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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参与国际经济 制度变革的路径分析

发布时间:2022-10-10 11:17
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选题意义 2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3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3
(二)研究方法 4
四、既有研究与不足 5
第一章 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14
一、战后国际制度发展与演进脉络 14
(一)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及其布局 14
(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演进 16
(三)2008年来的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及其特点分析 18
二、核心概念定义 20
(一)国际制度 20
(二)制度变革 22
(三)改革行为体(求变国)与主导行为体(主导国) 23
第二章 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差异的形成 25
一、制度弹性与经济制度变革 25
(一)制度领域特性与制度弹性 25
(二)主导国否决能力与制度弹性 27
(三)小结 28
二、变革程度与经济制度变革 29
(一)变革能力与变革程度 29
(二)制度规则与变革程度 31
(三)小结 34
三、路径类型与差异形成机制 34
(一)路径类型 34
(二)差异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35
III
第三章 案例分析 38
一、 "低-低”型:2006-2012年IMF改革与新兴国家搁置变革 38
(一)制度变革程度 39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弹性 40
(三)小结 42
二、 "低-高”型:2013-2016年IMF改革与新兴国家推动程序性改革 43
(一) IMF改革受阻与制度外变革实践 43
(二) 制度外变革实践与制度弹性上升 47
(三) 小结 49
三、 "高-高”型:G20机制升级与欧盟推动制度性改革 49
(一) 欧盟与新兴国家制度变革程度 49
(二) G7机制制度弹性 51
(三) 小结 54
四、“高-低”型:亚投行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创建 54
(一) 制度变革目标与中国创建亚投行 54
(二) 世界银行制度弹性 56
(三) 议题领域宽松与中国包容性建制实践 56
(四) 总结 58
结论 59
一、 研究结论 59
(一) 国家推动经济制度变革路径差异逻辑 59
(二) 研究启示 61
二、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62
(一) 研究不足 63
(二) 未来研究方向 63
参考文献 65
致谢 75
IV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使用制度共同解决国家间问题成为重要现象。 国际秩序也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得以建立。战后国际制度可以划分为政治、安 全、经济制度三大类。①国际制度成为国家参与国际进程、解决国际问题、提升 话语权与影响力的重要舞台。当原有国际制度中的制度安排越来越难以满足一 国的利益需求,国际制度变革也随之而来。在推动制度变革过程中,变革国选 择的变革路径存在差异。
从经验现实的角度看,面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各类国际制度,制度求变方采 取了不同的变革路径。 从整体上看,求变方的变革路径可以被划分为改革现有 制度与创建新的制度。而改革现有制度也可以分为改革程度较低的改革与改革 程度较高的改革。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法反映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国家地位与制度话语权时,变革国通过改革IMF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革,要 求IMF提高这部分国家的份额占比与投票权,属于改革程度较低的改革。金融 危机的爆发则也推动了欧盟对G7变革的进程,欧盟提议对原有的G7进行成员 扩充,同时进行规则创新, 这属于在原有制度内进行改革程度较高的改革。创 建新制度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包容性的建制实践与排他性的建制实践。在国际 发展贷款领域,中国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 ,在成员国 范围上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核心规则上与世界银行对接, 属于包容性建制。 在国际收支贷款领域,欧盟创建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在成员国范围上仅仅囊括 部分欧元区国家,排斥美国或与外其他国家的参与,和新规则也与原来的IMF 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
面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为何求变方参与国际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存 在差异?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变革的路径为何存在差异?这是本文拟解决的问 题。
①舒建中:《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国际问题研究》, 2021年第1 期,第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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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意义
本项研究在理论、现实以及政策三个方面上均具有一定的意义。就理论层 面而言,可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权力转移与制度变迁是国关学界研究 的重要问题。①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制度主义 的发展,对国际制度变迁的研究程度逐渐深化,研究问题也逐渐广泛。现实主 义仅仅关注制度与权力分配间关系,制度变革只是权力分配改变的结果。制度 主义则更加关注制度的功能性,多研究维持制度运行与存续问题。在制度主义 之下,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革进行了重要研究。 历史制度主义分为两类研 究,一类研究关注“均衡-断裂模型”,认为制度变迁产生自外部冲击,强调对 关键事件的关注。 另一类研究则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内部的变化,强调制度 变迁的渐进性与内生性。②随着国家推动制度变迁的进程加快,理论层面仍存在 一定的推动空间。本项研究建立在制度变迁理论之上,尝试对国家推动制度变 革的路径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划分,在建制与改制基础上细分为程序性改制、制 度性改制、包容性建制与排他性建制,并通过对变革程度与制度弹性的进一步 细化与衡量,对国家推动制度变革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在现实层面,对于理解国际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与国家对不同变革路径的 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的国际制度与秩序体系建立在以美国为导 的基础上,主要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为基础。但是随着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 这 样的制度安排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兴国家与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全球问 题不断增加, 讨论与解决新兴问题的制度也相应增加。 近年来, 伴随全球治理 问题的逐渐增多,全球治理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全球性议程与复杂性前所未 有,③国际制度变革随之进入新阶段。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 延,进一步引起了各国对于全球化的反思、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的怀疑与对全球 治理体系的变革需求。面对亟需变革的国际制度,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回答国家应该如何对国际制度进行变革,国家可以选用哪些路径以及不同路 径该如何进行策略选择选择。
①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 期,第88页。
②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9页。
③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4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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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制度变革, 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制度环境与 制度安排具有政策意义。中国国家实力上升,在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更为重要 的作用。①作为多边主义的受益者,中国也始终支持多边主义的发展,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进程, 促进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 制度创建仍面临路径选择困难,大国间协调困难与制度有效性提升困难。 ②因 此, 研究国家参与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还能有效解决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 与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困境与难题。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本项研究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研究国际制度变革的不同路径以及路径选择 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梳理出制度变革存在路径差异的逻辑。具体包括以下几 项目标。
第一,在梳理战后制度的发展与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要研究 2008年以来 新一轮制度变革的进程与特点。第二, 根据对现实的观察与总结, 判断国家推 动制度变革存在哪些差异, 从制度弹性、制度变革目标两个变量切入,分析导 致路径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得出国家在路径选择上的逻辑与规律。第三,选 择以新兴经济体推动IMF份额改革、欧盟推动G20峰会的召开与机制升级、中 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欧盟推动欧洲稳定机制建制为主要分 析案例,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
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文的研究问题聚焦于:1.国际制度变革的历 史进程为何?可以分为哪些具体的变革阶段?新一轮制度变革有哪些新的特 征?2.在新一轮制度变革之下,为什么国家变革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存在路径差 异?什么要素影响国家对变革路径的选择?3.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制度的变革路
①凌胜利、李汶桦:《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制度创建》,《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5 期,第3页。
②凌胜利、李汶桦:《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制度创建》,《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5 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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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导致了何种不同的变革结果?能为日后国家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上 产生哪些启发?
本文的整体框架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主要梳理战后国际制度发展与演进 的脉络,并对核心概念进行定义与划分。第二章提出理论解释框架并进行系统 解释。第三章节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四个案例检验本文的理论框架。在结论对 文章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的启示意义与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案例分析法。案例研究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 针对难以精确话的现象进行研究,进行过程追踪与比较案例研究。
本文属于理论研究型论文,对学术理论或具有政策含义的理论进行评述, 梳理理论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国家变革国际制度 的路径为什么存在差异?基于现阶段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与制度变革现有研究之 上,本文提出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制度弹性与制度变革程度。而制度弹性高低与 变革程度高低的组合将导致国家选择程序性变革、制度性变革、包容性建制或 排他性建制的变革路径。
为检验本文的理论框架, 将使用案例分析方法。本文在对国家变革路径的 选择差异的原因提出一般性假设后,选择四组案例进行案例检验, 包括新兴经 济体推动IMF份额改革、欧盟推动G20峰会的召开与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欧盟推动欧洲稳定机制建制。
为解决该方法可能存在的选择偏见问题,为确保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本文的四个案例在时间上限定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都是对现存体质不满的 情况下提出的变革国际制度的倡议。面临同样的外部冲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 体系之下,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变革路径。在变革国上也涵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 包括单一国家与国家群体,在研究对象上也有较大的包容性。同时, 这 四组案例中也能观察到国家同时采取改革现有制度与创建国际制度两种策略, 具有对照参考价值。最后,为了使研究更为可信与细化,本文主要使用政府官 方文件以及权威统计数据等文本资料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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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研究与不足
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均对国际制度变革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历史制度 主义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学派从引发制度变 革的原因、制度变革的不同路径以及国家对不同路径的策略选择问题几方面进 行。
(一) 现实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视角下, 学者们主要讨论制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关注制度的本 质以及制度变革的原因与结果问题, 探讨制度变革与权力和偏好的关联。在该 视角下,制度的本质是国家权力资源分配手段。国际无政府现状决定了国家间 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斗争。 ①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致使一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 在国际体系中需要维持国家的生存,发展国家实力是维持国家生存的最终手 段。 ②国家与他国合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是否获益, 更要考虑合作对方获益 是否大于自己的获益,国家关注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 ③因此国家进行 合作存在困难,国际制度可以不存在或作用不大。
但随着二战后国际制度的逐渐增多,国家间合作也逐渐紧密, 部分现实主 义学者开始承认制度的作用。国际机制能够维持国际秩序,改变国家行为,但 机制的创立与维系主要依靠霸权国的权力。 如果霸权国权力式微,制度将面临 瓦解,合作也将失去维护,国际秩序进入紊乱状态。④冷战后,现实主义对国际 制度在减弱无政府状态的作用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尝试在现实主义与自由
①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5, pp.5-49.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政治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②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 Addison-Wesley) , 1979.
G. John. Ikenberry, “The Logic of Order: Westphalia, Libe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Modern Era,” in G. John. Ikenberry (ed.), Power,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pp.85-90.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ephen M. Walt,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Can Realism Explain It? Should Realism Guide I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2, No.1, 2018, pp.3-22.
③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85-507.
④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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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之间寻求一条这种的道路。①国际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国 际制度能够通过投票对权力进行再分配。 ②
现实主义认为制度是一国偏好的反应, 会随国家权力变化而改变。 ③权力转 移过程中, 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围绕制度安排的改革产生利益冲突,出现制度 领域的对抗,产生制度博弈。④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体制内权力的实际分配与其 威望(或权力声誉)的分配之间出现了差距,使体制陷入不平衡,并导致制度 持续不稳定。⑤一旦国际制度无法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便容易引发制度变革。 国际制度变革是国家间权力分配变化的体现,制度变革的结果是新制度取代旧 制度。 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谋求,国家改制与建制的实践不断增多,国际制度竞 争问题也逐渐凸显。为了恢复制度平衡,衰落的霸权不得不把影响力让给崛起 的挑战者,使后者的威望与其实际实力相匹配。⑥
但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国家仍然 会选择放弃部分权益服从国际制度安排?为什么基于理性假说之下,国家仍然 能够建立国际制度达成合作?而制度与霸权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受到了经验现实 的挑战,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并没有带来国际制度的崩溃。同时,现实主义将 国际制度变迁视为结果,并不研究变迁的具体过程。国家间实力的变化将导致 一套制度的瓦解与另一套新制度的产生与运行。因此,现实主义无论是对国际 制度本质及其作用的认识或国际制度变迁的研究都存在不足。
(二)制度主义视角 制度主义基于对制度理解的局限性,对其作用与变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 究。 首先,制度主义从功能理论视角出发, 承认制度的作用。国家需要国际合 作, 基于合作的需求,国家会理性地选择创建国际制度, 促进合作的预期。国
①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1999, pp. 41-42.
②Joseph M.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A neo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3,1996, pp.261-306.
③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 /1995, pp.5-49.
④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屮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版。
⑤Randall Schweller, “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2011, p.287.
⑥Randall Schweller, “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2011, 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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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度首先能够明确国家间的法律责任,提供国家行为准则, 防止国家间欺诈 行为, 促进国家间合作。其次,国际制度能够促进信息的平衡性,解决国家间 因为对对方信息掌握不足导致的战略猜疑与战略不信任现象,影响国际合作。 最后,国际制度具有网络效应,减少国家间交易的成本, 非法交易的代价上 升,减轻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 加强不同主体间的合作预期, 促进各个范畴内 的长期合作。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分支,也认为国际制度 是国家理性选择的产物,强调通过国际制度促进合作获得共同利益。制度具有 双重属性, ②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性的公共服务, 又能被制度领 导国“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 ③
其次,制度主义对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该理论之下,理性制度 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均对变革进行研究, 针对制度哪些属 性导致制度发生变化进行深入讨论。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制度为规约行为,不会被轻易改变。当行动者接受规 则、 遵守规则与参与制度时,制度便实现了其复制。制度通过这种缓慢长期的 复制过程实现其延续与运行。 ④制度变迁只有在外部的实体力量植入或强加新的 框架后才能发生, 即将制度变迁归因于外部冲击。理性制度主义学者承认国际 制度对权力分配的作用, 将制度视为一种维持平衡状态的协调机制, 意识到国 家间实力的变化能够为制度变革带来动力。制度具有双重属性,不同利益主体 在同一制度中的利益获得具有不对等性。 已经在现有制度或能够从未来的制度 调整中获益的行为体, 将尽力地维持或争夺。 ⑤但制度的变革与国家实力之间的 变化并不完全一致。新制度主义发展建立在批判霸权稳定论之上。国际机制的 创设需要霸权国家发挥作用,但霸权衰落并不一定导致其变迁。 ⑥国际制度具有
①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屮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版。
②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5页。
③李巍、罗仪馥: 《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年第4期,第38 页。
④Jepperson R.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Vol6, 1991, pp. 143-163.
⑤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5页。
⑥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屮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6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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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我复制的倾向。①制度存在“锁定”效应,“制度惯性”使得制度难以及 时反应国家实力的变化。②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创建新制度意味着更高额的制度 成本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初始创建步骤存在较大困难, 因此制度的维持 与延续比制度的创建更容易实现。 ③这种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制度的变迁势必有 一个外在的源头。④因此理性制度主义也更加关注制度的持久性而非其变动,强 调制度变迁的外部冲击。
这两种观点解释了外部冲击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难以说明哪种强度的事 件能够构成外部冲击,也忽略了制度内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这样的观 点也难以解释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新制度的创建,制度的分配效应对制度变 革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进行讨论。为什么在不构成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制度变革 仍在进行? 为什么即使制度创建可能使国家面临高额的建制成本,国家仍进行 制度创建的尝试?
(三)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三大制度主义理论中, 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变革的研究更为深入。 历史 制度主义根据制度变革及其互动过程,对国际制度变革及其路径进行了探讨。
历史制度主义指出制度的权力资源分配作用。 ⑤其对变革的原因分析有两派 观点, 包括“断裂均衡模型”和“渐进式制度变革模型。 ”“断裂均衡模式” 强调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⑥制度存在制度粘性,当存在外部冲击如战争、经济 危机等因素时,关键节点可能随之出现, 促进制度的变革,而制度的粘性可能 阻碍制度的变革。当制度变革完成后,制度依赖随之产生作用,制度将保持在
①Avner Greif and David 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November 2004, pp. 633-652.
②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G.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Vol.28, No.3, 1976, pp.317-347.
③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屮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版,第44页。
④Avner Greif and David 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November 2004, pp. 633-652.
⑤朱杰进: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6期,第78页。
⑥田野: 《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年第7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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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轨道上,并通过制度参与国间互动不断得到巩固与增强。 “渐进式制 度变革模型”建立在批判“均衡断裂模型”之上,马奥尼(James Mahoney)与西 伦(Kathleen Thelen)从内部渐进性和内生性出发,提出制度内部制度主导国与 制度变革国家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变革方策略性地重新诠释与 使用相关规则是引起变革的主要变量。 ①
历史制度主义同时关注国家采用何种路径进行变革。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变 革之路呈现路径差异, 整体上看可大致分为改革原制度与创建新制度两种路 径。从具体路径上看,马奥尼(James Mahoney)与西伦(Kathleen Thelen)勾勒 出相关变革模式, 包括替代、叠加、偏离和转换四种,而制度内部国家间的权 力平衡的变化与变革推动者如何“策略性”地重新诠释与应用制度规则影响了 制度发生变革的路径。 朱杰进在此基础上, 将中国在主权信用评级、国际货币 体系改革、区域贸易协定改革以及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作为主要分析案例,进一 步指出主导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制度弹性影响制度变革路径。②约瑟夫•朱皮耶 (Joseph Jupille)等人的研究认为,有限理性会使得决策者倾向于根据其对 方案的熟悉程度,依次采取使用、选择、改革和创建的策略来应对现存国际制 度的缺陷。③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则将国家改制路径进一 步细分为:改变制度的规则与决策程序导致制度发生变化(程序性变革) 以及 改变制度的准则与原则导致制度内部发生变化(制度性变革) 。 ④而建制又可以 分为建立包容性制度与排他性制度。 ⑤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研究, 学者们又研究了不同路径的国家策略选择问 题。改制与建制两种策略选择存在相互关联。在既有研究国际制度变革路径的 学术文献中,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改制是求变方更好的选择,寻求在现有制度
①James Mahoney, “Shift Happens: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f Kathleen Thel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50, No.4, 2017, p.1117.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p.16.
②朱杰进: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6期,第75—105页。
③Joseph Jupille, Walter Mattli and Duncan Snidal,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Global Commer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88页。
④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36, Issue 2 ,1982, pp. 185-205。
管传靖: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年第3期,第44页。
⑤贺凯: 《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7年第3期,第35—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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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得改革能够在减少建制成本的同时,提高影响力与保护国家利益。建制是 改制尝试失败后的选择,是一种次优选择。 由此,后继研究制度的学者们提出 了三种分析视角。
第一,呼吁一退出一威胁退出视角。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基于对企业、组织与国家衰退原因的分析,提出一种“呼吁一退 出”模型, 构建了制度变革的博弈模型,对国家在制度改革(呼吁) 与制度创 建(退出) 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在这种视角下, 学者们基于对寻求变革国创制 成本与创制风险与制度路径依赖的分析下,认为变革国的第一策略是呼吁(改 革) , 即寻求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革,使现有制度更加符合本国利益。高风险 和高成本使得创建国际制度成为没有替代制度可选或没有其他制度工具时才会 使用的路径。①呼吁受挫导致退出,而即便是选择退出,国家也倾向于在已有机 制间转换,而非创建新机制。②菲利普•利普斯(Phillip Y. Lipsey)指出,变 革国的建制是为了更好的改制,建制本身并非是求变国的目的。变革过建制后 便有了更多的“外部选择” ,而可信的“外部选择” 是改制获得成功的重要前 提。 这种可信的“退出威胁” 提供了在现有组织内重新分配影响力的杠杆。 ③ 在此基础上, 刘宏松与刘玲玲进一步评估了威胁退出策略的有效性问题。 他们 认为威胁退出策略的有效性由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依赖、 支持退出国际制度的国 内力量强弱、 核心成员国对不满现状国的依赖三个因素决定。 陈拯则基于“呼 吁一退出”模型, 研究改制与建制间的关联性,进一步解释国家使用改制与建 制并行的“两手策略” 的原因,认为建制并不意味着放弃改制。相反,建制的 成功可以为改制提供外部选项,成为改制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而增加改 制过程中的谈判空间,以此来推动改制谈判。 ④
第二种视角则是接受一一敲竹杠一一投资视角,同样关注外部选择问题。 在这种视角下,国家在变革国际制度过程中有三种政策选择, 即搭便车、改制
①Joseph Jupille,Walter Mattli and Duncan Snidal,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Global Commer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②陈拯: 《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4期,第84页。
③刘宏松、刘玲玲:《威胁退出与国际制度改革:以英国寻求减少欧共体预算摊款为例》,《世界政治研 究》,2019年第1期,第77页。
④陈拯: 《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4期,第81—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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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制。国家使用的路径取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外部选择平衡以及制度对求 变国的依赖程度两个变量。①当求变大国的外部选择相对较差时,国家更愿意选 择对新的或现有制度进行投资。当求变国家的外部选择对比守成大国更好时, 国家对多边主义的态度将取决于现有制度对求变国的依赖程度。如果求变国的 具有较好的外部选择,同时也被认为在现有制度内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则求 变国将拥有阻碍制度正常运动的杠杆,进而获得既有大国的让步,推动制度改 革。如果求变国的具有较好的外部选择,但并不被认为在现有制度内处于不可 或缺的地位,那么求变国将被动接受现有制度规则,在制度内“搭便车”。②
第三种视角下, 学者们关注制度制衡与制度竞争问题。在权力转移的大背 景之下,不少学者也开始寻求这种的分析路径并研究权力转移与国制度变迁之 间的关系,制度创建被认为是改变现状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 ③学者们进一步研 究了制度变革带来的制度竞争问题,以及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与影响。 基欧汉 (Robert Keohane)与朱莉娅•莫尔斯(Julia C. Morse)认为国际制度未能满 足制度成员的利益或者国际行为体对既有制度感到不满, 因此产生国际制度竞 争。④国家间围绕制度竞争,可分为正向竞争与负向竞争两方面。正向竞争即国 家在既有制度里争取更有效的成本贡献或搭建更有效的制度, 负向竞争则指国 家选择性退出国际制度, 逃避制度成本分担。
李巍则根据制度的类型将国际制度竞争划分规范竞争、机制竞争、机构与 组织竞争以及秩序竞争四种主要表现方式。⑥王明国认为制度互动包括对抗、接 触、竞合以及脱钩。 ⑦
①James Mahoney,“ Shift Happens: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f Kathleen Thel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50, No.4, 2017, p. 1117.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p. 16.
②Scott Kastner, Margaret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Invest, hold up or accept? China i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ecurity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 154.
③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412.
④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412.
⑤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412.
⑥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年第4期,第38 页。
⑦王明国:《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屮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 10期,第72—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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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研究评述
值得肯定的是,各学派的学者均对国际制度以及其变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探讨。首先,现实主义视角下,学者们对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研究,将国家实 力变化与国际制度变革相联系, 从权力平衡角度阐述制度变革的机理,国家实 力决定制度竞争的结果。 其次,在理性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 度主义视角下的“断裂均衡变迁模式” 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强调制度变迁 的外部压力与制度的突变。制度存在粘性,路径依赖使得国际制度得以延续, 关键节点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 而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式” 则更 为注意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和渐进性,制度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的变量选择也 具有借鉴意义。 再者, 学者们对制度变革路径以及路径选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探讨,国家变革行为可主要分为改制与建制,倾向于将建制看作是改制失败的 选项,改制是为了更好地建制。
但这些观点仍存在其不足之处。 首先,现实主义将国家实力变化与国际制 度变革相联系, 从实力角度阐述变革制度的内在机理。 学者们更多将制度变革 视为权力资源分配变化的结果,而不讨论制度变革的过程。 这就存在两方面问 题。 一是实力变化并不自动导致制度的变迁,国家实力变化也并非常常与制度 变革相一致,国家实力的变化只是推动国际制度变迁的因素之一。二是在相对 稳定的实力增长下,国家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的变革路径选择。国家在推动国际 制度变革的过程中, 会选择不同的制度变革路径达到其目的, 旧制度的改革与 新制度的创建在变革过程中被交替使用。 因此, 尽管国际制度变革的结果通常 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但变革过程往往存在差异。
理性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自我强化的制度的变迁需要外在冲击 的推动, “断裂均衡变迁模式” 也强调关键事件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 都 过于强调制度变迁的非持续性,制度变革成为周期性事件,制度变革的结果就 是一整套制度的崩溃与新制度的替代, 从而掩盖了变革的渐进与内生性根源。 这两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制度更容易被上述外在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变 革,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现实中常常使用“两手策略” , 即使国家成功建 立新制度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原制度内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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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渐进制度变迁模式”注意到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和渐进性,但在变 量的衡量上仍存在操作困难。在这种模式之下, 学者们提出的变量包括权力均 衡的变化、制度弹性、 外部选择的优劣程度、主导国的否决能力等等,实际上 集中讨论制度内在属性与制度的存续环境。因此, 如何对制度的内在属性以及 制度存续环境好坏进行判断便成为这种解释模型的最大障碍。
最后,不少学者将国家变革行为分为改制与建制,建制看作是改制失败的 选项。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在推动制度变革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差异, 仅仅 将制度变革简单分为改制与建制远远不够,深入探讨国家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 程中如何选择变革路径,选择怎么样的变革路径,改制与建制的程度多深, 如 何针对不同情况策略性地选择变革方式也显得格外重要。而简单将建制视为改 制受阻的选项也无法解释国家在现实中使用“两手策略” 的现象。
因此,本文期望建立现有的研究基础上, 兼顾外部因素与制度内部属性对 制度变革的影响,并尝试对不同程度的建制与改制进行细分,并对改制与建制 的原因加以分析, 试图理解国家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路径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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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全球性议程的规模与复杂性也不断扩大与 增加,全球治理体系的矛盾和缺陷也不断暴露, 催生了对国际制度变革的研 究。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变化也暴露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 存在明显合法性与代表性问题,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更是推动了国际制度变 革的进程。在变革过程中,国家都在努力争取对自身更有利的制度安排,在推 动现有制度改革的同时也不断尝试构建新的国际制度。各种改制与建制实践层 出不穷,国际制度间的互动更加复杂,竞争性日趋显现。①
一、战后国际制度发展与演进脉络
(一)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及其布局 二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建立和运行着其霸权秩序。 霸权秩序需要物质 性、制度性和合法性权力进行维系。②其中,制度性权力以国际制度为载体。美 国凭借其实力与影响力,主导建立涉及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 形成复 杂交错的国际制度网络,选择国际问题、安排国际议程、进行国际行动,深度 参与及引领治理进程。 其安排与布局被划分为安全制度、经济制度及新兴领域 制度。 ③
美国主导建立以联合国为主要国际组织,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全球 联盟体系为重要补充的国际安全制度,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美国安全利益。联合 国成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的主要载体,是负责国家间政治事务、 讨论国际 问题的主要论坛。④在其内部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重要法制理念与价值观 念,国际法为其法治基础与争端解决依据,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整体布局。美 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与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扮演主导者角色并享有极大权威。
①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②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 期,第3 页。
③Robert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舒建屮:《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国际问题研究》, 2021年第1期,第92页。
④舒建屮:《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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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之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以建立,与华沙条约组织形成抵抗局 面, 两国对抗与竞争也演进至阵营间对抗与竞争。北约作为重要的军事组织, 具备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与庞杂而有力的常规武装力量。美国在内部发挥领导、 指挥与实施作用。冷战结束后, 北约变成干涉他国行动、 维护安全利益与实施 霸权的方式。
同时,美国也建立起复杂的全球同盟体系。联盟体系主要以美国为核心, 发展双边关系为主要方式。联盟体系是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保护美国 安全霸权的主要布景。①通过同盟体系,美国得以深入全球各个角落,进一步提 升了其在国际安全制度中的影响力。
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国际安全制度同时具有规范化与集团竞争并存的特 点, 一方面维护了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 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遏制其他大国崛 起的工具,进一步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利益,稳定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霸权地 位。 ②
在经济问题上,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与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 构筑起 国际经济制度的整体框架。 上世纪 70年代前,美国为其他国家供给经济援助和 开放本国市场,提供制度公共产品, 确立起其单极垄断的经贸治理模式, ③拓展 美国对外贸易, 维持国家经济繁荣与稳定。美国以其强大经济实力为依托,创 建起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为中心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以世界银行(WB)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援助体 系。④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遭到瓦解,但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制度得以保留,在供应全球经贸公共产品的同时维护其国 际经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制度布局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凭借其强 大的经济实力,开放国内市场, 给世界各国提供自由商贸机会,并提供通货公
①达巍、黄婷:《拜登政府执政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继承与转向》,《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5
期,第1一19页。
②节大磊:《意识形态与屮美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84-108页。
③Robert M. Hathaway, “1933-1945: Economic Diplomacy in a Time of Crisis,” in William H. Beck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eds., 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178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79-280.
④宋静: 《美国制度霸权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社会科学》, 2020年第9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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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 逐步巩固了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美国作为最大贸易国, 将其物 质实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形成制度性霸权。①另一方面,美国设计与建立国际 经济贸易运行规则与机制,在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进行经济与贸易往 来。 这些规则机制在实际运作中无法完全摆脱国家属性,成为美国维护经济霸 权的重要方式。
除此之外, 随着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美国推动新兴领域包括海洋、 航天 航空、能源、环境等领域内的制度建设。以能源领域的国际制度为例,美国作 为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推动八国集团(G8)与国际能源署(IEA)等机制在能源 领域发挥作用, 促进相关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进行合作, 情报共享与信息互通, 共同应对石油危机与协商,实际上与欧佩克(OPEC)及第三世界产油国形成一 定的对抗局面。
美国逐步在安全领域、经贸领域以及其他新兴领域内部,建立了一套以美 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 维护和推动实现美国制度霸权。但在美国主导下的制度 内部,美国不仅希望成为世界霸主,也期望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效仿对 象, 输出“美国式民主”的价值观。 ②经济全球化带来国家间发展速度与收益的 巨大差别,进而导致国际政治的结构性改变, ③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长 期处于被剥削的状态,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进口市场与产品出口市场。 随着 权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状态, 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 时,也希望提高国际地位,发出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声音,国际制度面临变 革的压力。
(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演进
国际制度始终处于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漏洞与 不足推动国际制度变革。国际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国家基于本国利益在维护国 际制度的同时进行相应的修改。而外部全球性危机的爆发也助推国际制度变
①宋静: 《美国制度霸权的变迁与屮国的国际角色》, 《社会科学》, 2020年第9期,第27页。
Renato Ruggiero, “Key Note Opening Address”, in Jeffrey J.Schott (Ed), Launching New Global Trade Talks: An
Action AGENDA(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p.12.
②Robert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
③梁亚滨: 《美国建立和维持霸权的偏好与方式变化》,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年第3期,第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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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如果世界的情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的问题和行为体的互动发生重大变 化,国际制度也会产生相应变化。①从制度建立初期至今,国际制度大致进行了 三次变革。
二战后至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制度为载体 确立了其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 马歇尔计划后欧洲国家创立经济共同体, 部分 国家的总体实力显著增强。 日本也开始发展其国际复兴之路。 加之国际社会掀 起民族独立热潮与平权运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作为一支新的力量参与国际 事务。美元危机频繁发生, 黄金-美元本位制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解 体,以美国垄断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挑战,国际制度也面临改 革压力。 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牙买加体系形成, 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得以 保留,但在具体规则上实现了更加有利于欧洲强国的改革,也开始回应发展中 国家的参与需求。 ③但改革之后美国霸权地位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动摇。
冷战结束后,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获得 显著提高,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制度边缘地带,经济发展受阻的同时也 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国际经济体制逐渐与全球经济背景不相适应,推 动合理的制度安排成为重要改革事项。
20世纪90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盛行。 ④发展 中国家纷纷采取背离本土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模式, 引发一系列金融危 机, 产生国际范围内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界各国认识到, 统一的 国际监管制度长期缺失,现有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⑤因此,经济和金 融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制定有效监管机制刻不容缓。
国际制度不断实现变革, 两次变革之下均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变革主 要集中于经济制度内部的改革,较少涉及安全领域制度变革。相比于安全制
①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5页。
②杨洁勉:《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 影响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1页。
③庞中英:《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第6页。
④Helleiner E, Pagliari S,“The End of an Era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 A Postcrisis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65, Issue 1, 2011, p169. Germain R, “Financial Order and World Politics: Crisis ,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5, Issue 4, 2009, pp.678-682. 舒建中: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国际问题研究》 2021年第1期,第89页。
⑤舒建中、 孙路: 《金融危机、制度改革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1年第6期,第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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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制度更易受到影响。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的首要议题,是影响国家政 策的重要问题, 其改革发展更多地受制于国际权力结构和大国对外政策。 ①和平 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国家间经贸合作往来联系也不断深化,国际经济领域内 部的问题暴露地更为明显,国家围绕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
其次, 虽然经历了改革,国际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 由于美国在各领域的 国际制度内部充当领导者与规则制定者,在许多组织内部具有较大的份额甚至 是一票否决权, 因此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阻碍那些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改革。 发达国家凭借其权力优势,长期主导着国际制度的发展方向。②相比之下,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与其实力增长并不匹配,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被忽略。
③2008年,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国际秩序改革进入新时期。④国际 制度变革已刻不容缓, 掀起第三波制度变革浪潮。
(三)2008 年来的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及其特点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治理史上的重要事件。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危机很快 便席卷全球,变成全球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并深刻地显示了原有制度的 弱点与漏洞。 其影响规模之广与破坏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 国际秩序与国际制度的重新思考。 既有国际体系和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全球化迅 速发展进而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难题。 ⑤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体现出治理体系存在 治理真空,治理机制缺乏弹性, 无法适应“突发性”危机。国际制度变革的紧 迫性不断上升。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度理念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间合作产生巨大风险。 “华盛顿 共识”盛行,推崇经济发展的自由化、 私有化、 市场化、全球化, 施展市场作
①舒建屮:《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第91页。
②王毅:《试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制度建设》,《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08期,第5-11 页;高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屮国人大网2021年3月10日,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3/0d2a4aaaf5e7405b8bcce8135afD7c90.shtml,访问时间 2021 年 10 月20日。
③Krasner S D, “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What the Third World Wants and Wh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25, Issue 1, 1981, pp.123-124, 137. Benn 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the Economics of Change: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Kingston: Lan Randle Publishers, 2003), p127.
④舒建屮:《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第91页。
⑤门洪华: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屮国方略》, 《屮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10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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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①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创新过 于激进, 脱离实体经济, 储备风险与信贷风险急剧增加。 这种经济理念导致金 融危机频发, 几乎没有国家能够逃脱金融危机的影响。 ③
其次,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制度无法进行有效作用。 一方面,制度的设计与 运行长期需要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在制度内的长期垄断地位 仍然难以打破, “小集团决策模式”也难以回应世界上其他各国对于制度变革 的要求。但全球经贸往来已经将世界上各个国家连接起来,各国都深深参与进 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问题不断增多, 无法仅靠几个发达国家就能进行管理。 同时,美元霸权也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重要储备与结 算交易的重要手段,美国可以为了自身利益随意改变美元的基准利率及其供应 量, 从而危害他国的金融稳定。 ④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变革。
再者,制度缺位与制度工具失灵。 虚拟金融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成为相关 制度设计中的主要一环。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国际金融机构 在维持国际金融稳定中只能发挥十分有限的作用, 监管能力不足。在危机来临 时,各国争相制定有利于本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 甚至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 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混乱。
同时,金融危机给国际体系结构带来变化。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指以力量 对比为基本标志的国际格局。⑤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全球性危 机的发生也标志着霸权的真正衰退。⑥与之相反,新兴大国的整体实力相对上 升, 权力分布整体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GDP每年增 长是发达国家的一至两倍。⑦据IMF数据显示,2006-201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
①曹广伟: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 《社会主义研究》 2014年第1期,第155页。
②曹广伟: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第156页。
③Subacchi P, “New Power Centres and New Power Brokers: Are They Shaping a New Economic Order?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4, Issue, 2008, p.496.张发林、姚远:(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国际 安全研究》, 2021年第39期,第28-58+153-154。
④舒建中、 孙路:《金融危机、制度改革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第71页。
⑤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8页。
⑥秦亚青: 《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年第2期,第5 页。
⑦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s, 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 id=29, 访问时间: 2021年 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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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约 70%来源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金砖五国”则贡献了一半以 上,在支撑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 恢复迅速,并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2010年,在部分西方国家还深陷金融 危机的泥潭之中时,中国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核心概念定义
(一)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ss )与约翰•鲁格(John G. Ruggie)成为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② 学界对于“国际制度”的定义问题仍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 总结来看,对国 际制度可分为三种相互区别但又有所联系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提出了关于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定义,国际机制应 该定义为“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者对 某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问题)的预期围绕着它们而汇聚在一起”。 ③国际机制 包括原则(rules)、规范(norms)、规则(principals)与决策程序
( 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s)。 ④
这样的概念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机制的相关定义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相关概念上难以区分差别,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彼此重叠的现状。 ⑤例如, 克拉斯纳没有成功地区分原则、规则与规范到底有何区别?如何在现实存在的 国际制度中将他们进行区分。 其次, 这样的概念无法适应当时更大的国际环 境,国际制度往往借助国际组织的形式得以建立。 这样就使得克拉斯纳的定义
①陈凤英: 《新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外交评论》 2011年第3期。
②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No.3,1975,pp.557 - 583; Ernst B. Hass,“On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World Politics,Vol.27,No.2,1975.
③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186.
④Stepha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⑤Young Oran R, “International Regime: Problems of Concept In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Vol.32, No.3, pp331-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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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狭隘之处。苏珊•斯特兰奇也曾在她的书里批判关于“国际机制”的界定 不准确性。 ①
第二种观点对国际制度(institutions)与国际机制(regime)进行区 分,认为制度与机制之间存在差异。奥兰•杨指出机制和制度之间的区别,认 为机制是指一连串连锁的权利和规则, 它们管理着成员间在特定问题上的互动 关系;制度也是指一连串连锁的权利和规则,但它们的目的是指导团体在特定 问题上的互动关系。②奥兰•扬认为对“国际组织”的探讨与对“国际制度” 的探讨应该有所区分, 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不能将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混为一 谈。
基欧汉发表《霸权之后》 ,建立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规制理论框架, 将 把国际制度研究推向高潮。③基欧汉认为,在机制中,原则为成员国共同追求的 目标奠定了基础,而规范强调的是成员国的合法与非法行为。规则难以与规范 相区分,但规则具有专门性, 更加周全地包含成员国特定的相关权利与义务, 比原则与规范更易受到影响,而决策程序供应了执行原则与改变规则的具体方 式。④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约瑟夫•奈 (Jooseph S.Nye) 进一步将克拉斯纳的定义进行拓展, 延伸至国际制度。 ⑤在 基欧汉的定义中,国际制度主要包括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而国际机制包括决 策程序、国际规则、国际习惯和惯例,进一步将国际组织归入到概念范围之 内。
第三种观点则回归国际组织研究,对国际制度的定义也主要围绕国际组织 进行。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国际制度”一词被界定为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的 国际组织。⑥20世纪90年代至今,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研究者在探索国 际组织特征和活动规律的过程中,开始对国际组织的本质、社会条件、政治基
①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②Young Oran R, “International Regime: Problems of Concept In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Vol.32, No.3, pp337. 苏长和: 《重新定义国际制度》, 《欧洲》, 1999年第6期,第25页。
③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11页。
④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屮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版,第57-58页。
⑤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20页。
⑥苏长和:《重新定义国际制度》,《欧洲》,1999年第6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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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组织结构、决策机制、自主能力等要素进行论证性研究。 ①国际制度研究的 核心也进一步集中于国际组织研究。当代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彭特兰在其《建设 全球制度》中也是完全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制度。 ②也有学者从国际法角度出发研究国际制度,而这种国际制度只包括国际组织, 国际制度法本质上是国际组织法。 ③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关于国际制度的概念,主要采用基欧汉对于国际 制度的更为广泛的定义,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 基欧汉的概念界定具 有包容性与广泛性, 囊括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所指的国际制度囊括了机制与 组织, 包括规则以及相关的组织。 其次, 基欧汉的定义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其 对于机制的定义更加清晰,在现实中也更好分辨。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互惠和非歧视等是治理原则,是成员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原则之下, 成员国之间制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规则,而国家间制定与遵守这样的规 则需要明确的决策程序支持国家间的谈判。最后, 基欧汉的定义包含了对国际 组织的研究。 无法将国际组织从国际制度的概念中剔除出去。 一方面,国际制 度的研究不能忽视国际组织的研究,国际组织的研究是制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 分之一。 另一方面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国家变革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国家往往 借助国际组织舞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组织变革是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环。
(二)制度变革
国家通过谈判形成条约、 协议、 组织等形式, 维护国家间合作与调节国家 间冲突。但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的特征。 因此在国际制度建立后,为了获得更 多的制度性收益, 部分国家可能基于本国利益对制度规则、规范、决策程序等 要素提出变革的诉求。
国家变革制度包括目标与路径两个问题。变革目标主要是增强本国在制度 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变革路径这一问题上, 赫希曼通过研究企业、 组织与 国家的衰退,认为在面对组织衰退的过程中有两种选择——“退出”与“呼 吁”。 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国际制度变革中,则变革路径主要包括谋求在原有制
①刘莲莲:《国际组织研究: 议题、方法与理论》, 《国际政治研究》, 2021年第2期,第15页。
②苏长和: 《重新定义国际制度》, 《欧洲》, 1999年第6期,第23页。
③苏长和: 《重新定义国际制度》, 《欧洲》, 1999年第6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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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部的重新谈判与原有制度的改革,以及使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途径维护 本国利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争取对自身更有利的制度安排,除了对现有国际组 织及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之外,还在探索构建新的国际制度。 ①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高度复合, ②体系的矛盾与缺陷的不断显现以及新兴 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带来的制度重塑的压力,国际制度变革的实践也逐渐增多。 以中国为例,不仅谋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改 革, 还创立亚投行。可以看到,国家在谋求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策略 选择, 既有选择推动现有制度的变革,也有创设新制度的尝试。推动现有制度 的变革也呈现出不同变革程度的差异。新制度的创建与原有制度之间的关系为 何?改革国际制度与创建国际制度之间又呈现何种关系?因此,理清改制与建 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战略参考价值。 ③
(三)改革行为体(求变国)与主导行为体(主导国)
主导行为体即在制度建立与运行过程中都充当主导者角色,表现为对议程 设置与决策选择的操控。主导行为体建立国际制度,控制着制度的运行,并获 得更多的制度收益。国际制度建立后,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和机构职能的转变, 关于利益分配和决策权的安排常常因与新现实不一致而受到批评与面临变革的 压力。而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国家间实力的对比也常常发生变化。制度主导 行为体与制度改革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导致支持该制度运行的资源分 配发生变化。④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这些国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参与国际制 度,希望将改变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制度朝向更符合本国利益 的方向发展。因此,改革行为体主要是指在现有制度内获益相对较少或者获益 程度不能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行为体。⑤不满原制度的改革行为体开始寻求制度 变革,提出重新谈判的诉求,期望改革与调整各种既有制度。制度主导行为体
①陈拯: 《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4期,第82页。
②Michael Zurn,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8. Jean Pisani-Ferry, “Should we give up on global governance”, October 2018, http://bruegel.org/2018/10/should-we-give-up-on-global-governance/, 访问时间: 2021年12 月 25 日。
③陈拯: 《改制与建制之间: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4期,第83页。
④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9页。
⑤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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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改革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该制度运行的资源分配基础就会 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制度变革的发生。①那些主导并从中获益更大的行为体倾向 于维系已有的制度, 而那些从现有制度中获益相对较少或者获益程度不能与自 身实力相匹配的行为体则倾向于改革制度, 成为改革行为体。 ②
①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9页。
②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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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差异的形成
国家在推动国际制度变革的过程中, 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本文认为,国 家主要通过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包容性建制与排他性建制四种路径推动 制度变革。求变国的制度变革目标与原制度的制度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 家选择不同的变革路径。
一、制度弹性与经济制度变革
制度变革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制度本身的弹性,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重 新塑造或能够产生多大程度的改变。因此,本文在此引入制度弹性的概念。制度 弹性(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由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代表制度多大程度上 具备可被重新解释和执行的模糊性和开放性。①制度弹性主要研究制度的可塑造 性。本文认为,制度弹性不仅取决于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或制度在运行 过程中存在治理漏洞,也取决于主导行为体对改变制度现状的态度。 如果制度变 革方案不能取得制度主导国的认可,主导国通过制度内外手段阻止变革,变革进 程将受到阻碍。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现有制度规则的不同特征以及占主导的政治环境的差 异影响着具体的变迁模式, ②制度的可塑造性问题需要研究制度特征与主导政治 环境。 因此,本文认为对制度弹性的判断需要分析制度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 力。
(一)制度领域特性与制度弹性
领域特性主要与制度所关注的议题有关。制度的领域特征对制度的影响反 应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议题领域决定了不同制度特征。在国际关系中存在 政治、安全、 经济等不同议题。 ③制度特征的形成与该制度所在领域有着密切 的联系, 议题差异将产生不同特征的制度安排。 即使同一领域不同议题的制度
①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p. 10.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第80页。
②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p. 9.
③凌胜利、王彦飞:《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国际展望》 2021年 第5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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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也存在差异。第二, 议题领域的差异导致资源分配的差异。 虽然多元复合 世界下, 议题领域重要性的差异逐渐减少,国家需要同时关注不同领域。 ①但有 限的国家资源将迫使国家对不同议题领域的关注程度不同,各国在各自具有优 势的议题领域发挥作用。第三, 议题领域的差异将导致制度化程度的差异,也 导致变革成本及难易程度的差异。制度变革方寻求变革的目的是期望产生有利 于本国的制度安排,需依靠制度规则进行国家间谈判。 这种谈判所遵守或变革 的规则都将深受其制度领域的影响。 如果新旧制度都试图在重叠的制度领域内 谋取支配地位, 容易产生制度冲突, ②影响国家间竞争的烈度。 ③因此对议题领 域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
本文认为, 议题特性与两个变量相关:议题的网络外部性与议题的进入壁 垒。④网络外部性的观点起源于经济领域⑤。在国际关系的不同领域,每个国家 的行为都具有外部性, 便产生了国际协调的需求。 任何国家创建不一致规则都 会对整个国际系统的运行带来影响,产生网络外部性。政策领域的网络外部性越 高, 变革制度的系统效应越大, 越会威胁主导国和现存多边体制的利益。 ⑥在外 部网络性较高的议题领域,制度参与国更愿意通过一致的规则获益,在单一普 遍的国际制度中进行合作。 ⑦因此在外部网络性高的议题领域改革或新建制度, 易产生国家间冲突,变革相对缓慢与困难。而在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 内,国家间不同的规则制度安排更容易实现兼容,制度变革也相对快速与容 易。
①凌胜利、王彦飞:《屮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第74页。
②Malte Brosig, “Governa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alyzing Interaction Modes Between the EU,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OSCE,” in David J Galbreath and Carmen Gebhard, ed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Problematizing Organizational Overlap in Europe(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0), pp.20-58.
③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90页。
④Phillip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9, No. 2, 2015, pp.349.
⑤在经济活动屮, 当某一产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者数目的增加而增加时, 网络外部性也随之产 生。Michael L. Katz and Carl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 No.3, 1985,pp.424-440; Helen Milner, “The Digital Divide: The Role of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9, No.2, 2006, pp.176- 199.
⑥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第90页。
⑦Phillip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9, No. 2, 2015,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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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壁垒是衡量议题特性的另一重要指标。进入壁垒是对其他形式合作形 式的阻碍。①不同范围内,制度的建设成本存差别。一般来说,需要高度专业化 的法律、科学及专业知识的制度更难以复制。 一些领域涉及敏感的战略或经济 信息共享,也会使得这种制度难以被复制或替代。高昂的制度成本可能会使得 制度变革存在困难, 那些经济资源有限或变革决心并不强烈的国家可能会望而 却步。 因此,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 网络效应影响着求变国推动制度变革的阻 力大小,而进入壁垒主要影响新制度或替代性制度的生存能力。
(二)主导国否决能力与制度弹性 制度否决能力是权衡制度政治环境的主要指标。制度否决能力是指对改变 制度现状而言,其同意是必不可少的行为体的能力。②对于制度变革来说,主导 行为体的制度否决于制度变革越度呈正相关。③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主导行为 体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或途径阻碍或否定求变方提出的变革方案, 那么此时制度 主导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制度变革存在较大阻力。 反之,则主导国制度否 决权较弱,变革进程也将相对顺利与可行。
一般来说,否决权的行使主要来源于制度内的诸多否决点或强势的制度主 导国。④首先,否决点为相关变革提供了首要的变革基础。制度存在制度缺口或 制度缺陷是推动制度参与国变革国际制度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制度缺陷或制度 缺口就是制度否决点。 这样的制度疏漏或制度缺口意味着制度具有被重新解释 与塑造的机会。 其次,制度主导国的否决权决定了制度变革方提出的变革方案 能否顺利通过与实施。 ⑤如果制度主导国能够采取措施阻碍求变方变革方案的通 过与实施,则代表主导国在变革过程中行使其否决权的可能性较高。 如果制度 变革过程中主导国行使否决权的可能性高,为了提高制度变革的效率与成功的 可能性,制度求变国便可能放弃在现有制度内寻求改革的努力,转而通过创建
①Phillip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9, No. 2, 2015, p. 349.
②George Tsebelis,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20.
③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第80页。
④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p. 19.
⑤陈拯:《霸权国修正国际制度的策略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6期,第3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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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的方式落实变革方案,维护本国及其他处于劣势地位的制度参与国的国 家利益。
主导国否决权的大小取决于主导国在制度内部的角色。如果主导国在制度 内部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则主导国的否决能力就相对较高,如果主导国 充当“可被替代”的角色,则其否决能力就较小。因此,衡量主导国的否决能 力需要结合具体的指标衡量,如主导国在制度内的投票权大小、认缴份额多少 等。但需要说明的是,强有力的制度否决权能够捍卫现存制度,防止其被彻底 替代。但强有力的否决权在面临巨大的制度缺口时,也无法阻止新制度或新规 则的增补以及并列存在。
(三)小结
基于上文的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议题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来分析与 判断制度弹性。当主导国否决能力较大时,强势的否决权行动者便可以采取制 度途径或制度外途径阻碍制度变革。因此变革方无论是针对规则本身或针对规 则的实施提出的变革方案都有可能被制度主导国所否决。制度弹性较低,制度 变革方可能寻求创建新的国际制度推动制度变革。如果制度主导国行使否决权 的能力较小,制度政策领域宽松程度起重要作用。当否决能力小,政策领域宽 松,此时制度弹性高,求变国倾向于寻求改革原有制度。但如果制度否决能力 小,政策领域紧张,此时制度弹性较高,制度求变国倾向于在原有制度内部推 动改革。
图2.1:主导国否决能力、制度领域特性与制度弹性
 
 
图标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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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革程度与经济制度变革
国际制度变革的过程,实则是制度求变国与制度主导国之间博弈的过程, 因此需要同时考虑求变国对于制度变革的需求以及主导国对于变革的态度。本 文拟采用变革程度来衡量求变国对于国际制度变革的需求。变革程度即求变国 期望原制度发生变化后达到的状态,体现了变革方案对原制度的冲击情况,决 定了制度变革的深度。
在讨论制度变革的路径差异问题时, 首要解决的就是识别制度求变方的变 革需求与目标, 必须回答:谁推动了制度的变革?制度需要朝哪个方向改变? 变革程度从求变国的视角出发, 研究求变国在制度变革中的需求与目标,决定 了推动制度变革的实施者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偏好与战略选择,影响了其对制 度变革的路径选择。变革程度有高低之分,变革程度决定了求变国推动国际制 度变革的深度。
(一)变革能力与变革程度
本文认为,变革程度的高低应该由变革方的制度变革能力与其所进行的制 度变革行为共同决定。要了解求变方的需求与目标,需要辨别谁推动了制度变 革。不同的变革方推与特定的制度变迁模式相关联,也与影响这种变迁的特定 策略偏好相关联。 ①
本文主要通过一国的变革实力, 将求变国分为变革能力强的国家与变革能 力弱的国家。国家的变革能力是变革双方博弈的硬基础。变革能力代表着一个 国家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能够调动的整体国家资源的多少。变革行为体往 往根据自身能力提出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制度变革诉求。而权力分配可以影响参 与者之间的博弈类型,改变对弈结果。 ②国家在某一领域较为突出的领域优势是 其直接的权力资源。③通过运用权力资源,国家可以推动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
①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
②Lisa L. Martin, “Interests,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4, 1992, pp.765792.
③陈琪、管传靖、金峰:《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当代亚太》 2016年第5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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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衡量国家的变革能力,需要分析国家在某一领域是否具有领域优势或其 相对实力的高低。
与国家实力不同,①变革能力针对一国在某一变革领域内部的实力,变革领 域不同,需要衡量的变革能力也不相同。领域内的实力与优势地位可以直接转 化为一国在该领域内推动制度变革的能力,在本文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也更具有 可观测性与可操作性。具体到各个领域,在国际安全领域, 军事实力是最明显 直观的观测指标。 一国的国防开支、 武装现役人员及军事装备种类与数量都是 衡量该国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变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国际经济领域,国家潜在 的经济权力主要由其相对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②国家的相对规模和相 对生产效率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相对地位。③因此,国民生产总值 (GDP)、国民收入(GNP)及其变化率可以成为具体的观测指标。
如果制度求变方的变革能力相对较弱, 意味着国家在原制度内部处于劣势 地位, 话语权与代表权长期不足,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可选择的策略受到限 制,能达成的制度变革目标也相对有限。 这类国家的制度变革行为存在两种可 能性, 直接提出变革诉求或寻求“次级群体” 的联合。 直接提出变革诉求意味 着国家依照制度内的合法决策程序提出变革诉求,以期制度朝着对本国有利的 方向改变与发展。但由于能力较弱,变革诉求可能被忽视或被阻碍。
而通过依托于次级群体联合的方式,是指联合具有相同变革诉求的国家, 可能提出或实现变革程度较高的制度变革。制度次级群体长期处于劣势引起次 级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 ④但这种方式也存在一些合作困境。 首先, 这样的次级 联合需要一定数量的国家提出共同的变革目标才有可能达成制度变革的目标。 这要求群体内各国家先进行相互交流、 谈判甚至妥协达成共同变革目标,联合 过程较复杂,联合成本较高, 甚至可能合作失败。 其次,成功的制度变革也需 要依附群体内实力较强国家,此时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行为体便不再是原来实
①国家实力主耍衡量一个国家在安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与所处位置。Waltz Kenneth N,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iy, ”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The MIT Press, 198 & pp. 615-628.
②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 No.3, 1976, pp.317-347.
③David A. Lake, “Beneath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8, No.2, 1984, pp.146-148.
④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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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因此变革能力较弱的国家依托自身努力往往只能推动程度 较低的制度变革。
如果国家具备较高的制度变革能力, 这样的国家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实际 可操作性更强,变革行为存在更多可能性。具有较高变革能力的国家主要包括 制度内部“精英”以及随着制度运行不断崛起的国家。“精英”国家主要指在 制度创建初期参与制度创建与规则制定的国家。随着制度的运行,制度缺陷逐 渐显现, 部分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制度受益群体者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衡, 引发了受益者的不满,导致制度安排的矛盾,制度产生变革压力。这种变革也 被称之为“精英的分裂”。①另一种具有较高制度变革能力的国家主要包括制度 运行过程中不断崛起的国家。 这部分国家在制度建设与运行初期处于制度边缘 地位。 随着国家实力发展, 逐渐成为崛起大国,国家实力与其制度地位逐渐不 相匹配, 话语权与影响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产生变革国际制度的需求。但 无论是“精英” 国家还是“后起之秀” , 这部分国家可以根据其利益需求,提 出程度较低或者较高的变革目标。而对于这类国家变革程度高低的判断, 还需 要进一步结合他们如何策略性地对待原制度规则的进一步判断。
(二)制度规则与变革程度
在国际制度变革中, 观察规则的变化至关重要, 观察国家对待制度规则的 态度也有助于判断一国变革程度的高低。本文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选择制 度规则作为判断一国变革程度高低的另一重要方面。
首先,制度规则在制度中起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依托于规则 的制定与实施。而国家间通过制度规则的实施进行制度治理。②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认为,大国治理国际关系主要有两种方式:关系治理和规 则治理。规则治理需要国家通过谈判的方式建立多边制度,并制定协调国家间 关系的规则。③国际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正是体现了国家间通过规则治理的方式解 决国际社会与国家间存在的问题。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权威、强制和执行相
①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 Ambiguity,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
②陈琪、管传靖、金峰:《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当代亚太》, 2016年第5期,第10页。
③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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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社会机制,分为制度规则和制度规则的实施两部分。 ①当制度规则与规则 的实施存在“缝隙” 时,制度变革也继而发生。制度在运行的进程中, 其规则 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②而这种模糊性也将进一步导致规则在被解释与执行的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③拥有不同利益的行动者将利用规则的模糊性,对规则进行重新 解释与执行,以达到变革制度的目的。对规则的解释和执行将对资源配置和制 度变革结果产生深刻影响。④因此,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观察制度内规则的变 化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其次,规则对于判断制度变革程度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 根据基欧汉的辨 析,规则强调成员国合法与非法的行为, 明确规定了成员国特定的权利与义 务。以WTO为例,在该组织的规则体系中,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都同样属于 规则范畴。⑤对比来看,制度规则相对于原则与规范更具有专门性,更易受到改 变,能够更加敏锐地反映成员国变革国际制度。 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规则的变 化来分析制度的变革。
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求变国往往会策略性地重新解释或执行既有的制度 规则, 这就导致了渐进的制度变迁。 ⑥那么如何对改革行为体的“策略性” 解释 或执行进行分类?总的来看,求变国可以通过选择遵守、 维持或创新规则的策 略推动制度变革。改革行为体可能呈现出四种变革行为, 根据变革程度从低到 高可以分为遵守规则、 维持规则、创新规则以及不遵守规则。 这主要取决于改 革行为体对待现存制度的态度。
①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
②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具有潜在的变化动力,这种动力不仅产生于制度规则本身,而且产生于规则在被解释 或被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规则在被解释或被执行的过程中具有模糊性,而正式这种模糊性使得拥 有不同利益的彳亍动者可以对规则进彳亍讨论。Knight. J,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garet Weir, Politics and Jobs: 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Knight, J,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6.
④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1.
⑤John H. Jackson, "Perceptions about the WTO Trade Institutions", World Trade Review, Vol. 1, No. 1, 2002, pp. 101-114.
⑥James Mahoney, “Shift Happens: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f Kathleen Thel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50, No. 4, 2017, p.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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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规则意味着制度内行为体不寻求破坏现有规则,倾向于维持制度的现 状, 遵守制度的各种规定。 这类国家与制度存在共生的关系,行为体是现存制 度的受益者,而制度的存续也有赖于这些国家的支持。 因此, 维持现有制度规 则安排, 继续维持在制度内的获益是这类国家对待制度的策略。
维持规则意味着改革行为体支持现有规则的存续,但规则的精神与目的与 变革行为体相抵触,改革行为体寻求弥补制度漏洞。 随着国家实力上升, 某些 制度安排不再满足需求。此时, 这类国家寻求制度规则的叠加, 即不引入新制 度规则,而是对现有制度规则进行修改、校正和补充。 ①
创新规则意味着改革行为体对现有规则产生不满,通过引入新规则的方式 改革制度。创新规则属于变革程度较高的制度变革目标,制度求变国主要寻求 对制度规则的替代。 ②国家在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 常常根据自己的实践经 验, 将国内规则或偏好转化为国际规则。 ③国家将国内规则应用于国际规则的国 家行为, 将深刻影响制度权力分配。国家不仅促进了规则的制定与变革, 甚至 在实现规则多边化的过程中维护了其国家利益, 形成了有利于该国的规则安 排, 增强了国家在该领域内的国际地位, 加强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而不遵守规则意味着一国选择彻底颠覆现有体系制度。 ④不遵守规则的行为 有可能导致制度的瘫痪甚至是制度的崩溃。 他们拒绝维持制度的现状,寻求快 速的制度替代。 由于这种突发性, 其往往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变革进程 大大受阻。 一国在推动国际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不能孤军奋战, 如果制度变革的 推动者在提出变革方案时, 难以调动资源并组建联盟取代现有的制度规则,则 制度变革的实施也相对困难。⑤因此,不遵守规则虽然变革程度较高,但这种变 革方式的使用存在困难。
①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②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③陈琪、管传靖、金峰:《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第17页。
④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
⑤Phillip Y.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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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结
因此,可以通过两个问题来分析与判断变革程度。首先衡量求变方制度变 革能力高低。如果制度变革能力较弱,则国家的变革进程将相对受限。如果制 度变革能力较强,则国家推动制度变革过程中, 其核心在于观察求变方对于制 度规则的态度。如果国家遵守制度规则或寻求维持制度规则,则求变方意在推 动变革程度较小的制度变革。如果求变方寻求规则的创新,寻求替代性规则, 则求变方意欲推动变革程度较高的制度变革。
图2.2:变革能力、制度规则与变革程度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三、路径类型与差异形成机制
(一)路径类型
国家在推动不同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求变国变革程度与制度弹性组合会产 生四种不同的变革类型, 这四种变革类型可概括为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 包容性建制与排他性建制。①采用改制和建制的路径划分方法外,根据其改革程
①本文拟借鉴克拉斯纳与贺凯的分类方式。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其文章屮曾将则将 国家改制路径进一步细分为:改变制度的规则与决策程序导致制度发生变化(程序性改革)以及改变制度 的准则与原则导致制度内部发生变化(制度性改革)。 而贺凯在其关于制度制衡的文章中根据制衡目标提 出包容性制衡与排他性制衡。 对本文的分类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Randall Schweller, “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2011, pp.287.
Stephen, Matthew D, “Rising powers, global capitalism and 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ccount of the BRICs challe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pp.912-938.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36, Issue 2, 1982, pp. 185-205. 管传靖:《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 济制度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44页。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 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3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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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划分为程序性改革与制度性改革。改变机制的规则与决策程序而导致的制度 变化可概括为程序性的改革。当新制度规则被嫁接到旧制度中, 原有的规则基 础被打破,新规则的建立也扩大了求变国在制度内的地位与影响力,此时认为 制度发生制度性改革。同时,创建制度也可以根据新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与参与 成员国的广泛程度划分为包容性创建制度与排他性创建制度。
表2.1:国家推动制度变革路径选择
变革路径 变革目标 求变国策略 主导国地位
程序性改革 决策程序优化、改革旧规 在原有制度内提出重新谈判 不冲击主导地位
则,规则偏离或转换 的诉求
制度性改革 新规则的应用,规则替代 在原有制度内提出重新谈判 冲击主导地位
或叠加 的诉求
包容性建制 使用本国设计的制度规则 创建新制度,应用新制度规 冲击主导国地位,但
进行建制 则,在制度成员国上具有广 不排挤原制度主导国
泛性,制度化水平更高
排他性建制 使用本国设计的制度规则 创建新制度,应用新制度规 冲击主导国地位
进行建制 则,新制度成员国范围狭
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二)差异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制度弹性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政治环境,变革程度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深 度。在自变量制度弹性与变革程度的不同组合之下, 将产生四种变革类型(如 表 3 所示)。不同的变革类型所对应的变革策略与变革路径存在差异,导致的 变革结果也各不相同。
一是当制度弹性高、变革程度低时,国家倾向提出变革程度较低的变革方 案。此时制度弹性较高,主导国的否决能力较弱,制度特性也相对宽松,变革 方案较易通过。 即使制度特性相对较为紧张,但由于求变方仅仅推动原有制度 内的改革,不寻求制度的替代, 其改革方案仍然能获得支持,进程仍然能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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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行。此时,国家仅仅针对机制的规则与决策程序进行改革, 没有进行外部 创建新制度的实践,国家推动程序性改革。
二是当弹性低、程度低时,此时求变国可能只具有较弱的、变革能力,或 者求变国具有较强的制度变革能力,但并不寻求制度的创新。 这类制度求变国 通过现行制度与规则逐渐发展壮大,依赖于该制度的存续。但制度规则在运行 的过程中逐渐无法满足其自身国家利益, 因此这类国家倾向于在遵守制度规则 的基础上对制度的决策程序进行变革,或通过现行规则扩大自身在制度内的份 额占比等进行改革。 部分国家或者因为自身没有能力实施变革, 消极参与制 度,在制度内搭便车。但由于现行制度的制度弹性较低,主导国否决能力较 强,改革议题领域本身也具有较强网络效应和进入门槛,此时变革国提出变革 方案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大,变革得意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因此,国家可能 搁置自己的变革方案, 放弃改革制度的尝试。
三是当制度弹性高、变革程度高时,制度求变方提出了变革程度较高的制 度变革方案。具有较强变革能力的求变国提出了具有创新规则的变革方案。 如 果此时制度弹性较高, 即主导国的否决能力较低,制度特性相对宽松,求变国 的制度变革方案较易通过。 如果制度领域特性相对紧张,但由于变革方的变革 能力较强,对制度变革的决心及承担变革成本的能力也较强, 加之主导国的阻 碍较小,此时的变革方案也较易通过。制度变革方案被通过后, 原有制度内部 将实现新规则的增加或替代。此时,国家的改革触及规则创新,制度原有规则 基础被打破,国家进行制度性改革。
四是当制度弹性低、变革程度高时,制度求变国仍然提出了程度较高的变 革方案。但此时由于主导国的否决能力较强, 基于维护自身制度利益与权力分 配的考虑,制度主导国可能对制度改革方案行使否决权,制度改革可能受到阻 碍。此时,制度求变方可能转而创建应用新规则的新制度。在制度求变国创建 国际制度的过程中, 由于制度议题领域特性的差异,求变革的建制实践也出现 差异。 如果求变国在议题特性较为宽松的制度外创建新的制度,此时求变国能 够实现制度化水平较高、参与成员国更多的的建制尝试, 属于包容性建制实 践。但如果求变国在议题领域特性较为紧张的制度外创建新制度,新旧制度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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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冲突。同时, 由于建制门槛相对较高,建制成本也较大。因此,求变国 只能实现制度化水平较低,参与成员有限的建制, 属于排他性建制实践。
表2.2:路径选择差异与差异形成原因
路径选择 制度弹性
变革程度 一型:弹性高-程度低
(程序性改革) 二型:弹性低-程度低(搁
置变革)
三型;弹性高-程度高
(制度性改革) 四型:弹性低-程度高(包 容性建制/排他性建制)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因此,制度弹性和变革程度与四种变革路径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下图 2所 示。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据此,本文将基于上文构建的理论框架,提出以下假设:(1)求变国对国
际制度变革程度低,制度弹性低,求变国搁置变革;(2)求变国对国际制度变
革程度低,制度弹性高,求变国倾向采取程序性改革路径;(3)求变国对国际 制度变革程度高,制度弹性高,求变国倾向采取制度性改革路径;(4)求变国 对国际制度的变革程度高,制度弹性低,求变国倾向于采取建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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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IMF改革、欧盟与新兴国家推动G7机 制改革与G20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投行与欧盟创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为主要 案例,验证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如表 3), 观察国家推 动制度变革时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如何受到变革程度和制度弹性的影响。
表3.1:案例选择
变革程度低 变革程度高
制度弹性低 搁置变革(案例一:2006-
2012年IMF改革) 包容性建制(中国创建亚投
行)与排他性建制(欧盟创
建金融稳定机制)
制度弹性高 程序性改革(案例二:
2013-2015IMF 改革) 制度性改革(案例三:G7
机制改革与G20机制升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低-低”型:2006-2012年IMF改革与新兴国家搁置变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少数正式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 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在提供金融监管能力的同时,为国家提供短期资金 借贷, 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①然而, 随着一系列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与成员实力变 化不匹配的制度发展,要求IMF改革的呼声逐渐变强。2006年,IMF在新加坡年 会上通过了《份额与发言权改革的决议》,由此启动了两年内推进一揽子改革计 划的决议。②随后在第十四次份额总审议开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修改份额和 执行董事会改革"的提案。③2010年,IMF理事会批准了关于IMF份额和治理改
①周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体制缺陷、根源及其改革路径探寻》,《国际经贸探索》,2019年第10 期,第108页。
②2006 Annual Meetings Boards of Governo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Group, September 1920, 2006.
③The IMF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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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方案。①但根此项改革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意味 着改革能否顺利完成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由于这项改革涉及IMF增资问题, 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而美国则借口国内大选不将改革决议提交国会, 改 革方案迟迟未能生效,导致该项改革进程受阻。
表3.2:改革前IMF主要执行董事的份额与投票权占比
国家 份额占比(%) 投票权占比(%) 国家 份额占比(%) 投票权占比(%)
美国 17.09 16.74 加拿大 2.93 2.88
日本 6.12 6.01 俄罗斯 2.73 2.69
德国 5.98 5.87 荷兰 2.37 2.34
法国 4.94 4.85 比利时 2.12 2.08
英国 4.94 4.85 印度 1.91 1.88
中国 3.72 3.65 瑞士 1.59 1.57
意大利 3.24 3.19 西班牙 1.40 1.38
沙特 3.21 3.16 巴西 1.40 1.38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IMF官网数据自制。②
(一)制度变革程度
金融危机前后新兴国家针对IMF进行的改革属于变革程度较低的制度改
革。 首先, 这次改革的推动主体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 两类变革主体的变革能 力各不相同。第一类变革方变革能力相对较弱,主要包括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与 部分不发达国家。 这类国家深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 国际经济领域内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基本投票权形同虚设, 被机制所边缘化。 第二类变革方包括四个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是巴西、中国、印度和俄 罗斯,这类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国家的变革能力相对较强。根据IMF2010年发 布的《经济展望》,“金砖四国” GDP总量占世界总份额将上升至22%,GDP
①国际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份额》,2016年9 月, file:///Users/macbookair2021/Downloads/quotasc%20(l).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
②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March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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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将占世界增量的三分之一。①巨大的总量增强了他们在国际经济平台上的话 语权。
从整体上看, 他们的变革程度较低, 属于在原制度之内对决策程序与规则 的改革, 未涉及创新规则的应用。在投票权问题上仍然支持现有的投票机制, 但认为现有投票机制下的投票权分配存在巨大问题,新兴经济体与大批发展中 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寻求投票权与份额占比的调整,以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 ② 在决策机制上, 没有试图颠覆现有的决策机制,只是对于席位不合理问题不 满, 希望推动决策机制代表性进一步合理与公平。在机制融资问题上, 随着部 分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他们能够也理应为IMF的正常运行贡献更大的力 量。扩大融资规模,重新分配SDR,提高IMF在处理金融危机与推动经济复苏 的能力。为了让IMF的定值货币篮更具代表性,至少应该将中国的人民币、俄 罗斯的卢布、 印度的卢比、 巴西的雷亚尔等新兴大国货币包含进来。 ③在贷款问 题上,金融危机暴露出IMF在贷款机制上的僵硬,部分国家需要大规模贷款或 不符合贷款资格而无法获得贷款。 因此, 这些改革需求目的在于寻求在遵守现 有规则的情况下弥补制度漏洞, 均属于程度较小的变革目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弹性
IMF作为美国延续其美元本位制的核心金融机构,议题特性较紧张,主导 国否决能力强,制度弹性相对较低。
首先, 议题高网络性与高进入门槛决定了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域特性较为紧 张。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领域具有较高的网络效应,属于国际收支贷款④,为收 支失衡国家提供短期贷款成为浮动汇率时代IMF的主要职责⑤。这种高网络效应 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机制的维持与运行需要强大有力的经济霸主。有 意愿且有能力的经济霸主才能使基金组织具有可信性与可靠的执行能力。第
①中国经济时报: “ 南非入盟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增重”,2010年12 月 29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29/10009179374.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25 日。
②《G20财长会议最终公报》《国际财经时报》,2009年9月7日,http://www.g20.utoronto.ca/cn/docs/cn- g20-2009-0905.pdf, 访问时间:2021年6月 30日。
③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 2009年3月23日, http://www.gov.cn/govweb/gzdt/2009-03/23/content_1266412.htm, 访问时间:2021年11月 2日。
④杨雪峰: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 《国际关系研究》 , 20 1 3年第4期,第9 9 页。
⑤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一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1期,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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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广泛的成员国参与,共享信息与交流专业知识。 随着国 家之间经济交往不断紧密, 资本市场联结不断加深,国际危机也具有较强传染 性, 许多看似无关的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①第三, 借款国在借贷时需要接受涉 及国内政策的贷款附加条件,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 因此在国际收支贷款领 域内的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建立在一套具有普遍性的集中规则的基础上。 ②
货币基金组织领域的高进入门槛也同时导致机构的改革受限。在国际收支 贷款领域内,新国际收支组织必须且有能力在发生重大金融危机时调动大量贷 款。③所以除非国家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否则难以迅速调动巨额的资金。同 时, 由于国际收支贷款领域内的合作有可能涉及到一国国内政策制定,而国际 无政府特性也使得合作的信任缺失,各国往往不愿意分享有关本国经济情况的 敏感数据, 因此新合作的尝试举步维艰。 基于上述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 国际收支贷款领域内创建新制度,制度建立成本很高,制度进入门槛也相对较 高。
高网络性与高进入壁垒意味着国家难以通过外部创建的方式对国际制度进 行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面临更少的领域竞争,不满制度安排的成员国 谈判筹码较少。国家如果对这种制度产生不满,只能通过在原制度内提出改革 的方式实现。而制度主导国在现有制度内处于获益的状态, 因此对制度改革的 回应动机也并不强烈,变革方推动制度的变革也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作为IMF的主导国,美国行使否决权的可能性大,主导国否决权 大。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 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度敏感并拥有强大的 制度否决能力。④IMF制度的诞生与美国美元霸权相关联。美元成为世界通用货 币的地位通过《IMF协定》得以法律上确认。美国主导建立的IMF在国际金融 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制度的双重属性也要求美国在制度设计之初对美元霸权
①Phillip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9, No. 2, 2015, p. 359.
②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98页。
③Secretary's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nual Report 20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9/eng/assets/pdf/imf-annual-report-2019-cn.pdf, 访问时间:2021年 11月 2日。
④朱杰进: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6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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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经济霸权的维护, 其协议的制定从根本上是有利于美国的。只要美元霸 权仍然存在,变革就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变革。
结合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目标来看,要求变革的重点集中 在IMF内部的份额与投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份额、投票权以及董事席位的改 革,同时针对IMF的贷款职能进行改革。①对于基本投票权的改革,其总数增 加,但在总投票权中的占比仍较小,新兴国家仍然无法打破美欧国家在投票问 题上的垄断。关于份额改革,新兴国家想要得到更多的份额占比, 必须对一些 发达国家的份额进行压缩。美国不断压缩欧洲国家的份额占比也引起欧洲国家 的反对与阻碍。而美国的份额占比即使经过几次改革, 仍然高达16.74%,始终 没有触及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力。 这种一票否决权能力不仅维护其在制度内的主 导地位,也能够牢牢控制制度变革进程。 一旦改革的提出触及美国的核心利 益,美国便极有可能行使其一票否决权,导致改革的搁置。
(三)小结
通过分析,变革方提出了变革目标较低的变革方案,但制度弹性也相对较 低, 其主导国否决能力强、制度领域特性较紧张。 因此, 如果主导国对制度变 革方案如果消极对待,则将导致变革方案被搁置。 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 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也同时逐渐恢复常态,体系改革的外部动力也逐渐减弱。 ② 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为解决危机而暂时放下观念分析与利益冲突,与各国一 道共同应对危机, 形成短暂利益共同体。但随着危机的远去,解决危机的迫切 性减弱, 短暂利益共同体内部矛盾也逐渐显现。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进一步巩 固其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霸权,美元体系下的外围国家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和美 元走强而重新获利,失去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求。③因此,美国对IMF改革 的支持降低,改革停滞。
①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第48页。
②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第51页。
③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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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高”型:2013-2016年IMF改革与新兴国家推动程序性改革
2012年被美国搁置的IMF改革最终于2015年12月被美国国会通过并批准 实施。为何被美国长期搁置该项变革方案在2015年前后获得通过?本文认为主 要与制度弹性在2013-2015年前后得到了提升有关。弹性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制度内主导国否决权下降, 议题领域变得相对宽松,制度弹性得以增加。 原制 度固有的制度漏洞未得到解决,改革受阻驱使求变国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尝 试其他制度变革方式,冲击IMF的制度合法性,成为一种推动改革的力量。
虽然金融危机给货币体系改革以外部压力,但该体系也尚未产生实质性的 变革, 固有的问题也并未得到实实在在地解决。 ①国际货币制度的其他三大核心 内容, 即本位货币、 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改革进程缓慢。 ②该体系中仍然存在美元霸权垄断、 汇率波动与失调以及国际货 币组织低效的问题。 即使美国行使否决权, 暂时阻碍了求变方的变革方案,但 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只要问题仍然存在,求变国仍然会 寻求其他方式进行改革。
IMF内部变革的停滞并没有阻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 系中进行更多的改革尝试,而这些颇有成效的改革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这种变革虽然未直接冲击美国在IMF制度内部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改革不免冲 击美国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IMF的改革受阻削弱其合法性基 础,IMF制度的运行也将陷入困境。
(一)IMF改革受阻与制度外变革实践
在IMF改革遇阻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进行了颇 多有益的尝试与努力。 首先针对本位货币美元垄断的问题上,中国加快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人民币双边互换网络,加入SDR货币篮子,进行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元通过充当储备货币与事实本位货币的方式形成了新美
①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第52页。Edwin M. Truman, “G-20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 Evalua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PB11-19, 2011.
②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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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循环。①在这个循环中,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积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并 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进行投资的方式将美元再流回美国市场, 形成美元流动与 循环。 这是美元依然位于体系核心位置并具有特权的重要原因, ②并最终导致国 际货币失衡。 这种特权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 给中国带来了货币升值 压力、外汇储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威胁。 ③
为应对威胁, 人民币开始其国际化进程。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尝试 通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方式, 逐步在跨境贸易中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双 边本币互换机制成为修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应对各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方法。 ④ 中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排他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叠加,对作为事 实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产生功能替代效应。 ⑤也实现了对旧国际货币制度的制度 叠加, 增强了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制度内部的国家稳定性,也提升了新兴国家 在制度内部的话语权。
表3.3: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一览表
序号 国别 协议签署时间 序号 国别 协议签署时间
1 韩国 2009.4.20 17 巴西 2013.3.26
2 马来西亚 2009.2.8 18 乌克兰 2012.6.26
3 白俄罗斯 2009.3.11 19 英国 2013.6.22
4 印尼 2009.3.23 20 匈牙利 2013.9.9
5 阿根廷 2009.4.2 21 阿尔巴尼亚 2013.9.12
6 冰岛 2010.6.9 22 欧央行 2013.10.8
7 新加坡 2010.7.23 23 瑞士 2014.7.21
8 新西兰 2011.4.18 24 斯里兰卡 2014.9.16
①谢晓光、周帅:《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的演变: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程视角》,《当代亚 太》,2015年第1期,第131—155页。张发林:《全球货币治理的屮国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8期,第96—126页。
②Benjamin J. Cohen and Tabitha M. Benney, “What Does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ally Look Lik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5 (October 2014), pp. 1017-1041; Jonathan Kirshner, “Same as It Ever Wa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③何帆、张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财经问题研究》, 2005年第7期,第32—37 页。
④张发林:《全球货币治理中的中国效应》,第110页。
⑤张发林:《全球货币治理中的中国效应》,第108-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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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乌兹别克斯坦 2011.4.19 25 俄罗斯 2014.10.13
10 蒙古 2011.5.6 26 卡塔尔 2014.11.3
11 哈萨克斯坦 2011.6.13 27 加拿大 2014.11.8
12 泰国 2011.12.22 28 苏里南 2015.3.18
13 巴基斯坦 2011.12.23 29 亚美尼亚 2015.3.25
14 阿联酋 2012.1.17 30 南非 2015.4.10
15 土耳其 2012.2.21 31 智利 2015.5.25
16 澳大利亚 2012.3.22 32 塔吉克斯坦 2015.9.3
图标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整理自制
 
中国也开始提倡鼓励在境内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方式推动人民币成为投资 货币与推动人民币纳入SDR的方式增强人民币的储备货币特性。人民币作为支 付货币的排名不断上升。①2011年G20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正式同意调整 SDR 篮子货币以体现各国货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2016年, 人民 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成为历史上首个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新兴经济体 货币, 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为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提 供示范效应,推动了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发展。 人民币被纳入货币篮子也给陷 入改革困境的IMF增加了新的动力。
①SWIFT: RMB Tracker https://www.swift.com/our-solutions/compliance-and-shared-services/business- intelligence/renminbi/rmb-tracker/rmb-tracker-document-centre?category%5B0%5D=168941&page=2, 访问时 间:2021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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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自制。
其次,为应对国际货币组织低效问题,中国通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以及立与运行新开发银行的方式,推动新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与新兴国家 的利益需求相耦合。要让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更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 必 须寻求更重大的制度创新。与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政策框架的世界银行 等多边开发银行不同,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开辟新国 际发展理念和新国际发展范式。②亚投行成员国分布广泛,不搞“俱乐部”。这 一批新兴援助国在项目的侧重领域、政治附加条件、长期结构调整、干预受援 国内展范式等方面都与传统的援助方式有所差异。③新制度的成功成立与运行都 对以美欧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产生了倒逼改革的力量。
①SWIFT: RMB Tracker https://www.swift.com/our-solutions/compliance-and-shared-services/business- intelligence/renminbi/rmb-tracker/rmb-tracker-document-centre?category%5B0%5D=168941&page=2, 访问时 间:2021年11 月2日。
②徐佳君:《新型的援助附加条件?——评析世界银行绩效导向的援助分配政策》,《国际政治研究》, 2012年第3期,第24—36页。
③庞珣:《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 5期,第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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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与新兴国家解决方案
牙买加货
币体系 本位货币 汇率制度 制度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手段
主要特征 美元为主的多元化货币
体系 多种汇率制度并存 汇率与利率调节,辅以IMF、世界银
行等多边机制进行协调
主要问题 美元垄断,主权货币国
际化困境 汇率波动与汇率失
宏观经济失调,组织低效、代表性
不足
新兴国家
解决方案 SDR —篮子货币的扩 充,加入更多新兴国家 货币,形成多元化货币 在IMF内部进行份额与投票权改革 解决机制代表性不足问题;创建新 多边开发银行与新危机应对机制
图表来源:图表自制。
 
(二)制度外变革实践与制度弹性上升
新兴国家的改革实践降低了主导国否决能力,制度弹性上升, 倒逼组织改 革。
首先,新兴国家的改革实践降低了主导国的否决能力。新兴国家对国际货 币体系的改革实践为自身积累了一定的制度变革经验,提升其在货币体系内部 的相对权力, 外部选择优势的形成增强了新兴国家对现有制度的影响力。而制 度内存在的诸多否决点与制度漏洞直接冲击了制度的合法性。金融危机之后, 美元霸权的存在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潜在危机,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IMF未 能发挥其有效性,加重IMF合法危机,冲击美国在制度内的霸主地位。国际制 度变革的谈判本质上是高层次政治博弈。新兴大国通过有吸引力的外部行为, 逐步建立可信的外部选择,求变方谈判筹码增多, 给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带来 负外部性, 从而影响该组织或机制的决策。
外部选择是指在某一议题或领域,大国在现有制度框架外的行动收益至少 不低于其在机制内的制度收益。①对于求变国来说,可信的“外部选择”为改革
①Randall W. Stone, “Informal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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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制度提供了重新分配影响力的杠杆,①。当“可信的外部选择”能够为其他 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更多解决问题的渠道增加获益时, 这些国家更倾向于参与新 制度,减少对原制度的支持与参与程度, 原制度的制度合法性降低。 原制度主 导国及其他主导成员国不得不让步于求变方的偏好以保证原有机制的稳定运 行, 从而导致主导国的否决能力随之降低。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通过形成可信的“外部选择” , 增加了其改革 制度的筹码。虽然这些实践都没有建立IMF的替代性组织,随着改革成效也逐 渐显著,具有更合理机制安排与权力分布的制度得到更多伙伴国的支持。全球 货币治理体系是由与货币治理相关的多个体制所形成的一个相对松散的整体。 ② 相关体制由于问题领域具有相关性而相互关联。进而冲击美国在整个国际货币 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 这些制度改革的实践使议题领域变得更为宽松。国际收支贷款领域 属于高网络效应与高进入门槛的紧张议题领域。但随着新兴国家不断的努力, 形成“可信外部选择” ,使其表现为对原机制的相对不依赖, 其重要性也随之 降低。③制度其他参与国将新制度作为当前合作的替代品,国家得以在一系列平 行制度中挑选收益最高的制度开展行动。此时,制度参与国倾向于在单一普遍 的国际制度中进行合作的想法被打破,高网络效应得到降低。同时,面对受阻 的改革尝试与刻不容缓的变革进程,高昂的建制成本不仅无法成功阻碍建制的 实践, 反而可以加强“外部选择” 的可信性,向世界传达变革制度的信心与决 心, 从而增添求变国的交涉筹码, 逼迫制度主导国的让步。
综上所述,主导国否决能力的降低与制度议题领域的相对宽松增加了 IMF 的制度弹性。2015 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国会准许该项改革的实 施。在这次IMF变革后,治理结构得到优化,份额比重与投票权分配显著调
①刘宏松、刘玲玲:《威胁退出与国际制度改革:以英国寻求减少欧共体预算摊款为例》,《世界政治研 究》,2019年第1期,第77页。
②Robert O. Keohane and David G. 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 and Politics, Vol.9, No.1, 2011, pp.7-23.
③Phillip Y.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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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新的份额分配公式也被采纳, 更有利于经济成长得相对较快且市场汇率明 显低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①
(三)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 虽然新兴国家的变革目标较低,主要集中在份额变革问题 上,但在2006年至2012年的IMF变革中其制度弹性较低,制度变革进程受 阻。改革受阻后,新兴国家并没有放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IMF之外 进行了多种改革的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 获得更多共识。而恰恰是这些实践 冲击了该组织的合法性。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之下,美国亟需通过变革获得更广 泛的国家支持,提升制度合法性, 因此制度弹性在一定程度得到提高,最后新 兴国家成功推动了程序性变革。
三、“高-高”型:G20机制升级与欧盟推动制度性改革
国际战争和国际危机是导致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两个根本性因素。 ② 金融危机打击了传统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 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既有治理体系的 怀疑与反思。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开始发生从七国集团向 二十国集团的过渡,二十国集团(G20)迅速从部长会议层次提升到首脑会议层 次, 其重要性逐渐显现。 2008年11月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 拉开了国际 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序幕。
(一)欧盟与新兴国家制度变革程度
为应对危机,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对G7的改革。按照萨科 齐的构想, 先举办八国(七国集团与俄罗斯)首脑会议, 然后再举办八国与中 国、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十四国扩大会议, 会议将在纽约举行。 ③最后,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同意了举办更多成员国参与的国际峰会的提议,决定举办二 十国集团峰会。
① 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 期, p.128.
②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屮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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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G7的变革可以说是变革程度较高的变革。首先,制度求变国的变革能力 高。推动G7改革的求变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国家主要包括原机制主要参与 国,以法、 德、 日等国为主要代表,经济实力雄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欧盟的GDP达到了成立以来的最巅峰,达16.2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49%。 它们长期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内占据较大的话语权,深度介入全球经济治理的 规则建设, 把握全球经济发展方向。通过设置议题,提出建议,制定规则,并引导 相关国际协调机制按照七国集团的规则进行决策。 ①第二类国家包括中国、 印 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G20中,包含11个发展中国 家, 其中包括以中国为核心的金砖国家,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三大经济体以及 地处欧亚非三洲枢纽位置的穆斯林国家。 这些国家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的增 长率贡献较大。从具体数值上看,2008年,中国GDP是4. 59万亿美元,印度 1.2万亿美元, 俄罗斯1.66万亿美元, 巴西1.7万亿美元, 南非0.29万亿美 元,五国总GDP是9. 4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4.81%。②而穆斯林集团内部如沙 特也被称赞为“G20近年经济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其2008—2012年 国 民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③金融危机的应对不能离开新兴国家的参加, 国际经济体制重组也不能离开发展中国家的参加。
其次, 整体上看变革目标较高。第一, 此次变革进行了规则创新的实践。 从整体运行理念上看,新兴国家通过发展实践和自身诉求,提出了“公平、 均 衡、 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原 则” 等全球治理理念, ④挑战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 理念。 从具体领域内规 则看,G20峰会自建立以来就将金融监管作为其制度发展重点。⑤重点举措包括 发布《巴塞尔协议三》,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标准的一致性,对所有经济 体开展金融稳定部门的评估与同行审议。同时发布新的评级标准,对相关金融 产品采取强有力的谨慎评级。第二,此次变革促进了经济秩序的转变。 从理论
①徐凡:《G20机制化建设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第46页。
②Real GDP growth, 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OEMDC/ADVEC/WEOWORLD, 访 问时间:2021年12 月 25 日。
③http://sa.mofcom.gov.cn,屮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 Arab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 published by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访问时间:2021年12 月 25 日。
④陈德铭:《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4页。
⑤陈德铭:《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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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变迁的内在逻辑在于权力结构变迁导致了旧制度不能满 足国际合作的需要,新制度因此得以创建。①此次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机制的升 级, 它更代表着金融治理体系开始发生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过渡,代表 着新旧力量之间的相对变化, 权力分布格局发生明显改变。
在改革过程中,以德国等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推动机制升级,通过更加开 放和广阔的合作平台, 缓解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同时基于北约与美国的联 系, 积极寻求增强国际影响力。以巨大的欧洲市场与经济实力作为依托推动全 球治理朝向多极、均衡平等的方向发展。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内的 地位发生明显变化。2009 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同意将其作为金融治理与全 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舞台, ②标志着对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权力转移给予了制 度化确认。③英国《金融时报》曾对二十国集团进行评价,认为“在全球危机的 这一关口动用二十国集团是一个明确的迹象, 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 。 ④
(二)G7机制制度弹性 七国集团的制度弹性在金融危机后较高。高的制度弹性来源于主导国否决 能力较低,以及制度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首先,制度进入门槛较低。G7制度由于其相对松散的制度组织,以及巨大 的的制度缺口,给变革G7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七国集团的最大特点是通过相互 协调形式的“软制度” 方式进行治理与协调。 ⑤七国集团的制度化水平并不高, 没有形成常设机构, 会晤议题涉及广泛议题数量大, 无法根本上制约国家间的 政治博弈行为。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不存在让渡主权的强烈要求,也不限制国 家间行动的自主性,国家在行动自主性上所受的约相对较小。 ⑥
制度缺口太大也进一步降低制度进入门槛。G7在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过程中 始终表现出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 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 巴西财政部长曼 特加曾表示“类似七国集团这样的机制根本没有能力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并
①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一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第147页。
②G20官网:“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译文)(2009年9月25日)”,2015年11月6日, http://www.g20chn.org/hywj/lnG20gb/201511/t20151106_1229_2.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2 月 25 日 。
③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第147页。
④Quentin Peel, “A Wider Order Comes into View,” Financial Times, April6 2009, http://www.ft. Com/CMS/s /
0/93e0fC7c-2242-11DE-8380-00144feabdc0.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 26日。
⑤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一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第148页
⑥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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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出解决办法。 ” ①在未处理好经济领域问题的情况下, 七国集团过快地将 机制关注范围扩展至政治、安全等其他议题, 降低了机制的可操作性, 增加了 机制运行的难度。而成员国间分歧的不断增加降低了七国集团的凝聚力, 催生 替代性制度。美欧之间在在金融业国际化、美元和欧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以及宏 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存在利益之争。 ②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围绕危机产生的缘由问 题进行了激烈争吵。 德国总理默克尔毫不客气的批评美国“贪婪、投机和管理 不善” 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 ③美国总统小布什也反击为何欧盟的严格监管并 没有成功应对金融危机, 双方始终僵持不下。 ④
表3.5:七国集团治理模式下主要的区域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时间(年) 受影响的主要地区和国家
拉美债务危机 1982—1983 拉美地区
英镑危机 1992 西欧地区
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1995 墨西哥
东亚金融危机 1997-1998 东南亚地区
俄罗斯金融危机 1997-1998 俄罗斯、波及欧美、拉美等地区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制度内主导国否决能力弱,主导国行使制度否决权的可能性较低。 冷战后美国始终在全球经济领域享有结构性的权力优势,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保持着主导地位。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美国作为主要 发起国于主要参与国,其无疑在G7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变革方案的实施 需要美国的同意也进一步体现出美国在七国集团中的地位。 七国集团机制运行 对制度主导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①新华网:《巴西财长认为西方七国集团不足以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11 月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 1/08/content_10326777.htm,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6日。
②陈德铭:《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0页。
③屮国新闻网:《分歧难合欧美展较量,争为20国集团峰会定调》,2008年11月15日, http://news.cctv.com/world/20081115/101210.s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6日。
④Andre Sapir and Guntram B. Wolff, Bruegel:《欧元区管理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及途径》,2016年2月 12日,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Euro-Area-Governence_chinese.pdf, 访问时间: 2021年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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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的霸权地位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盟国家不断增强与新兴经济 体的崛起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其主导权受到挑战。国际资本越发快速的跨国 流动导致了国际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经济协调的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①因 此,美国首要关切并不是谁来当世界霸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将世界拖出经济危 机的泥潭, 降低世界各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 ②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强进一步考 验着美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 ③但在 现有经济与金融体系内部却没有得到与之对等的制度话语权。在这样的改革压 力与权力格局变化之下,美国顺势而为, 接受对七国集团的改革,主动回应各 国的改革需求。
七国集团的变革, 从整体上看收益大,成本小。在收益层次,制度收益不 仅包含物质性硬权力收益,也包含软权力收益。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既有机 制已不再能满足金融治理的需要,美国的制度收益也相对下降。而G20则是旧 机制通过商讨与共识主动建立的一个新机制, 没有导致相关其他机制的消亡, 也没有对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权提出实质性的挑战, 西方发达大国仍 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保持着主导地位。不仅G8将通过自身调整继续存在,IMF 将在G20框架下扮演新的角色,就连法国等国家主张的G13或G14、一些美国 学者倡议的G2,也可能以某种形式得以保留或出现。④从制度成本的角度,面 对亟需进行的改革,升级二十国集团能够节约建制成本。二十国集团已经运行 将近10年之久, 已经形成了一套运行规则与机制,在体现代表广泛性的基础 上, 还能够节约建制成本,较好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和制度的有效性之间的平 衡。
美国在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升级的过程中,美国利用七国集团制度改革与 二十国集团机制升级的机会,在力量格局调整中占得先机。不仅回应了欧盟等 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改革需求,也维护了美国在制度内的主导权地位。 这不
①国际经合组织: 《新时代全球背景下的中国》, 2015年3月, https://www.oecd.org/china/china-in-a- changing-global-environment_CN.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 月 26 日。
②徐凡:《G20机制化建设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第96页。
③国家统计局:《地区格局悄然变化 增长动力略有增强——2013年世界经济回顾及2014年展望》, 2014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7_516899.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6 日。
④赵晓春:《G20峰会与世界新秩序的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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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有效遏制新兴市场自成体统,还可借此稀释俄罗斯在G8中的特殊地位。① 但由于成员国数量的增多,机制内部的小集团分化,各利益集团各自为战, 降 低二十国集团治理效率。二十国集团想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仍然需要长期 的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建设性利益磨合。 ②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七国集团带来巨大变革动力,二十国集团在短时间之内 迅速升级成为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主要机制。 这场制度改革的制度变革程度较 高,不仅进行了新规则的创建与应用, 还首次回应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治 理领域的代表权需求,新兴经济体首次以完全对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议题的 讨论之中。同时,G7这一制度由于其存在较大制度缺口,制度化程度较低,制 度进入门槛较低,制度变革领域相对宽松。 加之美国在变革中的制度否决权较 低,制度收益也使其行使否决权的可能性较低,制度弹性也相对较高。在这样 的情况下,制度求变方选择在制度内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的路径,以实现其 制度性改革的变革目标。
四、“高-低”型:亚投行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创建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推动了现有制度的改革,也推动了部分国家进行创建 制度的实践。 这里主要选取中国创建亚投行为主要案例。中国创建亚投行属于 包容性建制实践。
(一)制度变革目标与中国创建亚投行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植入世界银行, 用本国的战略利益来塑造优先事项和运营制度,世界银行逐渐偏离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需求。 因此,为推进世界银行的改革以及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①Alister Bull :“G20 in pole position as global recovery sought”,September 22, 200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g20-role-analysis-sb-idUKTRE58K45C20090921, 访问时间: 2021年12月 26 日。
②Jean Pisani-Ferry, Agnes Benassy-Quere, Rajiv Kumar: “The G20 is not just a G7 with extra chairs”, September 21,2009,https://www.bruegel.org/2009/09/the-g20-is-not-just-a-g7-with-extra-chairs/, 访问时间: 2021年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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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题,2016 年亚投行在北京正式开业。亚投行的创建属于变革程度较高的 制度变革。
首先, 从变革主体上看,中国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 发展动力强劲,国家实力大幅上升。2010年,中国更近一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较高的变革能力。 其次, 从对待规则的态度上看,中国尝 试进行规则创新。
亚投行在治理原则上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银行有所不同。本着求同存 异的原则,中国发展出以经济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导向的国际制度 创建,在提高新兴国家地位的同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新秩序。亚 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创办的以政府间性质为主要特征的的亚洲区域内的 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更多地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 突出公益与公 平。亚投行在其投票机制与运作程序上也能够更好地兼顾内部成员国的利益,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亚投行的决策都需通过进行投票表决达成。 股份投 票权由各成员国持有股份份数确立,以GDP为唯一标准分配份额的股本认缴方 式。 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三种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全体成 员的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高于IMF改革后确定的5. 502%。而发展中 国家整体的投票权高达 70%以上。
在规则的应用上更多关注世界银行所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贷款领域逐渐聚焦至减贫制度老领域, 贷款形式从传统 项目投资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减少了 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①亚投行在《银行协定》中直接点明其主要宗旨在于通 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 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 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②
综上所述,亚投行的创建与运行都进行了规则创新的尝试与实践,在治理 原则、运行规则与决策程序、规则的应用等当面都与世界银行存在一定的差 异。可以看出,创建亚投行属于变革程度较高的变革实践。
①朱杰进: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6期,第103页。
②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彳亍协定》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basic- documents/_download/articles-of-agreement/basic_document_chinese_bank_articles_of_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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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银行制度弹性
从主导国否决权上看,主导国的否决权较高,对于不符合主导国利益的规 则创新, 其否决权行使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全球重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几乎都 被欧美主导。美国在战后主导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以此实现了美元霸权与满 足其利益的鼓励金融秩序。同时主导创建了世界银行与IMF等组织,在国际金 融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美国通过这些制度捍卫美国的金融霸权, 捍卫美国的 制度主导权, 维持对制度的较高影响力。
美国对于世界银行具有绝对的主导权, 这表现在世银的对外援助资金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美国、行长历代都是美国人以及美国现实拥有的“一票否决 权”。这种机制安排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该组织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能够 推动或组织机制的运行。 因此,对于世界银行来说,机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 高。对于触及美国核心利益问题时,美国频繁使用其否决权, 其制度霸权难以 撼动。美国在世界银行内高份额占比与高投票权不仅为维持美国在该组织内部 国家地位而服务,也承担着维护美国于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核心地位的政治使 命, 因此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相对较高的的敏感性。美国在世界银行 内具有较高的制度否决权,对任何可能危及美国制度主导权的变革都有可能行 使其否决能力, 阻碍新兴国家推动世界银行的改革。
由于变革方的制度变革程度相对较高,但主导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 因 此在现有制度内进行改革易引起主导国的反对,制度变革阻力较大, 因此求变 方倾向于在现有制度外通过创建新制度的方式推动制度变革。
(三) 议题领域宽松与中国包容性建制实践
纵观各国制度变革实践与相关经验,国家可以通过创建包容性制度或排他 性制度两条路径实现新制度的创建。 由于制度议题领域的差异性,国家在创建 新制度时采取的策略以及最终制度的成果也有所不同。 包容性制度或排他性制 度这两条路径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成员国范围以及制度间关系上。
在议题领域较为紧张制度之下, 如果求变方对变革的需求十分急切, 仍然 会选择建制的变革路径,通过建立新制度的方式寻求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变革 由于对主导制度的冲击较大, 因此建立外部制度的难度更大, 原制度内主导国 的压力与阻碍也会更大。 因此求变方会更加谨慎,通过建立成员国范围较小的 56
地区性组织的方式,减少对原制度的直接冲击, 增强变革可行性。以欧洲创建 欧洲稳定机制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危机上的局限性表明货币基金组 织改革的紧迫性,但制度弹性较低迫使欧盟寻求机制创建的方式进行变革。欧 盟建立欧洲稳定机制为欧债危机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欧洲稳定机制的成员国 以欧盟国家为主,是一种地区性金融制度安排,主要面向欧元区 17个国家,对 陷入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贷款援助,①属于排他性的建制实践。通过排他性 建制的路径,在成员国组成上排斥其他域外国家的参与, 控制新制度的影响范 围与减少制度冲突,可以增加创建制度的可行性。同时, 由于其在创建制度的 过程中对对原制度的规则冲击相对较大, 因此制度间竞争与冲突的预期更大, 机制的成立于运行也更易受到重重阻碍。
但在议题领域相对宽松的制度之下, 原制度内改革的受阻易催生求变国向 外建制的实践。制度领域相对宽松,建立外部新制度将变得容易, 原主导国阻 碍制度创建的意愿与能力也相对有限,制度建设将更加顺利。 因此,求变方在 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 会变得更加进取,在成员国范围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而亚投行的创建正是基于相对宽松的议题领域。在成员国范围上,亚投行邀请 了世界上接近60个国家参与, 包括20个域外国家,同时兼顾了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的制度领域特性相对宽松, 网络效应较小,进入门槛也相对较 低。世界银行的政策领域属于多边发展融资领域,而多边发展融资领域款领域 具有相对较低的网络效应。②第一,发展融资领域对借贷国的要求较宽松。在国 际发展援助领域, 一个拥有充足外汇储备的强国便具有了提供发展贷款的能 力。第二,发展融资领域在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只要求信息共享与专业知识的提 供,但对参与成员国的广泛性不做过多要求。只需要在提供发展贷款时借贷国 邀请专家进行项目评估与审核。第三, 借款国在借贷时不需要附加条件, 借贷 国也不需要严格进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较低的政治敏感性。 这些特性 使得多边发展融资领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而是由诸多相互独立的多
①谢世清、郏雨薇:《欧洲稳定机制(EMS)的运作及其评价》,《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4 页。
②Phillip Y.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 p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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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开发机构构成,共同构成竞争性和碎片化的多边发展融资架构。 ①新制度建立 不会导致整个多边融资体系发生系统性的影响, 其网络效应较低。
在进入门槛上,多边发展融资领域的进入门槛不高。 一个国家创建新的开 发银行需要两方面的资源:一是美元外汇储备作为银行的资本金;二是对外提 供贷款的经验。 因此,创建替代多边开发银行相对可行,成本较低。 因此,低 网络性与低进入壁垒意味着国家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外部创建新制度的方式对国 际制度进行变革。国家如果对这种制度产生不满,可以通过创建新制度的变革 路径推动制度变革。
表3.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领域特性对比
组织名称 制度领域 网络特性 进入门槛 领域特性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 国际收支贷款领域 网络外部效应高 进入门槛高 紧张
世界银行
( WB) 国际发展贷款领域 网络外部效应高 进入门槛较低 宽松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四)总结
国际金融危机后, 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存在的制度漏洞逐渐显现。中国世界 银行的改革提出了较高的变革目标。但由于美国主导下,制度内主导国否决权 相对较高,制度弹性相对较低。 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银行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变革,但从整体上看, 这些改革并没有能够顺利实施。 一方面,美国仍牢 牢把握着对这些组织的主导权,同时美国也对不符合其利益的改革一再拖延, 改革进程受阻。 因此中国只能通过建制的方式,在弥补世界银行制度漏洞的基 础之上, 倒逼世界银行进行跨度较大的制度改革。面对不同的建制路径, 基于 多边发展融资领域议题领域性较为宽松,中国最终选择创建在成员国与制度机 制上都具有包容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① 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 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2期,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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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了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之下,对现存国际 制度不满的求变国如何推动国际制度变革,为何选择不同的变革路径?根据本 文的研究,求变方的变革程度的大小与制度弹性的高低导致了国家推动制度变 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差异。展望未来, 随着国家间权力进一步转移,国际制度 变革仍在继续, 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制度竞争, 因此对变革路径的研究仍然具 有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研究结论
金融危机后,制度变革成为常态,制度变革路径的选择与求变方的变革程 度以及现有制度的制度弹性相关联。 随着中国的崛起,对制度话语权的需求也 逐渐增多,通过国际制度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需求也不断上升。 加之全球治理陷 入困境,制度运行陷入阻滞,中国可以在国际制度变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承担大国 责任, 彰显大国 风采。
(一)国家推动经济制度变革路径差异逻辑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之下,在制度内利益受损的变革方纷纷提出自 己的制度变革方案,选择不同的变革路径推动制度的变革。国家在不同的制度 领域内均提出了变革要求,国家选择的变革路径也存在显著差异。
从整体上看,国家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主要有改革现有制度与创建新 制度两种路径,而改制又可以根据制度改革要素划分为程序性改革与制度性改 革,创建新制度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包容性建制与排他性建制。程序性改制与 制度性改制的差异在于国家在推动制度改革时是否创建或应用了新的规则。 包 容性建制与排他性建制的也在成员国范围以及制度化水平上存在差异。国家策 略性地选择不同制度变革路径,推动制度的完善, 达成制度变革目标。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推动国家使用不同路径的主要变量是求变方的变革 程度与制度弹性。变革程度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变革能力,而一国的变革能力与
59 其国家实力紧密相连。具有较弱变革能力的变革方只能推动程度较低的变革, 而具有较强变革能力的国家根据其对待现有制度规则的态度判断其制度变革程 度。变革程度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深度。制度弹性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 的领域特性与制度内主导国的否决能力。 如果主导国的否决能力较低,则可进 一步根据制度特性判断其制度弹性。 如果制度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进入门槛 较低,则制度弹性较高,国家更倾向于在现存制度内推动改革。 如果主导国的 否决能力较强,则国家推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潜在阻力较大, 任何变革方案都 有可能招致制度主导国行使其否决权,制度弹性相对较弱,对现有制度改革困 难程度也较高,国家倾向于通过创建制度的方式推动国际制度的变革。求变方 在创建新制度的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其领域特性。 如果议题内部网络性 较高,进入门槛较高,则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谨慎的建制方式,新制度在成员国 范围上相对狭窄, 甚至排斥原制度主导国的参与,制度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如 果议题的网络性较低,进入门槛较低,则国家的建制尝试更加大胆与进取,成 员国范围上囊括更多成员国,制度化程度也将更高。
金融危机后, 引发了对制度治理效力不足的讨论,国家纷纷开始提出符合 本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变革方案, 掀起新一轮制度变革浪潮。通过对国家推动制 度变革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新一轮制度变革中,变革方不仅囊括在制度内利益 受损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许多在制度内相对获益的发达国家。 这 一轮制度变革主要针对国际经济制度内部。对于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说, 国家相对实力的上升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话语权与制度影响 力,制度地位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美国对现存制度的垄断与主导权也导 致部分发达国家的不满,纷纷提出变革。针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IMF内 投票权与份额的变革,变革程度较低,IMF由于美国在制度内部的绝对主导地 位,制度弹性也较低, 阻碍了改革制度的进程,改革受阻,改革方案也被搁 置。虽然IMF内部的改革方案受到阻碍,但现实问题的存在并没有阻碍这些国 家针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的进一步改革,而这些改革实践尤其是中国成功创建 亚投行的实践,打破了美国主导IMF的合法性基础,制度弹性相对上升,制度 改革方案也被重新推动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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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也降低了 G7机制的合法性基础,欧盟率先提出改革,给予 发展中国家平等身份,并在机制运行规则上提出创新规则, 属于变革程度较高 的变革。制度缺口过大导致制度合法性基础进一步,美国在制度内的主导权与 话语权的抗敌,制度弹性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与新兴国家顺利推动了 G7机制的改革与G20机制的升级,成功进行制度性改革。由于新兴国家推动制 度内改革进程受阻,面对代表性与治理能力不足的国际制度,提高新兴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话语权与影响力,通过应用新规则进行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 发展需求的机制建设成为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的目标, 属于变革程度 较高的变革。在制度弹性较低的情况下,求变方纷纷提出建制的改革方案。在 制度领域特性相对宽松的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国创建了成员国范围更广,制 度化水平更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推动包容性建制的成功。而在制 度领域特性相对紧张的国际收支贷款领域内,欧盟推动了地区性欧洲金融稳定 机制的创建,进行了排他性建制的实践。
(二)研究启示 随着全球治理问题的增多,治理机制的运转却陷入停滞, 亟需进行变革。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代表,在新一轮制度变革中发挥着带头 作用与示范作用。面对现存国际制度的不公问题, 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快速 崛起,国际社会也呼吁中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与制度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 为当今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国,中国也需要为自身发展营造更加有力的制度环 境,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作为支撑。 因此,中国 在国际制度变革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制度变革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变革国际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变革目标, 另 一个是变革路径选择。国际力量的变化促进国际制度的变迁,但国际力量的变 化并不自动导致制度变迁,需要崛起国与守成国间进行复杂且激烈的政治博 弈。国际制度也可能因此陷入制度竞争的局面,制度沦为国家间竞争的工具, 丧失了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选择何种变革路径时当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 要议题与现实难题。
61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国家在参与制度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 面的问题。首先, 从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上看,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可能会带来 国际制度的变革,国际规则的应用与发展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因此不必过分夸 大与担忧现今中国参与的国际制度变革,也不必将中国变革国际制度与“改变 现状”挑战国际秩序划等号, 更加不必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 视中国为国 际制度的破坏者。构建高效、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与代表性始终 是中国变革国际制度的目标。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治理挑战,中国始终坚持 多边主义,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
其次, 一国在参与国际制度变革的进程中,需要依据自身的国家实力提出 与之相匹配的变革目标。制度变革程度首先取决于一国的变革能力,而变革能 力与一国的国家实力以及其在变革领域内的领域优势挂钩。因此,在推动国际 制度变革的过程中, 针对不同的领域与议题,中国需要结合自身国家能力与实 际情况, 基于自身优势与需求,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变革目标。具体领域内的 制度变革难度不一,中国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此进行精准分析, 精准施策,避免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
同时,与中国是何种类型的国家相比,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与中国选 择的变革路径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变革的制度不同,主导国的否决能力也 不同, 议题领域的变革难易程度也不同。因此,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 还 需深入考虑美国在这一制度中的角色与作用, 考虑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制 度变革的弹性空间。中国可以优先考虑对主导国否决能力弱、制度领域特性较 宽松的制度进行改革,减少中美博弈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避免中美之间 陷入制度竞争的困境。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提出了一套关于国际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案例验 证。但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尚存有待改善之处,相关指标的衡量略显粗犷, 指 标的进一步细化存在一些问题。当前, 随着国际制度问题的不断显现,制度变 革仍在持续进行,对制度变革的路径研究在核心逻辑上仍能进一步得到更好的 验证,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进一步严谨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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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不足
通过对国际制度变革路径存在差异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制度求 变方的制度变革程度与制度弹性对制度变革路径的选择起重要作用。但本文仍 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在变量的衡量上仍有待改进。在进行变量衡量的过程中, 衡量变 革程度被细化为衡量国家的变革能力与国家对待规则的态度(国家是否进行规 则创新)。一方面,国家的变革能力仅仅与国家实力相联系, 衡量范围略显狭 窄。另一方面,国家在创建新规则的过程中,为了使新规则更好的应用与推 广,提高新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变革方往往将新规则进行包装,与旧规则相捆 绑,较难进行区分。在衡量制度弹性的过程中,主导国的否决能力主要依靠主 导国在制度内的份额占比与投票权进行衡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是定性研究,使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 法。但在变量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制度领域特性的划分往往需要与量化研究相 结合,而本文并未解释使用量化研究方法, 因此在特性的判断上可能存在误 差。
最后, 由于本文的研究时间框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路制度变 革,而该轮制度变革主要集中于国际经济领域, 因此本文选取的案例也集中于 经济领域,对安全领域的制度变革关注较少,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准确性也可能受到一定的挑战。同时,本文建立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 之下, 这意味着本文将美国视为制度的主导国与倾向于维持制度的一方。但现 实情况是,美国也开始出现了颠覆现存制度的行为, 因此本文理论框架的解释 对象也并不完善。
(二)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能够在核心逻辑的检验、研究方法的丰富上进行进一步完善。首
先, 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对核心逻辑进行更好的验证。本文的理论框架能否进 一步应用于安全制度的变革?如果美国推动国际制度变革,理论框架是否还具 有可行性与可信性?进行更多的文献与案例的搜集与整理, 继续寻求对因果逻 辑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增加一些定量的研究, 增加变 63
量衡量的准确性, 增加案例研究的普遍性,提高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力。最后, 本文仅仅研究了国家如何选择路径,但并未涉及到这些路径的效果衡量。国际 制度变革不仅需要研究使用什么样的路径进行制度变革,也需要分析这些变革 路径的效果如何,国家如何更有效地急性国际制度的变革。因此,对变革路径 的有效性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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