛盾与模棱两可之外 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说，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毫 不含混的意图。福柯和德里达有着很好的理由指出了语言的政治涵义和其中所固有的权力的 等级关系。这些渗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矛盾，就迫使观察者去'解构'每一种文本，以便揭 示出其意识形态的成分。每一种现实都不仅仅是通过言谈的话语去与人交流，并且也以一种 极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们所构成。”③因而，我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认真地对待这种后现 代主义语言理论。他们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语言理论成果应用到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中去， 这有助于他们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数。另外，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还迫使 历史学家反思他们工作的性质，开辟阅读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历史学家，在历史实践中 要慎重考虑自己的写作风格，促使他们更仔细地考察文献，更认真地对待表面现象，重新思 考文本和话语等问题。
后现代语言理论对哲学和历史学都提出了挑战，接受这一挑战必定使学术研究进入一 个更高的层次。历史学和哲学问题，都有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必将从深 度和广度上把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立论是不能 成立的。如果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话语和语言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话语和语言,
①转弓丨自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no. 1, 1999.
②John Searle, "Does the Real World Exist,” in Realism, Antirealism and Epistemology, ed. Christopher B. Kulp (Lanham, Md., 1997); William B. Alston, A Realist Conception of Truth (Ithaca, N.Y., 1996).
③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2-153页。 这势必会妨碍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错误观念之上 的，它与历史学家的职业直觉和信仰明显相悖，也不能够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适当的说明。 我们决不能落脚在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上。
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下，基础主义认识论已呈衰落之势，但这并不能成为 我们抛弃真理和知识观念、拥抱相对主义的理由或借口。虽然知识具有一种笛卡尔式基础的 观念已成昨日黄花，但是大部分哲学家仍然以追求真实知识为己任，依然坚持对逻辑、证据、 客观性和理性的信念。像几乎所有的物理和生物学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基本都是自然的实 在论者，几乎都是真理符合论的信奉者。这是他们多年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的科 学家都相信，自然界中事物存在的方式独立于人类的心灵和语言，而且，只要科学程序是合 理的，他们就可以基本了解自然界的真实面目。同样，大部分历史学家也想当然地认为，过 去事件并不依赖于人类思考和研究它们的方式而存在，他们所研究、分析、叙述和解释的行 为、事件、思想、结构和过程都是人类经历过的过去实在的组成部分。很少有人接受“现实 并不存在，惟有语言才存在”这种极端的立场。现实不可能是一种任意的假定，也不是一种 语言的幻象。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就是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人类生活和变迁的理解，并将这 种理解传达给现在和以后所有的人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赞同卡洛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的话：“语言学的分歧建构了社会，社会的分歧也建构了语言。”①
朴素的客观主义已经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史学指导，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也绝不应该 成为人类心灵的最终寓所。人类心智应该重新寻找新的家园。对于历史学家经过千百年史学 实践所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不利于学术 发展或理论创新的陈旧模式，我们理应改进甚至抛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扬弃传统历 史学、构建新的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 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西方某些历史学家也的确在做一些超越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探索性工作。针对后现 代主义对传统经验论的攻击，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等历史学 家提倡一种与传统实在论不同的“分别较细微的、比较不绝对的实在论，即所谓务实的实在 论(practical realism)o ”②根据这种务实的实在论，语言的意义既非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 中，也不会完全依附于外在世界的客体。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类通过语言来回应外界实 在，从而导致了语言惯例的形成。语言的文法结构是在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在人类试 图给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务实的实在论强调语言的作用在 于能够表述主体与客体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语言具有沟通、回应的性质，它不是唯我论者 的主观武断工具，因而能服务于求知的目的。语言结构可能是人类心灵中潜存的东西，但语 言却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接触而产生的。务实的实在论并不奢求主观概念与外在事物全然相 符，它接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试探性而不完美的记叙。务实的实在论者提醒后现代主义者， 有些文字和语言惯例即便是从社会角度建构的，却可以触及外在世界，并且对其中事物做相
①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Body Politics,5, in E.Weed, ed., Feminism /Theory /Politics (New York, 1989), p.101.
②［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1页。 当真确的描述。务实的实在论者并不反对科学，它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一样认为，“脑中拥 有关于某事物的知识，并不就此否认该事物在人的头脑外如预料地那样运作着。”①
阿普尔比等人借用美国的实用主义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话说曾说，实在论者“会 区别事物的真实概念和事物本身……以便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同一件事物；因为在一个 真正的判断过程中，思考的最直接对象就是实在”。②在她们看来，某个存在的事物成为思 维中的概念，丝毫不损害其有形的存在，也不妨碍通过语言中介来认识该事物。一个事物可 以同时处于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的语言领域。可知的、可用的事物与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是 两回事，但是它们能够被文字“捕捉”而存于思维之内。
阿普尔比等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们不满足于语言与外在实在完全对应的经验主 义论断，也反对语言全然是一种主观建构的后现代语言决定论，而是强调语言是主体和客体 之间互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她们既捍卫了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又肯定了语言再现世界的 可能性。但是，她们的语言理论仅仅是在语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所做的一种便利的调和 或折衷。由于其实用主义的狭隘立场，她们不能够正确地把握语言的实质和功能，她们的理 论仍然没有脱离经验的直观。在语言问题上，能够真正引领我们走出抽象经验主义和相对主 义理论困境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从这种崭新的世界观出发，他们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论进行了清算。他 们指出：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 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長一种实践的、 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 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 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③
就在同一个文献中，他们还指出：
瑜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哲学家们已经使思维独立化，同样，他们也一定要使语 言独立化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作为 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 的问题……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 清他们的语言是现实世界的被歪曲了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
①［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3页。
②转引自［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81页。
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①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意识和语 言须臾不可分离，“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 语言具有物质性，它是一种“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后来斯大林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 他指出：“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 的。”②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不能离开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 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前提。
第二，语言和意识一样，都不可能离开实践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语言和意识都产生于实 践。“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 的为我性恰恰是建立在其为他性的基础上的，在交往中为我与为他的同一构成了语言的现实 性。语言本身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它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 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交往实践的需要才产生的。另外，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 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③交往和劳动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产 生语言的需要，也创造了产生语言的主客观条件。
第三，在语言、意识和实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语言和意识具有在实践基 础上反映实在的可能性。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 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这种客观的认识和描述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思想作为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思想和语言都具有指涉性，它们 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反映。一句话，“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 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实践的语言观，它主张语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实践基 础上的一种现实的交往活动。这种语言观反对将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王国来看待，认为 语言和意识一样，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能够在实践中获得对实在的有效再现。让语言回 到现实生活中，回到实践中，这是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根本出发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有一定的历史 必然性，但是其最终的语言本体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不可知论的结果则是不能成立的。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语言和认识一样，都不可能离开实践的基础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把事物本 身归结为思维或意识活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还是把事物和认识归结为语言符号的语言论 的形而上学，都是试图把认识和语言变成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独立王国”，这是与实践唯 物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
当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认识的思考转向对认识的表述形式——语言的思考时，马克思主义 则从对认识的思考转向了对认识的基础——社会实践的思考，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考察认识 和语言现象。事实上，认识论和语言论的哲学思考都是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只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76页。 有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和语言论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语言活动。也只 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说明语言意义的可理解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性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确立，为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对当代语言学的 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我们理解历史语言的有效指南，也是我们反对后现代历史 学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文本和话语是在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媒介或手段， 亦即历史意识的直接现实。历史语言无论体现为日常语言还是专业术语，它们本身就是一种 符号形态的物质存在。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一样，都不能离开活生生的历史现实而独立存在, 它们归根结底来自于普通群众和历史学家的交往实践。历史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非 透明性，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王国，它是对历史实在的一种歪曲反映，是对过去的 真实表现或再现。一句话，历史语言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三章历史叙事与想象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说话仅仅是为了叙述。
——［英］托马斯•卡莱尔
叙事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历史学曾经被认为是 修辞学的分支。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叙事在20世纪曾经一度出现衰退 的倾向。随着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叙事在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对叙 事问题的研究是对仿效自然科学的历史解释模型的一种背离。它仍然限于历史认识论范围， 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弄清楚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因而，他们的研究没有导致怀疑论，他们同 经验历史学家共享一种实在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后期分析哲学以及 欧陆语言哲学的迅速发展，历史学领域出现了 “语言学转向”，对历史叙事问题的研究也进 入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者都是一些彻底的反实在论者。他们试图消除历史叙事和 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将历史叙事看作是历史学家的发明和创造，从而否认叙事再现历史实 在的任何可能性。
第一节传统历史叙事观
一、叙事、历史叙事与叙事历史
简单说来，叙事(narrative)就是故事。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故事就是对行为 的有情节的再现。故事与行为有关，它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等媒介再现那种行为。但是, 当今的再现媒介也可以扩展到电影和电视中的图像，以及雕塑、木偶或舞台上活生生的演员 等等。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叙事的目的都是要再现某种行为，再现人的某种经验、感受 或作为。①至于情节，亚里士多德将它定义为“对事件的有秩序的排列。”②这一定义向讲 故事的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应该选择哪些事件而忽略哪些事件？应该按照什么秩序排 列这些事件？为了更好地理解“情节”这个术语，我们有必要了解“一致性”和“意义”这 两个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情节必须具有统一性，故事的前后要融贯一致，讲故事的 人不应该随意游离开要点，不应该插入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故事必须具有某种 意义，它必须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总之，任何故事都应该是对行为的再现，而且还要有情 节。除此之外，还要顾及到观众或听众或读者，因为他们直接影响到事件的选择和讲述的方
①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44.
②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5, 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39. 式。
何谓历史叙事？根据芒斯罗(Alun Munslow)的定义，历史叙事就是历史学家向读者 讲述的有关一个事件或一组相关事件的故事。①历史叙事是一种话语，它由关于过去事件的 个别陈述所构成，其基本结构是“这一事件发生，然后那一事件发生”，通过这种方式，毫 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便被安排在一个可理解的秩序或序列中。历史叙事中个别陈述存在真假问 题，但是作为个别陈述集合的叙事整体形成一套复杂的阐释程序，它不存在真假的问题。②
史学史家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家讨论的叙事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家讨论的叙事在含义上是 大不相同的，例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福雷(Francois Furet)＞丹图(Arthur C. Danto)＞加利(W. B. Gallie)与巴尔特、海登•怀特、利科(Paul Ricoeur)等人讨论的 叙事就有本质上的区别。海登•怀特注意到，“叙事观念自身包含一种模棱两可，它与我们 在使用厉史(history) 一词时发现的那种典型的模棱两可同属一类。叙事既是一种话语方式， 也是使用这种话语方式的产物。当这种话语方式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如同在'历史叙 事'中那样)时，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具有特定语言、语法和修辞特色的话语，即，叙事 历史(narrative history)。”③有论者据此认为，“叙事” 一词既可以作为名词，意为叙述的 故事或叙述的行为；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意为叙事的、叙事体的、故事形式的。这时，在历 史哲学中讨论的"historical narrative就可能会有“历史叙事”(强调历史故事)与“历史叙 述”(强调叙述历史的行为)这两种含义，而"narrative history"则通指“叙事历史”(以表 现故事为核心的历史作品)。④
海登•怀特有时也会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叙事”这个词。比如，在《历史叙事的 结构》一文中，他就认为，叙事指的是“任意一种写作形式，在其中，叙述者依托一种无知、 不了解或健忘的背景发出声音，来引导我们有目的地注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 片断。”⑤这样的话，叙事并不必然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在格鲁纳(R. Gnmer)等人看 来，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是叙事作品。但是，根据海登•怀特的观 点，它也是一部故事，只不过这部故事全部是中间部分，即情节是反讽的，有意挫败读者期 待它朝着某种结尾发展的希望。在海登•怀特那里，叙事可以用来指代一切历史叙述或写作 形式，无论是传统历史学叙述故事的形式，还是新史学以社会事实为中心主题的论述性叙述 形式(比如，年鉴学派和计量史学的作品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叙事的不同形式。这样， 在怀特看来，所有的历史文本都是叙事文本。
另外，根据海登•怀特叙事的考察，(narrative)＞叙述(narration)＞叙述(to narrate) 这几个词源自拉丁词gnarus｛意思是"了解”(knowing)、"熟悉”(acquainted with)、"内行 的”(expert). “熟练的"(skilful)等)，以及拉丁词narro (意思是“陈述” (relate). “讲述” (tell)),这些拉丁词又源自梵语词根刃7方(“ 了解”(know))。这同一个词根产生了希腊
①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171.
⑵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1.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7.
④陈新：《历史语言与叙述性》，载《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韩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4页。
⑤Hayden White, 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in Clio, I (1972), p. 13.
词y v q p i u o C (“可知的”(knowable)、"已知的”(known))。①据此，海登・怀特 认为，它不仅远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叙事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类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解答, 这个问题即：如何将了解(knowing)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 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类吸收的形式。②
二、历史学能否摆脱叙事？
有些学者坚信，历史观念和叙事观念之间具有必然联系。比如，早在20世纪初期，屈 维廉就提出，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故事”。历史学家应该围绕这个故事，把对人物的刻画、 对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探讨等不同的问题贯穿起来。在他看来，“历史的艺 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③加利也认为，历史是“故事类中的一种”，因 而，历史叙事的观念在“逻辑上优先”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中的几乎所有其他的问题。他还宣 称，“理解历史就是发挥追踪故事的能力。”④丹图认为，一切历史都以叙事为“先决条件”, 故事形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组织方案”，如同理论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案。莫 顿•怀特(Morton White)相对温和一些，他只说叙事是“历史学家运用的典型话语形式”。 但格伦•莫罗断然宣布“历史就是叙事”。荷兰历史学家雷纳(GJ. Renier)也说：“历史是 有关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经验的故事。”⑤他在这里把历史(history)定义为一种故事 (story)o洛奇(A. R. Louch)也是一个叙事主义者，他声称叙事方法是“历史解释工作的 精髓”，而不仅仅是“一种次要的、风格上的特征”。⑥他还认为，这个世界的事物在变化中 持续着，我们有关它的经验存在着断裂，作为填补这种断裂的方式，叙事是历史解释的根本。 利科也说：“如果历史与我们理解故事的基本能力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历史将不成其为历 史了。”⑦
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叙事对于人类文化来说是普遍的和自然。他说：“叙事是国际性 的、超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如同生活自身。”⑧在他看来，叙事产生于 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用语言描述该经验的努力之间，它“不断用意义来替代被叙述事 件的简单副本”。所以，叙事能力的缺失或对它的拒斥必然意味着意义本身的缺失或遭拒斥。 他还认为，叙事在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是可郵译旳 且不会受到根本损伤，”而一首抒情诗或一段哲学话语却不能。我们或许不能完全领会另一 种文化的特定思想模式，但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其中的故事，无论这种文化显得多么奇异。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5.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③［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 629-630 页。
④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105.
⑤G.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5), p. 33.
⑥［美］威廉•德雷：《论历史学中叙事的性质与作用》，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79页。
®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2 v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91.
⑧ Roland Barthes, "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1977), p.79.
在叙事问题上，怀特与巴尔特有较多共同语言。怀特说：“提出叙事的性质问题，就要 导致对文化本性的反思，而且，甚至可能要导致对人性自身的反思。叙事的冲动是很自然的， 而对于就事件如何真正发生的任何叙述而言，叙事的形式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叙事性只 有在缺少它或有步骤地拒斥它的文化中，比如在当代西方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领域内，才可 能显得颇成问题。”因此，在怀特看来，“叙事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 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元代码code), —种人类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共享实在之本 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①
但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罗尔夫•格鲁纳(Rolf Gruner)和德雷等 学者认为，历史观念和叙事观念之间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曼德尔鲍姆就宣称：“目前视历史 为叙事的趋势是不幸的，需要纠正。”②在他看来，叙事要么是叙述已经熟悉的事情，要么 是对这些事情进行整理。而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探求未知的东西，而不单单是从事一种整理 工作。因而，他认为，历史学从根本上不能是叙事的。他声称，加利等叙事主义者在故事中 发现的目的论意义并不单单存在于叙事中，我们甚至在逻辑三段论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意义。 他还批评叙事通过一种独特方式将过去过分简化了。他甚至否认传记本质上是叙事的，因为 传记作者“必须经常不仅考虑其主题面对的处境，还要必须诉诸智力、气质和个性因素，它 们通过进入其叙事的特殊情节而往往难以说明。”③格鲁纳认为，历史学“剖面”或“时代 描述”的多样性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他举例说，不能因为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和布 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缺少一种全面的叙事组织形式就不成其为一部历史 作品了。这两部著作的确包含某些“叙事的因素”，就如同在大部分叙事著作中能找到“非 叙事因素” 一样。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不是按年代顺序的线索组织的。④德雷同意曼德 尔鲍姆的结论和格鲁纳为此做出的论证。他认为，历史作品应该是解释性的，但是叙事本身 不是一种解释形式。莫顿•怀特的因果链模式和丹图的因果输入模式都表明，历史叙事只有 在它提供因果解释的时候，才可能是解释性的。麦克库拉(C.B.McCullagh)认为，叙事只 能是在历史学家“详细描述”所发现的东西时带入历史作品中的附带特征，是一种为历史再 现增添情趣的文学手法。⑤
当然也有的学者坚持中间立场。比如，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 —方面承认叙事是我 们最熟悉的一种历史表达形式，而且在任何历史作品中都存在一种无法还原的叙事元素，但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历史著作也包含大量的非叙事成分。几乎在所有的叙事历史中，描述都 占有一定的分量。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包含了大量对埃及生活的描述；而伏尔泰的《路 易十四时代》几乎完全是一部描述性的历史著作。布克哈特和伏尔泰都认为，历史也可以在 “水平”时间层面上来撰写，不一定非要采用“垂直”时间标准。在所有的叙事作品中，为 了便于读者理解故事，都需要设置某些背景，这些背景通常采用的是描述和解释的手法。政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
②Maurice Mandelbaum,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9.但是，曼德 尔鲍姆并不总是对叙事怀有敌意，他早期曾经写道：“历史学家的全部目的就是进行描述和叙述。”
③Maurice Mandelbaum,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p. 416-417.
④R. Gruner,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 284.
⑤C. B. McCullagh,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5, in Mind, 78 (1969), pp. 256-261. 治叙事虽然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叙事形式，但有时经济和社会环境也会进入故事，成为政治事 件的原因。伏尔泰、维柯、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等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曾经探讨了地理、 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那时起，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很重视 这些因素在叙事史中的作用。
在斯坦福看来，“历史必须超出单纯政治叙事的界限。”人类生活就像五彩锦绣，有各种 不同的丝线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要讲述一个连贯的生活故事，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现象 （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宗教的、文学的、还是人口统计学的）。这并不是说撰 写一部纯政治的或纯经济的叙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说，生活是复杂的和多元的，我们必 须对各种元素分别加以分析。要撰写一部较为完整和真实的历史作品，历史学家还必须借助 于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科学一般是对某个阶段的历史进行静态的分析，很少考虑 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垂直变化，因而也就很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比如，年鉴学派 往往对社会采取一种结构■功能的分析态度。结构主义者“旨在人类社会中发现普遍的因素，” 而功能主义者则“注重在某些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①
总之，针对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有的人主张历史只是叙事；或历史本质 上是叙事；或者历史必须包含某些叙事的要素；或者至少历史的某种形式，而且可能最重要 的一种形式便是进行叙事。也有人主张通过叙事，历史学家便获得了历史理解中那种特定的 历史的东西;或者历史解释由于在历史叙事过程中出现而获得了特殊的结构。甚至有人认为， 叙事自身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解释；或者叙事本身如果事实上不是进行自我解释的， 也是一种解释形式。这些人都强调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些人持相反意见。他 们有的认为，叙事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不能够对发生的事件做出满意的解释，而且它们还通 过一种独特方式将过去过分简化了。也有人认为，对历史作品中叙事方面的关注导致哲学家 们忽略了对作为一种探究或知识形式的历史学的研究，转而去强调那些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 的艺术形式。在他们看来，叙事仅仅是描述历史事件的一种方式。
但是，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叙事在历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在历史理 解中的确存在某种不可还原的叙事因素的话，那么，它来自何处呢？它是在历史自身中被发 现的呢？还是由历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呢？是历史事件以故事的形式形成自身呢？还是历史 叙述者自己的建构？在这些问题上，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将它们区分为经验主义 叙事观和后现代叙事观。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作为一种解释方式的历史叙事，然后再依次转入 对经验主义叙事观和后现代叙事观的探讨。
三、作为…种解释方式的历史叙事
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撰文指出，叙事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 基本特征，它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②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历史学曾经被认为是 修辞学的分支。但是，大约从1930年开始直到斯通写他的论文时的50年间，因为受马克思
①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106.
②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in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79,No.85.
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影响，历史学的这种讲故事功能名声扫地。美国的新史学和法国 的年鉴学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讲故事功能的衰退，它由于缺乏科学性和学术品味而越来越被 鄙视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①叙述被当成把资料组织成编年序列的工具，并把次要的情 节集中到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故事上，但这种叙述必然忘记探索历史的真正过程和原因。与新 史学或年鉴学派不同，斯通不把叙述当成单纯的文物报告，而是认为：“叙述是富有想象力 和创造性的原则指导的，它拥有主题和论证。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完全避免分析。” “放弃 推测，人们就不能讲故事。”②斯通认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学家不能再 简单地满足于“或多或少”和“成长与衰退”这样的模糊字样了，这样的判断必须有量上的 分析为根据。但是，自70年代始，叙事史经历着某种复兴的过程。③
西方历史叙事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分析哲 学的发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日常语言的正当 性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认可。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叙事史在历史哲学领域内的位置就像日 常语言在分析哲学中的位置，既然日常语言具有正当性，历史哲学家为什么不直接思考一下 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解释功能和正当性的传统叙事史本身，反而一味地将历史事件填塞到可 以构造的覆盖率模型中去呢？部分历史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应该考察日常生活中历史学家叙 述历史和普通人谈论历史的方式，而最普遍的方式便是讲故事。在传统社会中，实际情况是, 历史大体上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保存下来，并被一代代的听众接受，因此，学者们有必要 就历史故事这种表述方式是否具有历史解释功能或如何发挥解释功能认真研究一番，故事就 这样大踏步进入了历史认识的领域中。主宰这场有关叙事解释功能的研究的思想家包括沃尔 什、丹图、加利、莫顿•怀特、曼德尔鲍姆、德雷等。
克罗齐曾经对编年史和历史进行过区分。在他看来，“编年史与历史……是两种不同的 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 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史而 只是用抽象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 的。”④在此区分的基础上，沃尔什于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又提出了历史学 家叙述历史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历史学家要限定自己(或者应该限定自己) 去准确地描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建立起一种可以称之为是对过去事件的朴素叙述的东西。 另一种可能性是，他超出这种朴素的叙事之外，目的不是单纯地述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要解释它。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所构造出来的那种叙述，可以描述为是 '有意义的'而非'朴素的'。”⑤在沃尔什看来，历史中的平淡叙事便是那种不含任何主观 因素，仅仅让事实层层累积的编年史,而意蕴叙事由于包括了叙述者对人类过去经验的解释， 是一种“组织严密”、“因果连贯”、“流畅的”历史叙事，⑥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①L.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the 2nd. Version (London/New York, 1987), p.74.
②L.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the 2nd. Version (London/New York, 1987), pp.74-75.
③韩震 孟鸣歧：《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哲学概念的哲学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2-114 页。
④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8页。
⑤沃尔什：《历史哲学一一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⑥沃尔什：《历史哲学一一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意蕴叙事意味着历史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整体，在其中，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之间 的排列井然有序，相互说明。正是因为意蕴叙事中蕴含着解释性，他也就成了一门不折不扣 的科学。平淡叙事则相反，它是克罗齐所说的编年史，是一种死的、不可理解的历史。
显然，沃尔什的平淡叙事与意蕴叙事的区分是与克罗齐的编年史与历史的区分相对应 的。可是，这些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沃尔什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可能在最精致的历史学 中找出编年史的成分，而在最原始的编年史中也找出适当的历史成分。”①承认这一点等于 模糊了解释性历史与非解释性历史之间的界限，也说明沃尔什的理论还存在着某些不能自圆 其说的因素。丹图恰恰从沃尔什的这个弱点切入，试图提出一种涵盖所有历史文本的解释理 论。他认为，不存在任何无意义的叙事，“每一个叙事都必须详细解释一些事件的某种后果， 因而平淡叙事与意蕴叙事只在程度上有所区别。”②丹图对叙事问题的看法由来已久，他早 就认为故事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着一个历史认识的重要角色，③而且历史叙事有自身的特点， 正如他在上文中所说，叙事应该与解释事件的后果联系在一起，他还认为：“如果故事中在 前的事件对后续事件而言不具有重要性，那它就不属于这个故事。”④
根据丹图的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不蕴含意义的叙事，即使是沃尔什所说的平淡叙事， 只要它可以被称为叙事，就必然要符合叙事的要求。丹图花了一整章篇幅来说明编年史与历 史的关系，从而证明编年史同样是一种蕴含意义的叙事，并且叙事正是以故事的形式为历史 学家提供一种组织机制。⑤进而，丹图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叙事语句(narrative sentence),他 从历史作品中找出具有典型性的语句进行分析。丹图确信这样一个前提，即“叙事语句特别 与我们的历史概念相关，以至于对它们的分析必须指出历史概念的一些主要特征是什么。”⑥ 例如，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或两者都不是，不同的观点对叙事语句的分析是不同的。丹 图认为历史既非科学，也非艺术，因为整个叙事是根据事件的后效来确定，这种描述不可能 达到分析哲学的科学观念要求的那种精确，也不像覆盖率模型那样由前提来解释造成的结 果，叙事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但叙事中的描述又在寻求符合历史真实，历史也就不可能完全 成为艺术。既然叙事的开始部分完全由结尾决定，那么丹图认为“叙事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导 致最后结果的行为划分阶段，为开始与结束皆为终点的变化作解释的描述划分阶段。”⑦由 此可见，丹图将叙事全然视作进行历史解释的一种工具。
加利在《历史理解》一文中抱怨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狄尔泰、韦伯、柯林武德等人没有 能够提供一种明确的建构历史叙事的说明，这主要因为他们将历史理解的描述和分析方面与 它的证实问题长期混淆在一起。因而，加利把一切其它问题撇在一边，专门研究历史解释。 ⑧加利提出了一种历史理解的可追踪模型。就如同我们读小说或看体育比赛一样，随着小说 情节的发展与比赛的进行，我们不需要进行解释。历史叙事也是如此，加利认为“每一个叙
①沃尔什：《历史哲学一一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②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3&
③Arthur Danto, "On Explanation in History,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X X III (1956), p. 22.
④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34.
⑤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42.
⑥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43.
⑦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248.
⑧W. B. Gallie,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m History and Theory, 3 (1963), p. 149. 事都是自我解释的”，①而历史学家有意的解释都是侵入性的，只有在历史叙事发生断裂的 地方，历史学家才不得不将自己的解释加进去，使叙事得以继续，而历史学家叙事的水平越 高，这种人为的解释就越少。②一般人为的解释出现的地方，对于一个自我解释的叙事来说 无疑也是偶然性出现之处，这样叙事的自我解释与人为解释相结合便构成了加利的叙事解释 整体，于是德雷将加利的解释性叙事称为"可追踪偶然性模型”(the followable contingency model)o③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经常发掘出新的材料，依照加利的看法，这些都属于偶然性 因素，因而它的模型可以融合它们，使叙事重新完整。在这一点上，加利的观点是有可取之 处的，它解释了为什么历史要经常性地重写，因为重写的过程也是一个将偶然因素进行融合 的新的叙事的过程，这样，叙事就不断地接近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们所期望的历史真实了。
丹图认为叙事必然是解释性的，加利则认为叙事具有自我解释能力，再加上历史学家 对偶然性的解释，由此构成了解释性叙事。另一位历史哲学家莫顿•怀特也持近似的观点， 不过他与前两人的研究起点正好相反。莫顿•怀特首先建立了一个因果链(causal chain)解 释模型，然后用它来分析叙事史。他认为，编年史是那些非因果性陈述，而一个非因果性陈 述“不用'因为'这样的词语来连接两个事实陈述，历史学家也不用它来当作某事物的原因 或后果。”④相反，解释性历史之区别于编年史就在于它包括因果陈述。莫顿•怀特认为“叙 事不同于编年史，它是单个解释性陈述的结合体。”经过莫顿•怀特的特殊定义，叙事史就 必然是因果解释性的，而且是“历史学家用来讲述的典型形式。”⑤
丹图、加利与怀特几乎同时出版了涉及历史叙事研究的著作，这在历史哲学界引起了 震动。叙事问题立即成为历史哲学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上述三人在阐述叙事与解释的关系 时各有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也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认为历史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具有解 释功能的事件，或者说历史故事。他们的观点与当时西方史学界极为盛行的结构研究与计量 研究的情形相比，就显得有些大逆不道了，这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历史哲学界的元老 曼德尔鲍姆首先发难，他于1967年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叙事史学的札记》， 文章认为“视历史学为叙事的人错误地在'原因'与'条件'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并错误地 相信历史学家首要关心的是他们认为的原因，而非条件。”⑥在他看来「'当前将历史看作叙 事的方式为历史编纂建立了一个过于简单的模型。并且……对历史学在本质上带有类似于讲 故事的特征的强调，导致了在历史学家的事业心中对考究作用的否定。由于这两个原因，在 我看来，目前视历史为叙事的趋势是不幸的，需要纠正。”⑦
曼德尔鲍姆的观点在历史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埃利(Richard G. Ely)赞成曼氏 的看法，认为叙事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假设那些被概念地隔离的行为总可以在不参考被隔 离的环境时被描述或适当理解，”但埃利同时也认为，他们的这种错误却因为是“一种对历
①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108.
②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p. 22-23.
③W. H. 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 166.
④Morton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London, 1965). p. 222.
® Morton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London, 1965). p. 4.
⑥Maurice Mandelbaum, "A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7.
⑦Maurice Mandelbaum, "A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9. 史学事件的真正洞见”而“富有成果”。①格鲁纳则认为，曼氏的批评还不充分，真正的理 由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既提供一种静态的、非叙事的描述，又提供一种动态的、叙事性 描述，而“历史描述不同于历史叙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②然而，在另外一方，德雷 逐一反驳了曼氏的观点。他指出，曼氏所认为的历史学家应担负的两个任务(即解释与将部 分联接成整体)在叙事哲学家中并没有任何对立之处。③德雷还说，“叙事家给当代关于历 史学的哲学讨论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④不过，德雷认为，在主张叙事是历史学之 根本特征的人的观念中，叙事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事件的叙述，而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的叙 述,这个中心主题有可能是个人、集体、国家或某种现象等等。奥拉夫森(Frederick A. Olafson) 则对丹图与怀特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这个主题在我们 理解的历史事件中占据核心地位。丹图和莫顿•怀特试图将历史叙事与解释的规律性理论协 调起来，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有意图的行为概念是植根于历史事实的。⑤
在关于叙事的讨论中，认为叙事是一种历史解释的观点最终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关乎 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将矛头直接指向仿效自然科学的历史解释模型。叙事研究有利于强调历史 学中的时间因素或者动态因素。不过，它最大的缺陷在于，叙事者研究叙事逻辑的时候总是 想发现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很少考虑到叙事者本人的思维逻辑与所谓的事件内在逻辑之 间的关系，因此他们更不可能考虑到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但是，叙事研究 的繁荣多多少少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承认叙事解释的多样性上，而不再盲目追求19世纪客 观主义史学宣称的纯客观性。无论如何，这些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导致怀疑主义， 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试图弄清楚叙事的一般功能以及它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
这些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大多数是实在论者，主要限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他们并不深 究历史本身的性质，而是经验性地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因而必须在历史认识、解释 的客观性问题上花费工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通过叙事的形式能够被展 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叙事自身具备的解释功能使人们理解历史成为可能。历史解释 (explanation)＞因果关系、覆盖律(covering laws)是70年代之前分析的历史哲学家讨论的三 大主题，这个时期发表了大量有关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文章。关于历史叙述的最初研究就产生 于这样的背景中。
四、经验主义叙事观
以上这些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也与传统历史学家享有同样的实在论前提。大部分历史学 家都很重视历史叙事在历史学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通过它，我们可以在叙事和内容 之间、语言和世界之间确立一种认知联系；通过它，我们可以比较充分地呈现过去的物质实
①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p.281-282.
②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287.
® 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287-294.
④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154.
⑤Frederick A. Olafson, "'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9 (1970),
pp.265289.
在，尽管它属于一种美学范畴；通过它，我们可以精确地阐释和陈述他们在档案馆中发现的 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叙事历史学家”这个词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历史学家不 在讲述有关过去的故事。生活本身就具有叙事形式，因而叙事是理解生活的最好方式。
在传统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叙事是根据实在论模式创作的，因而通常被赋予一种与真 实性相关的自然主义基调。历史叙事的叙述者(历史学家)通常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以便 形成叙述者和实在事件之间的距离感，从而造成一种客观性效果。根据传统的经验主义叙事 观，历史叙事是陈述历史事实的主要手段，如果被安排适当的话，它应该能够揭示出事实和 证据中的真实故事，也就是说，只要直白地、忠实地叙述故事，历史学家就可以显示过去实 际发生的事件。比如，英国的史学理论家雷蒙(M.C. Lemon)就认为，叙事的基本结构是 “这一事件发生，然后那一事件发生”，这也正是历史变化的结构和实质。①这种叙事结构 贯穿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换句话说，过去是根据基本的叙事原则而存在着。
在这种逻辑下，形式履行了它公认的功能，即忠实地解释过去的内容。因为生活本身 被叙事化了，因而叙事具备揭示真实过去的能力。这样，用盖伊(Peter Gay)的话来说，叙 事就不会妨碍实现兰克的“根据过去实际发生的情形去叙述它的愿望。”②如果历史学家能 够做到平白直叙地讲述故事，那么，叙事建构就不会阻碍历史学家接近过去的客观实在。实 际上，对于盖伊来说，职业历史学家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能够采用一种适当的修辞风格去 忠实地表达过去。在他看来，风格和真实是兼容的，因为“风格是历史学家职业的艺术形式。” ③也就是说，叙事形式能够抵达真实的过去。
加利也持类似的立场。在有关历史叙事的作用的问题上，加利代表了一种经验主义的 观点。他说：“理解历史就是一个追踪故事的过程，在这里，故事是以证据为基础的，人们 提出这个故事是为了努力接近那个真实的故事……”④在他看来，只要“在每一个主要方面 得到证据的支持，”历史叙事就可以被断定是正确的，而且，只存在一种正确的叙事。⑤加 利的意思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叙事之间在外部形态上十分相 似。如果历史学家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他就能够发现早先存在于过去的某种故事形式：那 唯一真实的情节。历史学家的作用类似于外语(过去即外语)翻译，他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精 确地传达过去的意义。可见，加利所说的叙事具有很强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这也说明， 历史学家的叙事是传达而不是构成历史知识。
与加利一样，两位美国哲学家奥拉夫森和卡尔(David Carr)也认为，叙事形式可以在 历史自身中发现。但是，与加利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可以讲述多个有关历史实在的故事。 因此，历史总是具有故事的形式，只是不仅仅具有一种故事形式。奥拉夫森明确表示：“行 为的合理结构也就是叙事的结构。”⑥对于这种叙事结构，他论证说「'人类行为是历史学家 所要探讨的主要事件，历史叙事应该被理解成是对一系列人类行为的重构，在这个行为系列
①M.C. Lemo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77zowg/?Z(London, Routledge, 1995), p.131.
②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Gibbon, Ranke, Macaulay, Burckhard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199.
® 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Gibbon, Ranke, Macaulay, Burckhard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217.
④W.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second edition, 1968) ,p. 105.
⑤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21.
⑥Frederick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51. 中，一个行为及其结果是随后行为的前提，以此类推。”①我们知道，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 一方面是叙述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陈述事情发生的方式。在奥拉夫森看来，所发生的 事情便是人类的行为，每个行为都会导致某些结果，而这些结果便成为人们采取下一步行为 的部分理由；事情发生的方式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和决定，而不是非个人的历史“规律”。
卡尔认为，叙事和真实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或相似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存在某 种“形式的一致性”。卡尔所说的历史实在指的是生活经验，即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受。 这与柯林武德的“所有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相近。在卡尔看来，“叙事不只是一种可能 成功描述事件的方式；它的结构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一种叙事性记叙远非它所牵涉的事件 的形式变形，而是它们的基本特征中某一种的拓展。”②卡尔并不完全赞同加利的观点。在 他看来，仅仅通过将一系列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故事。与奥拉夫 森的观点相似，卡尔认为，事件自身中的结构应该是行为的结构。把事件连接起来的是我们 的行为。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某种情形中，我们有了某种想法或目的，然后，我们采取某些步 骤去实现这种目的。由于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我们也有可能无法实现目标，毕竟生活和故 事都包含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的确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卡尔认为，叙事并不 出现在行为之后，而是出现在行为之中。不过，在行动之后，我们常常要扩充或修改原来的 故事。
综上所述，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和大部分历史学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认为，历史本身具有 故事形态，通过叙事可以恢复过去的真实面目，叙事有能力真实而客观地解释历史。但是， 早期的这些叙事观念对历史实在论的让步不久便被后现代叙事理论消除了。接下来我们就详 细探讨一下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第二节 后现代历史叙事观及其批判
…、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经过有关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的争论，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历史认识论领域 被吸引到具体历史文本的实证分析。虽然前一阶段的讨论在叙事是否是历史叙述的必要条件 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大多数历史哲学家已经承认历史叙事具有解释的功能。在这种 情况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历史叙事文本及 其历史解释的各种要素。
20世纪60年代初，当历史叙事研究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在《历史与理论》的引导下， 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历史哲学家已经着手对历史文本进行语言分析。历史文本中，最小的语言 单位便是词或术语。对它们进行分析是分析哲学家的拿手好戏，而且，一旦这种分析不再局
①Frederick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51.
②［美］大卫•卡尔：《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58页。 限于语义学，而是在语用学的背景之下进行，过去历史哲学家很少觉察到的东西便逐步显露 出来。最早对历史话语进行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包括波科克(J.GA.Pocock)、赫克斯特 (J. H. Hexter)和帕卢奇等①，而赫克斯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1967年，赫克斯特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的修辞》，以期对他曾经呼吁的历 史学“革命”做出贡献。通过对脚注、名单和引用语的分析，赫克斯特试图说明，历史学中 的修辞与纯文学中的修辞特别是科学著作中的修辞，存在很大差异。历史学的修辞特性意味 着“历史是人类认识的独特和单独的领域。”②采用脚注是历史学家的普遍行为，这说明历 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过程中力求逼真。“无论他们在业余时间里胡乱写出多么复杂的在认识 上充满离奇色彩的作品，一旦他们真正坐下来撰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潜心努力地撰写过去的 事情，就像兰克很久以前说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即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有 责任为把过去讲述成由相关证据支持的最好的和最有可能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坚持 一种“实在性”原则。③
但是，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必须要具有一种唤起性的力量，能够使读者积极地面对 过去，这就需要遵循另一种原则，即最大影响原则。这是使历史学能够与科学显著区别开来 的一种原则。为了把历史实在传递给读者并产生最大影响，历史学家将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 全面性和精确性。赫克斯特相信，引用语原则可以超越这种悖论，因为它可以使读者面对证 据的关键片断，激励他对此做出判断，并引起一种热情的认同。④
最后，赫克斯特得出三个结论：“就历史学家设法传达他们有关过去的知识而言，历史 学是一门有原则约束的学科”；与有关历史修辞和历史本身的传统观点不同，修辞不仅是历 史学的外在修饰，它“影响了它内在的本质、它根本的作用，即传递过去实际是怎样这种知 识的能力”；历史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赫克斯特的最终立场是，“为了 传达一种有所增加的知识和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原则要求这样一种修辞，它对于唤起能力和 范围来说，要以牺牲其普遍性、精确性、控制性和准确性为代价。”⑤
赫克斯特面对的是一种两难，他既想维护客观主义史学“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的传统, 又不打算承认历史叙述必须遵循单调乏味的科学解释模式。讲述过去的故事是历史学不可推 卸的任务，而在讲故事时，历史学家又可以运用各种修辞形式进行解释，影响读者。然而， 历史学家所有的实践行为如果违背了实在性准则，无异于变成一种虚构。简而言之，赫克斯 特希望在历史实在(实在性准则)与艺术表现(影响最强准则)之间寻求一条折衷路线，他 将目光集中到修辞问题，指出历史修辞与科学阐释之间的区别，进而将历史叙述从科学叙述 中分离出来，这纯粹是通过分析某一学科特定的语言表述形式来实现的。修辞在赫克斯特那
①参见陈新：《历史语言与叙述性》，载《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韩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10月版，第205-209页。
②［美］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0页。
③［美］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1页。
® ［美］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3-67页。
⑤［美］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7-68页。
里不只是一种形式，它还是可以影响历史叙述内容的手段。理查德•范这样评价赫克斯特的 贡献：“当大多数历史学家假定叙事与解释正相对立，而修辞只是对朴素真理进行一种词藻 华丽的修饰时，赫克斯特对历史散文进行了先驱性的、有见识的分析；并且，他对历史技能 的要求预示了后来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展开的步骤。当曼德尔鲍姆努力通过怀疑叙事主义来反 对相对主义时，赫克斯特试图为叙事的认知地位辩护而又不落入相对主义之中。无论人们如 何品评判赫克斯特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有争论坚持他的目的有许多地方要力求改进， 但他却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会赞成的。”①确实，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能时常看到赫克斯 特的影子。
实际上，赫克斯特的研究还表现出，他试图回应史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 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他试图说明历史解释不同于科学解释，同时又强调历史学必 须以实在性准则为基础。于是，历史学仍然像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处在科学与艺术 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不过，赫克斯特独辟蹊径，通过分析历史叙述的修辞模式进行论证， 这显然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中间立场。
从赫克斯特等人那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使历史学逃离自然科学阴影的反叛情绪正 在一批历史哲学家心中暗暗滋生，他们希望通过对历史语言的实证分析(只有实证的东西才 能被他们的实证主义反对者们承认)来表明历史叙事与科学解释之间的本质差异。从此以后， 在赫克斯特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一些激进的历史哲学家开始对历史文本进行系统的语言分 析，并取得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在这些激进学者那里，历史学哲学似乎进入了后现代主 义阶段。
对历史叙事和修辞的传统看法提出真正严重挑战的，首先是罗兰・巴尔特在1966年至 1968年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话语》(Le discours de『histoire)②；另外 两篇分别是《叙事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a『analyse sturcturale des recits)③，《论实在 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④。
在《历史的话语》中，巴尔特对“历史的”和“虚构的”话语之间的区分提出了挑战。 他对那种主张通过叙事形式再现过去事件和过程的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抨击。他质问道：“总 的说来，从希腊时代开始，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过去事件的叙述都必须经过历史'科学' 的批准认可才能生效，都受到'真实'这一根本标准的约束，都要由'理性'解释原则来 证明其正当性——在某种特殊的品质上，在某种十分明确的特色上，以上这种叙述难道真 的不同于我们在史诗、小说和戏剧中所发现的那种虚构的叙述吗？ ”⑤巴尔特将科学、真 实和理性等概念都放在了引号中，这说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攻击传统历史编纂学所夸耀的 那种客观性。而且，他通过揭示出叙事模式的意识形态功能而真正达到了这一目的。
巴尔特还认为，历史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再现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公开昭示出自己的生
①［美］理查德•范：《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载《当代西方历史哲 学读本》，陈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4页。
②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6 (1967), pp. 65-75.
③Communications, 8 (1966), pp. 1-27.
④Communications, 11 (1968), pp. 84-89.
⑤Roland Barthes, "Le Discours de I'histoir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Paris, 1967), in English,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7. 产过程，并明确指出，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实质上是“被建构”而不是“被发现”的。因而， 这些模式的神话色彩就相对淡薄一些。但是，根据他的观点，传统历史话语从总体上已经 远远落后于现代科学和现代艺术了。后二者已经认识到它们“内容”的虚构本质，而历史 学却仍然虚妄地追求一种科学的地位，始终无法摆脱“指涉性谬误”（the fallacy of referentiality）的纠缠。
巴尔特试图说明，“仅仅通过观察其结构而不必探求其内容的本质，我们就可以知道， 历史话语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阐述的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虚构的阐述……通 过这种虚构的阐述，话语的表达者（一种纯语言学的实体）'填补'了言词主体（一种心理 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的位置。”①应该注意到，虽然巴尔特在这里涉及的是一般的历史 话语，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具有“叙事结构”的历史话语。这里有两条理由。首先，他 感觉自相矛盾的是，“原本在虚构的土甘埸（神话和早期史诗）中展开的叙事结构”在传统历 史编纂学中却“同时成为了实在的符号和佐证。”②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巴尔特追随拉 康，认为社会可以借助于叙事把自恋的婴儿意识塑造成为一种“主体性”。拉康曾经指出， 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也同时获得了有秩序的、受规则支配的行为范式。然而，巴尔特补 充说，在不断吸收“故事”和讲述过程中，儿童也会慢慢体悟到人这种东西：拿尼采的话 来说，他能够作出许诺，既能追忆也能“前瞻”，并且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将其结局同其 开头连接起来，因而他具有一种使之成为道德“主体”的“完整性”。③
巴尔特吸收拉康和阿尔图塞等人的理论，为的是摧毁“实在论”这一 19世纪的遗产。 对他来说，19世纪小说中的“实在论”和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中的“客观性”并肩发展起 来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依赖于一种话语的特殊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暗 中把它自称仅仅去描述的指涉物替换成一种概念内容（所指）。在他那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 文《叙事结构分析导言》（1966）中，巴尔特说：“因此，有关叙事'实在论'的主张应受 到怀疑……叙事的功能不是去'再现'，它是要去建构一种景观……叙事并不显示，并不模 仿 从指涉（实在）的角度看，叙事中'所发生的'简直就是虚无（nothing）；'所发生
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冒险，是对它即将来临的不断称颂。”④这里指的当然是一般叙 事，但是此处所阐发的原则也可以引申到历史叙事上。因此，在《历史的话语》的结尾， 巴尔特坚持认为，在“客观”历史中，“真实”永远不过是一种躲藏在貌似强大的指涉物背 后的未曾表述的所指。这便是所谓实在效果（realistic effect, effet du reel）的特点。⑤
如同海登•怀特正确指出的那样，巴尔特的理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尼采有关语言、文 学和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就其所涉及的历史意识问题而言，巴尔特的思想并没有超越尼采 的《历史对于人生的用处与滥用》和《道德的谱系》。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和福柯等后结构 主义者也都公开承认与尼采的这种联系。正是法国思想界这种尼采式的转向才使得后结构
①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p. 16-17.
® 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 1&
® 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p.115.
④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p.124.
⑤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 18.
主义者同以列维■斯特劳斯、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早期巴尔特等为代表的 更“科学的”结构主义者区别开来。不用说，后结构主义同年鉴学派中的那些历史学家的 志向绝少共同之处，后者的梦想是要把历史研究转变成一种科学。但是，巴尔特与后结构 主义者致力于对叙事性的“解构”，而年鉴学派极力反对历史编纂学中的再现的叙事模式， 因而，两者在这方面是一致的。①
巴尔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表明，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对叙事问题的讨论已经远远 不同于前面那些分析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争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分析哲学家始终如一地 捍卫叙事作为一种再现模式和解释模式的地位，而法国思想家则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和批 判。分析哲学家们仍然在历史学中为“客观性”和“真实性”保留了一席之地，甚至倡导进 行一次史学“革命”的赫克斯特也希望在历史实在（实在性准则）与艺术再现（影响最强准 则）之间寻求一种张力。但是，到了法国思想家这里，他们的目标便是不遗余力地解构传统 的历史编纂学，掏空历史叙事的一切实在性和客观性，并最终抹平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 的界限。在这场攻击历史实在论的战斗中，巴尔特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而海登•怀特则充当 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
二、后现代叙事学的几副面孔
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主要是由海登•怀特提出的。在《元历史学》、《话语的转义学》、
《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他集中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②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 哲学、历史和文学批评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日益增长。正如 安克斯密特所指出的，怀特开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而进入了 “后现代”的历史视 野。另外，明克（Louis O. Mink）、利科和安克斯密特等哲学家也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海登•怀特的模式
在康德的作为认知范畴的情节编织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海登•怀特宣称，历史是历史学家将一种叙事强加于过去 的产物，因而是一种文学制品。这就是说，历史知识和理解不是根据经验主义的方式获得的， 而是由历史学家的美学决定造成的。根据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是 文化实践形式的产物。怀特在《元历史学》中提出了一个历史想象的形式模式，它是每个历 史学家在重构历史时都会使用的各种历史解释策略之间形成的一个关系框架（如下表所示）。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7-3&
②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1987).
转义 情节编织 论证 意识形态含意
隐喻 浪漫剧 形式主义 无政府主义
换喻 悲剧 机械主义 激进主义
提喻 喜剧 有机主义 保守主义
反讽 讽刺剧 语境主义 自由主义
在以上的形式模式中，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形式是所有历史解释的基础， 其次是三列解释方式，每列又各自包含四种解释形式，即，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等 四种情节编织形式，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有机主义和语境主义等四种论证形式，以及无政 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四种意识形态立场。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历史 学家可能首先在四种编织形式中选择一种来编织叙事，然后再选择一种论证形式，在做出前 两种选择后，历史叙事便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含意，这种意识形态的伦理立场同时也就将先前 的审美的和认知的解释策略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怀特对这一模式作了一个概括：“这些亲和关系不应该被看作是某个特定历史学家所用 方式的妙袋结合。相反，每个伟大历史学家的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辩证张力，他通常会努力把 一种情节编织方式同某种与其不协调的论证方式或意识形态含意结合在一起。比如……米什 莱就试图将浪漫剧的情节编织方式和形式主义的论证方式同一种明显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 态结合在一起。同样，布克哈特也曾运用讽刺剧的情节编织方式和情景主义的论证方式，来 服务于一种显然是保守主义的而且实质上是反动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则是从两个层面上来编 织情节的一一微观上是悲剧的，宏观上是喜剧的——这两个层面都诉诸于一种有机主义的论 证方式，结果，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既可以读出一种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读出一种保 守主义的意识形态。”①
很显然，出于结构上的考虑，怀特将他的模式安排得工整有序甚至有点呆板。但是，正 如怀特本人说明的那样，这些解释方式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绝对和死板。伟大的历史学家往 往能够灵活多变地驾驭这些解释模式，在它们之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怀特认为，除了确 凿的证据，任何历史意识还应该认识到以上这种复杂的转义安排以及相关的解释层次，即情 节编织、论证理论和意识形态倾向。在他看来，转义具有决定和构成其他历史解释层次的能 力。在所有这些方式之中，转义或比喻结构始终是其他三列模式的基础或支撑。历史学家会 有意无意地将某种修辞格强加到他的资料上去，这也就决定了历史理解的诗学性质。转义形 式提前决定了历史学家描述资料的方式，并且预示了历史叙事的情节编织、论证和意识形态 的层面。
转义形式问题将是下一章所讨论的内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分别介绍一下怀特所提出的 情节编织、论证形式和意识形态内含等概念。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曾经提出了四种基本的“情节编织模式”：即浪漫剧、
①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9-30. 悲剧、喜剧和讽刺剧。怀特认为，弗莱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文本具有重要意义。当 我们根据“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是那件”这样的形式安排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编织 一种故事情节。通过援用证据和因果关系，我们形成了历史叙事。在他看来，历史学家选择 故事类型的过程也是一个解释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历史学家 采取一种悲剧情节，他便提供了一种历史解释方式；如果采用一种喜剧结构，他则是在提供 另一种解释方式。①对于怀特来说，历史叙事的形式和意义根本不存在于历史中，而是存在 于历史学家的话语中。
根据传统的经验主义叙事观，历史叙事是陈述历史事实的主要手段，如果被安排适当的 话，它应该能够揭示出事实和证据中的真实故事。但是，在怀特看来，一般人之所以会想当 然地认为叙事和事件相符合，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这四种主要情 节编织形式的作用。根深蒂固的指涉性观念使我们相信，在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真实的故事。 然而，对于怀特来说，故事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而是由我们自己讲述出来的。如同他所 说的那样，历史情境并不内在地具有悲剧性、喜剧性或浪漫性，“为了把一个悲剧性情景转 变成为一个喜剧性的，历史学家只需转变他的视角，或者改变他的感知范围。”②怀特甚至 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采用一种自己所喜欢的情节结构来与某一组事件相匹配，从而赋予这组 事件某种特别的意义。这些观点都是那些经验论者所难以接受的。
但是，根据怀特的观点，情节编织的类型的选择并不是完全主观任意的，它是由情节的 主人公对于其环境的能力决定的。在将历史事件描述为浪漫剧的过程中，历史学家通常会把 历史行动者或主人公想象得优越于他的环境。浪漫剧的历史情节往往以成功、救赎和超越而 告结束。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历史通常会被描述成一次旅行或一场斗争，其中的主人公（民 族、国家、个体或者阶级）终将战胜逆境或灾难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作为讽刺剧的历史情节 则与浪漫剧恰恰相反，其中的主人公往往被想象得屈从于他（它）的环境，注定要过一种困 窘和否定的生活。悲剧性历史情节与浪漫剧有些相似，只不过其中的主人公将最终被命运或 本身悲剧性的个性缺点挫败，结局通常是失败或死亡。比如，根据怀特的观点，在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叙事中，资产阶级的命运就被编织成了悲剧情节。在喜剧情节中，故事的展开过程 是从阻碍到重建，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主人公能够通过调和而取得对环境的暂时性胜利。在喜 剧情节的结尾，主人公往往会同其他男人、女人、种族、国家或阶级取得和谐一致，并为此 而庆贺。③
以上是作为情节编织的解释方式，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论证的解释方式。所谓的论 证解释，就是历史学家利用一些有关历史变化或人类行为的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例如，形 式主义论证旨在识别出过去事件、人物和行为之独特的、原子的或分散的性质。这类论证能 够使我们形象生动地再现个体事件，进而从这些个体事件中得出有意义的概括。大规模战争 或内战的胜利或失败成为了伟大历史变化的起因；或者，个别伟大男人和女人的生平意味着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5. ‘
③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7-11.
历史变化的性质。比如，某个出身贫贱的人物日后成为了总统，或者克服社会偏见成长为一 名民族领袖，等等。有机主义论证是整体性的，它使我们将过去的事件、人物和行为理解为 一个综合过程的组成部分。①机械主义论证通常是还原的，而不是综合的，表示的是一种部 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些部分服从于一个超历史的规律。语境主义论证往往也是整体性的， 历史学家用它来表示事件、人物或行为之间在一个复杂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怀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就服从一种机械主义的规律。根据 这一规律，经济基础中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反过来 则不成立。这体现的是一种从部分到部分的关系。马克思对历史变化所作的机械主义解释具 有悲剧性，因为，19世纪晚期在欧洲和美洲，它的主人公无产阶级没有能够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则被想象成一个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浪漫故事。可见，历 史论争并非争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或没有发生过什么，而是争论应该用什么样的情节或规律来 解释过去。
怀特的历史解释模式中的最后一种策略便是意识形态。根据怀特的理论，意识形态是历 史学家在选择情节和论证过程中所持的道德立场。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其主观性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到历史认识和叙述中，他也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中立 和客观。根据怀特的定义，意识形态是历史学家“为了在社会实践的现时世界中采取某种立 场，并为了依据这一立场展开行动，而制定的一套规定。”②根据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 的意识形态理论，怀特假定了四种意识形态立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 主义。③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影响这四种意识形态立场的 主要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变化的性质和步调的态度。比如，与其他三种立场相比，保守主义最 不相信变化，它支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渐变，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激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社会 的激变或巨变，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适中的有节奏的社会变化。激 进主义也提倡一种剧烈的社会变化，但是与无政府主义有所不同，它对怀特所说的“遗留制 度的惰性拉力”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因而它比无政府主义要温和一些。
怀特的确认为，叙事形式优先于证据内容，从而彻底修正了知识的符合理论，但是， 不能因此就说怀特赋予历史学家一种绝对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一种转义■情节・ 论证■意识形态模式，并把这种模式强加于证据之上。怀特并不否认证据的存在，他也承认, 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事实是由个别的指涉性的陈述所构成的，而且这些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也 可能是精确的和真实的。但是，怀特又认为，事实总是经过描述的事件，它们只有在被历史 学家编织成故事情节后才有意义。某个指涉性陈述，只要它与其它具有相同指涉物的陈述相 符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真实的。但是，在怀特看来，这种陈述与陈述之间内在一致性的符 合并不能保证历史学家的叙事阐释必然与实在相符合。怀特并不否认过去的存在，但是他又 认为，过去只能够通过语言来加以再现。历史学家在运用语言再现过去的过程中，必然会出 于某种解释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的理由而把某些叙事形式强加给过去。而叙事不可能成
⑴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58.
②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4.
®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59.
为传达过去实在的有效手段。①
怀特坚持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使历史学从以下两个方面受益：一个方面是，文学 和历史学之间的这种亲密联系不是一种弱点，而是一种优点；另一个方面是，一旦发现任何 一组给定的事件可以具有多种可能的情节结构，历史学就可以兴旺发达起来。
（二）叙事是历史学家的创造物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经验主义叙事理论并不否认过去的实在性，也不否认历史学家真实 地描述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在这种理论看来，生活本身就具有叙事形式，因而叙事是理 解生活的最好方式。但是，海登•怀特、明克、韦纳（Veyne）和凯尔纳等人强烈反对这类 观点。
怀特认为叙事不具有再现实在的能力。他质问道：“当实在的事件显示出展现了故事形 式上的一致性时，它们都得到了适当的再现，这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再现出于怎样的心愿 呢？它又满足了何种欲求呢？ ”②“构造完好的故事一般具有中心主题、适当的开头、中间 和结尾以及一种能够使我们在每一个开头都能看出'结尾'的一致性。世界真的以这种构造 完好的故事的形式在人类知觉中呈现自身吗？抑或世界更多地是以年代记和编年史所启示 的形式呈现自己？这些形式要么是没有开头和结尾的纯粹的事件序列，要么是仅仅中断而从 不结束的一串串开头。”对怀特来说，回答是肯定的：“实在事件系列具备我们所讲述的有关 虚构事件的故事之形式方面的属性，这种观念只能在愿望、白日梦和幻想中找到根源。”③准 确地说，只有编年史与年代记为我们提供了 “实在向知觉呈现自身方式方面的范式”④
怀特并不认为“历史本身是被经历故事的一种堆积，这些故事只等着历史学家去将它们 转变成散文故事。”⑤历史事件本身不具有任何形式，并不会自动形成某种叙事，历史事件 在历史著作中看起来所具有的故事形式是由叙述者赋予的。当零散的事件和事实被合并成连 贯的历史叙事时，它们必然被编织成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但是，故事情节并不是 历史事件所固有的，因为历史事件仅仅是一种连续的和无意义的流变。为了赋予变动不居的 事件和事实之流以某种秩序和意义，历史学家便通过语言和修辞策略发明了这些故事。怀特 说：“任何一组给定的真实事件都能够以很多方式被编织成情节，都能经得起以多种不同的 故事类型来讲述。任何特定的一系列真实事件都不会原本就是悲剧的、喜剧的、闹剧的，等 等，而只能通过在事件之上施加一种特定故事结构的方式被构建成这样。因此，赋予事件以 意义的是选择故事类型并把这种故事施加给事件这两种行为。”⑥
与怀特的观点相一致，明克也认为，“世界并不是以构造完好的故事的形式呈现给我们；
⑴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40.
②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4.
④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0.
⑥ Hayden White,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1987) pp.44. 我们创造了这些故事；通过设想世界会在故事中表白自身，我们赋予它们以指涉性。”①在 他看来，叙事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固有属性，它是被我们强加到生活之上的一种文学形式，生 活叙事源自艺术叙事。明克是针对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哈代(BarbaraHardy)的以下言论得 出这一结论的。哈代说：“叙事，如同抒情诗或者舞蹈，不应该被看作是艺术家用以控制、 操纵和整理经验的美学发明，而应该被看作是从生活中转移到艺术中的一种主要的心灵行 为 比虚构策略更重要的是，叙事与讲述有关亲历经验的故事享有同样的品质：'因为我 们通过叙事做梦，通过叙事做白日梦，我们根据叙事去记忆、期望、希望、绝望、相信、怀 疑、计划、修正、批评、建构、闲谈、学习、憎恨和喜爱。'”在哈代看来，叙事是我们人类 的生存方式，艺术叙事源于生活叙事。
明克不同意哈代的观点。他说：“故事不是被亲历的，而是被讲述的。生活本身没有开 头、中间或结尾：的确有交汇点，但一个事态的开端存在于我们日后向自己讲述的故事中， 也的确有分歧点，但最后的分歧则仅仅存在于故事中。的确存在希望、计划、战争和思想， 但只有在追溯既往的故事中，才谈得上希望的落空和计划的破产，也才能谈得上战争的决定 性和思想的创造性。哥伦布只是在故事中发现了美洲，王国只是在故事中才因缺乏一枚钉子 而丧失 因而，更真切的说法似乎是：叙事的品质是从艺术中转移到了生活中。我们可以
根据童谣或文化神话(如果我们有的话)，来学着讲述有关我们生活的故事，但是，我们只 有从历史和小说那里才能学会如何去讲述和理解复汆旳故事，也才能知道故事是如何回答问 题的。”②
在实证主义者和年鉴学派看来，叙事史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虚构因素，因而应该用科学的 历史学来取代它。明克最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传统史学由于其叙事形式无法实现认 识历史的目的，虽然他起初是作为叙事史捍卫者的姿态出现，认为叙事是一种“理解的模式” 和“认知的工具”。在他看来，叙事的结构，即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形态，并非源 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讲述故事的行为。明克认为，“叙事史”这个术语本身就是自相矛 盾的，因为“作为历史的，它旨在通过其形式再现过去局部真实的复杂性，然而，作为叙事， 它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这种想象性建构不能通过任何被接受的论证和确证性程序来证实 它所声称的真实性。”③
明克虽然也把叙事看作是人为的，但是他并没有使用情节这个概念。他采用的是一种对 相关事实进行总体把握的概念。在他看来，“正是在判断行为中对历史事件的总体领悟才将 这些事件聚拢在一起，”而不是对这些事件进行逐一考察的结果。明克认为，历史学家是站 立在各种历史事件之上构想某种模式，他称之为“概要判断”。④在这方面，明克与韦纳不 同。韦纳同样认为，事实只是在被叙述者或读者组织过以后才会成为物质实在。但是，对于 他来说，故事来自于情节，而情节是历史学家在诸多的事件中追寻的一种路线。历史学家可
①Jonathan A. Carter, "Telling Times: History, Emplotment, and Truth,7 in History and Theory 42 no.l, 2003.
②Louis 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 1970,
pp.541-558. “
③Louis O.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 R. H. Canary and H. Kozicki (Madison, 1978), p. 145.
④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97. 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线，而所有的路线都具有同样的合法性。①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够 描述历史领域的整体情形，因为路线具有选择性，它无法抵达各个角落。没有哪一条路线能 够呈现绝对的历史真实或实在。就像保罗•利科所评价的那样，“韦纳的著作的力量在于…… 这样一种思想：历史不过是对情节的建构和理解。”②
凯尔纳也认为，叙事是历史学家对过去实在的一种植入，因而不能够真实地再现过去实 在。有一次在讨论历史学中的叙事阐释的时候，他对比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历 史学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源自于语言惯例的知识。他说，这第二种 观点意味着“历史学并不是'关于'过去的，它涉及的仅仅是我们从周围分散的而且毫无疑 义的碎片中创造意义的方式。”根据这种观点，过去是一种“混沌”，而且，正是由于被预 期的东西背后的这种本质上的无意义方面，才使得阐释成为积极的和新颖的创造。凯尔纳明 确地赞同这一观点。他说：“不存在什么直接可以得到的现成故事，任何故事都来自于预期 行为。”后来，他重复这一观点说：“历史学家并非'发现'过去事件的真实性；他们从一 种连续的流动中创造了事件，并发明了那些在这种流动中产生模式的意义。”③在凯尔纳看 来，历史学家面对的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事实集合体，他们根据一些预想的模式去选择和组织 这些事实，从而创造了阐释。模式并不是在过去发现的，而是由历史学家在阐释过程中创造 的。
（三）时间与叙事
法国哲学家利科研究了当今理论界时兴的所有关于话语、文本和阅读的主要概念，并 且对当代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和叙事观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 总体上讲，对分析哲学家特别是明克、丹图、加利和德雷等所提出的很多论点，他都深表 赞赏。在他看来，叙事所提供的解释虽然与逻辑-演绎的解释并非截然相反，但毕竟存在差 异。他认为，历史编纂学中的叙事更有助于对其所论及事件的理解，而不利于科学的因果 解释。领会一系列复杂人类事件的意义是一回事，能够解释这一系列所包含的特殊事件发 生的原因甚至方式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或许能够解释一个事件系列中的每个事件是为何和 如何发生的，但可能仍然不理解整个系列的意义。不过他并没有把理解和解释完全对立起 来，而是坚持认为，理解和解释这两种认知方式是“辩证”相联的，它们都是有关（人类） 行为而非（自然）事件的知识，只不过一种是“无条理的”（unmethodical）,而另一种则是 “有条理的”（methodical）。在理解过去行为的过程中需要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同在充分阐 述故事的过程中需要对故事中的“发生事件”进行各种解释一样。但是，这些解释只是充 当理解“发生事件”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目的。历史研究的正当目标应该是对人类
①Paul Veyne, Writing History: An Essay on Epistemology, tr. Mina Moore-Rinvolucri,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
②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vol. I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74.
® 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p. 10,24.
行为的诠释学理解。①
利科主张，在历史编纂学中，对有意义的行为的理解要受到对行为要素“塑形” (configuration)或排列亦即情节的影响。与很多历史叙事评论家不同，利科认为，情节不 单单是小说或神话的结构成分，它对于事件的历史再现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历史学中 的情节并不是历史学家强加给事件的，也不是一种纯文学的代码。历史情节能够指示出事 件的“历史性”。在这一方面，利科的确不同于明克和怀特，对后二者来说，情节是由历史 学家赋予历史事件的。但是，利科又认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一种作者可以随意 塞入故事中某个地方的事件；它应该是一种能够“促成” “情节发展”的事件。情节似乎是 一种不断发展的实体，它先于任何特定事件的发生，任何特定的事件都必须根据它促成这 一情节发展的程度而被赋予历史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利科与怀特他们又殊途同归了。②
在利科的理论中，“历史性”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而所谓的历史性，在利科看来，就 是时间本身的一种结构模式或层次。利科把时间划分为三个“结构层次”，即，“内时性” (within-time-ness)> "历史性” (historicality)和“深时性” (deep temporality)o 它们又依次 反映在意识内部对时间的三种经验或再现中：第一种是“普通的时间再现……事件'在其 中'发生”；第二种再现“着重于过去的影响力，甚至，……在'重复'中恢复生与死之间 '延伸'(extension)的能力”；最后一种再现试图掌握“将来、过去和现在的多元统一体”。 ③在历史叙事中，正如在任何叙事中一样，正是叙事性“把我们从内时性带回到历史性， 从'考虑'时间到'回忆'时间。”总之，“叙事功能提供了一种从内时性向历史性的过渡”, 并且它是通过显示时间自身的“情节”性做到这一点的。④
在利科看来，历史叙述的编年史层面再现的是存在“于时间内”的事件，而叙事层面 指涉的是时间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时 间性是那种在叙事性中影响语言的存在结构，而叙事性则是一种把时间作为其终极指涉物 的语言结构”。⑤这说明，历史叙事是把“时间性”(temporality)本身作为自己的“最终指 涉物”。在怀特看来，利科所建构的这种“叙事的形而上学”是对史学理论的一大贡献。⑥利 科把历史叙事归入象征性话语的范畴，这种话语的主要力量既不是源于它的信息内容，也 不是源于它的修辞效果，而是源自它的意象功能。⑦对他来说，叙事既不是相关事件的肖 像，不是对那些事件的解释，也不是一种为了劝说效果而对“事实”进行的修辞重构。它 是一种符号，通过在一个意象中“构造”其关系的辩证法，从而在不同的意义领域之间进 行调解。这个意象只不过是叙事本身，即通过展露其“情节”性而实现的对编年史所陈述 事件的“排列”。
⑴ Paul Ricoeur,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Some Remark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eory of the Text,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y,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1978), pp. 153-165.
②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55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1.
③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1.
④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55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8.
⑤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69.
⑥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⑦Paul Ricoeur, "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5, 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1978), p. 9&
利科认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会展示一个情节。这一情节通过调和 事件“在时间内”的存在状态与事件作为这些事件所参与的“历史性”之指示物的状态， 从而“表征”着事件。这种历史性只能被指示，永远不能被直接再现出来，因此，像所有 的象征性结构一样，历史叙事“言外有意并且……结果，能抓住我的心，因为它在其意义 中创造了一种新意义。”利科承认，如此界定象征性语言的特点，他只不过是把它等同于讽 喻。这并不是说，象征性语言仅是幻想，因为对于利科来说，讽喻是一种表达“意义剩余” (excess of meaning)的方式，这种意义剩余作为一种“人类欲望”和“宇宙表象”的辩证 法存在于对“实在”的理解中。①历史叙事可以说是对“内时性”经验的讽喻化，而“内 时性”的比喻意义便是时间结构。编年史是一种“普通的时间再现……事件'在其中'发 生”，而叙事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编年史所表达的意义的“他”意。
可见，对利科来说，叙事不仅是一种解释方式，不仅是一种代码，更不仅是一种传递 信息的工具。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学家根据某种实用的目标或目的可用可不用的话语策略， 它是一种表征事件的手段，没有它事件的历史性就无法表示出来。在编年史中，我们可以 在不作表征的情况下做出有关事件的真实陈述；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甚至能够在不作表征 的情况下解释事件。但是，我们却不能在不作表征的情况下再现历史事件的意义，因为历 史性本身既是一种“实在”(reality)也是一种“神秘”(mystery)。所有叙事都展示这种神 秘。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的事件既不是神秘的也不特别具有历史性。换句话说， 能够被解释的历史事件构成的是那些非历史的或与历史无关的那些内容。事件被解释后所 剩下的既是历史的也是有意义的，这种剩余物只能通过叙事在象征中加以理解或领会。
正是叙事在揭示事件的含义、一致性和意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证实了历史编纂学中 叙事实践的合法性。也正是历史编纂学在叙述历史事件方面的成功，证明了叙事自身的“真 实性”。在体现于历史叙事中的象征化过程中，人类拥有了一种话语工具。由此，人们可以 断言：人类行为世界既真实又神秘，也就是说，神秘莫测地真实；不能被解释的东西原则 上能够通过叙事的形式被理解。
(四)历史叙事=文学叙事=虚构叙事
前面已经指出，巴尔特在《历史的话语》中对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的区分提出了根 本性的挑战。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言》中，他还指出，艺术不同于真实的生活，在故事中， 只要不顾及外部实在，其中任何事物都会在某个结构中有其位置，但是在生活中，任何事物 都是“杂乱的信息”。②巴尔特的学生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也认为，开头冲 间■结尾的结构只适用于“叙事、讲述的故事性事件，而不适用于……诸行为自身，这完全 是因为这些术语在现实世界毫无意义。”③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miode)认为，在虚构 作品中，开头、中间和结尾的谐调是一种根本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在事实的意义上相信这 些作品。在他看来，事物只是以毫无意义的次序发生。当人们问他嘀嗒嘀嗒的时钟表示什么
①Paul Ricoeur, The Language of Faith," 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 1978), p. 233.
②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a V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Qcits," in Communication 8 (1966), p. 7.
®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1978), p. 47. 时，他回答说：“我们认为它表示滴答声。通过这种虚构，我们将其人性化了……当然，正 是我们给这两种声音之间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区分。滴是我们表示物理性的开始的词，而答 是表示终结的词。”①总之，以上这些叙述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叙事不同于生活，前者不能 再现后者。
我们还看到，明克和海登•怀特都认为叙事是历史学家的发明，并对叙事再现实在的能 力提出了质疑。他们之所以得出这种对叙事的怀疑论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相信， 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把 历史叙事还原为虚构叙事。在《话语的转义学》中，怀特明确地把历史与虚构等同起来。他 指出，历史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操作亦即虚构杜撰。”②他看来，历史叙事并不是 对具有故事形式的历史的模仿，而是“语言的虚构，其内容与所发现的内容同样都是被发明 出来的，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的形式相同，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相同。”③历史学家没有发 明事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确是在述说真相。但是，历史学家发明了故事，从这种意义 上来说，历史叙事是“语言的虚构”。在《元历史学》中，怀特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把历史等 同于虚构，但实际上已经把历史解释模式看作是一种文学想象的形式，是一种虚构形式（纯 文学形式）的意义生产结构。这样，他就把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密切联系起 来。也正因如此，怀特的历史诗学也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英美的许多大学中， 怀特的《元历史学》等主要著述也是英文系的必读书。
利科也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将历史 叙事定义为中性的。他还试图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模仿”（mimesis）概念来说明他的理论。 但是，他在详细阐述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得出了与明克和怀特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叙事 是一种“异质的综合”，人类世界中全然不同的元素，如“行为者、目的、手段、相互作用、 环境、未预料的结果等等”都融合成为一体。叙事是一种“语义学的创新”，新的内容通过 语言被植入世界。它赋予世界上的事件某种原本没有的形式。叙事不是描述世界，而是重新 描述世界，也就是说，它把世界描述成好像世界实际上不可能是的那种样子。在这方面它与 隐喻相似，只不过隐喻是那种“领会成什么”的能力，而叙事则将我们引入“'好像'（as if） 王国”。最后，利科得出结论说：“开头、中间和结尾的观念并不是从经验中摄取的：它们不 是现实行为的特性，而是诗性安排的效果。”④从这一方面看，利科与明克、怀特等人的观 点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利科还相信，虚构的和历史的叙事是实在的延续。从这一方面来说, 利科的观点要比海登•怀特、巴尔特、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温和得多。在后者看来， 叙事不仅构成一种对实在的逃避、慰籍或偏移，而且还是一种麻醉剂，一种被强加的幻觉。 总之，叙事是一种与实在不相一致的文化和文学虚构。
大卫•卡尔认为，将历史叙事混同于虚构叙事是当今很多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①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London, 1966）, pp. 35-44.
②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85.
③［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载于《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70页。
④［美］大卫•卡尔：《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陈新主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61页。
的共同观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后现代叙事学的根本策略，也是它区别于传统经验主义叙 事理论的一个根本特征。正如卢波米尔•道勒齐尔(Lubomir Dolezel)所指出的那样，"巴 尔特站在构成主义语言学的垫子上发起后现代主义挑战，怀特跟进辩护。后来，'历史叙事 二文学叙事二虚构叙事'(经常简化为历史等于虚构)这个双重等式就成了一个教条，被整个 后现代主义合唱队不假理论思索地重复着。表述也许稍有不同，但是没有新的论点。它成了 贯穿于整个大合唱的'时代精神'。”①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思想体现了一种趋势，即历史叙事不再是一种历史“客观”事实之 外的东西，没有历史叙事，任何历史事件都无从表述，而忘记了历史文本是由具有历史性的 历史学家所叙述、由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读者来阅读，我们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历史。后现代 历史哲学家们将历史叙事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传统意义上被视作形式的历史叙事 如今在历史理解的领域内具有了本体论的价值。
三、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将叙述学和其他文学批评技巧应用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得出了一些令人 吃惊的结论。的确，后现代叙事理论与人们对历史的常识性看法反差很大，有些观点也的确 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切不可由此而贬低后现代叙事理论，将他们斥责为无理取闹的坏孩子。 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它现在已经占据了西方历史哲学的最前沿。 正像《历史与理论》杂志主编理查德•范(Richard T. Vann)所指出的那样，1960年以来至 1975年，历史理论研究发生了语言学转折，其中历史叙述的研究贯穿于整个的转折，起着 主导作用。②
后现代主义者对叙事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而且， 叙事的确是我们一种极为普遍的语言现象，他几乎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正 因为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往往疏于对它的研究和反思。因而，重视和加强对叙事问题的研究 不仅可以拓宽我们对知识视野，而且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人性本身的认识。在包括历史学在内 的人文学科中，对叙事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历史叙事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和文本的组织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能够组织人们的历史意识，进而从总体上组织历史。从某种意义上 说，我们历史的某些方面的确是被叙述出来的。
怀特等后现代叙事理论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当代历史学家甚至文化学者的思想。“情节 编织”、“元历史学”等原来由怀特频繁使用的术语已经为文化界所熟知。历史学家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文本中的文学和叙事因素。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教导历史学家，要更加 仔细审慎地考察叙述历史的方式，要采用新的手段去揭示表面信息背后的隐蔽信息，要注意 解释语法细微变化的意义，等等。
但是，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的最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它采取的是一种极端反实在论和 历史相对主义的立场。它试图消除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将历史叙事看作是历史
①［美］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81页。
②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一1975, ” in /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s.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40-69.
学家的发明和创造，从而否认叙事再现历史实在的任何可能性。后现代叙事观在理论和实践 上也给历史学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我们理应对它做出相应的分析和批判。
(-)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具有一种泛叙事论的倾向，它将历史学完全等同于叙事模式，这一 方面低估了历史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高估了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很 多历史，特别是政治史，的确是采用叙事方式来撰述的，但是，即便是这类历史，也并非纯 粹是叙事性的，它们也往往包含大量分析性的和解释性的评论。另外，我们应该承认，还存 在很多非叙事性的历史著作。它们有的是对某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考察，有的是对某个思想发 展过程的描述，有的是对某个特殊历史问题的分析和阐释。尽管这类著作难免包括一些叙事 成分，也对事件的时间顺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们无疑是非叙事性 的。比如，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芬利(Moses Finley)的《远古世界的政治》{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纳米耶(L. B. Namier)的《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柯班(Alfred Cobban)的《法国革命的社会阐释》(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费弗尔(Lucien Feb vre)的《16 世纪的无信仰问题》(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拉夫卓伊(A. 0. Lovejoy)的《存在的伟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H. C.李(H. C. Lea)的《西班牙的审讯史》J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 和穆斯尼亚(Roland Mousnier)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国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Fy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这些历史著作都不属于叙事史。
一般说来，无论一部历史著作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不管是叙事作品，还是非叙事作品， 它都不可能纯粹是一种严格的模仿、描述或图像。逐字逐句地重述过去或者全息全影地描摹 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已经没有人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宣称，历史叙事能够“根据 实际发生的情况”准确地反映往事。“历史学家不能捕捉完整的往昔经验，正如人的记忆做 不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只有往事的痕迹和残渣，叙述出来的故事一定是片面的。”①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文本根本无法触及那实际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只要是负责任的历史 学家的著作，无论它是叙事作品，还是非叙事作品，都是对历史实在相对正确的描述，都基 本真实地再现了过去的内容。如果说当下物质世界中基本粒子的本质问题仍然是现代哲学和 科学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的话，那么，确定不在场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的描述之间的关系 问题就更加扑朔迷离了。但是，问题和疑惑的存在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探究历史真相努力的 借口。不能因为事实和叙事之间存在差距，就轻率地宣布叙事从根本上是无效的。不可因为 叙事是人为的，就干脆把它归为虚构或神话。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历史学的目的不仅仅 在于描述和叙述，它也致力于理解：理解过去人们的行为、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理解过去 的制度、政体、社会关系和人文环境。
①［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2页。
根据后现代叙事理论，历史实在自身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和联系，叙事中所展现的意义和 联系都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强加或植入，历史学家选择模式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发现有关过 去真实性的过程。这一主张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我们看来，历史实在的确存在一些客观 的规律和模式，通过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它们完全可以被相对真实地揭示 出来。马克思就是在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一种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模式一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践证明，这种历史发展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一种主观创造或发明。
在我们看来，甚至普通的个人感知也具有结构和意义，而并非纯粹是杂乱无序的经验之 流。一个人在时间中的生存经验并不仅仅是一种毫无界定的时间混沌。历史事实也决不是一 个个孤立的事件，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体现了一种可理解的结构和秩序。虽然没 有绝对的起源、开头和结尾，但是，事件自身的确包含某种叙事顺序或结构。比如，伊拉克 战争的一系列事件本身就决定了有关它的叙事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对于如何开头可以有多 种不同的选择，但是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能是随意的，都必须受事件发生过程本身的制约。
同样，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等灾难性事件，也说明了后现代叙事理论的荒谬 性和危害性。对这些血腥事件的叙述不可能是或者最起码不完全是虚构。无论怎么说，它们 都是人类的悲剧，而不可能被编织成喜剧或闹剧。如果说这些事件是真实的，那么其他事件 为什么就是虚构的或不实在的呢？包括怀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承认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而且有些人也的确在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中改变了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怀特也承认，奥斯 威辛集中营事件排除了采用某种情节对它进行描述的可行性。在承认这一点以后，怀特也就 自然承认，过去实在对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也就被迫放弃他的主要论 点。最后，怀特也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并不完全受历史叙事和情节编织的左右。①
怀特自己在总结他这一立场的转变时说，在早期著作中他更为注重的是历史学家对文学 策略的利用方式，结果发现：历史学家的书写形式并非如实地报道他们所发现的事件，而实 际上是构建了他们撰写的主题。然而，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在有关大屠杀争论的影响下，怀 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试图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他说，历史想 象既要想象作为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之基础的实在世界，也要想象由他们的兴趣对象所组成的 世界。②显然，怀特的这一立场是比较温和的，也比较容易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可见， 当后现代主义者从高高在上的抽象层面屈尊下位，转而对实际历史著作进行具体分析和批评 的时候，它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甚至改变原来的极端立场。
将历史叙事混同于虚构叙事和文学叙事是整个后现代叙事学的根本策略。对于后现代叙 事理论的这种做法，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表示不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 间的区别，而且，很少人会同意，历史事实仅仅是语言规程的建构，因而不具有客观实在性。 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学家在创作叙事时可以不必太过顾忌事实和意义的制约，从 而随心所欲地编织情结和阐释过去。这样极端的论断，的确让人难以接受。德雷就曾经诘问 道：“对于北美印第安人衰亡这类事件，历史学家真的可以无所顾忌地编织情结吗？如果他
①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Saul Friedlander(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22),pp.37-53.
②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 241.
'选择'将它再现为喜剧的话，那么，那些对这类事件很难容忍的人们，是应该把它仅仅看 作一种诗歌的笨拙表达呢？还是应该将它视为道德上的愚钝而加以抵制？ ”①在《阐释、 历史和叙事》一文中，卡罗尔(Noel Carroll)在揭露了怀特的叙述主义论证的谬误和缺漏后， 总结说：“怀特将所有叙事还原为虚构，这似乎是一种非常危险而有害的做法……”②在扎 格林看来，怀特关于历史叙事必须符合某一文类的说法也是很成问题的。有很多历史著作我 们就很难对它们进行归类，而且，像悲剧和反讽这样的文类也太过抽象和宽泛，很难对某些 历史著作做出明确而有效的描述。③
我们认为，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确是一种想象 性的建构，但是，这种建构必须受到文献的严格制约，受到已经存在的证据的限制，而且一 定要与先前确立的权威相一致。不管怎样，它必须与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相契合。如果历史 叙事真的被等同于虚构叙事，那么，历史学家用以探究过去的那一套繁琐而严格的程序将失 去任何的意义。
作为实在的再现方式，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确存在某些共同的形式特征。比如，它们 都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以小说为例来探讨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
事件的性质不同。小说家可以根据需要发明事件，而历史学家不能这样做，他必须始终 在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基础上来组织自己的叙事。历史学家必须始终关注哪些真实事件对他 的叙事是有意义的。如果他是一个尽责的历史学家，他还必须确信，对他的叙事有意义的事 件实际上对历史进程也是有意义的。
对人物的描写不同。在虚构叙事中，叙事必须围绕着人物的动作和行为展开，对它们进 行具体而形象的描写。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人物必须展示性格和思想方面的独 特品质。”④一个故事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个性鲜明的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照。历史叙事 则不必这样做。历史学家不仅要描述个别人物，还要描述团体或群体，而且还要描述那些不 是人物的制度和机构。
背景的功能不同。在虚构叙事中，背景是人物出场的衬托，它设定了故事的情调。对于 历史叙述者来说，背景与其说是对人物的一种烘托，还不如说是历史人物的一种延续。当历 史学家把背景拓展到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时，它们便形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仅 仅是人物出场的舞台。在非叙事历史作品中，背景还经常取代故事及其人物。
对情节的要求不同。我们已经知道，情节是对事件的有秩序的排列，虽然不必按照它们 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但是，除了要有意义之外，情节必须是一个整体：它必须要大于 各部分的总和；每一部分要与整体相关联；它还必须是完整的，应该包括所有实质性的东西。 所有这些要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他真的达到了这些要求，他几乎必定损
①William Dra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lism,in On History and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Leiden, 1989), p.161.
②Noel Carrol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in Monist 73 (1990), pp.161-162.
③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5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 no. 1, 1999.
④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5, 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39. 害叙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对于结尾的理解不同。在虚构叙事中，结尾是先前内容的必然结果，有时它还是对这些 内容的一种解释。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他选择在什么地方结束叙事，他都很清楚, 这并不是终结，生活还会继续。
对真实性的要求不同。这是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之间最大的区别。无论虚构叙事的故事 多么离奇，叙述者都必须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也就是说，虚构叙事 往往也被看作是忠实于生活的，也就是说，它们告诉我们，如果某些事件真的发生，它们就 会怎样出现。但是，虚构叙事通常不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们诉说的是不曾 发生过的事件。小说描述可能的世界，而历史必须表现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 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历史叙事要力求真实，它必须始终讲述真实的故事, 无论其中的事件多么不可思议。
总之，我们认为，历史著述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无论历史著述采 取什么样的形式，它都必须以尽可能逼真地再现过去实在为首要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同 意伊格尔斯和洛伦茨(Chris Lorenz)的立场。在伊格尔斯看来，后现代语言哲学在历史领 域的应用是有限度的，“因为历史叙述，哪怕使用的是紧密地以文学模型为范本的叙述形式， 也还是要求勾绘或者重建一种真实的过去更有甚于只是文学想象的那种情况。”①洛伦茨则 指出，“在希腊语中，历史(history)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并非是故事，而是询问。因而，无 论我们什么时候把'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赋予历史叙事，都应该强调'真实的'这个形容 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②
(―)元叙事的复归
"元叙事”(Metanarrative)有时也被称为"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它首先是由法 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mFrancois Lyotard)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份关于知识 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在从字面上来说，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关于叙事的叙事。在利奥塔 看来，叙事是文化形成和传播的本质特征，③而元叙事讲述的是有关我们如何在过去获得知 识并使之合法化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诠释学、现 代科学知识、启蒙运动、自由市场以及语言精确再现实在的能力等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 和文化的过程。利奥塔认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科学一直是依靠政治的和哲学的元 叙事来支持和保护它，并使自己合法化。在这些元叙事中，18世纪的启蒙叙事和19世纪的 人类意识叙事是最重要的。前者致力于将人类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 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后者则引导人类迈向一种渐臻完美的黑格尔式的未来。科学要描述自己 的真实性就不能不诉诸于解放和自我意识这两种元叙事。虽然科学总是否认叙事在认知方面 的合法性，否认叙事的科学性，但它却又不得不借助于叙事来使自己获得社会的认可，并以
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3页。
②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in History and 7/2eory37 (1998), p. 329.
®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1. 此来取得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合法性。①
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所有这些元叙事现已面临严峻的挑战。进入20世纪，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殖民主义的瓦解、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创伤性事件 的发生，使人们对诸如个人自由、自我意识的改善等元叙事产生了怀疑。在这些元叙事支持 下的科学和历史学也受到了质疑。后现代状况的特征表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将这些宏大叙事 视为衡量真实性的普遍标准。基本的真理和认识论的给定物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 是无数自我合法化的“小叙事”，它们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文化透明地接近客观实在。利奥 塔把元叙事看作是一种反动的神话，与历史真相无关。在他看来，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是 一种“主叙事”，它是一种官方强加的叙事。相反，“地方叙事”是由囚犯、学生、农民等各 阶层所叙述的故事，它是与“主叙事”相对抗的叙事形式。它们与“主叙事”水火不容，并 对它具有较强的颠覆性。“地方叙事”不像“主叙事”那样自称具有普遍的合法性，相反， 它们一般都公开承认自己的主观性，从不以客观历史真理的身份自居。利奥塔将这种后现代 状况描述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能够发现真实的过去、历史进步不 可避免等这类传统的历史观念也已是昨日黄花。历史在过去通常被看作是智慧的源头和道德 确定性的基础，今天却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质疑。历史已经被当作一种文学形式，被看作音 乐、戏剧和诗歌，被视为一种文化实践。
元叙事或总叙事是组织历史写作的总纲，是历史解释的最后根据。后现代主义者在抨 击元叙事的同时也抨击叙事形式本身，指责叙事形式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所以具有迷惑作 用。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叙事与元叙事仅仅是服务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虚构手法，它们是 一种狡计，借此掩饰叙事作者的偏袒立场和宣传目的，或掩饰现代国家和社会的规范化趋势。 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元叙事本身都蕴涵了极权主义，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实。 后现代主义者狄康(Descombes)说:“历史乃是西方的神话。”②伊丽莎白•厄尔马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等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按弃情节、人物和意义，转而去拥抱一种“无意义、 无休止的模式”，一种类似于现代音乐和现代小说的写作手法。③这类宣告元叙事死刑的论 点涉及几个不同的层次：按时间顺序写的传统史学；叙事体的历史著述；借讲故事给社会生 活赋予意义的行为。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将它们的正当性全部否定。元叙事被贬为神话， 传统史学被视为“官僚意识形态的组织方式”，叙事是一种宣传手法，故事和情节也被划归 为“相信历史是一种知识状况的神话”。
需要指出的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发明，它实际上是西方思想中的 一个较为熟悉的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对宏大叙事的可信性提出怀疑。法国革 命的反对者柏克(Edmund Burke)以及19世纪的托克维尔、卡莱尔、布克哈特和泰纳(Taine) 等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都曾对法国革命是解放的转折点等宏大叙事表达了自己的不信任。兰 克在早期阶段曾经批判过黑格尔和费希特的思辨历史哲学的虚构性，并坚持认为，历史学家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4.
②转引自［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1页。
③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Time (Princeton, 1992), p.212.
的职责只是要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他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将元叙事从历史学中剔 除出去。①一个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开 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极力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元叙事都是不 可能的。②1949年，另一个历史哲学家罗维斯(Karl Lowith)在《历史的意义》一书中指 出，“历史问题从总体上、在其自身的视角内是无法回答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过程 具有一种广泛的和终极的意义。历史没有任何结果。”③
后现代元叙事将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解构，从而否定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差别。然而，这 些心灰意冷后现代主义者仅仅破坏而不事建设，一味解构而不重构。他们把包括历史学在内 的所有偶像都一一砸碎，自己却不负责任地扬长而去。他们利用哲学和文学的最新技巧向历 史学家说明了历史的虚构性，却无意向历史学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我们看来，后现 代主义元叙事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在试图说明现代元叙事的虚 构性的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堂皇的故事。后现代主义驳斥一切意义的基础，自己却提供了另一 种解释意义的方法。正如雷迪(William Reddy)所指出的那样，宣布一切元叙事的彻底终 结，实际上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事”。④
奥拉巴里(Ignacio Olabarri)认为，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新形势下，“如果 没有一种对过去的全球式解释，用以理解现在和指引未来的道路，世界人民就无法生存。”⑤ 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我们也的确应该认识到，元叙事仍旧是历史学的重要认同或整 合力量。历史认识中的某些问题倘若缺乏某种人性或历史过程的理论，也是不可能得到回答 的。也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减人们对宏大叙 事的热情。人们出于各种需要而继续寻求一种宏大叙事。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从列维■施 特劳斯到利奥塔、从克利福德到福山，我们仍然受到历史的困恼，即使我们迫切要彻底摆脱 总体叙述的弊端，但我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宏大叙事中。”⑥
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它揭露了传统宏大叙事的 虚伪性和抽象性，是对黑格尔以来过分膨胀的思辨野心的一次有益纠正。它提醒历史哲学家， 要深入检讨自己的哲学前提，更加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彻底 按弃所有宏大叙事，走上一条极端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道路。这样只会把人类心智引向迷 茫和混乱。如果我们抛弃对世界总体发展进程的所有理论，根除所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 拒斥所有的普遍主义传统，否定所有对人类文化的反思成果，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我们的 过去，也不能认识当下的世界，更无法展望人类的未来。新的经验总需要用新的方法诠释， 用新的理由解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怀疑为手段，努力构建适合时代精神的社会理论和 元叙事，用以指导未来的人类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并非像后现代主 义指责的那样是一种虚妄的元叙事。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元叙事，它所讲述的也
①Maurice Mandelbaum, History, Man, & Reason (Baltimore, 1971), p. 61.
②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3], 2 vols. (London, 1947), II, chapter 25.
® Karl Lowith,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1949), p.191.
④W. Reddy, T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1992), p. 137.
⑤Ignacio Ola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ee Structure,in History and Theory 34 (1995), p. 29.
® [美]克尔温•李•克莱因：《叙述权力考察：后现代主义和没有历史的人》，载《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陈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15页。
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实故事。在面向未来的元叙事的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如 果不是唯一的选择，最起码也应该成为新叙事的最重要指导或参照。
第四章历史隐喻与想象
很可能世界历史就是某几个隐喻的历史。
［俄］波尔赫斯
在西方思想史上，隐喻向来都是一种颇有争议的语言现象，经历了一个冷暖曲折的演化 过程。它有时被打入冷宫，有时被抬上天堂。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 的“语言学转向”，隐喻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受到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 学科的共同关注。在哲学界，对隐喻的研究集中在隐喻的客观性问题上。有的哲学家认为隐 喻是认识真理的有效媒介，而尼采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则否认隐喻再现实在的任何可能性。后 现代历史隐喻观是后现代隐喻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的产物。根据这种观点，历史学家的深 层意识结构是一种转义运作，他们所运用的语言也具有一种内在的隐喻性，因而无法真实而 有效地再现过去实在。历史隐喻观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 究仍十分欠缺。下面我们就对基本的隐喻理论以及后现代历史隐喻观进行一番探讨。
第一节隐喻的兴衰
一、隐喻与"隐喻转向"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metaphor）可以是一个词组也可以是一个句子。基本的句 子形式是“A是B”； A—般是名词词组，而B则通常是动词词组。基本式“A是B”中的 A和B是两个项；推而广之，一切隐喻都有两个项。试以英语The sky is crying （天空在哭 泣）为例，被描写的对象“天空” （sky）通常被称为“目标” （target）,用来描写对象的词 项“在哭泣”（crying） —般被称作“始源”（source）。这也是一般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在描 写与被描写的概念上。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克（M. Black）认为谚语、寓言或谜语也都可以看作是隐喻①；莱 考夫（Lakoff）等人②中有许多谚语的例子，女0： "Big thunder, little rain（雷声大，雨点小）， 也可以看作是隐喻。这里只有比喻的始源，比喻的目标在这里并未出现，而是指人们理解到 的意思。理查兹（Richards）③提出,把A项称为“话题”（topic）或“语旨” （tenor）, B 项叫做"喻源"（vehicle）或“根据”（ground）o布莱克把A项称作"主体、主项”（principal
⑴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7.
②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subject), B项叫做"次件、次项” (secondary subject)□前者也叫做"语片或框架” (frame), 后者叫做"隐喻的焦点” (the focus of the metaphor) o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英文词"metaphor”(隐喻)源于希腊词“metapherein”，“meta” 的意思是“超越” (beyond), “pherein”则有“提供”、“带来” (to bring)等含义。《牛津国 际语言学百科全书》在界定“隐喻”这一词条时说，“目标概念领域是作隐喻理解的领域， 始源概念领域是用其去比喻地理解目标的领域，概念隐喻就是这两部分的映现”。这一定义 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比如，莱考夫等人①谈到什么是隐喻这一问题时，说人们借助一 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这就是隐喻过程。也就是说，隐喻不仅 仅是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现象。在本书中，我们侧重的是对隐喻的哲学研究。《牛 津哲学辞典》认为，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格。根据它的解释，所谓隐喻，指的是有关话题 (subject-matter)或语旨(tenor)被一种用于非字面意义描述的语词或句子来指称。
传统隐喻研究在当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之称为一种转折或转向。因 之，当代的隐喻研究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当代隐喻研究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 语境中进行的。在本体论上，隐喻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人们已经从一种语言修辞现象上升 到认知和思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结构层面上来重新发现和认识隐喻；在认识论上，隐 喻不再被看作仅仅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它所特有的认知功能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在 方法论上，隐喻研究被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视域内，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至此，人 类理智前所未有地清晰洞察到了隐喻这一特殊现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总之，隐喻研究的当 代“语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隐喻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修辞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 重要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由其 文化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通过隐喻原则所展现出来的浅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 也就是说，隐喻不能仅被当作一种语言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工 具的本质、意义和价值。隐喻思维蕴涵着某种超越外在现实世界的意向，体现了人类意识与 精神活动的原始结构和方向。正如莱考夫指出的，“隐喻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 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②传统隐喻研究是局限于语言学 和修辞学领域的，而当代研究则彻底打破此局限，将之置于心理学、哲学、符号学、文艺学、 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域内，并着重揭示其作为人类“心灵的修辞方式” (figure of mind)在人类认知、思维及科学理论陈述与交流等领域潜在的巨大作用。
其次，隐喻与哲学的内在关联被逐步揭示出来。自柏拉图至黑格尔，隐喻长期被理性主 义传统、尤其是科学理性主义视为理性对立物，从而被排斥在哲学和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 在当代条件下，隐喻研究所应有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哲学方面，从古希腊柏拉图著名的洞 穴隐喻，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及其听觉隐喻，隐喻被承认直接参与了哲学的发 展，以至于德里达认为整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事实上无非是一部隐喻史。
再次，20世纪人类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及修辞学“三大转向”，更加将隐喻研
①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l. 究的地位突显出来：隐喻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受到当代语言分析方法论家的关注。 戴维森于1978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隐喻的含意》，塞尔也于1979年发表了长文《隐喻》。此 后关于隐喻的语言分析继续升温，一大批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面世：隐喻与解释学核心问题 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也已被提上日程：“隐喻理解可作为对较长文本理解的指导”①；著名的哲 学解释学家保罗•利科为此发表了专著《隐喻的规则》，将隐喻研究从语词级提升到话语语 义级的地位。
最后，不仅几乎全部顶尖的英美语言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对隐喻问题做出了深入的专 门论述（如马克斯•布莱克、戴维森、塞尔、罗蒂以及库恩、奎因等），而且其他堪称大师 级的欧陆哲学家（如卡西尔、伽达默尔、利科、德里达、巴尔特等）也都对隐喻有精湛的专 题研究。可见，隐喻研究既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下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共同关注的重要 议题，也是欧陆人文主义传统下解释学理论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注热点。在这一共同的研 究课题中，两大传统之间交流对话以及互相借鉴及渗透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这充分体现了 当代哲学运动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发展的整体趋向。
二、传统隐喻观
一般说来，持传统隐喻观的人都是真理的追求者或守护者。他们坚持字面语言和比喻 语言的严格区分，并提出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两分：真对伪，实在对想象，确定性对不确定性, 首要的对次要的，等等。他们当中有的坚决反对隐喻，将它看作是人类知识的迷魂汤而横加 指责，认为隐喻污染了知识的精确性和纯洁性；有的虽然承认知识具有隐喻性，但通常认为 字面语言是真实的，首要的；比喻性语言是派生的，寄生的，次要的；也有的把隐喻视为诗 性智慧的激发器而大加赞美，认为人类的思维主要是隐喻性的，但是，他们仍然以追求客观 知识为己任，将隐喻看作是通向真理的重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说，“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 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②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阐明了隐 喻非常重要的特点。西方许多研究，例如莱考夫的研究，就是根据“隐喻是借一事物谈另一 事物”这一重要观点展开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隐喻是根据类比的原则所作的隐性比较 （implicit comparison）,这就是现代隐喻比较说的始源。大体上说来，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持一 种比较理性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隐喻重要，并要求人们掌握隐喻，另一方面，他主张适 当地控制语言中的隐喻成分，使之成为追求真理的工具。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 的眼中，隐喻就不那么幸运了。柏拉图认为，隐喻属于花言巧语，至多是修饰性语言，只适 用于表达感情；政治辩论和科学论述都不宜使用隐喻。
到了 17世纪，随着科学的不断兴盛，经验主义非隐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它要求人们 采用清晰而明确的陈述，对隐喻的歧义和模糊提出了质疑。一般说来，英国经验主义者都是 隐喻的坚决反对者，在他们看来，隐喻影响了知识的范围和确定性。霍布斯认为，过去哲学
①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冯俊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十一章，罗念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著作中之所以充满了荒诞不经的知识，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家们常常“采用隐喻、比喻或其 他修辞学上的譬喻而不用正式的语词。”①洛克也将隐喻等象征性言辞看成是对语言的滥用， 认为它们都犯了 “范畴性错误”。也就是说，隐喻所涉及的两个主词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 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就必然在逻辑上导致言词变异。在洛克看来，由于修辞和想象比枯燥的真 理和实在的知识更能打动人心，人们通常对它们的缺点或滥用视而不见。但实际上，“修辞 学的一切技术（秩序和明晰除外），和演说术中所发明的一切技巧的迂回的文字用法，都只 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够动人的感情，都只能够迷惑人的判断，因此，它们完全是一套 欺骗。”②对霍布斯和洛克来说，隐喻毫无认知能力，无法将真正的知识表达出来。他们都 把隐喻看作一种修辞格，只起修饰作用。英国经验论者对隐喻的这种贬抑深刻影响了以后的 实证主义者。他们也认为，以隐喻方式表达的内容根本无法证实，因而毫无意义可言。人们 之所以认可隐喻，一方面是由于对它的偏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能够表达某种情绪与情感。
科学主义在把隐喻打入冷宫的同时，人文主义却致力于将它抬上天堂。意大利历史哲学 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把隐喻看作是人类诗性智慧的表现。他说；“我们发现各种 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 都是些用硏摩支手（poetic character）来说话的诗人 。这个发现就是打开本科学的万能 钥匙，它几乎花费了我的全部文学生涯的坚持不懈的钻研，因为凭我们开化人的本性，我们 近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花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③而 一切诗性智慧都是在隐喻中形成的，也是通过隐喻表现出来的。在他看来，“最鲜明的因而 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隐喻（metaphor）。它也是最受到赞赏的，如果它使无生 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和情欲。”④这就是说，诗性逻辑派生出转义，而最重要的转义形式 则是隐喻，因为它能使无生命的东西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最初的诗人就是用隐喻来赋予物 体一些感觉和情欲，并造成一些语言故事。维柯注意到，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 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比如，杯 或壶的“嘴”，果实的“肉”，“心”代表中央，等等。这源自人类的一种天性，即，“人在无 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事件一切事物的标准。”根据当时的一种理性的玄学教义，人通过 理解一切事物来变成一切事物。而维柯则认为，“人凭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了一切事物。” ⑤因为，人在理解时展开他的心智，把事物吸收进来，而人在不理解时却凭自己来造出事物， 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了那些事物。据此，维柯考察了四种主要的转义形式， 即，提喻（synecdoche）、换喻（metonymy）、隐喻（metaphor）和反讽（irony）。在维柯看 来，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提喻（局部代 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转喻则包括主体代替行动、主体代替形状或偶然属性、以原因 代替结果等几种情形。在把个别事物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结合 在一起时，提喻就发展成了隐喻。维柯认为，反讽只有在人能进行反思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1-32页。
②［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7页。
③［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④［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⑤［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因为它是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
最后，维柯得出结论说，“一切比喻（都可归结为四种）前此被看成作家们的巧妙发明， 其实都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原来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但是，随着人 类心智进一步的发展，原始民族的这些表现方式就变成比喻性的，人们就创造出一些词，能 表示抽象形式，或包括各个分种的类，或把各部分联系到总体。”①因此，维柯不赞同语法 专家们的两种普遍性看法，一种认为只有平白的散文语言才是正式语言，而诗不属于正式语 言，另一种认为先有散文语言，而后才出现了诗的语言。在维柯看来，与散文语言相比，诗 的语言不仅同样正式，而且也更为原始。
维柯用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形式来描述被他看作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四个 阶段。在他看来，隐喻时代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阶段，他称之为神祗时代。在这一时期，人 们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去感知自然现象和人造制品之间的相似性，人类试图创造虚幻的神话 和神祗（fantasia）o转喻时代是第二个阶段，它属于英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类社会已发 展到封建社会，人们开始感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封建主和贵族妄称具有神的威力。人类发 挥诗性想象力去创造社会制度，而这种诗性的想象力是由换喻激发的。提喻时代属于第三个 阶段，即人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人类通过提喻的方式去想象世界，同时认可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依赖性。最后一个阶段是反讽的时代，亦即现代文明衰落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发 现，语言不能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语言也被充满贪欲和权欲的人们滥用了。在维柯看 来，所有的民族都要遵循这四个循环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的基础就是人类以隐喻方式 构建实在的能力。这种普遍的隐喻想象力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活动。维柯的这一思 想直接影响了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
维柯和后来的尼采都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性的，它们都是人们原始想象力的回响。 无论对现代历史学家还是对后现代历史学家，维柯的思想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比如，福柯就 坚持认为，历史知识不只是来自对证据的文献学研究和考证，也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性创 造或社会建构。福柯对历史经验的知识型或比喻性基础的建构明显受到了维柯的影响。他也 像维柯那样认为，叙事和转义既表达了资料也表达了它们之间的想象性联系。在福柯看来， 启蒙理性既削弱了想象力的实在性也降低了语言的认知地位。如同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 启蒙理性使得“科学自身淡忘了自己的'诗性'本质。”②总之，在西方历史哲学家中，维 柯首先认识到人类想象力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想象力向比喻性语言的转化。作为第一个自 我反思型的现代历史哲学家，维柯对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的以下主张：历史分析不 仅仅要关注经验的、指涉性的或事实的因素，而且还要注重那些神话的、诗歌的或想象的因 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柯的历史哲学中，词语（语言）和世界（实在）之间不存在不可逾 越的鸿沟。文本和语境之间是连续的，先验的隐喻和实在世界的后天效果之间共同创造了一 种反馈循环，这便是作为历史的过去本身。虽然维柯的思想影响了福柯和怀特，并预示了后 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总的说来，他不仅是一个可知论者，而且还是一个真理的追求
①［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②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54. * 者，他的最高目标乃是要尽可能地接近过去的真实。根据其“真理即创造”的认识理论，过 去是可以认识的，真理是可以获得的，因为我们亲自创造了它。可见，维柯归根结底是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
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对隐喻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柯式的隐喻观，另一 种是尼采式的隐喻观。卡西尔是第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从语言与神话的角度对隐喻进行 了研究。对卡西尔来说，语言与神话是西方文化的家园，而神话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是“隐 喻思维”，也就是说，“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 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prelogical）概念和表达方式' 之上。”①可见，同维柯一样，卡西尔也强调隐喻在人类知识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隐喻观 属于一种现代观念，一方面，它十分重视隐喻和想象力在人类认知和语言中的重要地位，从 而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贬低理性和逻辑的倾向，从这一点上来看，它的确超前于它那个时代的 哲学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终究没有能够摆脱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因而也同样以追求 真理和客观性为己任，并最终加入到了理性的合唱队中。
三、后现代哲学隐喻观
但是，在现代理性的大合唱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它虽然没有改变其时代的主旋律, 但却以其彻底的反时代精神，引发了当今后现代主义的大合唱。这便是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思 想。而其中的修辞理论是尼采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了当今后现代主义者对修 辞甚至对整个语言的看法。现在，我们就考察一下尼采的修辞观特别是它对隐喻的看法。
尼采的修辞观集中体现在《古修辞学描述》②和《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1876 年笔记选》③中。在尼采看来，人们司空见惯的语言并不具有纯粹的“自然性”，“语言本身 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语言仅仅是修辞，它所要传达的只是信念（doxa）,而不是系统知 识（episteme）。④尼采将转义（tropes）定义为一种非字面的意指活动，是最精巧的一种修 辞手段。在他看来，就其意义而言，一切词语本身从来都是转义。词语“并不真正地呈示出 来，却是呈现为声音形象，随着时日逝去而减趋模糊：语言决不会完整地表不某物，只是展 呈某类它觉得突出的特征。”尼采主要介绍了提喻、隐喻和换喻等几种转义形式。在提到隐 喻时，尼采说，隐喻“并不产生新的词语，却让词语带上新的意义。”⑤在尼采看来，指称 真实的词语和转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字面语言和修辞手段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通 常称为语言的，其实都是比喻的表达法。总之，对尼采来说，转义并非是词语的外在特征， 而是其全部固有的特性所在。
在《论非道德的真理和谎言》一文中，尼采专门研究了真理与语言隐喻的问题。尼采认
①转引自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载《语言与神话：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3页。
②［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
④［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⑤［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为，语言本身带有一种非逻辑的因素，比如，隐喻等。人的原始冲动把本不相同的东西等同 起来，因而便产生了隐喻，这是一种想象的运作。隐喻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内在机制。“人 与动物的一切区别都来自于这种化知觉隐喻于图式和融形象于概念的能力。”①而“概念的 大厦是对隐喻世界的时间、空间和数值关系的一种仿制。”②也就是说，隐喻是概念的基础， 或者，概念是隐喻的残余。但是，在尼采看来，隐喻并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透明媒介。在语 言问题上，我们如同一个耳聋的人，无法通过声图理解声音，因为声图仅仅是声音的隐喻。
“当我们说树、颜色、雪和花时，我们自以为我们知道有关事物本身的那些事情，而实际上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事物的隐喻——与原始实体相去十万八千里的隐喻。”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们忘却了自身所处的语言情景，把隐喻当作了事物本身。正是经过这种无意识，这种 忘却，我们才获得了一种真理感。实际上，“什么是真理？ 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 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 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 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 作金属的硬币。”③尼采的这一思想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和心理小说的先驱让•保罗(Jean PauDo在《审美入门》(Vorschule derAesthetik)中，让•保罗说："一如书写中的情形，以 象形文字书写要比用字母文字书写古老，言谈中的情形也是如此，隐喻乃表示关系，而非指 称客体，就此而言，隐喻就是那个较旧的词语，只不过这词语不得不渐趋暗淡消失于专有表 达中。灵魂的灌注和化身的呈现依旧构成了一个整体，因为我与世界依旧是混融的。如此， 就精神联系来说，每种语言都是一部消淡了的隐喻的辞典。”④
在尼采看来，人类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它忘却了自己只能借助于隐喻认识、理解和把握 这个世界这一事实，“它忘记了原始知觉隐喻之为隐喻而把它们当作了事物本身。”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人类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而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忘却这一原始隐喻 世界，人才能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生活。”⑤日久天长，这种欲望转化成了强烈的冲动， 而“形成隐喻的冲动是人类的根本冲动。”⑥人类赋予自身的主体观念也仅仅是一种隐喻。 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植入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了人类中心论。
尼采的这些修辞学思想是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彻底反叛和颠覆。在西方传统思想家看来， 哲学话语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逻辑思维为途径，以语言概念为手段。人类可以凭借概念思 维的能力来掌控修辞和想象力的运作。但是，对尼采来说，人类的思维总是与修辞技巧纠缠 在一起。而修辞的特性决定了人类无法获得真理。在认知问题上，科学与逻辑话语并不优先
①［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107页。
②［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1页。
③［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页。
④转引自［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⑤［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8页。
⑥［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2页。
于任何其他的话语，因为它们也受到了隐喻的渗透和污染。幻想使语言免于修辞的污染，只 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尼采的修辞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今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福柯、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等解构 主义者从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思维和修辞技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福柯继承了那种起源于浪漫主义时期并被尼采以一种特别自觉的形式接受下来的历史 思想传统。与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一样，福柯对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坚 信对这种深层结构的研究必须始于对语言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认识到，人类意识是 通过操纵符号和隐喻来运作的，因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必然是一个转义的过程。 福柯曾说：“也许世界的语言就是隐喻。”①他还指出，以理性、知识、确定性和归纳推理为 基础的所有人文科学都不过是历史话语比喻模式的囚徒。②这样的话，将不会有什么实际的 真实，而只能是语言或叙事阐释的无穷游戏。通过对医学和历史学的考古式研究，福柯发现, 这些学科在概念化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比喻和叙事策略，而且它们的语言程序的深层结构也都 是转义性的。某个时代的转义形态制约这一时期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知 识型”(episteme)。③在海登•怀特看来，福柯对16世纪人文科学的描述不过是把隐喻方 式赋予这些科学，为当时的经验世界绘图或编码，因为一切知识体系都起源于用已知的、至 少是熟悉的东西对未知进行隐喻的描述。④
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通常认为，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和非语言性的事实。他们 相信，只要借助于理性的工具把语言中的修辞成分剔除掉，人们就可以揭示出这些真理，发 现语言背后的事实。在德里达看来，哲学和文学同为符号系统，但文学公开承认自己根植于 隐喻，而哲学则自以为与隐喻脱离了关系，认为自己的语言系统是纯洁无暇的，并对隐喻和 字面、虚构和真理之间进行了严格的二分。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哲学话语还是科学话语， 都是符号的自由游戏。在德里达看来，哲学“是自愿投身其中的隐喻化过程”。⑤哲学之所 以卷入“隐喻化过程”，是由符号的本性所决定的。它认为，能指和所指必然是脱节的，而 一旦二者出现分裂，“隐喻的中介便会悄然潜入［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之中，并假装自己具有 直接性。”⑥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哲学无法不受隐喻性的污染，哲学概念也只是语言的隐喻 化而已。可以说，包括隐喻在内的修辞是一切话语和文本的根本和宿命。
与德里达类似，保罗•德曼也认识到了修辞的颠覆性力量，并将它视为西方文学和哲学 话语的根本特征。在他看来，修辞并非外在于语言规则，而是语言的固有本质；修辞根植于 认知行为自身之中，渗透在逻辑概念和抽象思维之中。“一旦人们自觉自愿地意识到概念的
①福柯等：《关于小说的讨论》，收录于《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4卷，朱立元总主编，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②Hayden White, "Foucault Decoded”，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 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1.
④［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2 乎。
⑤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211.
⑥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 认识论内涵，概念就会变成比喻，而比喻也会变成概念。”①因为概念就是隐喻，而语言自 身也是在相互冲突的意指系统中建构出来的，因而，一经严格解读，文本就会自行解构。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保罗•德曼才说：“一切文本的范式都是一种辞格（或一个辞格系统）及 其解构组成的。”②
总之，在西方文化中，隐喻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热点。哲学界对隐喻的争论大体 上可以归属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科学主义者大都是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捍卫者， 他们通常把隐喻看作通往真理之路上的障碍，因而主张对隐喻予以限制甚至根除。相反，人 文主义者则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对隐喻大加赞美和褒扬，有的认为它是认识真理的得力工具， 有的则将它看作是拒斥真理的理由或根据。尼采及其当代的追随者就是这后一观点的坚决支 持者。依据他们的逻辑，语言的本质是隐喻，而隐喻不具有认知能力，因而语言无从反映或 再现实在。这种隐喻理论上的极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渗透到历史学领域,便出现了海登•怀 特等人的后现代历史隐喻思想。
第二节后现代历史隐喻观及其批判
…、海登•怀特的历史转义理论
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最早出现在他的《元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 随后在《话语的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后一部论文集中，怀 特讨论了所有话语（无论是实在论的还是想象的）的转义因素，即人文科学中话语的转义功 能。根据怀特的考察，Tropic （转义）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tropikos, tropos,原意是指在 道路和方式上的“转向”，在古希腊通用语（KoinQ）中意思是'方法'或'方式'。它以tropus 的形式进入印欧语言，在古拉丁语中意指“隐喻”或“比喻”，在晚期拉丁语中，尤其是在 用于音乐理论时，意思是“基调”或“节拍”。所有这些意思后来都沉积在早期英语的trope （转义）一词中。与“转义”直接相关的是“转义行为”：“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 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 时又考虑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③
在前一章，我们介绍了海登•怀特的历史想象模式。就这一模式，怀特最感兴趣的是转 义解释方式，他称之为“意识的深层结构”。因为，在他看来，转义结构具有决定和构成其 他历史解释层次（怀特称它们为“表层结构”）的能力，它始终是其他三列模式的基础或支 撑。历史学家会有意无意地将某种修辞格强加到他的资料上去，这也就决定了历史理解的诗 学性质。转义形式提前决定了历史学家描述资料的方式，并且预示了历史叙事的情节编织、 论证和意识形态的层面。
①Paul de Man, "The Epistemology of Metaphor,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21.
®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Pro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05.
③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 *
在怀特看来，历史学不是科学，它没有一套自己的技术语言。也就是说，历史学不同于 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它所使用的语言没有特殊的术语系统，也不具有明确的句法和语法规 则。因而，历史学家不得不是用普通语言，“历史学家进行编码、交往和交流的独特工具是 普通的有教养的语言。”①对于怀特来说，普通语言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运作的，也就是说， 隐喻是人们通过熟悉的东西认识陌生东西的唯一手段。因此，修辞转义并不是外在的文体装 饰，它毋宁是普通语言内在的构成性因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怀特指出，所有致力于再现 历史事件和事实的叙事都具有一种先在的比喻性质。这起码意味着两种意思：首先，被看作 纯粹是语言制品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一种比喻话语的特色；其次，转义先在于情节编织，并 预示了历史叙事。②
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告诉我们，在“很多年前的” 一次会议上, 他听文学理论家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说，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有必要把 某个事件作为一个想象的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叙述，以便把它放置在一个语境中。哈特曼还 说，将部分与整体关联起来的方式只有两种，亦即换喻和提喻。受哈特曼的启发，再通过对 维柯、黑格尔和肯尼思•柏克(Kenneth Burke)转义理论的研究，怀特逐渐认识到，所有 的历史知识似乎都要通过四种主要的比喻形式来加以表达。这四种转义形式便是：隐喻、换 喻、提喻和反讽。怀特说：“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一而且，我发现我的这一看法也与黑格尔对 非科学话语本质的观点相一致——类似历史学这样的研究领域还没有规范化，还没有建构起 一套正规的术语系统来描述其研究对象，在这样的领域，正是各种比喻话语形式规定着有待 研究的资料的基本形式。”③这意味着，实际上，研究领域内研究对象似乎固有的关系形态 是由历史学从外部强加上去的。换句话说，由于过去的历史事件本身不能够描述它们自己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历史学家只能通过辨识和描述对象的行为，通过用以描述对象的 比喻性语言，来将他们的主题构建成历史再现的可能对象。怀特说，这种假说是他的《元历 史学》一以贯之的原则。
在怀特看来，以上这四种转义形式预示并决定了论证、情节编织和意识形态这三种解释 模式描述过去的方式。也就是说，正是这些语言转义形成并最终界定了历史叙事的类型。对 于怀特来说，无论语言多么清晰，也不能成为再现真实过去的透明中介。实际上，过去事件 之所以相互关联，完全是由于语言的运作方式。修辞转义通过将部分与整体、整体与部分相 互连接的方式使事物之间产生了有意义的关系。怀特进一步解释说，在这四种转义形式中， 隐喻是最为重要的，而换喻、提喻和反讽是隐喻的不同类型。不过，其他三种转义形式不仅 彼此之间各不相同，而且与隐喻概念也存在差异。在字面意义上，它们有的表示还原，有的 表示综合，而在比喻意义上，它们阐明意义的方式也有区别。在怀特看来，“隐喻实质上是 再现的，转喻是还原的，提喻是综合的，而反讽则是否定的。”④比如，在“我的爱人是一
①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4. "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94-95. ‘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5. ‘
④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
朵玫瑰花”这样一个隐喻中，“玫瑰花”能够充分再现“爱人”的品格。这个句子暗示，“爱 人”具有“美丽”、“珍贵”和“雅致”等品质。作为一种转喻的“五十张帆”代表“五十只 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船”可以还原为“帆”，因为没有了帆，船就不能正常航行。作为 提喻的“面包”代表“食物”，也就是说“面包”强调了与其它食物的相似性和实质。提喻 类似于换喻，但是，提喻并不是把某个个体还原为它的一部分，它描述的是这个个体各部分 之间的关系。反讽是对字面意思的否定，它采用的是一种自觉的怀疑格调。
在怀特看来，转喻和提喻是隐喻的次级形式。转喻基本上是还原的，因而它为机械主义 的解释形式提供了范型。在转喻中，通过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从而将属于部分的意义归于整 体。比如，一种转喻的解释形式将会认为，反抗殖民主义的个别行为表明了第三世界的民族 主义，也就是说，个别行为代表了一般现象。再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厂纪律的个别反抗行为 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喻与转喻正相反，它是从整体到部分。在 怀特看来，提喻是一切有机主义解释形式的基础。比如，“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个命题中，每一个阶级斗争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一般本质的表现。最后，怀特将反讽看作 一种否定关系，它带有较强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是喜剧和悲剧解释模式的 基础。比如，一个人说“工人阶级是人类的救世主”，如果他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这句话的，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工人阶级完全可以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如果他是从反讽的意义上 说这句话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对自己这一断言的否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如果一个历史学家采取了某种对历史的态度从而导致他倾向于某 种转义形式的话，那么这种态度和转义方式就会体现在他再现历史的方式中。从表面上看来, 这种语言转义是在历史事件中被发现的，但实际上是由历史学家强加上去的。也就是说，根 据怀特的观点，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证据和事实之前，他已经通过转义的形式提前预示了它 们。虽然历史学家的叙事声称是对过去某一方面的真实再现，但它总是面向某些问题。这些 问题是由历史学家通过转义的方式确立的，然后再通过各种解释论证来加以解决。过去本身 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史问题”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再由自己来加以 解决。怀特说：“历史叙述声称是对历史过程的特殊片断的言词模式或肖像。但是，这是由 于文献记载本身不能够描述有关自己的清晰肖像才需要这类模式……因而，为了描述出过去 '真实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把过去文献中记载的整套事件预示为一种可能的知 识对象。这种预示的行为是诗性的……在这种先于对历史事件的形式分析的诗性行为中，历 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决定了他用以解释对象的概念策略的形态……简而言 之，转义理论提供给我们一种基础，可以用来划分历史想象在某个给定的发展阶段的深层结 构形式。”①
我们再利用“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命题来进一步阐明怀特的 理论。在怀特看来，通过这种方式并从提喻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就会提出一个历史学家需 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解释某些事件是如何成为阶级斗争的例证的，同时也会指向一种解 决该问题的方式，即，将这些事件同阶级斗争的整体观念联系起来。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旦
①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30-31.
通过这种方式被预示以后，这种关系在论证方面就会被看作是有机主义的，同时还包含机械 论的因素，它们在总体框架内解释因果细节。这样一来，情节编织模式也将会是英雄主义的 或必胜主义的，而意识形态的输入也将会是激进主义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怀特认为，所 有的历史学都是元历史学。在《元历史学》的“结论”中，怀特说：“在我看来，对于某个 特定的人群来说，如果依据的仅仅是对包含在叙事中的'资料'的'解释'的适当性，那么， 没有任何给定的历史理诊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历史学中，正如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中那样, 我们无法提前确立某种'资料'，也无法提前确定某种用以'解释'该资料'意义'的'理 论'。再者，对于什么应该算作是特别'历史的'资料，也无法达成共识。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一种元理论……我已经论证了，在历史学中，在一种本质上是转义的语言行为中，一种可 能的分析范围构成了历史领域。这种构成性的行为得以在其中完成的主导转义，不仅决定着 被允许作为资料在这一领域出现的各种对象，而且也决定着那些被认为是在资料中获得的可 能的关系……这些对不同话语方式的前批评承诺及其构成性转义策略，说明了……各种不同 的历史阐释。”①
怀特的《元历史学》与维柯的《新科学》具有类似的结构，只是前者并没有把四种转义 形式应用于对普遍史的看法上，而是应用到了 19世纪历史写作的发展上。怀特认为，从18 世纪启蒙时代开始，在“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层面上，历史思维的主要模式经历了一个演 化的过程。启蒙时代的作家们对历史学的性质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的著 作受到反讽转义的支配。伏尔泰、吉本、休谟和康德等都是按照“实质上是反讽的方式”来 看待历史的。②而19世纪的历史写作则呈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调。在卢梭、埃德蒙•柏 克和赫德尔等人的著作中，他们对启蒙理性都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反感，而对作为一种历史研 究方法的“移情”表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信仰。他们的写作方式体现了一种隐喻的模式。启 蒙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在历史思维上的这种冲突激发了后来的思想家，他们开始探讨获得 历史知识的方式问题。在怀特看来，对这一问题最深刻的阐述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黑格 尔认为，这种冲突实际上是理解历史的反讽方式和隐喻方式之间的对峙。黑格尔自己的《历 史哲学》则是根据一种提喻的方式来撰述的。
根据怀特的研究，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思想学派：浪漫主义、 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其中的唯心主义主要以黑格尔及其追随着为代表。实证主义则以孔德 及其后继者为代表，他们通常把历史编织成为一种喜剧情节。这三个学派都是对反讽模式的 反叛。这构成了 19世纪历史编纂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830年到1870年，这 一阶段出现了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等四位史学大师。在怀特看来，米什莱代 表了一种隐喻的写作风格，兰克的著作体现了一种提喻的写作方式，而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 则共同体现了一种反讽的写作格调。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历史哲学家。他们的先驱 者马克思曾“试图将黑格尔的提喻策略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的转义策略结合在一起。”③这一
⑴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429-430.
®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8.
③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0.
阶段的写作风格主要体现在尼采和克罗齐的著作中。尼采的写作方式基本上是隐喻的，而克 罗齐的撰述风格则重新堕入了反讽模式。
对于怀特来说，主宰20世纪史学实践的转义形式是反讽。当代大学中所讲授的学院史 学采取的是一种反讽的视角。学院史学并非是客观的和中立的，其反讽风格意味着它实际上 属于一种精英政治，而且就处于政治右派的阵营中。怀特说：“反讽倾向于消解对积极政治 行为可能性的所有信仰。在对人类状况之本质上的荒唐性和荒谬性的理解中，反讽往往导致 对文明本身之'疯癫'的信仰，并激发我们对那些试图在科学或艺术中掌握社会现实的实质 的人们采取一种知识精英的轻蔑态度。”①在怀特看来，当今学院精英派的真正反对者是思 辨历史哲学的倡导者，亦即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追随者。怀特列举了一大批当代作家，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福柯和卢卡奇等，他们的著作体现出一种对经验主义历史学的背离倾向。实际 上，在这些思辨型的著作家中，还应该加上怀特本人的名字。怀特主张，当代历史学不应该 仅仅立足于经验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有必要转身去拥抱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选 择一种历史观的根据，只能是伦理的或者美学的。怀特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超越反讽的历史 视角强加给我们的那种不可知论的话，“我们只有拒绝这种反讽的视角，转而从另一种反・ 反讽的视角去看待历史。”②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历史，可以采取任何一种 我们所倾向的视角。这样，怀特那种用文学范畴构筑历史学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对历史学本身 的范围和性质的重新界定。
以上我们考察了怀特的历史转义理论。在他看来，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 形式构成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它在先决定了历史学家描述资料的方式，并且预示了历史 叙事的情节编织、论证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通过将部分与整体、整体与部分相互连接的方式， 修辞转义使事物之间产生了有意义的关系。修辞转义并不是外在的文体修饰，而是语言内在 的构成性因素。在这四种转义形式中，隐喻是最为重要的，换喻、提喻和反讽是隐喻的不同 类型。历史语言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运作的，也就是说，隐喻是人们通过熟悉的东西认识陌生 东西的唯一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致力于再现历史事件和事实的叙事话语都具有一种 先在的比喻性质。因此，这种深层的转义结构决定了历史理解的诗学性质，即，历史意识具 有一种不可还原的想象纬度。
转义是修辞格，并不仅仅限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它还应该包括明喻、反 语法、迂回说法和夸张等等其他修辞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转义过程也并不仅仅包 括在语言层面上对过去和史料进行的比较、联结、类比和区分，它还包括创造一些规则隐喻 (regulative metaphors),从而对历史进行总体上的描述或解释。
⑴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8.
②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33.
二、西方历史学中的规则隐喻
追随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等人也认为，所有的历史文本都是隐喻性的。凯 尔纳在《语言与历史再现：扭曲故事》一书中指出，对于阅读历史作品的人来说，隐喻和一 般的比喻语言是一种有力的工具。他补充指出，他所说的比喻语言，主要不是古典历史学家 运用的那些形象语言或“历史的文体”，而主要是指那些“中等的和规则历史隐喻，它们与 其说修饰，还不如说产生了解释，这些隐喻包括：生长(growth) ＞生命循环(life-cycles) ＞ 根基(roots) ＞萌芽(seeds)等有机物方面的比喻；兴衰(rise and fall) ＞天气灾变(weather catastrophes )、季节(seasons )、黎明(twilights )等时间方面的比喻；事件之流(flow of events )、 十字路口(crossroads)、车轮(wheels)等运动方面的比喻；建设(construction)、齿轮(gears)、 链条(chains)等技术方面的比喻;以及舞台(stage)、演员(actors) ＞角逐(contest)等 戏剧方面的比喻。最重要的，当然要算是历史作为'提供教训'的教师(pedagogue)这样 一个大的比喻。”①这些规则隐喻暗示了某种历史的模式或形象，从而提供了某种历史的解 释或范式。隐喻的创造者类似于一个装扮世界的美容师，他不仅装饰了世界，而且创造了某 种整体的意义。当这类隐喻在文本中出现的时候，它们不仅显示出很多暗含的前提，而且更 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使该文本与其他文本相对照，从而进一步激发类似的或矛盾的隐喻。德 曼特(Alexander Demandt)在《历史的隐喻：历史-政治思想中的形象和明喻》一书中，也 提供了大量历史隐喻。②布兰特里(Susan C. Brantly)则描述了西方历史学中几个主隐喻的演 化过程。③
隐喻的演化并非是一个隐喻取代另一个隐喻的过程，而是呈现出一种彼此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吸收的发展途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是多种隐喻相互缠绕，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在这些相互作用的隐喻中，我们总能够找出有限的几个主要隐喻，它们主宰着那个时 代历史思想的发展趋势。比如，S.A.艾克什穆特认为，从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起，世界历 史总是要么被归结为某个单一特定的隐喻，要么被归结为几个交织在一起的隐喻。换言之， 关于历史的全部知识，都可归结为这几个隐喻或艺术形象。在他看来，在所有这些隐喻中最 重要的一个由莎士比亚创造的“生活是戏剧舞台”的隐喻。把历史形象地比作世界舞台就是 来自于这个隐喻。④而布兰特里则认为，象棋隐喻是西方历史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隐喻。 在他看来，象棋隐喻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西方历史思维的发展轨迹。⑤
在中世纪，人们通常想象上帝和魔鬼通过对弈来操纵人类的生活。⑥人类无力主宰自己 的命运，它只能听命于神圣力量的安排。19世纪末，在经历了一次宗教危机之后，奥古斯
①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8. “
⑵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③Susan C. Brantly, "Painting Clio's Portrait: Metaphors on the Postmodern Palette,5, in Clio, v26, Spring 1997 (Fort Wayne, Ind.).
④［俄］S.A.艾克什穆特：《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 ？》，载《书写历史》(《史学前沿》第一辑)，陈启能、 倪为国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67页。
® Susan C. Brantly, "Painting Clio's Portrait: Metaphors on the Postmodern Palette/9 in Clio, v26, Spring 1997 (Fort Wayne, Ind.), p. 297.
⑥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66.
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小说及剧作家)用象棋隐喻来表达他对 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在《世界历史的神秘主义》一文中，斯特林堡将历史描述为“只有一 个棋手的下棋游戏”。①在他看来，主宰万物的不再是上帝和魔鬼，而是那“永恒的一”。 这个隐喻贯穿于斯特林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创作的很多历史剧中。
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掌管自己的命运，并把神圣力量降到次要的位置上。象棋隐喻 也开始采用它通常的形式。这一时期的隐喻体现了历史的伟人理论。历史学家的兴趣点转到 了国王、将军和战争上。为了操纵棋盘，领导者们相互之间斗智斗勇。歌德常常将外交措施 比作“走子”，将自己看作一名棋手。对他来说，“政治的对弈游戏”是他为自己国家和民 族效力的重要手段。②
进入19世纪以后，象棋隐喻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兰克的历史主义对那种伟大个人通 过精湛的棋艺获得胜利的进步故事不感兴趣。兰克更倾向于运用一些有机体隐喻，比如，他 将国家比作健康状况或好或坏的个人。③马克思对象棋隐喻也没什么兴趣，他选择了一些技 术性隐喻，比如，他那著名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及历史是以生产和需要作为燃料的 火车头的隐喻。古斯塔弗森(Lars Gustafsson)根据马克思的隐喻对资本主义作了如下描述:
“这部可怕的机器像一列十八轮的火车那样向前飞奔，车上的司机睡着了，但操纵板上的气 压仍在持续增加。”④
虽然在19世纪象棋隐喻遭受了冷落，但进入20世纪之后，象棋隐喻又重新受到了著作 家们的青睐。在《论历史的概念》一文中，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运用一个象 棋隐喻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神学的关系。这个隐喻涉及一台下棋的机器，这台机器包括“一 个嘴里含着水管、身着土耳其服装的傀儡”，它赢了所有的比赛。⑤躲在布棚后面的是一个 驼背侏儒，他是一个象棋大师，用细绳操纵着傀儡的手。傀儡代表历史唯物主义，而侏儒则 指的是神学。这个隐喻显然是在嘲笑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这个隐喻，左右历史进程的并非是 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已经被驱逐出历史领域的神学。
结构主义的奠基人索绪尔运用象棋隐喻来说明语言中的历史变化。他将语言中的历史变 化和固定状态与象棋比赛中的走子相比。在他看来，比赛中任何特定的一步棋都会导致一种 新的固定布局，它与特定时期的共时体系相对应。在每一次历时性的变化，或者在每一步走 棋之后，游戏或者语言系统中每一个棋子的价值都依赖于该棋子在整个棋盘上的位置。⑥结 果便是整个系统的更替，在这里，着眼点是在结构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上。需要注意的是， 在他的隐喻中，索绪尔省去了棋手。这是因为，结构主义者通常关注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语法, 而不是创造变化的力量。
①August Strindberg, "Varldshistorians mystik,^^ in Samlade skrifter, Efterslatter 54 (Stockholm: Bonniers, 1920), p. 352.
②转弓丨自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66.
回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il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p. 82-83
④Lars Gustafsson, Sigismund (Stockholm: Norstedts, 1976), p. 211.
⑤Walter Benjamin, "U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Collected Works), 1.2,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aus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4), p. 693.
⑥Alan Thiher, Words in Reflection: 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4), pp. 78-79.
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象棋隐喻已经是很成问题了。现在，已经不再有人相信，政治就 像下棋那样受象棋大师的理性操纵了。有些学者强调指出了象棋游戏中王车易位的现象，从 而赋予象棋隐喻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①后现代语言中充满了游戏和偶然性因素。偶然性 游戏的隐喻取代了理性对弈的隐喻，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主隐喻。当然，凯撒和俾斯麦 也曾经提到过掷骰子，从而强调了历史决定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们仍然是伟大人物，理性 地操纵着骰子，掌握着选择机会的大权。
历史的隐喻常常与时间概念紧密相连，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从时间中展开的。但是， 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些时间隐喻则是对这种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的背离。在瑞典著作家奥尔森 (Vibeke Olsson)看来，时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没有地平线，也没有界标，暴露在刺目而 冷淡的光线中。同时，时间也会收缩成为一条窄窄的陆地，或者高楼之间一条狭窄的小巷， 或者一条窄小的溪流。②奥尔森的时间隐喻显示的是草原与道路、海洋与河流之间的一种张 力。如果时间是一望无际的高原或海洋，我们就绝不可能做到一览无余，而且，一切都没有 什么主次之分。的确存在着运动，比如，大海中汹涌的波浪和草原上滚动的草浪，但它们都 没有目的性，它们并不导向任何固定的目标或归宿。如果时间被比作峡谷或小溪，这就是传 统的线性时间隐喻。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可以一目了然并且也具有某种特别的方向性：道路 总是导向某个地方，河流也必然回归大海。从柏拉图以来，河流和道路的隐喻就一直受到人 们的青睐。这也说明，线性时间观念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时间隐喻似乎体现的是一种水平纬度，但也暗含着某种垂直纬度。明克对时间隐喻的看 法就显示出这种垂直纬度。他说：“理解时间的连续性意味着从两个方向思考它，时间不再 是一条引领我们前行的河流，而是一条鸟瞰视野中的河流，在这单一的俯瞰中，我们既看到 顺流也看到了逆流。”③那些持线性时间观的客观主义历史学家，往往从时间之流中抽身出 来，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与这种时间模式不同，布克哈特总是选择使用海洋隐喻而不是河 流隐喻。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究竟飘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哪朵浪 花上。”④在另一语境中，布克哈特更为明确地强调，我们很难从时间的洪流中脱身出来。 他说：“我们很想了解大海中那朵我们飘浮于其上的浪花，但无奈的是，我们就是这朵浪花 本身。”⑤可见，布克哈特放弃了鸟瞰的客观视角，而选择了随波逐流。
时间隐喻的转变与叙事性直接相关。线性时间和线性叙事的自然汇合一直是历史书写最 有力的手段之一。作为读者，我们根据一种线性的方式阅读，在故事开头的地方开始阅读， 而在故事结束的地方终止阅读。因此，在历史学家用一种编年史的形式叙述事件的过程中， 我们读者也体验到了一种线性的时间感。这就意味着，时间隐喻改变以后，叙述时间的方式 也必然随之改变。
①Lars Gustafs son, Bernard Foys tredje rockad (Stockholm: Norstedt, 1986); P. C. Jersild, Calvinols resa genom varlden (Stockholm: Bonniers, 1965).
②Vibeke Olsson, Krigarens skold (The Warrior's Shield) (Stockholm: Bonniers, 1988), p. 346.
③Louis 0.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 Brian Fay, Eugene 0.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Ithaca:
Cornell UP, 1987), p. 57. 、
④Jacob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rans. Harry Zohn (Boston: Beacon, 1958), p. 252.
⑤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269.
与传统线性隐喻不同，还有一种有机时间隐喻。两种时间隐喻之间的显著区别是在性 别方面。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将这种“有机时间”称为“妇女时间”，其 特点是“循环，酝酿，以及一种与自然界的节奏相符合的生物节奏的永恒轮回。”她把这种 时间与下面这种时间进行了对比，即，“作为计划、目的论以及线性的和预期的演变的时间； 作为出发、行进和到达的时间，也就是历史的时间。”①线性时间是等级体系中的一个术语， 而有机时间属于一种被压迫的范畴，容易获得一般人的同情。从修辞学上说，有机时间具有 一种“起源”的力量，而线性时间是一种极端的和虚伪的建构物，它是对原始的有机时间的 歪曲。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有机时间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
“时间原子”是与线性时间不同的又一个时间隐喻。传统的线性隐喻暗示着某种进步 和因果关系，而“时间原子”则倾向于分解时间和事件，避免任何令人误解的联系。对利奥 塔来说，大叙事坍塌以后，我们面对的是无数微型叙事。②年鉴学派也特别注意避免主叙事, 而尽量尝试各种形式的“非叙事描述”。③米什莱是这一技术的先行者。在《描述法兰西》 ④一书中，米什莱通过一个个插叙的形式描述了法国的各个省份，没有暗示任何时间上的连 续性和关联性。与此相关的一项策略是仅仅关注一幅画面,而避免指涉发展进程和因果关系。 沿着这一路线，伊丽莎白•厄尔马思(Elizabeth Deeds Ermarth)也认为，"后现代叙事可以 被看作是一幅时间拚贴画，更恰当地说，是一幅运动中的时间拚贴画。”⑤时间原子可以通 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因此，也有人将这种时间原子比作一副扑克牌，历史学家 可以随心所欲地洗牌和发牌。
除了以上几个有关历史编纂学的隐喻,我们还能够在历史学中发现几个有关历史研究方 法的隐喻。在这方面主要包括几个表示视觉意象(optical imagery)的隐喻：观点(point of view)、绘画(painting)、雕塑(sculpture)和镜子(miiror)等。这些视觉隐喻所表达的 主要意思是：历史学家能够“看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
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才开始把科学当作它的范型，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对于他们职 业的艺术性具有清醒的认识。伏尔泰写道：“一个错误的日期，一个错误的名字，仅仅是勘 误表中的内容。只要著作的主体部分是真实的，只要兴趣、动机和事件被忠实地展示出来， 我们就可以说得到了一尊创作尚好的雕塑，尽管由于雕像衣饰的一点瑕疵而影响了整个雕塑 的完美。”⑥德曼特也注意到，将历史撰述比作绘画和雕塑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古代。在他看 来，绘画隐喻所强调的是历史学家描画阴影和处理细微差别的艺术能力；而雕塑隐喻突出的 是历史学家删减细节的能力。⑦在整个的19世纪，主宰历史撰述的视觉隐喻是更为机械的 镜子比喻。兰克主张，历史学家要做到“如实直书”，历史著作要像镜子那样真实地反映过 去。在他看来，一种清晰的历史再现必须提供对过去不失真的反映。在当代，在关于历史文
①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6), pp. 191-192.
②J. F.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 p. 98.
® 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10&
④ Jules Michelet, Tableau de la France (Tableau of France) (Parks: Pages-Club, 1967).
®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2), p. &
⑥Voltaire, Siecle de Louis XIV, Supplement, Part 1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6), 2:320.
⑦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70. 本的批判性解读方面，凯尔纳运用了一个非聚焦的观剧用的望远镜的隐喻。他认为，在一个 有说服力的历史描述中，读者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望远镜聚焦的形象上，而望远镜的非聚焦 则是让观众把注意力转移到观看形象的手段即望远镜本身上。①在凯尔纳看来，历史学家通 过选择和排列事实以适合先在的样式从而创造了阐释。样式并非是在过去中发现的，而是在 阐释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总之，在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凯尔纳和布兰特里等人看来，不仅历史意识的深层 结构是隐喻性的，而且历史学家描述历史过程的方式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都受到几个主隐喻的 左右。而且，由于隐喻具有内在的虚构性或想象性，因而历史陈述不可能是真实的。但是， 在我们看来，隐喻是以实在为根据的，因而具有真实性，隐喻可以成为再现历史的有效手段。 我们随后就讨论这个问题。
三、后现代历史隐喻观批判
毋庸置疑，正像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意识的确体现出某种诗性的特点，历 史阐释也的确经常借助于隐喻，某些历史叙事和描述的也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和想象性。后现 代历史哲学家从修辞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将历史意识和历史话语中的这些语言主体性因 素揭示出来。这不仅有助于历史学家在工作中限制科学主义的过分膨胀，自觉增强历史文本 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且也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解读历史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哲学对于历史 学的贡献所在。但是，他们有关隐喻阐释不真实的论证则是不能成立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 论证说，在阐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定会使用隐喻，因而他们的阐释不可能是对 实际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陈述。比如，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叙事是一些象征性结构，是 一些拓展了的隐喻，因而从来不是对过去事件的明确报道。②我们认为，要断定隐喻不可能 是真实的，必须首先假定隐喻陈述是虚假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假定不具有充分的理 由。我们的观点是，隐喻阐释和描述能够向我们提供对过去的真实陈述。为了说明历史隐喻 的真实性，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一下一般隐喻描述的性质。
（一）隐喻陈述的真实性
隐喻的确具有非凡的作用，特别是在它们描述那些无法形容的事物的时候。《圣经》中 说“上帝是我的牧羊人，他让我躺在绿草萋萋的牧场上，引领我徜徉在静静的水池旁，指引 我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不惧怕任何邪恶，因为有你在我身旁，你的皮鞭和棍棒能给我 带来舒适和安详。”撇开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不管，这个牧羊人的隐喻的确很好地表达了上 帝对其选民的呵护，它基本上符合上帝在基督教信徒心目中的形象。通过这个隐喻，上帝的 关爱、智慧、敏感、力量和温柔的品格被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在这里，隐喻取得的效果 是一般的字面陈述所无法企及的。
①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4. J 、
②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Clio 3.3 (1974), p.291.
在字面意义上，隐喻陈述几乎总是虚假的，上帝并不真的是牧羊人，爱人也不真的是玫 瑰花。但是，隐喻陈述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隐喻能够引导读者去发现 隐喻背后的真实意义。正如布莱克(MaxBlack)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语言行为，隐喻 陈述“实际上要求的是读者的理解或创造性的反应。”①在解读一个隐喻的过程中，我们通 常会看隐喻陈述的话题是否具有它的对象(喻源)的某些突出特征，比如，上帝是否具有好 牧羊人的某些显著特征。有时候，我们会在原初话题中发现与喻源完全同样的品质，比如， 我们在上帝对其选民的呵护中，可以发现牧羊人对羊的爱护；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 品质，比如，上帝像牧羊人寻找丢失的羊群那样拯救迷失的心灵，虽然他们的方式有所区别： 牧羊人是通过搜寻山坡和峡谷，而上帝是通过使人们忏悔。一般说来，这些共同的品格不能 够通过非隐喻的方式来表达。隐喻陈述的真实性并不等于与之对应的字面陈述的真实性。如 果某个隐喻陈述的确具有一些该隐喻提示的品格，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隐喻陈述是真实 的。
在阐释某个隐喻陈述的时候，我们应该挑选这个隐喻的哪些特点，往往不是一个很容易 确定的事情。一般人都会同意，隐喻陈述的背景通常会提供一些有关的线索。背景可以有两 种，一是隐喻自身的背景，比如，在“我的爱人是玫瑰花”中，我们有关玫瑰花的知识；二 是言说者的生活背景，比如，言说者对自己爱人的感情和态度。隐喻对象(喻源)的相关特 征通常是很明显的，或者是与之紧密相连的，但它也必须与言说者的背景相关联。比如，我 们一般会认为，“狼”的突出特征是“食肉动物”，但是，当一个人说“人是狼”的时候， 他是在将贪婪和侵略性作为狼的显著特征，这同言说者的背景有关。②
如果说一个隐喻陈述的喻源的相关突出特征的确与的话题的特征相似，那么，我们一般 会说这个隐喻陈述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喻源和话题的特征不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个隐喻 陈述就是假的。在柏拉图看来，萨拉苏马库斯(Thrasymachus)将统治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比作贪婪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反对这种 类比，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统治者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驱使他的人民，而是为了人 民的利益而工作；第二、萨拉苏马库斯误解了牧羊人的特征，苏格拉底认为，牧羊人的特点 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对羊群的关心。③在苏格拉底看来，隐喻的突出特征与隐喻陈述的话 题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从而认定这个隐喻是假的。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认为，隐喻陈述没有明确的隐喻意义，因而不存在隐喻意义 上的真实性。在他看来，只能从字面意义上来判定隐喻陈述的真假。但是，“一个隐喻吸引 我们注意力的地方是无限的，而很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并不是命题性的。”④也就是说， 在戴维森看来，只有字面陈述具有真实性，而由于隐喻陈述能导致多方面的意义，因而没有 真实性。这种观点有些片面。虽然我们很难把握隐喻的微妙区别，但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
① Max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ed. Andrew Ort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9), p.29. "
® Roger Tourangeau, "Metaphor and Cognitive Structure,5 in Metaphor,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David S. Miall (Sussex: Harvester, 1982), p. 22. Also, David E. Cooper, Metaphor, Aristotelian Society Series, vol. 5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245-47.
③Wayne C. Booth, "Metaphor as Rhetoric: The Problem of Evaluation,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9), pp. 64-65.
④Donald Davidson, "What Metaphors Mean,^^ 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p. 44.
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个大体上与隐喻陈述的隐喻意思相近的字面陈述。喻源的基本特点是可 以通过字面的意思来陈述的，尽管这些特点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描述。比如，“这池湖水是蓝 宝石”这个隐喻陈述说明湖水呈现出透明的蓝色。当然它也可以指湖水闪闪发亮，或者这池 湖水具有宝石的形状。但是，在这里，“这池湖水是蓝色的”应该是最接近这个隐喻陈述的 一个字面陈述。
(-)历史隐喻的客观性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看来，由于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是一种转义的操作，历史学家的思 维在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思维，而且历史文本充满了隐喻，因而，历史知识归根结底是一种文 学制品，亦即一种虚构或想象。语言转义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透明媒介，而是一道隔绝人类 认知力和外在实在的天然屏障。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建构了历史对象和过去实在”。①但 是，我们认为，一方面，历史学家的思维并不全然是诗性的或想象的，它还具有逻辑和理性 的纬度。而且，即使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主要是转义的，也并不意味着它与演绎或归纳逻辑 推理完全相悖。实际上，在海登•怀特那里，对过去和史料进行比较、联结、类比和区分的 历史转义过程中，就包含着归纳推理和逻辑推理的成分在内。另一方面，如果说历史学家构 建了过去，那也是在我们普通人构建日常世界的意义上去构建的。包括职业历史学家在内的 大部分人都会同意，世界不依赖于我们对它的知识而存在，过去世界与现在存在连续性。历 史学家构建的不是过去的实在，而是有关过去的知识以及对过去的信仰。而我们通过历史知 识可以比较真实地了解过去的实在。
在《叙事的逻辑》一书中，安克斯密特证明了关于过去的叙述性解释的隐喻特征，即“隐 喻陈述和叙述之间有类似性”。“隐喻陈述和叙述都规定着一种'观点'，我们用它来看实 在。”②在他看来，历史学中的隐喻具有两种功能：第一，隐喻具有经验的描述性，从这一 方面来说，隐喻有真假之分。比如，“张三是一只狼”这个隐喻陈述的描述性意思是，张三 具有一种凶残的非人本性。如果张三的行为确实具有狼一般的凶残性，那么，这个陈述就是 真实的；如果后来经过人们的经验观察，张三实际上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那么，这个隐喻 陈述就是虚假的。第二，隐喻“界定了一个'观点'”，一种看待话题的方式。也就是说， 隐喻向我们提供了根据某个事物去看待另一个事物的视角。从这一方面来看，隐喻没有真假 之分。③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这是隐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它说明隐喻陈述不可能完全还原 为仅仅具有描述性或认知性的陈述。
安克斯密特认为，隐喻陈述包含一种描述性陈述无法表达的额外纬度，亦即一种非认知 性的内容。而且，这种“剩余意义”决定了隐喻陈述和描述性陈述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安克 斯密特看来，隐喻远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语言装饰，也不仅仅是一种诗意地表达字面意思 的尝试。如果语言剔除了隐喻纬度的话，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就会分解为断裂的和难以驾驭
① F. R. Ankersmit, The Reality Ejfe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Dynamics of Historical Topololgy (Amsterdam: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Wetenschappen Noord-Hollandsche, 1989), p. 22.
®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49.
③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Nijho 览 1983), pp. 209-213. 「 一 的信息碎片。“隐喻把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综合起来。隐喻一旦被废弃，我们的历史意识所 赋予世界的那种连贯性以及我们在实在中辨识同一性的能力也会随之消失。”①最后，安克 斯密特得出结论说，过去只能根据某种特定的方式或者从某个“观点”来看待，也就是说， 对过去的隐喻阐释“不是描述而是建议(proposals)",而“建议……从本质上来看，不可 能具有经验的真实性或虚假性。”②
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似乎并不完全否认隐喻的真实性，因为他承认隐喻在经验描述性方 面具有真假之分。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强调的是隐喻的视角性或建议性功能。在他看来， 隐喻仅仅提供了看待过去的某种观点，而观点具有相对性和复杂性，因此隐喻也就无所谓真 假。我们不同意安克斯密特的看法。隐喻的确仅仅向我们提供了认识某个事物的有限视角， 根据这一视角，我们只能够了解该事物某一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单凭这一点就否认 隐喻的真实性。我们认为，只要隐喻的话题与喻源的相关特征相类似，就可以断言隐喻具有 真实性。要求隐喻的完全真实和客观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其他表达式也做不到这一点。 理解过去的视角的确是多元的，但是历史观点的多元性并不必然否定这些观点的真实性。
凯尔纳也强调隐喻在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并且否认隐喻描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凯尔 纳断言，对特殊历史事实的描述都是讽喻的，因而不能够真实地再现实在。在他看来，这样 的历史描述并不仅仅来自于现成的证据，而且也源自历史学家的语言资源。实际上，“在对 证据进行充分的思考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词汇就已经对证据 进行了安置和排列。”③在他看来，即使在以严格客观性著称的年鉴学派的著作中，讽喻 性术语也俯拾皆是。比如，"长时段”(la longue durQe)、"事态"(conjuncture)等这些 年鉴学派的关键词都具有讽喻性。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历史学从头至尾都是讽喻。
我们认为，凯尔纳有关历史学的讽喻性的断言是片面的。实际上，大部分历史描述都是 字面的，都在用一种直白的、非讽喻的方式描述历史证据和事件。有些字面描述可能曾经是 讽喻的，比如，河“口”、瓶“颈”等，但是，经过反复的使用，这类讽喻已经失去了隐喻 的力量。它们的真实条件可以相当精确地表示出来。与此类似，当历史学家使用人口“增长” (growth)、政治"压力”(pressure)、经济"萧条” (depression)等隐喻时，他们的着 眼点并不在它们的比喻意义上，而在其字面意义上。隐喻必须是新鲜的。而这些所谓的“死 隐喻”已经失去了其想象性的力量，它们已经几乎完全转化成了字面意思。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我们看来，即使历史描述是隐喻的，它也具有真实 性，一种隐喻的真实性。根据凯尔纳的看法，由于历史描述不仅依靠证据，而且还利用语言， 因而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几乎所有对世界的描述都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一点并不说 明这些描述必然是虚假的。我们认为，语言不应成为我们认识过去的障碍，而应该是一种有 效的媒介和手段。对于字面陈述来说，如果它们的真实条件符合实际发生的事件，那么，这 些陈述就是真实的。说这些陈述是真实的，就等于说这种符合是存在的，或者说，世界就如
①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12. " '
®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17.
③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28& 同语言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已经知道，对于隐喻陈述来说，如果隐喻对象的相关特征与隐喻 句子的话题类似，那么，这个隐喻陈述就可以说是真实的。
比如，布罗代尔所使用的“事态” (conjuncture)这个隐喻，它并非全然是一种语词的 虚构。布罗代尔经常用conjuncture这个词表示中时段内的上下波动现象，而且这个隐喻也 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实际发生的价格波动和其他经济变量。与其他任何职业历史学家一样， 布罗代尔关心这种类比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并且也相信历史隐喻具有再现功能。在他看来， conjuncture能够或多或少精确地描述它所指涉的变动情况。因而，凯尔纳没有理由认为，由 于conjuncture这个词的隐喻性质，它便无法提供对过去的真实描述。
的确，历史叙事往往是根据某些深层的模式或隐喻构成的。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模式通常 是对历史变化一般过程的概括性描述，比如，关于政治革命起源的理论，关于社会阶层的理 论或者经济萧条的理论等。一般说来，隐喻并不十分详细，比如，将民主政治过程看作一种 游戏的隐喻，在这个游戏中，各个政党之间根据某些宪法规则相互进行竞争；再比如，历史 学家有时用植物的生长(grow)、繁茂(flourish)和枯萎(wither away)的隐喻来表示文 化的生长和衰落。这样的隐喻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说一种文化生长、繁茂和枯萎显然是不 合情理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把握这些隐喻的真实性。如果隐喻的相关突出特征与描述话 题的特征大体相似，就可以说这个隐喻描述是真实的。在文化的创生阶段，当一套新的价值 观从文化母体中发展出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从植物生长的意义上来谈文化的生长问题。
我们承认，一个隐喻有时候不仅仅描述某个历史主题，它还可以创造一个主题。有时， 历史学家会运用隐喻所传达的某个概念来定义某个历史主题，也就是说，从纷纭繁杂的历史 事件中选择某个事件并加以命名。但是，严格说来，这并非真的创造了一个主题，因为这个 被命名的事件已然存在于历史实在中了。比如，“革命”(revolution,意思是“彻底的反 转”)这个隐喻并非是历史学家凭空创造出来的。总是首先在政治、社会和科学等领域出现 了彻底转变这种现象，人们才用revolution这个隐喻去形容这种现象。“法国革命”这个隐 喻指的是法国君主制被共和制推翻的那一段历史时期。但是，不能由于这个术语是隐喻就完 全否定的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从1789年到1794年这一时期法国政治史的 特点。这一阶段的确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大转变。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马克思关于“建筑”的那个著名隐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奠基于这个隐喻之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 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 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
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在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描述中，马克思将整个社会结构比作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 筑物，其中的“经济结构”是基础，而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是上层建筑。显然，这个隐喻从 字面的意义上来说是假的，社会结构并不真的是一座大楼，经济结构并不真的就是大楼的基 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并非真的是上层建筑。但是，这个隐喻在隐喻的意义上是真实的， 它指涉着某种真实的意义。这个隐喻的话题“社会结构”与隐喻的喻源“建筑物”具有大体 相似的特征，因此，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隐喻是真实的。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 论证的那样，“马克思所用的一系列比喻具有唯物主义的特性。马克思关于大楼的论述固然 只是一个比喻，这一点并不重要。在哲学问题上，人们只能用比喻来进行思考。但通过这个 比喻，我们触及了一些真正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依靠他的比喻建立了一些真实的、互不相同 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因扬弃的调和而互相依赖：'下面'是经济基础，'上面'是上层建筑 及其不同的决定因素。”②从这个隐喻中，我们可以解读出马克思的真实意思：社会基本矛 盾的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 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又导致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革，并且只有通过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 革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建立，保证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 展；而新的生产关系则促使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获得解放。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 动从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力解放的循环，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关系 政治和文 化结构的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的这种循环往复，形成了生产 方式依次更替、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和变革的历史。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月版，第32-33页。
②［法］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材料》，载《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朱立元总编，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第五章结语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 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 主体的想象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
一、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及其局限
后现代历史理论对不少历史著作产生了影响。后现代主义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些后 现代主义者持极端怀疑主义立场，他们否认人类具有认识历史的任何可能性。但也有一些后 现代主义者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认为仍然存在一些认识和撰写历史的可能性。他们试图 探索出一些历史研究的新途径，以引领历史学走出目前的困境。后现代历史学不仅拓展了历 史撰述的范围，而且还为一些陈旧乏味的主题注入了活力。一般说来，后现代历史学拒斥作 为现代历史学核心的理性和进步观念，转而关注特异、犯罪、神秘等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 它抛弃实在而注重象征。它拒绝构建某种核心的宏大叙事而将其他叙事推向边缘，因此，许 多以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主题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后现代主义者大都相信，最有趣味 的动植物往往隐匿在路边和沟渠中，而不是招摇在康庄大路上。
后现代历史学通常把历史看作一种文学形式，这一做法使得叙事性较强的历史著作重 新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著作曾一度充斥着令普通读者望而生厌 的社会科学术语。8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采用 文学策略来撰写历史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沙玛(Simon Schama)的《公民：法 国革命的编年史》①和费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1891J921年的俄国 革命》②。虽然这两位历史学家所处理的都是重大的传统主题，但是他们独出心裁，把微不 足道的历史事件和大人物或小人物的个人经历编织成一个宏阔的叙事。他们拒绝宣称自己是 确定无疑的权威，相反，他们都承认，在对书中的次情节和人物经历的选择上都是主观任意 的。这也就等于说，同一个故事可以存在多种多样但同样有效的讲述方式，这显然是一种后 现代主义历史观。在沙玛的《公民》一书中，法国革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几乎变得毫无 意义，并被降低为一出荒诞不经的喜剧。按照传统看法，人民群众悲惨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是 他们参加革命的实际动力，但是，作者对此几乎只字未提。毋庸置疑，法国革命的许多政治 理论和原则对于欧洲和世界历史具有重大和长远的意义，但是，作者似乎对此熟视无睹。这
①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②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1 (London, 1996). 两部著作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似乎无意创建阐释，而是苦心构思叙事，因而也能够 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在后现代历史著作中，有两部作品不可不提。一部是N.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 的《马丁 •基尔回家》①，另一部是达顿(Robert Darnton)的《猫的大屠杀》②。同前两部 历史作品一样，这两部著作也都是引人入胜的叙事作品。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们的题材 并不是伟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卑微的日常琐事。两部著作都把这些日常琐事编织成故事，将 它们作为更大事件的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线索来加以分析。通过这种方式，作者让读者去感受 过去人们的精神世界，去触摸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 这种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是难以想象的。
戴维斯在书的前言中坦言，书中的有些内容是她虚构的。她试图为“大概”或“可能” 留出地盘。她所依据的原始文献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件：有个男人冒称是一个天真妇女的丈夫 马丁 •基尔，刚刚从战场上归来。当真的马丁 •基尔出现时，骗局被揭穿。尽管如此，这个 妇女在法庭上仍然为那个冒名顶替者辩护。戴维斯将这个事件改写成了一个既精明又淫荡的 女人的故事。这个妇女在法庭上竟然与那个冒名顶替者串通一气。显然，戴维斯对原始文献 进行了加工，增加了一些无法得到直接证实的细节。许多批评家对戴维斯的这种做法表示了 不满，认为这纯属主观臆测。芬莱(Robert Finlay)对此发表评论说，任何臆测都必须在资 料和文献的法庭前接受审判，无论这种臆测是出于直觉还是基于某些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概 念，历史学家不应该让过去的人们说出或做出一些违背文献的事情来。但是，戴维斯反驳说， 她对马丁 •基尔妻子的描述尽管不是直接取材于关于她的资料或有关本案的文献，却也并非 无中生有，其合法性可以得到关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法国农妇的真实情况的支持。实际 上，戴维斯还指出，类似这种间接的推论过程甚至在最为传统的历史著作中也并不少见，尤 其在缺少直接史料的情形下。
达顿关于“猫的大屠杀”的叙事则源自于1762年某个人写的一本只有三页纸的文献， 而作者要描写的这个故事则在此3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作者所谈论的 这些学徒工们曾经屠杀过猫。也没有任何理由断定，这次猫的大屠杀象征性地预示着18世 纪90年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屠杀。猫的大屠杀的象征意义指向的是老板和老板娘， 而不是那些在法国革命中成为民众泄愤对象的贵族或乡村诸侯。批评者们认为，达顿的这个 叙事漏洞百出，从头到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这种批评也许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仍然不应 该太过苛刻。至少，达顿故事的想象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国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 象。③
另外，后现代主义还促使历史学家更仔细地考察文献，更认真地对待表面现象，重新思 考文本和叙事问题。它已经帮助历史学家开辟了许多新的主题和研究领域，并使很多似乎已 经山穷水尽的问题进入了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它迫使历史学家去反省某些长期以来想当然的 方法和步骤，从而使它们更严密和更有效。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对于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 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反而更有利于读者对历史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在它的倡导下，
①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1983).
②Robert Dam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London, 1983).
®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p.244-248.
历史著述的重心已经从社会科学方面转移到了文学策略上来，从而导致大量可读性较强的历 史作品的出现。后现代主义把被科学历史学冷落的人类个体重新安置在历史中。
但是，作为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后现代历史理 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把后现代主义的原则应用于其自身，它就必然会 陷入悖论。如果真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所有的理论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那么，我 们就没有理由单单相信后现代主义理论而排斥其他理论。
某些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把自己列入政治左派阵营。他们认为，一旦把历史从客观事实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会使它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宽容。在美国，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相伴而 行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社会中不同的文化群体(包括弱势文化群体) 有关历史真相的观点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因而各个群体应该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但是， 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观点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和宽容，也不见得有利于政治弱势群体，它也 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泛滥。
保罗・德曼在二战期间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不少反犹太人的言论。战后到了美 国，在学术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文学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领军人物。但是，他 对二战期间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只字不提。德曼提倡所谓解构主义，强调文本和作者各自 的独立性，强调文本中能指的无限游戏，这实际上是暗中为自己在二战期间的言论作辩解。 德曼1983年去世后的1987年，有学者披露了德曼的反犹太主义倾向。随后，罗蒂、德里达 等后现代主义者开始为德曼辩护。但是，他们在辩护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是同他们 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自相矛盾的。
在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不再坚持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转而认为 意义是由读者本人强加给文本的，因而可以存在多种意义阐释方式。一时间，抨击西方理性 主义传统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在这种气氛的熏染下，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禁区可言，人 们可以随意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提出质疑。这种后现代主义给历史学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正像雷普斯达特(Lipstadt)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思想情绪“培育了解构主义的历史 学。没有哪个事实、哪个事件或哪个历史方面具有某种固定的意义或内容。没有什么真相不 可以重新讲述。没有什么事实不可以重新改写。没有什么终极的历史实在。”雷普斯达特提 醒人们说：“否认大屠杀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它并非是对某个特殊群体历史的攻击。虽然 否认大屠杀可能是对灭绝犹太人历史的一种攻击，但是，实质上，它对所有那些相信知识和 记忆是我们文明的基石的人们来说……对于所有那些相信理性的根本力量的人们来说，都构 成了一种威胁。”①
这样，极端相对主义为极右历史学家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像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 所说的那样，这些历史学家随心所欲地阐释和操纵证据，掩饰重要事实，从而制造了大量虚 假的舆论。②海登•怀特的确承认，在个别事实的层面上存在历史真相，因而反对修正主义
①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1993), pp. 19-20.
②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 (Norman, Oklahoma, 1989), p.16. 者对大屠杀的否认。①但是，一旦提升到他所谓的历史实在层面上，怀特就会承认，对希特 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解释和其他解释都具有合法性。极端相对主义使人们很难找到 一个否证法西斯历史观的标准。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相对主义盛行 的美国，出现了不少有关大屠杀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公然宣称，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六百万 犹太人被屠杀这样的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只不过是战后那些反德国、亲犹太分子的伪造。 否认大屠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与后现代主义泛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虽然日本右翼分子否 认南京大屠杀并篡改教科书的行径与后现代历史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 后现代主义的泛滥也极有可能会助长他们的罪恶意图。因而，我们应该对后现代主义的负面 影响保持高度的警醒。
二、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历史学
在历史哲学中，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认识论的范畴，它关涉的 是历史学的本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会直接影响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历史学的意义 表现方式，它甚至还决定着历史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学是否是一种科学，这只有在英语国家学术界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社)指的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因而，这个词可以很自 然地应用于其他学科或领域而不至于引起争议，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 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包括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 和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o在英语中，"科学” (science) 一词一般指的是"自然科 学”，有时也指"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但是，“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和“文 学科学”(literary science)则很难令人接受。在德语中，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科学” (Geschichtswissenschaft)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社会科学” (Geisteswissenschaft),用来指 对人类精神的系统研究。因此，对德国人来说，也就不存在历史学的科学性或非科学性的问 题。我们在本书中所涉及的“科学” 一词与英语中“科学”(science)的含义大体相当，通 常指的是“自然科学”，偶尔也指“社会科学”。
埃文斯说，“关于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远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术语误解的问 题，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自我理解的核心问题。”②的确，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 的两个世纪中，历史学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努力。一方面，人们努力试图把历史学转变 成为一种科学，这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 在努力恢复历史学的文学传统，使它背离科学化和客观化的方向，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语 言学转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德国，虽然不存在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但的确存在 自然科学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的论争。因而，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是一个带 有普遍性的国际话题。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8-80.
②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46.
不少学者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的兰克、富斯 特尔、泰纳和孔德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兰克的主要工作就是促使历史学成为一门有别于 哲学和文学的独立学科；富斯特尔认为，历史学是而且也应该是一门科学；泰纳的最崇高理 想是把历史学变为自然科学;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科学则试图把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一 切人文科学都划归为科学。进入20世纪，兰普雷希特、伯里以及年鉴学派和计量史学的历 史学家们比以往更执著于历史学的科学理想。比如，伯里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年鉴学派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统计学方法融合在对过去的研究中，以便使历史学达 到更为科学、更为客观的效果。计量历史学家福格尔(Robert Fogel)认为，科学的历史学 首先必须利用电脑技术，尽量采用一些可以通过量化手段加以严格检验的数学模式。另外， 埃尔顿也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根据他的看法，通过扎扎实实的经验积累，历史学家即便不 能最终完全攻克真理的堡垒，也能够无限地接近它。在他看来，如果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科学 严谨的，对过去的建构就能够经得起未来的检验。他甚至认为，撰写一部确定的历史，即一 部无需再改写的历史是完全可能的。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他们的一个理由是，科学是一门累积的学问，而 历史学则不具有累积性。在他们看来，科学家通常以前人的科学发现为基础，而历史学家则 不必拘泥于以前的历史研究。对同一研究对象，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提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 阐释。历史学家更关心的是对过去发现的否定，而不是继承。①我们认为，不应该把累积性 作为科学区别于历史学的一个特性。相反，它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一个共性。今 天的历史知识当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过去历史学家的发现和成果无疑是我们认识历史 和书写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不能接受关于确定历史的本质主义观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放弃追求客观历史的信念。另外，历史知识的不断累积也使得历史学家提出新的阐释 成为可能。
人们提出历史不是科学的另一个理由是，历史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一般规律。19世纪 的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认为,历史运动可以按照科学的方法被还原为一系列的数 学公式。针对这一观点，与他同时代的弗鲁德(James Anthony Froude)在1864年说："在 我看来，历史好像是孩子的一盒字母拼盘，可以用它们随意拼出任何单词。我们只需挑出自 己想要的字母，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排列，对那些不中意的则不予理睬。”②根据弗鲁德的 观点，历史学应该只满足于呈现事实，而不应奢望去揭示事件的科学本质。大部分历史学家 认为，探索一般的历史规律并非他们分内之事。
在埃文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历史概括，不能与严格的自然科学 相提并论。他认为，即使是启蒙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科学规律，也要比资深教授提出的历史 解释更具有精确性。历史学不可能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一般规律，也不会具有科学意义上的预 言能力。埃文斯认为，历史学家对个别事实进行概括无可厚非。当然，概括越普遍，特例就 会越多。历史学决不仅限于对个别事件的表述，它的确能够在杂多的历史现象中辨识出一些 较为抽象的模式、趋势和结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但是，历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47.
②J. A. Froude,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London, 1963), p.21. 史学不能够创造具有预测力的规律。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的确能够为现在提供某些灵感或警 示，但这远远不能与自然科学规律的确定性相提并论。所有那些宣称在历史中发现了铁的规 律的人都已证明是错误的。一旦历史学家将他的概括变为规律，并用它来预测未来，它就会 陷入困境。历史学家预测未来是行不通的。生活不像科学，它充满了惊奇和不确定性。①
但是，在我们看来，历史学不能满足与对个别事实的确定和概括，它还应当致力于探索 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密科学，但是它是对历 史现象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正因如此，历史唯物主 义的确具有一定的预言能力，虽然这种预言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比如，如果某个国家 发生革命的条件出现在另一个类似的国家，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 论预言，这个国家可能发生革命。
海登•怀特也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在他看来，科学运用的是技术语言和假设■演绎 论证，而它们又受到科学家们一致同意的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程序的控制。他认为历史学更像 是一门工艺式的学科，也就是说，它往往受惯例和习俗而非方法和理论的左右，它通常采用 日常或自然语言。②但是，实际情况是，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不少历史著作，比如计量经 济学史和人口统计学史等，不能不采用相当的专业术语。在历史学家撰写某些专门领域的历 史时，运用技术语言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没有责任为普通读者贡献清晰 明了而具有可读性的历史著作。毕竟，表达明晰是学术精确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 也并不是所有科学都必须依靠实验方法和程序，比如天文学，它指能够借助于观察和推论。 除了做实验，科学也必须研究材料，掌握数学、光谱学和电脑编程等辅助技术。历史学也需 要掌握这样一些辅助技术。而且，历史研究也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程序。虽然历史学不是那种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可以被看作是德语Wissenschaft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也就是说，它 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因而，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大。
一部分学者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完全想象的艺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当今一些后现代 历史哲学家。他们的论证逻辑是，语言（特别是日常和自然语言）是历史学家呈现历史的唯 一媒介，而语言具有一种内在的审美纬度或想象成分，因而历史实质上是一种文学制品，亦 即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它无法真实地再现过去实在。在海登•怀特等人看来，历史学家通常 会在撰述过程中采用一些文学手段，包括各种在原初资料中并不存在的修辞格。这说明历史 学家并非在忠实地报道和反映资料。怀特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从他们的著作中剔除这些文学技 巧，相反，他鼓励历史学家采用各种丰富多彩的手段去撰写历史。在他看来，平白直叙地讲 述故事只能使历史文本贫乏和缺乏想象力，而丝毫不能增添科学性。③
另一位美国思想史家拉卡普拉也指出，历史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反讽、模仿、自 我模仿和幽默，即语言的双重或多重用法。他要求历史学家对他们自己使用语言的这些方式 保持自觉。在他看来，要求直白风格的反修辞性或者科学性等于去追求一种虚假的数学式语 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辞形式。④在芒斯罗看来，历史学和文学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历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p. 60-62.
②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5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43.
③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Past and Present 135 (1992), p.99.
④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pp.36, 42.
史学是隶属于文学的一种类型。①S.A.艾克什穆特甚至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 将成为21世纪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 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只有少数专家理 解的那种晦涩枯燥的科学语言将逐渐演化成历史散文。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综合的体裁将为历 史学家所不取。②而巴拉莫诺娃则认为，“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 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③
我们认为，在说明过去方面，叙事、隐喻和形象的作用的确不亚于统计学和社会理论。 正像柏林(Isaiah Berlin)曾经指出，在历史学中“存在各种类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远远 不限于有关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教科书中所包含的那些。”④任何追求真正“科学的”历史学 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在多种历史研究路径中，实证性研究仅是其中的一种，任何试图将这 一方法定于一尊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和危险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从19世纪 专业化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具有一种科学化的总体倾向。当代仍有不少历史学家过分强调科学 方法的重要性，而一味贬低文学和语言分析方法的作用。马维克(ArthurMarwick)说：“与 历史学家多年发展起来的复杂方法相比，解构的或话语的分析技巧几乎毫无价值。”⑤但是, 恰恰在马维克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人们发现了大量含混不清的隐喻，比如，“政治家喜欢谈论 福利国家的'马赛克'；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疯狂的铺路。…对于整个战后时期来说，这 些岁月是一个门槛：坚硬而灰暗，贡献和劳动或许能使之变白，但在较温暖的时期就会在其 中敞开。”而且，我们可以看出，马维克的隐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艰涩隐晦、不知所云。这 是那些严格坚持科学历史观的人所难以接受的。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等人也认为，'‘历史学并非是文学 的分支，不能仅仅根据它的文学方面来加以判断。”⑥在我们看来，历史撰写风格多种多样， 既有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史和人口统计学史，也有文学性较强的传记作品等。 因而，历史学家的著作当然可以从文学和语言方面来加以分析。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 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种转向使我们对历史著述的修辞特征和历史意识的深层 结构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了历史学的想象性纬度。如果说，过去历史哲 学探讨的主要是历史学家能够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的问题，那么对认识过程中的或认识到的 东西如何表述出来却缺乏研究，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现在的转向是把重点转到历史学家表述 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历史写作的性质和形式、文本语言、语境等，这些再现历史的 形式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一种解释的形式，而是本身也具有意义和内容。这提醒历史学家，在 历史实践中要慎重考虑自己的写作风格，并自觉抵制朴素实在论和唯科学主义。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虽然具有艺术和想象的成分，但决不能被简单地归结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5.
②［俄］S.A.艾克什穆特：《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 ？》，载《书写历史》(《史学前沿》第一辑)，陈启能、 倪为国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72页。
③转引自［俄］S.A.艾克什穆特：《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 ？》，载《书写历史》(《史学前沿》第一辑)，陈 启能、倪为国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72页。
④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1954), p.5.
⑤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9.
⑥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5), p.229. 为艺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历史学家都应该把追求历史真实作为自己工作的首要目标。对 历史作品的语言和文学分析终究是次要的，它必须始终隶属于对历史的专业审查和考订。在 历史修撰史上，能够被当作文学家来阅读的历史学家毕竟是少数，其中主要包括吉本、米什 莱、托克维尔和卡莱尔，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18和19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海登•怀特等 20世纪的历史哲学家大都把研究重心放在这一时期而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搁置一旁的原因 所在。历史学家也必须注意，比喻语言的运用应该增加而不是损害文本的明晰性。历史学家 不应该仅仅为了作品的优美华丽而滥用文学技巧。历史学家尽量运用直白的表达方式，除非 他们确信自己所运用的修辞策略能够带来清晰而不是混乱。另外，正如亚科比(Russell Jacoby)指出的那样，虽然怀特劝告其他历史学家避免用技术语言，但是他自己则采用一种 冷静科学家的语言风格。怀特自己的修辞表现了一种科学的语言和节奏。在拉卡普拉那里也 出现类似的情况,他同样对非技术性文本表示了轻蔑。新思想史家在关注语言和文本的同时， 却忽视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本。提倡历史回归文学的学者自身的作品就缺乏文采。①
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别，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始终都是根本性的。在近年来的批判思潮 中，真理观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了。肯定地说，“历史知识具有一种绝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这条公理已经不再毫无保留地为人们所接受了。然而真实性这一概念以及历史学家要避免作 伪并要揭发作伪的责任，却一点也不曾被人放弃。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历史学家要继 续批判地研究那些可靠的史料。实证和考订的方法虽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嘲笑，但一直 被职业历史学家看作是自己工作的标准或规范。美国历史学家海姆(John Higham)曾经说 过：“包括文学史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都不会反对在平常真实性意义上的客观性理想；没 有人放弃过获得这种客观性的努力；没有人认为这一理想是不可实现的。”正如伊格尔斯所 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人(包括伊格尔斯本人)开始采取一种折衷立场。在1995年蒙特利 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关“虚构性、叙述性、客观性”的讨论会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概括说，虽则“历史学是许多种叙述的形式之一，然而在它对真实性保持有一种 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上，它却是独一无二的。更确切地说，它那叙述的构造就是要重建一幅曾 经真实存在的过去。这种诉之于先于历史文本而存在的、而又是处乎其外的真实……则是构 成其为历史学并使之有别于故事或编造的东西。”②的确，有关过去的事实真理即便不是绝 对的，也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当然，在过去的废墟中探索事实和真相绝非易事，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往往得不到相 应的回报，甚至有可能无功而返。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探索历程的艰难而放弃对目标的追求。 每个人，甚至最顽固的解构主义者，都会最终承认，超文本的历史实在的确存在过。这不仅 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而更是一种具体的经验事实。历史是一种经验学科，它理应首先关 注认知的内容而非形式。我们相信，通过大量的史料积累，采用合理得当的研究方法，坚持 谨慎严格的治史精神，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一种对过去的有效重构。这种重构当然不会是完善 的和永久的，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然而它却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否认，在历史学家选择、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69.
②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一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页。 组织和阐释史料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文学模式、社会科学理论、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甚至 潜意识冲动的引导或左右。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怀疑历史学家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
如同诺维克（Peter Novick）指出的那样，客观性观念意味着相信过去的实在性，相信 与那种实在相符合的真相的存在。①历史中存在有关事实的客观规律和联系，它们只能被揭 示而不能被创造，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发明。当然，在揭示这些规律和联系的过程中，的确 也伴随着一种想象性的建构。而且，就这种想象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超越原始资料的某些内在 特性而言，我们也可以说这些规律是被发明的。但是，问题在于，历史的想象不能够过分游 离于事实。在这一方面，我们赞同屈维廉的观点。历史学需要的是那种“追寻事实并执著于 事实的想象力”，而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②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在历史学中 的积极作用，又要对它施以严格的限制，防止出现由于过分放纵想象力从而损害历史真实性 的情况。
总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历史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严格的考订和审查应该始终是首 要的，文学和语言技巧方面的分析虽然必要，但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它服务于对历 史的实证性研究。后现代历史哲学家虽然充分注意到了当代历史学家所忽视的文学想象成分 （这是他们的贡献），却将这种想象成分加以过分的夸大和渲染，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而全然不顾当今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发现,甚至对他们所重视的18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 中的认识论因素也视而不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吸纳当今各门学科（包 括科学和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其运用到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去，从而开辟出一条历史研 究的新视野，超越狭隘的文学视角和科学视角，构建一套合理的跨学科的历史研究路径。只 有这样，历史学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学术困境。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一一导论》中指出，历史客观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 同时又是最棘手的一个主题。③我们同样可以说，历史客观性问题也是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最 核心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 观性概念。后现代主义者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历史文本，还是极力彰显叙事和隐喻在历 史学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在于此。
诺维克认为，“专业历史学冒险的真正核心是'客观性'的观念和理想。”客观性的成 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客观主义“赖以确立对过去的实在性，对与那种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的 承诺和假设；事实与价值之间，首先，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事实被看作优 先并独立于解释，……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据观点而多样化的。历史中存在的无论什么 模式都是'发现的'，而不是'创造的'……客观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中立的或无利害关系的 法官；绝对不能堕落成辩护人，或更糟，成为宣传者。人们期待历史学家的结论显示平衡和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
②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250.
③［英］沃尔什：《历史哲学一一导论》，何兆武 张文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95页。 不偏不倚的标准评判性质……使历史专业免受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以及个体历史学家避免 偏袒党派及偏见……史学家首先要忠诚于'客观的历史真相'，忠诚于共同的承诺。”①
诺维克的这段话描述的是启蒙运动以来大部分历史学家追求客观性的“崇高梦想”。它 提倡的是一种中立、无主观价值标准的科学客观主义。在它看来，所谓客观性，就好像要让 研究者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将头脑洗净，把脑中的镜子擦亮，把镜子对准探索的目标。以兰 克为代表的19世纪历史学家注重档案研究和原始资料，强调文献的真实性和证据的可靠性， 鼓励历史学家尽可能地客观和公正。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是一种以事实的重构为基础的实践， 通过事实的重构我们可以接近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这一观点被柯林武德称作“幼稚 实在论”。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埃尔顿坚持说：“历史学的目的是理解过去。 而要理解过去，我们就必须充分尊重过去本身的是非曲直。”②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研 究过去遗留下来的证据去发现过去的真相。确立历史事实理应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他 还认为，历史学家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资料的认识深度问 题，而不是一个观点和立场问题。历史学家不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去预先选择证据。只要历 史学家选择具有一般性的主题或研究领域，根据过去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地搜寻 资料，认真地倾听资料，严格忠实于资料，那么，他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历史撰写中防止偏见 和个性的渗入。总之，历史客观性就是不偏不倚地阅读文献，然后运用这些文献、根据过去 自身的情况去重构过去。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对这种朴素的客观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在他们看来，不存在某种历史学家可以接近的真实和实在,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学家虚构的、 修辞的、文学的或审美的建构。③这种对历史学的“美学化”倾向明确体现在后现代历史哲 学家海登•怀特的著作中。对于传统历史学家，怀特的历史哲学是一个历史学、哲学和文学 的混合体，而且文学和哲学的成分要多于历史学。安克斯密特也论证说，历史学家总得使用 隐喻来创造历史的形象。④在凯尔纳那里，现代历史学是对把历史学看作一种修辞学形式的 前现代历史学观的一种歪曲。⑤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描述历史的语言是成问题的，因为文字缺乏照片的那种不变的确切 性，因此会像变色蜥蜴一样，随读者不同而改变意义。他们把历史学逐出知识大门，宁愿将 它放入文学领域，和诗歌、小说并列，从而把它归为一种文学样式。对于以海登•怀特为代 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学与哲学之间或者历史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有的 历史作品都是美学的和哲学的，其意义都是由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意向赋予它们的。 在他们的眼中，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都不过是“文本”。历史学家可以 像文学批评家评论诗歌或小说那样去分析、注释和阐释这些历史文本。历史文本也像文学文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 1-2.
②转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p.229-230.
③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161.
④F. A. Ankersmit,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 pp. 137-53.; also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5, History and Theory 34 (1995), pp. 143-61, Georg G. Iggers5s "Comments,5, in ibid., 162-67, and Ankersmifs reply, in ibid., 168-73.
⑤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Language Crooked [Madison, 1989]; coeditor with F.R.Ankersmit,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1995], 本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矛盾和反讽，因而历史学家可以随意对之进行“文本化”、“语 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①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都是用文字编造出来的话 语或叙事，无法触及那些存在于细密无缝的语言织绣之外的独立事物。按海登•怀特所说， 历史学家“并不是建立其他人可以援用的知识，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关于往事的话语”。②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历史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它的表面的学术注脚和事实 的伪装后面隐藏着意识形态结构。为了消除传统史学的神秘性，后现代主义不仅要暴露它的 意识形态内涵，而且还要揭露那赋予历史学以虚假可信性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 肩负着双重使命：它一方面要把历史学从专制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还要将 它从虚妄的方法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这还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终目标，它的最高使命是 将我们从根深蒂固的实在和真实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兰克式的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的立场双方之间的分歧就在于：后者坚持每一个历史文本 都有其叙事的、隐喻的、非陈述的性质，从而完全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前者则坚 信，在历史学家的文本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历史实在。虽然早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一些具 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现代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历史学的想象性和可错性，认识到了文献记载 的不充分性、历史作品固有的选择性和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但是，他们与后现代历史哲 学家之间的根本差别仍然在于，他们仍然执著于历史实在，仍然与科学主义的客观性模式保 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看到，朴素的客观主义坚持了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原则，认为历史学研究的 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时空过程，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尽管有后现 代主义理论的破坏性冲击，探索历史真相依然是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 朴素客观主义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 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想当然地认为历史语言能够像镜子那样再现历史实在，没有认识 到历史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后现代史学理论认识到了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环节，揭示了历史 语言的不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 是，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研究仅仅局限于历史认识的语言媒介上，把客观历史过程还原为语言 和修辞的建构物，将记载历史实际过程的历史文本仅仅看作一种虚构和想象，从而为极端相 对主义开辟了道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史学理论就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游戏思维的发 展和总结。
后现代主义者从分析历史语言入手，把历史学的主观性因素完全抖落了出来。相对主义 如今已是从科学到文学再到历史学的每一门知识里都存在的问题了。问题的出现必定会引发 学界新的思考，从而将历史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韩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 果说现代性语境中的历史编纂学，通过清除神话、迷信、宗教信条的直接主观性，使历史学 变得更加可信的话，那么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编纂学，则通过戳穿客观性历史知识的神话，
①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162.
②转引自 Sande Coh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 17( 1978 ), pp.184-185。
确认了客观性知识中的主观性，从而深化了历史学研究。”①我们当然不能够亦步亦趋地跟 随着后现代主义，走向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深渊。在后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更需要 批判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但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现代客观性理论或朴素实在论也不是一种 理智的选择。在当前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客观性问题，确立新的客观性标准。 我们既要为历史的客观性辩护，同时也承认有必要探讨历史在概念上的错误。历史学不是要 简单地摆脱各种主观性的干扰，而是应该在考虑这些主观性干扰的基础上，重构包含着主观 性的客观的历史知识。从古代到现代，历史学的观念经过了从主观性到单纯客观性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将促成历史学实现新的飞跃：从单纯的客观性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综合。正如帕 特里克•乔伊斯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或许最大程度地使'历史客观性'成为疑问，但是 这不是它做的唯一的事情，它本身在历史学中引起的变化远远超越了这点。”②那么，我们 应该如何理解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及其与主观性的关系呢？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攻击，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 各布等历史学家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客观性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她们认为，历史学 家既然不能再漠视著作的主观立场，就必须重新建立客观性的标准。她们主张一种有保留的 客观性，承认历史著述含有主观、人为、语言影响等成分。这种客观性理论承认任何研究都 不可能中立的，并且承认求知过程包含各个不同探求真实的团体之间的争执互斗。根据她们 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必须确认，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从某一个人的好奇心引发，当人们对过 去的某个方面产生了好奇心的时候，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展开。而所谓客观性，就是“发 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客观性指的是人与引人好奇的事物之间的 一种关系，它不可能存在于人以外。她们树立的任何客观性的标准，都以这个关系为中心。
我们看到，针对先前对客观与自然的过分强调，阿普尔比等历史学家强调了主体与人 为的重要作用，提出客观性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这是她们的一大贡献。但是, 她们过分夸大主体的作用，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以主体为中心，而且是人为的”，甚至认为
“在论证中起作用更大的是信念而不是证据”，③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在我们看来，针对 朴素实在论和单纯客观性的缺陷，我们的确应该对历史学的主观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我 们必须始终坚持客观性这一历史学的前提和基础。背离了这一前提，我们就会有滑入相对主 义泥潭的危险，因而也就无力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阿普尔比等历史学家虽然试图在历史 研究中将主观性和客观性结合起来，却没有把握好这种结合的尺度。马克思主义把实践概念 引入历史认识，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兰克的不偏不倚研究的客观主义持反对态度。他把兰克学派看作是 一些“抽象的经验论者”，他们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④，因为，“所谓 各观旳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⑤在他们看来，离开活动
①韩震：《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②P.Joyce, "The Return of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5, in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y No.15 & Feb (1998), p.20&
③［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7-2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4页。
来考察历史不可能获得历史真相，而且兰克学派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实际上具有反动的性 质，因为它是自觉为历史上的反动阶级辩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编纂学都必 然具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 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①他们反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反 对追求客观性，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获得一种真正的客观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本 身的意识形态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否认这一点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都不否认自己历史研究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 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学派，一开始就 主要是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 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②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反对那些历史唯心主义者，因为这 些人把历史看作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③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能动的认识论思想。他说：“实际 创造一个对冢世畀，改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动 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旳创造 物和他的现实。因此，……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分化为二，而且 通过活动，在实际上把自己分化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在《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从前的 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各 您的取考車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侮性旳人旳适劭，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 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劲旳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⑤马克思认为，在对待主体性问题上，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失之偏颇。前者忽视了主体能动性，后者则“抽象地发展了”主体能动 性。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二者都不了解“实践”的意义。他还说：“直观的唯物主 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历史认识作为人类对自身的实践活动进行精神把握 的方式之一，目的是要达到与客观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相符合的真理。这说明历史认识是主客 观因素相统一的，具体说来，历史认识的真理，其内容是客观的，就是说历史认识符合于历 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任何历史认识都是人类把握历史进程的精神形式，因而它在形式上必 然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借助语言的形式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陈述着历史的发展。任 何科学的认识都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的统一，历史认识也不例外，其主客观因素是有机结 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历史认识寻求真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历 史认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有限性和无限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才能正确地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实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3页。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50-5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6-57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 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韩震：《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韩震、孟鸣歧：《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哲学概念的哲学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 月版。
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韩震主编：《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版。
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史学前沿》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2 月版。
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钱伟量：《语言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沃尔什：《历史哲学一一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版。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月版。
［德］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 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格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页。
李宏图等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美］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81页。
［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93年版。
［英］布莱克波恩编：《牛津哲学词典》（英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论文
韩震：《关于三大历史概念的哲学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韩震：《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韩震：《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陈新：《20世纪60年代转向语言学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
陈新：《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陈新：《实践与后现代史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周建漳：《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概观》，《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李幼蒸：《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
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张耕华：《叙事研究引出的新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 2004年第2期。
赵立行：《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刘北成：《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俞金尧：《令人困惑的“后现代”》，《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张世英：《论想象》，《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林书武：《国外隐喻研究综述》，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
郭贵春、安军：《隐喻的语境分析》，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外文部分
著作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 translated by T.S. Dorsch (Penguin Books, 1965).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Beverley Southgate, Why Bother with History? ( Person Education Limitded, 2000).
Bryan D. Palmer,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 Behan McCullagh, The Truth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David D. Roberts, Nothing But History (Berkeley, 1995).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1982).
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Time (Princeton, 1992).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F.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 }s Languag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F.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F.R.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F.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Georg Iggers and Harold Parker(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Westport, Conn., 1979).
G.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Fontana/Collins, 1969).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f,.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
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y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New York, 1969).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vols, 1984, 1985).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n Language, trans. Robert Czern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hilippe Carrard, Poetics of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Craig (London & New York, 1998).
W.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second edition, 1968).
论文
C. Behan McCullagh, "The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in 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6: 30-40 (1987).
C. Behan McCullagh, "Metaphor and Truth in History," in Clio 23 (1993).
C. B. McCullagh,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in Mind, 78 (1969).
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Christopher Lloyd, “For Realism and Against the Inadequacies of Common Sense: A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1996).
Davi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25,No.2, 1986.
David Harl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1989).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2, April 1995.
Jonathan A. Carter, "Telling Times: History, Emplotment, and Truth" in History and Theory 42 no.l, 2003.
Louis 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 1970.
W. H. 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atrick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atrick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Vol. 20(1995).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no.l, 1999.
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no.2, 2000.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ast and the TVqsqW (London, 1981).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in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79, No.85.
Susan C. Brantly, "Painting Clio's Portrait: Metaphors on the Postmodern Palette," in Clio, v26, Spring 1997 (Fort Wayne, Ind.).
Frederick A. Olafson, ''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9 (1970)
Gertrude Himmelfar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1989).
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m American Historical Interview 92 (1987).
Maurice Mandelbaum, "/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Catriona Kelly,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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